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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与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是中国智慧的新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探究，“四个全面”内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意蕴：在认识论方面，展现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并与时俱进的理路；在价值论方面，显露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增进人民福，以人民幸福生活为价值目标的导向；在方法論方面，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普遍联系、事物的矛盾运动和历史发展的原则来分析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难题。循此理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
关键词： 四个全面； 认识论； 价值论；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8.03.011
Abstract：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four All-round”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 new leap in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reality and practice， and a new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isdom.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four All-round” contains extremely rich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in epistemology， it shows the rational way of all proceeding from reality，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seeking truth and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in the aspect of theory of value， which shows that everything is for the people， everything depends on the people， constantly promotes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people’s happy life as the value of the goal； in the methodology， it adheres to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by using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 connection， contradictory movement of things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China’s problems and solves their problems. On this basis， the “four-round” strategic layout is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four comprehensive； epistemology； value theory； methodology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彰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完善的治国方略，循此方略前进，必将进一步推进党的理论与实践大发展，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愿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因而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而另一方面又在坚定中国自信的基础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总结中国经验，开创中国智慧，进而优化中国模式，以此推进中国的发展事业，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深入探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上面，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蕴。
一、求“真”必然务“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认识论理路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1一个国家理论需要的程度，总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因此，首先要充分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状况，进而认识国家需要的程度，才能构建一国的建设理论。“四个全面”正是对国情世情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而做出的顶层设计。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事实求是的认识论路线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明确，充分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求真务实思想路线，它不仅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原则，还包含着在认识事物时要解放思想，始终跟上时代步伐的认识路径，展现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魅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2]这正是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马克思主义灵魂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出发点。恩格斯指出：“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3]337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曲折的，正体现出认识路线的曲线式发展特点。认识是一个渐近的过程。“一切真实的、穷尽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立起来。”[3]34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中国社会中个别现象上升到特殊性，再上升到普遍性后而做出的理论概括。“四个全面”的提出本身便是由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进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避免较大的风险与动荡不安，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以前没有认识到的东西，或者在认识上存在某些偏差，是由于时代的条件受到限制，当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以后，这种认识就开始明朗起来。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3]337-338正因如此，我们要反省历史，省察改革开放走过的路。这种反省的思维活动，正是总结前人并从中得出正确结论的认识路径。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阶段不断前进、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探求真理的思维法则，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观点”、“根本态度”和“根本方法”。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4]237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导向教条主义。邓小平也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进行。”[5]唯物论者要求不能离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去孤立地观察认识问题。正是在充分认识和把握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状况、GDP增减程度、人民生活水平状况后，才得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在充分认识和把握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财富分配的公正程度以及各类社会风险导致社会不和谐的情态后，才得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主张；在充分认识与把握了党内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以至于影响到整个国家和党的命运的情势下，才得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正确主张；在充分认识和把握了自然与社会发展的现象、性质、自然的规律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后，才得出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主张。
“实事求是”要求我們不仅依靠国内实情，还要依据国际发展态势，立足于现实，展望未来、与时俱进。因而全面深化改革不同于前苏联与东欧的休克疗法，也与以前的改革不尽一致。这是社会发展时空变化所决定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本真内涵。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这是“实事求是”的哲学依据。只有精准地考察了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实事”后，才能做出全面的判断和规律性把握。“四个全面”首先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去部署国家发展战略，其所依托的中国当代最大的客观现实，便是我们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情。在充分认识和把握了这个实情后，才能在时间上统筹当下与未来，在空间上统筹中国不同发展地域、统筹中国与世界之关系，进而制定相关的政策。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我们一方面要看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另一方面要看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新特点新情况。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因而我国基本国情在内涵、所面临的国际国内风险和发展等问题方面有了重大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做出判断，就必然要依据这个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国际国内不断变化的新环境，以使得认识符合于实际、理论适合于实践。“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6]
正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认识论路线，才使得“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可能。（1）在认识路径和“实事”依据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以下简称为过去的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因而在认识论上强调“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路径进行，它本质上是一种“试错法”，错了就纠正，显示出敢闯敢试的勇气和力量；而全面深化改革是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尽管依然是史无前例的，但石头不好摸了，所以要进行“顶层设计”。（2）在改革领域方面：过去的改革领域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而如今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军事、党建全方位改革。（3）在改革的目的方面：过去的改革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带动后富，而全面深化改革则要消灭因此而产生的贫富差距，因而强调“共同富裕”、“全面小康”。（4）在改革的原则方面：过去的改革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全面深化改革则强调“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5）在改革面临的矛盾与问题方面：过去的改革所面临的难题在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观念冲突，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难题却在于各方利益冲突，因而表现为过去的改革较易，30年的改革后所剩下的只有难啃的“硬骨头”了。（6）在改革的层次方面：过去的改革要求改善“统得过死、管得过严，平均主义”的计划经济旧体制，而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是“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的新弊端，是对改革的改革，是更深层的改革。（7）在改革的手段方面：过去的改革所依据的是“政策主导”，全面深化改革则强调“法治主导”。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实践第一性的认识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6他接着讲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7 因而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孙中山先生也提出“行先知后”、“知行统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4]282-283当前，对中国现实的认识离不开我们的生产实践活动状况。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以中国特色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为重要依托而概括出的理论。习近平强调，在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原理上，要认识到实践是第一位的，我们要在不断推进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紧紧靠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强调理论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因而决不可忽视理论的重要作用，而是要不断增强理论自信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惟一标准，此外并无别的标准，因而需要将理论用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并通过反复的实践与比较，最终实现理论创新。时代在变化，与之相应的实践也会跟着发生变化。“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6]“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充分体现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二、民生幸福：“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价值论导向
价值是认识活动、实践活动的一般目的。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具有预期的目的，目的成为人反映未来的一种希望，它通过活动结果的观念形态表现出来。“从根源上说，目的就是被意识到了的主体需要和利益，就是人对理想的价值目标的自觉追求。反言之，人的行为目的，就在于需要，在于利益，在于创造和获得价值。”[7]只要价值实现了，就意味着人们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也便意味着人们生产实践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四个全面”的价值目标正在于不断改善民生，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是民生幸福的表达，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增进民生幸福的助力器，全面从严治党正是实现民生幸福的坚强保障和坚实壁垒。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增进人民福祉的价值取向，正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并合理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粹。马克思主义强调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宗旨的价值表达。马克思早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指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8]选择能够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职业，是马克思最高尚的价值观表达，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奠定了向“善”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深深扎根于無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深切关注处于社会最底层、遭受最深重压迫与剥削的劳苦大众的利益，彰显出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在革命实践与社会建设进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9]864，正是要求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不了从严治党，毛泽东一刻也没有放松这一功课。他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9]1095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正在于其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点上。“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9]1094邓小平也强调指出：“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10]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为着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实践。
追求百姓幸福生活的价值观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活动的核心，受到历朝历代思想家的高度重视。孟子从人的需要出发阐释政治的价值，“可欲之为善”（《孟子·尽心下》）意在表明把善界定在人之所需范畴之内，表达了人之需要与价值的紧密联系。墨子也提出相同的价值标准，因“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卷八）则“发以为刑政，观其中（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旨在强调把符合国家要求和人民群众利益作为衡量政治的价值标准。荀子认为在利用自然万物时要有利于人，使“尽其美，致其用”（《荀子·富国》）方才显示物的价值所在。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凡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朝代，均得到人民群众和历史的讴歌，也成为后世效仿的标杆；凡百姓生活痛苦的朝代和社会，必将引致人们的唾弃。中国历史上的众多“盛世”深得政治家、思想家和普遍民众的颂扬，追求人民幸福生活的观念成为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民族精神，备受世人的赞誉。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沿着这个价值取向阔步前行并不断开拓创新的实践活动。“四个全面”的目的正在于追求向“善”价值，而对于此价值的追求又会驱使全国人民去行动，进而推动我们对深化改革的全面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前进和发展，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实践活动的动力因。“四个全面”的价值以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为根据，这需要表现为作为主体的人民对自己的安全生存和美好生活发展的客观条件的内在要求。人民群众一旦对自己的客观需要有了正确的认识，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便充分得以体现。正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成为“四个全面”得以展开的动力因。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增进人民福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如此，增进人民福祉同样是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里的“全面”是指改革与治理面不留死角，幸福生活的惠及面不遗漏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全方位解决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部门差距、行业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幸福。质言之，增进人民福祉是“四个全面”全面贯彻实施的动力因和目的因。由于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的需要，才能显示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也才能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态度和行动。因而，人民群众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仅是目的和意向，更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利益的动力来源。
进一步讲，增进人民福祉的价值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全方位谋划的“顶层设计”，还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作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者，是“四个全面”得以实施进而成为现实的支柱力量，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任何美好的设想都无济于事。习近平指出：“睿智之言、务实之策根植于人民。”[11] “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从人民中吸取智慧，从人民中凝聚力量，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更加扎实地推进经济发展，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更加充分地激发创造活力，更加有效地维护公平正义，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深入地改进党风政风，为国家增创更多财富，为人民增加更多福祉，为民族增添更多荣耀。”[12]人民群众既是“四个全面”的“剧作者”，亦是“四个全面”的“剧中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部“历史剧”能否演好，关键在于看能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首创性、主体性精神。演好了，绩效表现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辉煌的历史新篇章必将再次书写。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缔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因而“人民至上”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离开了中国13亿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三、历史唯物主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方法论向度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一脉相承的品性，因而在方法论上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6]辩证唯物主义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是“四个全面”必须坚持的原则。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普遍联系的辩证观点要求从系统论的方法论原则出发去解释世界。恩格斯指出，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复杂系统，事物是相互联系的整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皆如此。“我们所面对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从星球到原子，甚至直至以太粒子，如果我们承认以太粒子存在的话。这些物体是相互联系的，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13]马克思也指出，社会关系就是所有关系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有机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一起构成了整体中的环节、系统中的要素。“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不可以理解为孤立的存在，而是整个战略系统中的要素。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的战略思维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内在地要求科学的、系统的全面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整体的全方位的复兴而非某一方面或片面的兴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正体现出全面发展的设计。习近平强调指出：“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6]这个根本方法正是普遍联系的系统思维方法。应对复杂局面、解决复杂问题就需要统筹兼顾，而不是顾此失彼。我们一方面要不断提升经济量的增进，另一方面还要注重人民生活水平质的跃升，维护生态平衡和保护，“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习近平语）。当前中国面临着各种利益关系复杂角逐的境况，就更需要我们站在全局的高度，兼顾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下、重点与非重点的复杂关系，权衡利弊、趋利避害，只有如此，才能择善从之，沉着应对复杂情势。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看形势做工作不能盲人摸象、坐井观天、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6]“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方法论上，要求我们一改单向度的思维方式，而是要从整体性上去把握社会关系脉络，进而构建全方位不留死角的、持续发展而不是停滞不前的发展模式和战略设计。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用矛盾运动的观点看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而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毕生的重大发现之一。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中辩证地前行，在矛盾运动中实现自我否定和自我发展。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一个“主义”，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依据这样的理论，现存在的事物中必然包含着其对立面，完美的东西里必然包含着不完美的方面，这是一个矛盾律，这个矛盾律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但它是被继续不断地扬弃着，被人们的社会实践扬弃在历史长河之中。社会发展中固有的不完美性总要得到解除，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决定的，它要冲破那自然的、外在的外壳，进而达到自我与社会同时发展的光明之境。
看待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要从事物的矛盾运动规则入手，并反对形而上的庸俗进化论观点。“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4]301这个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就是要教导我们善于去观察与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并从中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四个全面”坚持的正是这个矛盾运动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是站在社会发展的运动观上总结历史经验而架构的战略思维。“四个全面”克服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的形而上学思想，不仅看到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减（量变），而且看清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质的飞跃（质变）；不仅看到了旧事物的陈腐性，更看清了新事物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四个全面”在于强调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强化问题意识，注重问题导向，“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14]“全面深化改革”所依靠的不是外部的力量，也不是简单地从外部去寻求发展的原因，进而否定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事物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学说，而是深刻分析中国现实问题，分析国内各种矛盾的否定性因素，考察并洞见到各类风险同时存在的内部矛盾，从而找到了中国社会运动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包含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质的多样性，找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动力所在。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每一次发展都否定并超越了前一发展阶段，并在此基础实现了飞跃。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发展遵循这样的规律：“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應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15]中国社会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初期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各项事业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与发展相伴随的各类负面效应也接踵而来。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化改革以调整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交往形式，以推动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站在这个历史高度，我们不难发现，“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当前最紧迫的改革方略。“四个全面”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脱离了历史发展与社会经济现状态的选择，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空谈和虚妄的。 总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中国的发展现实出发，找准了中国发展的难题，以不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民幸福为价值目的和价值取向，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总结历史经验，坚定“三个自信”，构建了增创中国优势的战略布局，进而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征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站在历史交汇点上做出的重大抉择，它充分展现出发展的哲思：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回顾真如铁的雄关漫道，直面沧桑的人间正道，展望“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美好明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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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習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015年1月23日）[N]. 人民日报，2015-01-25.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3-124.
[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
关键词： 四个全面； 认识论； 价值论；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8.03.011
Abstract：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four All-round”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 new leap in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reality and practice， and a new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isdom.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four All-round” contains extremely rich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in epistemology， it shows the rational way of all proceeding from reality，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seeking truth and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in the aspect of theory of value， which shows that everything is for the people， everything depends on the people， constantly promotes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people’s happy life as the value of the goal； in the methodology， it adheres to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by using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 connection， contradictory movement of things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China’s problems and solves their problems. On this basis， the “four-round” strategic layout is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Marxism in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
Key words： four comprehensive； epistemology； value theory； methodology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此“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彰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完善的治国方略，循此方略前进，必将进一步推进党的理论与实践大发展，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愿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因而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而另一方面又在坚定中国自信的基础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总结中国经验，开创中国智慧，进而优化中国模式，以此推进中国的发展事业，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深入探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上面，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蕴。
一、求“真”必然务“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认识论理路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1一个国家理论需要的程度，总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因此，首先要充分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状况，进而认识国家需要的程度，才能构建一国的建设理论。“四个全面”正是对国情世情充分认识的基础上而做出的顶层设计。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事实求是的认识论路线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明确，充分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求真务实思想路线，它不仅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原则，还包含着在认识事物时要解放思想，始终跟上时代步伐的认识路径，展现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魅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2]这正是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马克思主义灵魂所得出的重要结论。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出发点。恩格斯指出：“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3]337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曲折的，正体现出认识路线的曲线式发展特点。认识是一个渐近的过程。“一切真实的、穷尽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立起来。”[3]34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中国社会中个别现象上升到特殊性，再上升到普遍性后而做出的理论概括。“四个全面”的提出本身便是由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进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避免较大的风险与动荡不安，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以前没有认识到的东西，或者在认识上存在某些偏差，是由于时代的条件受到限制，当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以后，这种认识就开始明朗起来。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3]337-338正因如此，我们要反省历史，省察改革开放走过的路。这种反省的思维活动，正是总结前人并从中得出正确结论的认识路径。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阶段不断前进、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探求真理的思维法则，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观点”、“根本态度”和“根本方法”。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4]237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导向教条主义。邓小平也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进行。”[5]唯物论者要求不能离开人的社会性和历史发展去孤立地观察认识问题。正是在充分认识和把握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状况、GDP增减程度、人民生活水平状况后，才得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在充分认识和把握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财富分配的公正程度以及各类社会风险导致社会不和谐的情态后，才得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主张；在充分认识与把握了党内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以至于影响到整个国家和党的命运的情势下，才得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正确主张；在充分认识和把握了自然与社会发展的现象、性质、自然的规律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后，才得出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主张。
“实事求是”要求我們不仅依靠国内实情，还要依据国际发展态势，立足于现实，展望未来、与时俱进。因而全面深化改革不同于前苏联与东欧的休克疗法，也与以前的改革不尽一致。这是社会发展时空变化所决定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本真内涵。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这是“实事求是”的哲学依据。只有精准地考察了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实事”后，才能做出全面的判断和规律性把握。“四个全面”首先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去部署国家发展战略，其所依托的中国当代最大的客观现实，便是我们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情。在充分认识和把握了这个实情后，才能在时间上统筹当下与未来，在空间上统筹中国不同发展地域、统筹中国与世界之关系，进而制定相关的政策。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我们一方面要看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另一方面要看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新特点新情况。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因而我国基本国情在内涵、所面临的国际国内风险和发展等问题方面有了重大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做出判断，就必然要依据这个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国际国内不断变化的新环境，以使得认识符合于实际、理论适合于实践。“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6]
正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认识论路线，才使得“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可能。（1）在认识路径和“实事”依据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以下简称为过去的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因而在认识论上强调“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路径进行，它本质上是一种“试错法”，错了就纠正，显示出敢闯敢试的勇气和力量；而全面深化改革是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尽管依然是史无前例的，但石头不好摸了，所以要进行“顶层设计”。（2）在改革领域方面：过去的改革领域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而如今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军事、党建全方位改革。（3）在改革的目的方面：过去的改革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带动后富，而全面深化改革则要消灭因此而产生的贫富差距，因而强调“共同富裕”、“全面小康”。（4）在改革的原则方面：过去的改革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全面深化改革则强调“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5）在改革面临的矛盾与问题方面：过去的改革所面临的难题在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观念冲突，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难题却在于各方利益冲突，因而表现为过去的改革较易，30年的改革后所剩下的只有难啃的“硬骨头”了。（6）在改革的层次方面：过去的改革要求改善“统得过死、管得过严，平均主义”的计划经济旧体制，而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是“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的新弊端，是对改革的改革，是更深层的改革。（7）在改革的手段方面：过去的改革所依据的是“政策主导”，全面深化改革则强调“法治主导”。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实践第一性的认识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6他接着讲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7 因而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孙中山先生也提出“行先知后”、“知行统一”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4]282-283当前，对中国现实的认识离不开我们的生产实践活动状况。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以中国特色主义建设的实践活动为重要依托而概括出的理论。习近平强调，在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原理上，要认识到实践是第一位的，我们要在不断推进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紧紧靠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强调理论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因而决不可忽视理论的重要作用，而是要不断增强理论自信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惟一标准，此外并无别的标准，因而需要将理论用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并通过反复的实践与比较，最终实现理论创新。时代在变化，与之相应的实践也会跟着发生变化。“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6]“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充分体现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二、民生幸福：“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价值论导向
价值是认识活动、实践活动的一般目的。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具有预期的目的，目的成为人反映未来的一种希望，它通过活动结果的观念形态表现出来。“从根源上说，目的就是被意识到了的主体需要和利益，就是人对理想的价值目标的自觉追求。反言之，人的行为目的，就在于需要，在于利益，在于创造和获得价值。”[7]只要价值实现了，就意味着人们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也便意味着人们生产实践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四个全面”的价值目标正在于不断改善民生，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是民生幸福的表达，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增进民生幸福的助力器，全面从严治党正是实现民生幸福的坚强保障和坚实壁垒。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增进人民福祉的价值取向，正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并合理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粹。马克思主义强调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宗旨的价值表达。马克思早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指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8]选择能够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职业，是马克思最高尚的价值观表达，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奠定了向“善”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深深扎根于無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深切关注处于社会最底层、遭受最深重压迫与剥削的劳苦大众的利益，彰显出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在革命实践与社会建设进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9]864，正是要求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不了从严治党，毛泽东一刻也没有放松这一功课。他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9]1095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正在于其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点上。“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9]1094邓小平也强调指出：“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10]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为着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实践。
追求百姓幸福生活的价值观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活动的核心，受到历朝历代思想家的高度重视。孟子从人的需要出发阐释政治的价值，“可欲之为善”（《孟子·尽心下》）意在表明把善界定在人之所需范畴之内，表达了人之需要与价值的紧密联系。墨子也提出相同的价值标准，因“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卷八）则“发以为刑政，观其中（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旨在强调把符合国家要求和人民群众利益作为衡量政治的价值标准。荀子认为在利用自然万物时要有利于人，使“尽其美，致其用”（《荀子·富国》）方才显示物的价值所在。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凡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朝代，均得到人民群众和历史的讴歌，也成为后世效仿的标杆；凡百姓生活痛苦的朝代和社会，必将引致人们的唾弃。中国历史上的众多“盛世”深得政治家、思想家和普遍民众的颂扬，追求人民幸福生活的观念成为中华民族引以为豪的民族精神，备受世人的赞誉。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沿着这个价值取向阔步前行并不断开拓创新的实践活动。“四个全面”的目的正在于追求向“善”价值，而对于此价值的追求又会驱使全国人民去行动，进而推动我们对深化改革的全面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前进和发展，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实践活动的动力因。“四个全面”的价值以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为根据，这需要表现为作为主体的人民对自己的安全生存和美好生活发展的客观条件的内在要求。人民群众一旦对自己的客观需要有了正确的认识，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便充分得以体现。正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成为“四个全面”得以展开的动力因。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增进人民福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如此，增进人民福祉同样是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里的“全面”是指改革与治理面不留死角，幸福生活的惠及面不遗漏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全方位解决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部门差距、行业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幸福。质言之，增进人民福祉是“四个全面”全面贯彻实施的动力因和目的因。由于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的需要，才能显示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也才能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态度和行动。因而，人民群众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仅是目的和意向，更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利益的动力来源。
进一步讲，增进人民福祉的价值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全方位谋划的“顶层设计”，还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作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者，是“四个全面”得以实施进而成为现实的支柱力量，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作用，任何美好的设想都无济于事。习近平指出：“睿智之言、务实之策根植于人民。”[11] “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从人民中吸取智慧，从人民中凝聚力量，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更加扎实地推进经济发展，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更加充分地激发创造活力，更加有效地维护公平正义，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深入地改进党风政风，为国家增创更多财富，为人民增加更多福祉，为民族增添更多荣耀。”[12]人民群众既是“四个全面”的“剧作者”，亦是“四个全面”的“剧中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部“历史剧”能否演好，关键在于看能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首创性、主体性精神。演好了，绩效表现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辉煌的历史新篇章必将再次书写。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缔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因而“人民至上”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离开了中国13亿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三、历史唯物主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方法论向度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一脉相承的品性，因而在方法论上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6]辩证唯物主义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是“四个全面”必须坚持的原则。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普遍联系的辩证观点要求从系统论的方法论原则出发去解释世界。恩格斯指出，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复杂系统，事物是相互联系的整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皆如此。“我们所面对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从星球到原子，甚至直至以太粒子，如果我们承认以太粒子存在的话。这些物体是相互联系的，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13]马克思也指出，社会关系就是所有关系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有机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一起构成了整体中的环节、系统中的要素。“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不可以理解为孤立的存在，而是整个战略系统中的要素。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的战略思维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内在地要求科学的、系统的全面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整体的全方位的复兴而非某一方面或片面的兴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正体现出全面发展的设计。习近平强调指出：“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6]这个根本方法正是普遍联系的系统思维方法。应对复杂局面、解决复杂问题就需要统筹兼顾，而不是顾此失彼。我们一方面要不断提升经济量的增进，另一方面还要注重人民生活水平质的跃升，维护生态平衡和保护，“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习近平语）。当前中国面临着各种利益关系复杂角逐的境况，就更需要我们站在全局的高度，兼顾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下、重点与非重点的复杂关系，权衡利弊、趋利避害，只有如此，才能择善从之，沉着应对复杂情势。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看形势做工作不能盲人摸象、坐井观天、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6]“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方法论上，要求我们一改单向度的思维方式，而是要从整体性上去把握社会关系脉络，进而构建全方位不留死角的、持续发展而不是停滞不前的发展模式和战略设计。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用矛盾运动的观点看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人类社会而产生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毕生的重大发现之一。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中辩证地前行，在矛盾运动中实现自我否定和自我发展。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一个“主义”，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依据这样的理论，现存在的事物中必然包含着其对立面，完美的东西里必然包含着不完美的方面，这是一个矛盾律，这个矛盾律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但它是被继续不断地扬弃着，被人们的社会实践扬弃在历史长河之中。社会发展中固有的不完美性总要得到解除，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决定的，它要冲破那自然的、外在的外壳，进而达到自我与社会同时发展的光明之境。
看待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要从事物的矛盾运动规则入手，并反对形而上的庸俗进化论观点。“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4]301这个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就是要教导我们善于去观察与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并从中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四个全面”坚持的正是这个矛盾运动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是站在社会发展的运动观上总结历史经验而架构的战略思维。“四个全面”克服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的形而上学思想，不仅看到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减（量变），而且看清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质的飞跃（质变）；不仅看到了旧事物的陈腐性，更看清了新事物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四个全面”在于强调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强化问题意识，注重问题导向，“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14]“全面深化改革”所依靠的不是外部的力量，也不是简单地从外部去寻求发展的原因，进而否定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事物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学说，而是深刻分析中国现实问题，分析国内各种矛盾的否定性因素，考察并洞见到各类风险同时存在的内部矛盾，从而找到了中国社会运动与发展的根本原因，包含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质的多样性，找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动力所在。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每一次发展都否定并超越了前一发展阶段，并在此基础实现了飞跃。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发展遵循这样的规律：“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應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15]中国社会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初期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各项事业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与发展相伴随的各类负面效应也接踵而来。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深化改革以调整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交往形式，以推动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站在这个历史高度，我们不难发现，“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当前最紧迫的改革方略。“四个全面”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脱离了历史发展与社会经济现状态的选择，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空谈和虚妄的。 总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中国的发展现实出发，找准了中国发展的难题，以不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民幸福为价值目的和价值取向，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总结历史经验，坚定“三个自信”，构建了增创中国优势的战略布局，进而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征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站在历史交汇点上做出的重大抉择，它充分展现出发展的哲思：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回顾真如铁的雄关漫道，直面沧桑的人间正道，展望“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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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3-124.
[责任编辑、校对：党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