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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手创共和，其一生足迹遍及海内外，其中尤以日本最为重要。据统计，在孙先生3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进入日本多达15次，侨居时间累计近10年，几乎占到他革命生涯的1/3。或许正因如此，孙先生对日本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视日本无异第二之母邦”。据其好友萱野长知的估计，孙先生所交的日本朋友接近300人。只是，异邦友好人数虽众，但未必全是真心诚意，其中既有豪侠真诚之士，当然也不乏另有居心之人。
【宫崎滔天：革命浪人的“英雄梦”】
1897年8月，因被清廷通缉而流亡海外的孙中山来到日本，与前次避难不一样的是，这次他遇到了早有准备的日本浪人宫崎寅藏（即宫崎滔天）与平山周。原来，宫崎与平山两人此前曾在日本外务大臣的亲信幕僚犬养毅的引介下，由日本外务省提供机密费，资助他们前往中国调查秘密结社等活动，正是在这次行动中，两人得知了孙中山的大名。经初步接洽，平山周随即赶赴东京向犬养毅报告。在后者疏通下，日本方面准许孙中山以平山周汉文教师的名义领取准居证，由此得到警方的保护。
对于首次见到孙中山的情形，宫崎滔天是这样描述的：只听“吱嘎”一声，一个穿睡衣的男子出来，见到他后用英语说了一声“请进”。此时他刚刚起来，口也未漱、脸也未洗。宫崎滔天“觉得他有点轻率，不够稳重”，不禁产生疑问：“这个人能够肩负起四百余州（中国）的命运吗？他能够身居四万万群众之上掌握政权吗？我帮助这个人究竟能否完成一生的志愿呢？”待孙中山洗完脸并换上西服后，宫崎滔天仍觉得不很满意，因为孙看起来虽然有些像绅士了，但依然没有他想象的那种豪杰之风。
洽谈后，宫崎滔天的失望一扫而空，因为演说是孙中山的长项，句句到位，切中要点。事后，宫崎滔天大加推赞：“如孙逸仙者，实已近天然纯真境界之人也。彼之思想何其高尚，彼之识见何其卓越，彼之抱负何其远大，而彼之情感又何其诚挚！我国人士中如彼者究竟能有几人？是诚东亚之珍宝也！”随后，宫崎滔天去见犬养毅，并详细汇报了会谈的情况。犬养毅听后也很高兴，说：“这是一份大礼物，怎能不会他一面？”随后，犬养毅携宫崎前往外务省谒见某次长，次长让他们写份报告交上来，心直口快的宫崎滔天脱口而出：“我们已把秘密结社的实物带来，请径直接见面谈。”外务部官员一看他是外行，哈哈笑道：“你们这样可……”
宫崎滔天本名“宫崎寅藏”，号“白浪庵滔天”（又称“白浪滔天”），出身于一个没落的日本武士家庭，家中兄弟姐妹11人，他是老幺。在其二兄宫崎弥藏影响下，宫崎滔天因信奉“兴亚论”（即在西方列强压迫下，日本应联合亚洲各国以抵抗白种人的入侵）而对中国事务产生了浓厚兴趣。为此，宫崎滔天“决意亲自深入中国，遍访英雄，游说他们共图大事。如果找到治世豪杰，愿效犬马之劳，否则将挺身自任”。
在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取得初步联系后，犬养毅又令宫崎滔天再次前往中国考查政情，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不过，让他们失望的是，希望康梁维新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联合反清的目的最终未果。
庚子年中，在八国联军肆虐北方时，日本方面在南方先后策划了李鸿章华南独立、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企图把水搅浑，分裂中国，但图谋都先后落空。之后，在日本浪人的帮助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又开始策划惠州起义，宫崎滔天则在其中负责军械供应，但令他感到极度颓丧的是，他在这一事件中竟然扮演了一个被人愚弄、代人受过的角色。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革命党人交给他65000日元购买军械，但实际经办人中村弥留在与小仓交易时相互勾结，所购200万发枪弹实为废品（多为甲午战争淘汰下来的废枪废弹），而中村弥留从中拿取回扣15000元。得知真相后，孙中山命宫崎滔天要求小仓退款，但小仓只答应退回12500元。后在犬养毅、头山满等人的斡旋下，小仓答应退款15000元，而中村弥留中饱私囊的15000元也被迫吐出。
而在这时，惠州起义已经发动，最初的进展也算顺利，但因为筹款、军械等均不到位，加上日方答应的援助因伊藤博文再度出任总理大臣而骤然中止，失去了日援的惠州起义最终一败涂地，知名浪人山田良政也死于此役，系日本志士为中国革命献身的第一人。事后，日本浪人们大为愤激，当时又谣传宫崎滔天在本次事件也贪污了10000元。在一次争吵中，黑龙会浪人内田良平甚至与宫崎滔天大打出手，两人从房中厮打到走廊，宫崎滔天的前额也由此多了一块永久性的新月形疤痕。
这一事件中的种种狡诈、愚弄与误解，让宫崎滔天对世道人心感慨万千，备受打击。经此挫折，他回顾半生，“只是一梦，而且完全是失败的梦。追怀梦迹，痛恨难堪”，一度还想“遁入空门”。在此期间，宫崎滔天开始写作连载《三十三年之梦》，向世人解读自己的“英雄梦”。由于中国的冒险经历在日本浪人界是一个极有意思的话题，这本书竟误打误撞成为畅销书，并一度发行十版。在此关注下，宫崎滔天一时暴得大名，其革命经历也成了他演出的最好广告。据说班子每到一地，贴出的海报足有一铺席大，上面写着“一颗头颅悬赏十万两，为清国政府追捕的白浪滔天——宫崎滔天在此！”
事实上，孙中山最初的声名远播与宫崎滔天的宣传是分不开的。早在1898年，担任《九州日报》记者的宫崎滔天就在报纸上翻译连载《幽囚录》（又名《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即孙中山英文所撰的《伦敦蒙难记》，叙述1896年被清廷驻英使馆诱捕之事）。而这次的《三十三年之梦》，多名留日学生将之翻译成中文，其中流传最广的章士钊以“黄中黄”笔名译出的《孙逸仙》一书，正脱胎于此。
客观地说，宫崎滔天是社会平等与自由民权的坚定信奉者，他希望的世界是“车夫马夫有车坐，穷苦农民亦富有，四海兄弟皆自由，万国和平自由乡”。在他看来，日本的社会变革少不了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由此才能阻止欧美的侵略进而推动整个世界的变革。就此而言，宫崎滔天是一个世界革命主义的先行者，他还把这个目标寄托在了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身上。
清末新政后，大量中国留学生涌进日本，革命形势再度高涨。据说，黄兴看到《三十三年之梦》后曾亲自找到宫崎滔天，而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的相识也是他的牵线搭桥。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而长期参与中国革命的宫崎滔天、平山周、萱野长知等6名浪人也一并加入同盟会，宫崎滔天的家也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最早发行所。 作为武士的后代，宫崎滔天为人豪爽，视钱财如粪土，有钱时任意挥洒，无钱时则四处求助于人，其孙女曾这样议论自己的祖父：“他穷得叮当响，有点进项都用在了革命上。”1907年，宫崎滔天在家境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收留了黄兴之子黄一欧，黄兴来日本，他自己虽然穷得吃豆腐渣，却总是给黄兴一家张罗米饭。
1911年武昌起义后，日本志士们个个疾奔中国，作为前辈的宫崎滔天本应立即动身，但因家里贫困到了极点而不能成行，后来还是靠了别人的资助才得赴上海，后又到香港迎接孙中山，并躬逢了当年之盛事。“二次革命”后，由于年岁渐大，加之日本方面不再支持孙中山等人，宫崎滔天此后也日渐失去了革命热情。对于昔日的门下宫崎滔天，犬养毅曾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滔天实在是一个微妙有趣的男儿。外务省本来是派他去调查中国革命的秘密结社的，他却变成了中国革命党的同路人……”
【梅屋庄吉：千金一诺为革命】
如果说，宫崎滔天身上多为义气与侠气的话，那梅屋庄吉给予孙中山及革命党人更多的是物质与金钱，且后者与孙中山结交更早。梅屋庄吉是日本长崎某商人之嗣子，或许因为父辈经商的缘故，梅屋庄吉身上也充满了冒险精神，他先后在厦门、新加坡等地经商，后在香港开了一家照相馆，由此立稳脚跟。
1895年3月，梅屋庄吉的照相馆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英国人康德黎博士，另一个则是位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康德黎博士酷爱摄影，常来梅屋照相馆，梅屋庄吉与他很熟悉。在其介绍下，梅屋庄吉与孙中山首次相见。孙中山是康德黎的学生，数日后他再次拜访并就此结交。据梅屋庄吉后来回忆：“于香港敝屋始迎先生，兴酣，谈天下事，中日之亲善，东洋之兴隆，以及人类之平等，所见全同……先生雄图与热诚，甚激我之壮心，一午之谊，遂固将来之契。”
孙中山仅比梅屋庄吉大两岁，但他的一番谈吐让后者大为折服。在听说孙中山打算在广州举行起义后，梅屋庄吉当即表示：“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之后，梅屋照相馆成了革命的秘密基地，用他的话来说：“照相馆只是表面的招牌，总之这里成了革命志士云集、安营扎寨的梁山。”
广州起义发动前，梅屋庄吉为之筹集了600支手枪。但可惜的是，这些枪在运往广州时被查获。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后赴日本、美国避难，梅屋庄吉曾在途中汇给他1300美元。此后，梅屋庄吉先后参与1899年的“菲律宾独立军”起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都参与其中）及1900年的惠州起义，特别在起义人士的联络、武器供给及钱款的输入方面，梅屋庄吉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期，梅屋庄吉开始涉足方兴未艾的电影业（早期的默片与照相有很大关联），其创办的“M.霸亭商会”（日本“日活”电影公司的前身）与东映、松竹等著名日本电影公司不相上下。
辛亥革命爆发后，梅屋庄吉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武装起义成功，请求资金援助。请求派遣萱野先生。”落款人是成功发动上海革命的陈其美。收报后，梅屋庄吉立刻为萱野长知支付了7万日元，而在他本人所写的《永代日记》中记载，至1912年，梅屋庄吉总共为革命军方面支付了45.6万日元。不仅如此，梅屋庄吉还为陈其美印刷了250万元“军票”，以充当革命军的临时货币，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人前往上海时，其费用也全部是梅屋庄吉一力承担。另外，当北一辉、末永节等人组织日本“敢死队”准备奔赴武汉参战时，梅屋庄吉还亲手发给他们每人一枚金戒指，因为在战乱中，金戒指可以换钱活命。
辛亥革命昙花一现，政权很快被袁世凯夺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由于日本政府支持袁世凯政权，孙中山在秘密入境后只能隐藏身份，而他的住所正是梅屋庄吉所提供的位于大久保百人町的私宅，这个地方非常秘密，除了梅屋庄吉外，只有犬养毅、头山满、宫崎滔天等少数几个人知道。
由于革命遭受重挫，加上很多革命同志对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不理解，此时的孙中山非常苦闷。不过，梅屋庄吉却在这段时期成就了一段佳话——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由于年龄差异等方面因素，孙、宋婚姻一度遭到宋氏家族及革命同志的极力反对，在此情况下，梅屋庄吉及夫人德子的帮助起到了关键作用。
1915年11月10日，梅屋庄吉夫妇为孙、宋二人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据其女千世子回忆，当时新人坐着她家的两辆新汽车来到“M.霸亭商会”摄影棚边的豪华宅邸，婚礼由头山满主持，犬养毅致祝辞，在新人喝过交杯酒后，孙中山还与梅屋庄吉结为义兄弟，宋庆龄则与梅屋夫人德子结为义姐妹。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孙中山在南方建立护法军政权与北洋政府相抗衡，但在西南军阀的排挤下，孙中山屡起屡伏，最终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得此消息后，梅屋庄吉致电宋庆龄及孙科，称孙“乃中国革命之大恩人、世界之伟人”；孙的去世“不仅是贵国的不幸，也是整个亚洲的不幸”。据千世子回忆，梅屋庄吉一边叹息一边说：“在孙中山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他。我不会再遇见那样伟大的人了。”作为殊荣，梅屋庄吉是与宋庆龄、孙科等人一道扶着孙中山灵柩，从北京返回南京的唯一日本人。
此后，中日关系急剧恶化，而作为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梅屋庄吉遭到日本军方的监视，东京宪兵队甚至两次传讯并辱骂其为“卖国贼”。对此，梅屋庄吉百思不得其解，他曾在写给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的信中表示：“实现中日亲善，是我多年的夙愿，也是故友孙中山的遗嘱，终日苦思其实现。”广田弘毅收信后，同意梅屋庄吉前往中国作友好访问，以斡旋当时的中日关系。但不幸的是，正当梅屋庄吉积极准备行程时，却突然病倒，并很快于1934年11月23日去世，终年65岁。在其葬礼上，蒋介石赠送了花圈，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送去“青天白日旗”，并与日章旗共同覆盖在他的灵柩上。
梅屋庄吉一生的箴言是“富贵在心”，“无论富贵贫贱，相互扶助为做人之道”。其曾外孙女认为，梅屋庄吉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在《永代日记》中曾说，“我坚信，当人世间达到了世界皆兄弟的文化境地之日，也就是没有偏见的日子到来之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梅屋庄吉曾留下遗言，嘱咐子孙保守援助中国革命的秘密：“我基于与孙中山的盟约，决意参与中国革命。于此相关的日记、信件等概不对外泄露。”由此，梅屋庄吉究竟援助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多少钱，目前尚是不解之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是个大数字。若以事实论，梅屋庄吉确实兑现了自己许下的诺言。 【另类友人：犬养毅与头山满】
客观地说，日本方面对中国革命党人的关注并非毫无缘由，而其定策实起于甲午战争之后。当时，尽管日本在对华战争中大获全胜，但国际上包括日本自己也仍认为中国是东亚第一大国。由此，如何防止中国的强力报复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首要课题，前文所述的宫崎滔天与平山周前往中国调查秘密会党的目的，也无外乎利用反清势力借以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可见，犬养毅等人为孙中山流亡日本提供方便的动机十分明确，而从其根本上说，仍旧是利我主义。
1898年2月3日，犬养毅写信给《日本新闻》主编陆实，其中称：“持呈函之平山周氏现与孙逸仙氏同寓一处。最近，尚有王陈（王质甫、陈少白）二人来此。彼等亦广东革命党员。弟刻下卧病中，诸事不能兼顾……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也。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着手作此计划矣。”
犬养毅的这封信写得极为坦率而露骨，日后对宫崎滔天的不满与差评很大程度也是因其价值理念不同所致。事实上，犬养毅虽然与孙中山等人交往频繁，并且为革命党筹集经费乃至提供武器，但从骨子里来说，他并不重视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想，反而认为革命党徒不过是一群“秘密会党的好事之徒”。在援助孙中山等人的同时，犬养毅也同样大力支持立宪派在日本的发展，即便革命党人张继曾当面揭穿其“脚踩两只船”，犬养毅仍不为所动，一意孤行。原因无他，不管是革命党也好，立宪派也罢，只要中国能建立亲日本政权，这就是犬养毅等人的成功。
在孙中山与日本人士的关系网中，头山满是与犬养毅同等重要的人物，一些犬养毅不便出面做的事，大多交由头山满处理。头山满出身于一个破落武士家庭，其早年经历复杂并先后组织过“玄洋社”等右翼政治团体，后来也被捧为日本浪人的总头领。孙中山等人领导清末革命时，头山满和手下浪人都为之出力不小。
辛亥武昌起义后，日本浪人们都大为兴奋。当年10月17日，头山满等两百余人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浪人会”，企图促使日本政府宣告中立；11月上旬，内田良平等浪人又在东京召开“有邻会”筹备会，会议决定派人赴中国与革命党联络；此外，头山满等人还成立了“善邻同志会”，准备以积极姿态介入中国的大革命。这一时期，大批浪人如萱野长知、末永节、岩田爱之助等也都纷纷涌入中国，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简直就像开“浪人展览会”一般。
而在此时，正在武汉前线的黄兴也通过萱野长知电告犬养毅和头山满，请他们立刻来华襄助。鉴于日本浪人在华互不统属的乱象，犬养毅与头山满也认为有必要亲赴中国一趟。当年12月17日，犬养毅到达上海。一周后，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等人赶赴香港迎候孙中山回国，之后同船抵沪，犬养毅及多名日本外交官、军人及浪人到码头迎接。12月27日，头山满也带着一批随行人员来到上海。
可惜的是，中国局势的变化并未按照犬养毅、头山满等人的期望发展，主张革命党人联合康梁、岑春煊在南方确立政权的设想，最终因南北议和成功而宣告破产。为此，犬养毅与头山满还曾溯江而上，前往武汉游说黎元洪，但无功而返。事无可为之下，犬养毅于1912年1月先行回国，头山满则转赴大连，经奉天、朝鲜返回日本。据说，头山满离开上海之时，仅有何天炯等数人前去送行，场面很是冷清。船出吴淞口后，头山满看到白鸥成群飞翔而自嘲“这是海鸥代支那人来送别”，不满之意，溢于言表。
尽管如此，在“二次革命”反袁失败后，对孙中山等人伸出援手的仍是头山满等人。对于日本政府不许孙中山入境的做法，头山满很不以为然，认为“穷鸟入怀，猎夫不杀”，保护革命流亡人士乃武士道的精神所在。为此，头山满还特意将孙中山安排在自己住所的隔邻，以防刺客暗杀。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后，曾分别致电日本寺内首相、本野一郎外相、犬养毅、涩泽荣一、头山满等人，要求他们对中国“予以道德的同情，使中华民国定坚固之基础”，俾“两国国民所共同希望之亚洲共和与文明发展亦得实现”。但日方对此不予置答，犬养毅、头山满也无甚表示。
1918年6月，孙中山再赴日本，但以信件、电报要求与犬养毅会面的要求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孙由此愤而提前回国。此后，孙中山采取“联俄容共”政策，犬养毅对孙的态度也日趋恶化。1924年11月，孙中山借北上之机最后一次转道日本。在抵达神户之后，犬养毅仍避而不见，而只派出代表古岛一雄前来看望。孙与古岛一雄会谈后，也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的答复。
1925年后，在孙中山行将不起时，其多年好友萱野长知从日本赶来北京探视。病榻前，孙中山仍委托萱野向犬养毅、头山满问好。孙先生去世后，头山满在题为《求亚洲民族之解放》的悼文中说：“孙先生之功绩，非特欲求中国之富强，其求亚洲民族解放之决心，亦未尝稍变。我与先生相知三十余年，先生每来日本，必来顾我。今闻此噩耗，能无怆然欲涕耶？”这一段话，倒也算是故交之言。
总体而言，犬养毅、头山满与宫崎滔天、梅屋庄吉等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尽管其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帮助更大，但就立场而言，仍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前提，其目的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亲日本的政权。由此，在“二次革命”后，当他们发现革命党人的力量孱弱，不足以达成此目标时，而对孙中山日渐疏远，也就不奇怪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宫崎滔天：革命浪人的“英雄梦”】
1897年8月，因被清廷通缉而流亡海外的孙中山来到日本，与前次避难不一样的是，这次他遇到了早有准备的日本浪人宫崎寅藏（即宫崎滔天）与平山周。原来，宫崎与平山两人此前曾在日本外务大臣的亲信幕僚犬养毅的引介下，由日本外务省提供机密费，资助他们前往中国调查秘密结社等活动，正是在这次行动中，两人得知了孙中山的大名。经初步接洽，平山周随即赶赴东京向犬养毅报告。在后者疏通下，日本方面准许孙中山以平山周汉文教师的名义领取准居证，由此得到警方的保护。
对于首次见到孙中山的情形，宫崎滔天是这样描述的：只听“吱嘎”一声，一个穿睡衣的男子出来，见到他后用英语说了一声“请进”。此时他刚刚起来，口也未漱、脸也未洗。宫崎滔天“觉得他有点轻率，不够稳重”，不禁产生疑问：“这个人能够肩负起四百余州（中国）的命运吗？他能够身居四万万群众之上掌握政权吗？我帮助这个人究竟能否完成一生的志愿呢？”待孙中山洗完脸并换上西服后，宫崎滔天仍觉得不很满意，因为孙看起来虽然有些像绅士了，但依然没有他想象的那种豪杰之风。
洽谈后，宫崎滔天的失望一扫而空，因为演说是孙中山的长项，句句到位，切中要点。事后，宫崎滔天大加推赞：“如孙逸仙者，实已近天然纯真境界之人也。彼之思想何其高尚，彼之识见何其卓越，彼之抱负何其远大，而彼之情感又何其诚挚！我国人士中如彼者究竟能有几人？是诚东亚之珍宝也！”随后，宫崎滔天去见犬养毅，并详细汇报了会谈的情况。犬养毅听后也很高兴，说：“这是一份大礼物，怎能不会他一面？”随后，犬养毅携宫崎前往外务省谒见某次长，次长让他们写份报告交上来，心直口快的宫崎滔天脱口而出：“我们已把秘密结社的实物带来，请径直接见面谈。”外务部官员一看他是外行，哈哈笑道：“你们这样可……”
宫崎滔天本名“宫崎寅藏”，号“白浪庵滔天”（又称“白浪滔天”），出身于一个没落的日本武士家庭，家中兄弟姐妹11人，他是老幺。在其二兄宫崎弥藏影响下，宫崎滔天因信奉“兴亚论”（即在西方列强压迫下，日本应联合亚洲各国以抵抗白种人的入侵）而对中国事务产生了浓厚兴趣。为此，宫崎滔天“决意亲自深入中国，遍访英雄，游说他们共图大事。如果找到治世豪杰，愿效犬马之劳，否则将挺身自任”。
在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取得初步联系后，犬养毅又令宫崎滔天再次前往中国考查政情，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不过，让他们失望的是，希望康梁维新派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联合反清的目的最终未果。
庚子年中，在八国联军肆虐北方时，日本方面在南方先后策划了李鸿章华南独立、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企图把水搅浑，分裂中国，但图谋都先后落空。之后，在日本浪人的帮助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又开始策划惠州起义，宫崎滔天则在其中负责军械供应，但令他感到极度颓丧的是，他在这一事件中竟然扮演了一个被人愚弄、代人受过的角色。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革命党人交给他65000日元购买军械，但实际经办人中村弥留在与小仓交易时相互勾结，所购200万发枪弹实为废品（多为甲午战争淘汰下来的废枪废弹），而中村弥留从中拿取回扣15000元。得知真相后，孙中山命宫崎滔天要求小仓退款，但小仓只答应退回12500元。后在犬养毅、头山满等人的斡旋下，小仓答应退款15000元，而中村弥留中饱私囊的15000元也被迫吐出。
而在这时，惠州起义已经发动，最初的进展也算顺利，但因为筹款、军械等均不到位，加上日方答应的援助因伊藤博文再度出任总理大臣而骤然中止，失去了日援的惠州起义最终一败涂地，知名浪人山田良政也死于此役，系日本志士为中国革命献身的第一人。事后，日本浪人们大为愤激，当时又谣传宫崎滔天在本次事件也贪污了10000元。在一次争吵中，黑龙会浪人内田良平甚至与宫崎滔天大打出手，两人从房中厮打到走廊，宫崎滔天的前额也由此多了一块永久性的新月形疤痕。
这一事件中的种种狡诈、愚弄与误解，让宫崎滔天对世道人心感慨万千，备受打击。经此挫折，他回顾半生，“只是一梦，而且完全是失败的梦。追怀梦迹，痛恨难堪”，一度还想“遁入空门”。在此期间，宫崎滔天开始写作连载《三十三年之梦》，向世人解读自己的“英雄梦”。由于中国的冒险经历在日本浪人界是一个极有意思的话题，这本书竟误打误撞成为畅销书，并一度发行十版。在此关注下，宫崎滔天一时暴得大名，其革命经历也成了他演出的最好广告。据说班子每到一地，贴出的海报足有一铺席大，上面写着“一颗头颅悬赏十万两，为清国政府追捕的白浪滔天——宫崎滔天在此！”
事实上，孙中山最初的声名远播与宫崎滔天的宣传是分不开的。早在1898年，担任《九州日报》记者的宫崎滔天就在报纸上翻译连载《幽囚录》（又名《清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幽囚录》，即孙中山英文所撰的《伦敦蒙难记》，叙述1896年被清廷驻英使馆诱捕之事）。而这次的《三十三年之梦》，多名留日学生将之翻译成中文，其中流传最广的章士钊以“黄中黄”笔名译出的《孙逸仙》一书，正脱胎于此。
客观地说，宫崎滔天是社会平等与自由民权的坚定信奉者，他希望的世界是“车夫马夫有车坐，穷苦农民亦富有，四海兄弟皆自由，万国和平自由乡”。在他看来，日本的社会变革少不了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由此才能阻止欧美的侵略进而推动整个世界的变革。就此而言，宫崎滔天是一个世界革命主义的先行者，他还把这个目标寄托在了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身上。
清末新政后，大量中国留学生涌进日本，革命形势再度高涨。据说，黄兴看到《三十三年之梦》后曾亲自找到宫崎滔天，而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的相识也是他的牵线搭桥。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而长期参与中国革命的宫崎滔天、平山周、萱野长知等6名浪人也一并加入同盟会，宫崎滔天的家也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最早发行所。 作为武士的后代，宫崎滔天为人豪爽，视钱财如粪土，有钱时任意挥洒，无钱时则四处求助于人，其孙女曾这样议论自己的祖父：“他穷得叮当响，有点进项都用在了革命上。”1907年，宫崎滔天在家境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收留了黄兴之子黄一欧，黄兴来日本，他自己虽然穷得吃豆腐渣，却总是给黄兴一家张罗米饭。
1911年武昌起义后，日本志士们个个疾奔中国，作为前辈的宫崎滔天本应立即动身，但因家里贫困到了极点而不能成行，后来还是靠了别人的资助才得赴上海，后又到香港迎接孙中山，并躬逢了当年之盛事。“二次革命”后，由于年岁渐大，加之日本方面不再支持孙中山等人，宫崎滔天此后也日渐失去了革命热情。对于昔日的门下宫崎滔天，犬养毅曾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滔天实在是一个微妙有趣的男儿。外务省本来是派他去调查中国革命的秘密结社的，他却变成了中国革命党的同路人……”
【梅屋庄吉：千金一诺为革命】
如果说，宫崎滔天身上多为义气与侠气的话，那梅屋庄吉给予孙中山及革命党人更多的是物质与金钱，且后者与孙中山结交更早。梅屋庄吉是日本长崎某商人之嗣子，或许因为父辈经商的缘故，梅屋庄吉身上也充满了冒险精神，他先后在厦门、新加坡等地经商，后在香港开了一家照相馆，由此立稳脚跟。
1895年3月，梅屋庄吉的照相馆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英国人康德黎博士，另一个则是位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康德黎博士酷爱摄影，常来梅屋照相馆，梅屋庄吉与他很熟悉。在其介绍下，梅屋庄吉与孙中山首次相见。孙中山是康德黎的学生，数日后他再次拜访并就此结交。据梅屋庄吉后来回忆：“于香港敝屋始迎先生，兴酣，谈天下事，中日之亲善，东洋之兴隆，以及人类之平等，所见全同……先生雄图与热诚，甚激我之壮心，一午之谊，遂固将来之契。”
孙中山仅比梅屋庄吉大两岁，但他的一番谈吐让后者大为折服。在听说孙中山打算在广州举行起义后，梅屋庄吉当即表示：“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之后，梅屋照相馆成了革命的秘密基地，用他的话来说：“照相馆只是表面的招牌，总之这里成了革命志士云集、安营扎寨的梁山。”
广州起义发动前，梅屋庄吉为之筹集了600支手枪。但可惜的是，这些枪在运往广州时被查获。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后赴日本、美国避难，梅屋庄吉曾在途中汇给他1300美元。此后，梅屋庄吉先后参与1899年的“菲律宾独立军”起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都参与其中）及1900年的惠州起义，特别在起义人士的联络、武器供给及钱款的输入方面，梅屋庄吉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期，梅屋庄吉开始涉足方兴未艾的电影业（早期的默片与照相有很大关联），其创办的“M.霸亭商会”（日本“日活”电影公司的前身）与东映、松竹等著名日本电影公司不相上下。
辛亥革命爆发后，梅屋庄吉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武装起义成功，请求资金援助。请求派遣萱野先生。”落款人是成功发动上海革命的陈其美。收报后，梅屋庄吉立刻为萱野长知支付了7万日元，而在他本人所写的《永代日记》中记载，至1912年，梅屋庄吉总共为革命军方面支付了45.6万日元。不仅如此，梅屋庄吉还为陈其美印刷了250万元“军票”，以充当革命军的临时货币，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等人前往上海时，其费用也全部是梅屋庄吉一力承担。另外，当北一辉、末永节等人组织日本“敢死队”准备奔赴武汉参战时，梅屋庄吉还亲手发给他们每人一枚金戒指，因为在战乱中，金戒指可以换钱活命。
辛亥革命昙花一现，政权很快被袁世凯夺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由于日本政府支持袁世凯政权，孙中山在秘密入境后只能隐藏身份，而他的住所正是梅屋庄吉所提供的位于大久保百人町的私宅，这个地方非常秘密，除了梅屋庄吉外，只有犬养毅、头山满、宫崎滔天等少数几个人知道。
由于革命遭受重挫，加上很多革命同志对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不理解，此时的孙中山非常苦闷。不过，梅屋庄吉却在这段时期成就了一段佳话——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由于年龄差异等方面因素，孙、宋婚姻一度遭到宋氏家族及革命同志的极力反对，在此情况下，梅屋庄吉及夫人德子的帮助起到了关键作用。
1915年11月10日，梅屋庄吉夫妇为孙、宋二人举行了隆重的婚礼。据其女千世子回忆，当时新人坐着她家的两辆新汽车来到“M.霸亭商会”摄影棚边的豪华宅邸，婚礼由头山满主持，犬养毅致祝辞，在新人喝过交杯酒后，孙中山还与梅屋庄吉结为义兄弟，宋庆龄则与梅屋夫人德子结为义姐妹。
袁世凯称帝败亡后，孙中山在南方建立护法军政权与北洋政府相抗衡，但在西南军阀的排挤下，孙中山屡起屡伏，最终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得此消息后，梅屋庄吉致电宋庆龄及孙科，称孙“乃中国革命之大恩人、世界之伟人”；孙的去世“不仅是贵国的不幸，也是整个亚洲的不幸”。据千世子回忆，梅屋庄吉一边叹息一边说：“在孙中山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他。我不会再遇见那样伟大的人了。”作为殊荣，梅屋庄吉是与宋庆龄、孙科等人一道扶着孙中山灵柩，从北京返回南京的唯一日本人。
此后，中日关系急剧恶化，而作为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梅屋庄吉遭到日本军方的监视，东京宪兵队甚至两次传讯并辱骂其为“卖国贼”。对此，梅屋庄吉百思不得其解，他曾在写给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的信中表示：“实现中日亲善，是我多年的夙愿，也是故友孙中山的遗嘱，终日苦思其实现。”广田弘毅收信后，同意梅屋庄吉前往中国作友好访问，以斡旋当时的中日关系。但不幸的是，正当梅屋庄吉积极准备行程时，却突然病倒，并很快于1934年11月23日去世，终年65岁。在其葬礼上，蒋介石赠送了花圈，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送去“青天白日旗”，并与日章旗共同覆盖在他的灵柩上。
梅屋庄吉一生的箴言是“富贵在心”，“无论富贵贫贱，相互扶助为做人之道”。其曾外孙女认为，梅屋庄吉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在《永代日记》中曾说，“我坚信，当人世间达到了世界皆兄弟的文化境地之日，也就是没有偏见的日子到来之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梅屋庄吉曾留下遗言，嘱咐子孙保守援助中国革命的秘密：“我基于与孙中山的盟约，决意参与中国革命。于此相关的日记、信件等概不对外泄露。”由此，梅屋庄吉究竟援助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多少钱，目前尚是不解之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定是个大数字。若以事实论，梅屋庄吉确实兑现了自己许下的诺言。 【另类友人：犬养毅与头山满】
客观地说，日本方面对中国革命党人的关注并非毫无缘由，而其定策实起于甲午战争之后。当时，尽管日本在对华战争中大获全胜，但国际上包括日本自己也仍认为中国是东亚第一大国。由此，如何防止中国的强力报复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首要课题，前文所述的宫崎滔天与平山周前往中国调查秘密会党的目的，也无外乎利用反清势力借以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可见，犬养毅等人为孙中山流亡日本提供方便的动机十分明确，而从其根本上说，仍旧是利我主义。
1898年2月3日，犬养毅写信给《日本新闻》主编陆实，其中称：“持呈函之平山周氏现与孙逸仙氏同寓一处。最近，尚有王陈（王质甫、陈少白）二人来此。彼等亦广东革命党员。弟刻下卧病中，诸事不能兼顾……愿吾兄将彼等掌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也。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自去岁以来，弟即暗中着手作此计划矣。”
犬养毅的这封信写得极为坦率而露骨，日后对宫崎滔天的不满与差评很大程度也是因其价值理念不同所致。事实上，犬养毅虽然与孙中山等人交往频繁，并且为革命党筹集经费乃至提供武器，但从骨子里来说，他并不重视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想，反而认为革命党徒不过是一群“秘密会党的好事之徒”。在援助孙中山等人的同时，犬养毅也同样大力支持立宪派在日本的发展，即便革命党人张继曾当面揭穿其“脚踩两只船”，犬养毅仍不为所动，一意孤行。原因无他，不管是革命党也好，立宪派也罢，只要中国能建立亲日本政权，这就是犬养毅等人的成功。
在孙中山与日本人士的关系网中，头山满是与犬养毅同等重要的人物，一些犬养毅不便出面做的事，大多交由头山满处理。头山满出身于一个破落武士家庭，其早年经历复杂并先后组织过“玄洋社”等右翼政治团体，后来也被捧为日本浪人的总头领。孙中山等人领导清末革命时，头山满和手下浪人都为之出力不小。
辛亥武昌起义后，日本浪人们都大为兴奋。当年10月17日，头山满等两百余人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浪人会”，企图促使日本政府宣告中立；11月上旬，内田良平等浪人又在东京召开“有邻会”筹备会，会议决定派人赴中国与革命党联络；此外，头山满等人还成立了“善邻同志会”，准备以积极姿态介入中国的大革命。这一时期，大批浪人如萱野长知、末永节、岩田爱之助等也都纷纷涌入中国，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简直就像开“浪人展览会”一般。
而在此时，正在武汉前线的黄兴也通过萱野长知电告犬养毅和头山满，请他们立刻来华襄助。鉴于日本浪人在华互不统属的乱象，犬养毅与头山满也认为有必要亲赴中国一趟。当年12月17日，犬养毅到达上海。一周后，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等人赶赴香港迎候孙中山回国，之后同船抵沪，犬养毅及多名日本外交官、军人及浪人到码头迎接。12月27日，头山满也带着一批随行人员来到上海。
可惜的是，中国局势的变化并未按照犬养毅、头山满等人的期望发展，主张革命党人联合康梁、岑春煊在南方确立政权的设想，最终因南北议和成功而宣告破产。为此，犬养毅与头山满还曾溯江而上，前往武汉游说黎元洪，但无功而返。事无可为之下，犬养毅于1912年1月先行回国，头山满则转赴大连，经奉天、朝鲜返回日本。据说，头山满离开上海之时，仅有何天炯等数人前去送行，场面很是冷清。船出吴淞口后，头山满看到白鸥成群飞翔而自嘲“这是海鸥代支那人来送别”，不满之意，溢于言表。
尽管如此，在“二次革命”反袁失败后，对孙中山等人伸出援手的仍是头山满等人。对于日本政府不许孙中山入境的做法，头山满很不以为然，认为“穷鸟入怀，猎夫不杀”，保护革命流亡人士乃武士道的精神所在。为此，头山满还特意将孙中山安排在自己住所的隔邻，以防刺客暗杀。
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后，曾分别致电日本寺内首相、本野一郎外相、犬养毅、涩泽荣一、头山满等人，要求他们对中国“予以道德的同情，使中华民国定坚固之基础”，俾“两国国民所共同希望之亚洲共和与文明发展亦得实现”。但日方对此不予置答，犬养毅、头山满也无甚表示。
1918年6月，孙中山再赴日本，但以信件、电报要求与犬养毅会面的要求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孙由此愤而提前回国。此后，孙中山采取“联俄容共”政策，犬养毅对孙的态度也日趋恶化。1924年11月，孙中山借北上之机最后一次转道日本。在抵达神户之后，犬养毅仍避而不见，而只派出代表古岛一雄前来看望。孙与古岛一雄会谈后，也没有得到任何具体的答复。
1925年后，在孙中山行将不起时，其多年好友萱野长知从日本赶来北京探视。病榻前，孙中山仍委托萱野向犬养毅、头山满问好。孙先生去世后，头山满在题为《求亚洲民族之解放》的悼文中说：“孙先生之功绩，非特欲求中国之富强，其求亚洲民族解放之决心，亦未尝稍变。我与先生相知三十余年，先生每来日本，必来顾我。今闻此噩耗，能无怆然欲涕耶？”这一段话，倒也算是故交之言。
总体而言，犬养毅、头山满与宫崎滔天、梅屋庄吉等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尽管其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帮助更大，但就立场而言，仍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前提，其目的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亲日本的政权。由此，在“二次革命”后，当他们发现革命党人的力量孱弱，不足以达成此目标时，而对孙中山日渐疏远，也就不奇怪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