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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修习的专业很有意思，人们时常要接触它，误以为自己对它了解很深，实则也有很多的误解。很多人觉得这门学科不需要门槛，会读中文、会写汉字就能无往而不利，但这样往往陷入窠臼而不自知。这门学科的方法和技艺决定了研究者只适合当侦探，去抽丝剥茧，还原曾经发生的事，但很多人，包括部分研究很深入的人，总想着去当法官，他们对道德有崇高的执念，拼了老命想要评价别人，想要力证自己的先进和优越。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曾言：拼了老命要评价别人，是这门学科的头号敌人。
这门学科不言而喻，就是“历史学”。
大部分的学科都是“观察、总结与归纳”的范式，像物理学是对物理世界的观察，而后论证出的一系列公式定理，这些公式定理可在相似的场景下复用。一门学科里许多学派的分歧，很多时候并非智识的不同或真理性的不同，很有可能只是观察视角的差异，“视角”本身，只是理解纷繁现实的一种粗略的尝试。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我们观察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的过往，几乎无所不包，那么也就不难想象其视角之多、观察点之多和结论之多了。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是，大家常常会倾向的一种历史解释方法：历史的辉格解释。
什么是历史的辉格解释？先释其义，“辉格党”是英国曾存在的党派，音译自“whig”，是在英国有强政治影响力的一个政党，是自由党的前身，该党大多信奉新教，因此也抱有着强烈的“进步”使命。而“历史的辉格解释”，源于20世纪30年代，英國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的论述：
1.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批评大于理解，意识形态凌驾在事实之上；2.将历史故事过分戏剧化，从而找到了一条过于“简洁”的历史讲述路径；3.怀有太多的热情来思考历史而非用理性判断来思考历史，这样很容易从研究历史中得出原本历史其实不能给予的东西（即穿凿附会和强行解释），简而言之，就是想做一个“价值判断”。
可能这些语言过于学术而不易明，我们逐个来看：
1.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批评大于理解，意识形态凌驾在事实之上。这个是非历史研究者、业余历史（故事）爱好者、厚黑学爱好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或者说最常有的倾向）：以现代人的道德，去评判古时人的道德，以现代人的想法，评判古时人的行为，并妄下断言。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像什么断言李鸿章是“卖国贼”，朱熹是个老淫棍、伪道学家，从而对这几个历史人物全盘否定。又或者是对于古代的历史发展，辉格式的历史学者会用自己脑海中构建的一个现代逻辑链条来串联和解释古代的历史。比如B制度取代了A制度，B制度又演化成了现在的C制度，那么B制度必然比A制度先进，而C制度又比B制度更加进步。
巴特菲尔德开宗明义：“所有的历史学研究都有转变为辉格式历史的倾向，因为所有历学家不可能真的从自身的时代中抽身而出。”但“学者可以努力从过去的角度来理解过去，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关于过去的问题”。辉格式的历史学者则喜欢告诉自己，他是为了现实而研究过去。这块其实我们的先辈可能更好理解，古人修史，很大程度是奉官家之命，“以资治乱，明兴亡”，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纯粹的历史研究不必尊此法。他们更多是在探求：为什么这段历史会成为这段历史，它自身的逻辑是怎样的，历史研究的贡献不在于证明人类文明是一个进步的过程，而在于说明这个进步过程是如何的跌宕起伏和乖谬背理，其曲折反复又是如何的波谲云诡而代价惨重。它也不在于说明进化的过程是一条奔向目标的直线，而在于展示历史局势是如何使这一过程误入歧途、偏离方向，但又是如何用难以置信的方式“返回”到我们当下“稳定”的世界。
2.“历史故事过分戏剧化”，这个也很好解释，有个笑话是“假如丘处机没有路过牛家村，那么现代社会的历史将会完全改写”。具体的笑话内容不再展开，大概就是“历史单因论”和“历史线性论”的整合，强调A必然导致B，B又必然导致C，或者强调某一人物对于历史的决定性作用。比如，常有的论断就是，假如没有A，就不会有后来的B。这里的A可以替换成秦始皇、汉武帝、项羽、刘邦、董仲舒、王阳明等任何一个历史人物；这里的B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我们不是说这些历史人物和他们后续的历史事件毫无关联，而是说，这些人物在当时的环境下，在当时的历史网络下，又为这个环境增添了一个限制的条件。
历史上的任何人物的任何行为，都是整个历史情境中的一部分，而每一个特定时刻，都是由整个情境决定着下一刻发生的全部事件。要想理解这个行为，就要复原这个行为与其他事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将其置入“历史的语境”之中，而不是线性地理解为，没有A，就没有B。新的社会、新的观念转折往往是非常古怪、隐晦和难以理解的，这是人类社会各种互动和冲突所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发现这些转折恰恰是历史研究的任务和荣耀。但在辉格式的通史叙述中，我们往往看不到这些复杂的动因，一切都简化为极易理解的线性发展。
3.最后，巴特菲尔德强烈批判的是，历史研究中代入了太多主观的道德价值判断。道德判断影响叙述，这和中国古代的历史传统很相似，“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历史学家的角色不是去做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他的任务应当是描述、还原，像一个侦探一样，还原“案发现场”。去“评判”，从来不是历史学的本质问题。
因此，巴特菲尔德强调：“历史学的职责与其说是在讲述故事，为揭示谁对谁错，不如说是在展现人们是如何彼此不同。”
但是，辉格史观并非全无可取之处，热情和激情给了历史研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历史不能是干巴巴的数据和史料，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可能需要警惕的不是那些对历史的偏见或历史学家的偏见，而是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让人无法辨识其偏见的叙述。偏见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只要这种偏见建立在坚实的历史材料基础之上，也是一种历史意义。
而给我们的借鉴则可能是，不要把历史研究看得太过于低门槛，不要对历史现象选择性的漠视，因为很多我们已知的结果，会影响我们对过程的认识，而不断破除这些“理所当然”的认知，就是历史学的乐趣所在。
这门学科不言而喻，就是“历史学”。
大部分的学科都是“观察、总结与归纳”的范式，像物理学是对物理世界的观察，而后论证出的一系列公式定理，这些公式定理可在相似的场景下复用。一门学科里许多学派的分歧，很多时候并非智识的不同或真理性的不同，很有可能只是观察视角的差异，“视角”本身，只是理解纷繁现实的一种粗略的尝试。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我们观察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的过往，几乎无所不包，那么也就不难想象其视角之多、观察点之多和结论之多了。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是，大家常常会倾向的一种历史解释方法：历史的辉格解释。
什么是历史的辉格解释？先释其义，“辉格党”是英国曾存在的党派，音译自“whig”，是在英国有强政治影响力的一个政党，是自由党的前身，该党大多信奉新教，因此也抱有着强烈的“进步”使命。而“历史的辉格解释”，源于20世纪30年代，英國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的论述：
1.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批评大于理解，意识形态凌驾在事实之上；2.将历史故事过分戏剧化，从而找到了一条过于“简洁”的历史讲述路径；3.怀有太多的热情来思考历史而非用理性判断来思考历史，这样很容易从研究历史中得出原本历史其实不能给予的东西（即穿凿附会和强行解释），简而言之，就是想做一个“价值判断”。
可能这些语言过于学术而不易明，我们逐个来看：
1.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批评大于理解，意识形态凌驾在事实之上。这个是非历史研究者、业余历史（故事）爱好者、厚黑学爱好者最容易犯的错误（或者说最常有的倾向）：以现代人的道德，去评判古时人的道德，以现代人的想法，评判古时人的行为，并妄下断言。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像什么断言李鸿章是“卖国贼”，朱熹是个老淫棍、伪道学家，从而对这几个历史人物全盘否定。又或者是对于古代的历史发展，辉格式的历史学者会用自己脑海中构建的一个现代逻辑链条来串联和解释古代的历史。比如B制度取代了A制度，B制度又演化成了现在的C制度，那么B制度必然比A制度先进，而C制度又比B制度更加进步。
巴特菲尔德开宗明义：“所有的历史学研究都有转变为辉格式历史的倾向，因为所有历学家不可能真的从自身的时代中抽身而出。”但“学者可以努力从过去的角度来理解过去，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关于过去的问题”。辉格式的历史学者则喜欢告诉自己，他是为了现实而研究过去。这块其实我们的先辈可能更好理解，古人修史，很大程度是奉官家之命，“以资治乱，明兴亡”，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纯粹的历史研究不必尊此法。他们更多是在探求：为什么这段历史会成为这段历史，它自身的逻辑是怎样的，历史研究的贡献不在于证明人类文明是一个进步的过程，而在于说明这个进步过程是如何的跌宕起伏和乖谬背理，其曲折反复又是如何的波谲云诡而代价惨重。它也不在于说明进化的过程是一条奔向目标的直线，而在于展示历史局势是如何使这一过程误入歧途、偏离方向，但又是如何用难以置信的方式“返回”到我们当下“稳定”的世界。
2.“历史故事过分戏剧化”，这个也很好解释，有个笑话是“假如丘处机没有路过牛家村，那么现代社会的历史将会完全改写”。具体的笑话内容不再展开，大概就是“历史单因论”和“历史线性论”的整合，强调A必然导致B，B又必然导致C，或者强调某一人物对于历史的决定性作用。比如，常有的论断就是，假如没有A，就不会有后来的B。这里的A可以替换成秦始皇、汉武帝、项羽、刘邦、董仲舒、王阳明等任何一个历史人物；这里的B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我们不是说这些历史人物和他们后续的历史事件毫无关联，而是说，这些人物在当时的环境下，在当时的历史网络下，又为这个环境增添了一个限制的条件。
历史上的任何人物的任何行为，都是整个历史情境中的一部分，而每一个特定时刻，都是由整个情境决定着下一刻发生的全部事件。要想理解这个行为，就要复原这个行为与其他事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将其置入“历史的语境”之中，而不是线性地理解为，没有A，就没有B。新的社会、新的观念转折往往是非常古怪、隐晦和难以理解的，这是人类社会各种互动和冲突所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发现这些转折恰恰是历史研究的任务和荣耀。但在辉格式的通史叙述中，我们往往看不到这些复杂的动因，一切都简化为极易理解的线性发展。
3.最后，巴特菲尔德强烈批判的是，历史研究中代入了太多主观的道德价值判断。道德判断影响叙述，这和中国古代的历史传统很相似，“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历史学家的角色不是去做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他的任务应当是描述、还原，像一个侦探一样，还原“案发现场”。去“评判”，从来不是历史学的本质问题。
因此，巴特菲尔德强调：“历史学的职责与其说是在讲述故事，为揭示谁对谁错，不如说是在展现人们是如何彼此不同。”
但是，辉格史观并非全无可取之处，热情和激情给了历史研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历史不能是干巴巴的数据和史料，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可能需要警惕的不是那些对历史的偏见或历史学家的偏见，而是在历史书写的过程中，让人无法辨识其偏见的叙述。偏见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只要这种偏见建立在坚实的历史材料基础之上，也是一种历史意义。
而给我们的借鉴则可能是，不要把历史研究看得太过于低门槛，不要对历史现象选择性的漠视，因为很多我们已知的结果，会影响我们对过程的认识，而不断破除这些“理所当然”的认知，就是历史学的乐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