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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90年代初，面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严重挫折，面对中国现代化徘徊不前地局面以及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等，年近88岁高龄的邓小平亲赴南方视察，精辟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通过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兴起了当代中国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高潮，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理论与实践贡献。
[关键词]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现代化；贡献
一、引言
西方著名的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曾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原本领先国外的中国为何在近代的潮流中渐渐平庸并逐渐被西方超过，（科技史称为李约瑟之谜），究其原因不仅其本人无法找到充分的解释，中国的知识界和学术界对其进行广泛讨论的基础上；至今亦无法取得一致，但笔者认为中国现代化意识不足及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曲折是李约瑟之谜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早就已经意识到现代化的重要性，开始积极推进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始终发展迟缓，无法达到令人预期的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至90年代初，本应该是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受革命惯性思维、政治领域特别是思想领域的僵化，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仍然与期待的相差甚远；亟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来促进现代化的进程。时有88岁高龄的邓小平虽向往年一样前往南方过节，但是一场对中国现代化事业影响深远的南方谈话此时正在酝酿着。
二、现代化视阈下的“南方谈话”
2012年是南方谈话的20周年，在此之前的学术界关于南方谈话的研究一般多集中于其背景、内容及意义等方面的研究，对于南方谈话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巨大理论与实践贡献，学术界却没有给予太多关注。然而，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第一，从现代化的总体水平角度而言，90年代初我国的现代化水平仍然很低。1991年12月24日随着苏联的解体，持续几年的苏联、东欧政治剧变基本尘埃落定，近半个世纪的全球冷战格局基本结束，国际共产主义由此进入低潮阶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甚至著书《1999不战而胜》，预言共产主义在20世纪末将要彻底失败；同时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末来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而反观此时的中国，虽然实施改革开放已有十年的时间，但现代化水平不高，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着继续发展的巨大压力。早在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就曾指出“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1]同时邓小平在《总结经验，使用人才》一文中认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2]
第二，从经济现代化角度来看，有些人深受传统思维的影响，不能正确分析国内形势，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中共的高层领导都把阶级斗争看做主要矛盾，认为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凡事都得问一问“姓资”姓社，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这就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上，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如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等等，但深层次看这些原因严重妨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不得不提上日程。
第三，两种思想极端妨碍着现代化的进程。一种人局限于传统思维习惯的影响，不能正确的分析 国内形势，把阶级斗争看做主要矛盾，认为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凡事都得问一问姓“资”姓“社”。另一种思想则表现为对自由化思想的盲目崇拜，醉心于经济、政治的全盘西化。这两种思想对正在处于发展关键时刻的中国现代化事业而言都存在着巨大的危险。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对我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做了视察和调查研究，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三、南方谈话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贡献
（一）南方谈话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新理论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提供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南方谈话将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同90年代初的中国具体实际与国情联系了起来，形成了一系列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提供支持的新观点、论断。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等等，这些新的观点、理论表现了邓小平将马克思基本原理将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二）稳定是中国现代化的保障，发展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始终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要想顺利发展，就必须要处理好稳定与发展这一对具有统一辩证的关系。
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要坚持 “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稳是前提，现代化只有在稳定地基础上才有可能有发展，才能“闯”，才有可能实现发展。如何实现稳定？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要坚持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认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思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3]总之，邓小平认为现代化事业要想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必须要稳定。
另一方面，邓小平认为发展是现代化的必然途径。当然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稳定基础上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如果想要取得突破就必须要发展，特别是发展经济。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认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4]并且邓小平还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
（三）鼓励大胆试闯，打开现代化事业新局面
新中国的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长达30余年的时间中，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虽然已经起步，甚至一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54年9月周恩来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概念，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亦提到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若干问题。但是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在一种浮躁和动荡的环境中开启和蹒跚前进的，文革十年甚至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一度中断。
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其鼓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在南巡过程中多次提到，改革开放胆子要更大一点，勇于创新，敢于试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邓小平认为改革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5]并且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看准了，就大胆地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6]否则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
（四）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高屋建瓴
现代化是中国近代的两大主题之一，也是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开始，逐渐引进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很长的一段时间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一直遵循着西方的模式，试图以西化为目标。新中国的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内外因的综合权衡之后，决定以苏联的现代化模式为样板，先后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五计划、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决策来推进自身现代化；后来邓小平在观察东北三省的谈话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们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学习来的，已经不适应现代化了”。但是经验的不足及内外因素让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挫折。虽然学者普遍认为这时候中国已经开始了自己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如毛泽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但实际上纵观十年的探索，无不打上了苏联的身影，谈不上是中国特色的。而南方谈话不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发展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邓小平的谈话高屋建瓴、总览全局，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7]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久后，1992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了政治局全体会议，表示完全赞同邓小平的重要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召开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8]
四、结论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深刻地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根本经验，澄清了一些理论是非，搬掉了长期束缚在人们头上的“紧箍咒”，指明了干扰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错误倾向，极大地启迪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把我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方之行和南方谈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许还在迷茫中探索”，[9]总之，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长远的战略性指导意义,并且这种影响将继续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高屹.历史选择了邓小平[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386.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9.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1.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5.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7.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2.
[7] 高屹.历史选择了邓小平[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587.
[8] 齐鹏飞，温乐群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政治卷1949-200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500.
[9] 陈开枝，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135.
[关键词]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现代化；贡献
一、引言
西方著名的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曾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原本领先国外的中国为何在近代的潮流中渐渐平庸并逐渐被西方超过，（科技史称为李约瑟之谜），究其原因不仅其本人无法找到充分的解释，中国的知识界和学术界对其进行广泛讨论的基础上；至今亦无法取得一致，但笔者认为中国现代化意识不足及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曲折是李约瑟之谜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早就已经意识到现代化的重要性，开始积极推进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始终发展迟缓，无法达到令人预期的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至90年代初，本应该是中国现代化道路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受革命惯性思维、政治领域特别是思想领域的僵化，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仍然与期待的相差甚远；亟需要一场新的思想解放来促进现代化的进程。时有88岁高龄的邓小平虽向往年一样前往南方过节，但是一场对中国现代化事业影响深远的南方谈话此时正在酝酿着。
二、现代化视阈下的“南方谈话”
2012年是南方谈话的20周年，在此之前的学术界关于南方谈话的研究一般多集中于其背景、内容及意义等方面的研究，对于南方谈话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巨大理论与实践贡献，学术界却没有给予太多关注。然而，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第一，从现代化的总体水平角度而言，90年代初我国的现代化水平仍然很低。1991年12月24日随着苏联的解体，持续几年的苏联、东欧政治剧变基本尘埃落定，近半个世纪的全球冷战格局基本结束，国际共产主义由此进入低潮阶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甚至著书《1999不战而胜》，预言共产主义在20世纪末将要彻底失败；同时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末来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而反观此时的中国，虽然实施改革开放已有十年的时间，但现代化水平不高，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着继续发展的巨大压力。早在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就曾指出“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1]同时邓小平在《总结经验，使用人才》一文中认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2]
第二，从经济现代化角度来看，有些人深受传统思维的影响，不能正确分析国内形势，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中共的高层领导都把阶级斗争看做主要矛盾，认为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凡事都得问一问“姓资”姓社，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这就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上，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如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等等，但深层次看这些原因严重妨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不得不提上日程。
第三，两种思想极端妨碍着现代化的进程。一种人局限于传统思维习惯的影响，不能正确的分析 国内形势，把阶级斗争看做主要矛盾，认为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凡事都得问一问姓“资”姓“社”。另一种思想则表现为对自由化思想的盲目崇拜，醉心于经济、政治的全盘西化。这两种思想对正在处于发展关键时刻的中国现代化事业而言都存在着巨大的危险。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对我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做了视察和调查研究，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
三、南方谈话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贡献
（一）南方谈话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新理论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提供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南方谈话将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同90年代初的中国具体实际与国情联系了起来，形成了一系列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提供支持的新观点、论断。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等等，这些新的观点、理论表现了邓小平将马克思基本原理将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二）稳定是中国现代化的保障，发展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始终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要想顺利发展，就必须要处理好稳定与发展这一对具有统一辩证的关系。
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要坚持 “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稳是前提，现代化只有在稳定地基础上才有可能有发展，才能“闯”，才有可能实现发展。如何实现稳定？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要坚持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认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思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3]总之，邓小平认为现代化事业要想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必须要稳定。
另一方面，邓小平认为发展是现代化的必然途径。当然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稳定基础上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如果想要取得突破就必须要发展，特别是发展经济。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认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4]并且邓小平还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
（三）鼓励大胆试闯，打开现代化事业新局面
新中国的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长达30余年的时间中，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虽然已经起步，甚至一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54年9月周恩来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概念，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亦提到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若干问题。但是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在一种浮躁和动荡的环境中开启和蹒跚前进的，文革十年甚至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一度中断。
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其鼓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在南巡过程中多次提到，改革开放胆子要更大一点，勇于创新，敢于试验；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邓小平认为改革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5]并且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看准了，就大胆地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6]否则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
（四）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高屋建瓴
现代化是中国近代的两大主题之一，也是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目标。从学习西方的器物开始，逐渐引进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很长的一段时间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一直遵循着西方的模式，试图以西化为目标。新中国的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内外因的综合权衡之后，决定以苏联的现代化模式为样板，先后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五计划、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决策来推进自身现代化；后来邓小平在观察东北三省的谈话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们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学习来的，已经不适应现代化了”。但是经验的不足及内外因素让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挫折。虽然学者普遍认为这时候中国已经开始了自己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如毛泽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但实际上纵观十年的探索，无不打上了苏联的身影，谈不上是中国特色的。而南方谈话不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对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发展而言都是极为重要的；“邓小平的谈话高屋建瓴、总览全局，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7]邓小平南方谈话不久后，1992年3月，中共中央举行了政治局全体会议，表示完全赞同邓小平的重要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召开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8]
四、结论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深刻地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根本经验，澄清了一些理论是非，搬掉了长期束缚在人们头上的“紧箍咒”，指明了干扰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错误倾向，极大地启迪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把我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方之行和南方谈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许还在迷茫中探索”，[9]总之，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长远的战略性指导意义,并且这种影响将继续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高屹.历史选择了邓小平[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386.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9.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1.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5.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7.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2.
[7] 高屹.历史选择了邓小平[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587.
[8] 齐鹏飞，温乐群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政治卷1949-200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500.
[9] 陈开枝，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