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信号表明，执政党正在推动一场旨在实现“民富”的“新革命”。
　　春节前后，多位领导人频繁在公开场合表态，强调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性。2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谈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把“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放在了首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先后提及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据悉，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具体到收入分配的方方面面，并将于2010年出台。
　　这也是最大的民意所向。今年全国两会前夕，新华网推出的网络调查显示，“收入分配”登上“俩会最关心话题”榜首。中国素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传统，在基尼系数接近0.5(国际标准0.4为警戒线)、贫富不均已成民意公敌的背景下，此举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已经无须多言。
　　经历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国富的目标。数日前，《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2009)》显示，中国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的GDP已经超过了G20部分国家，“富可敌国”。
　　所谓“大河有水小河满”，“国富”为“民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基础和保障。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在“国富”的同时我们也形成了一个较为既定的利益格局，中国已非一张白纸，可以随意勾勒最美丽的图画。实现民富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要对这种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利益是刚性的，破除既得利益格局需要更刚性的手段。对于中国而言，这无疑是一场“新革命”，其意义堪比改革开放。
　　“革命”需要路径，对于中国而言，举其大者，以下路径是必须的：
　　其一，民企让利于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指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关系。在整体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实现“民富”不可回避地要在三者之间进行利益调整。
　　数据显示，在1992－2007年间，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收入分别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主体收入增长速度；企业收入增长主要是本世纪以来比较快，超过了平均增长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始终是最慢的，且低于平均增长速度。说简单点，政府和企业拿多了，而居民拿少了。
　　这显然是一种并不对称的增长，反映出我们尚没有普遍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薪酬正常增长机制。现实中，劳方缺乏谈判能力，往往是资方单方面决定工人工资，工人工资只占企业成本的极小部分。这显然于理不合，长远来看对企业升级也并无益处。
　　其二，国企还利于国。与民营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民企相比，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比如电力、石油、电信等行业的职工却享受着高福利待遇，甚至爆出一个抄表工年收入十万。其原因何在?这些企业以垄断资源或行政权力获得高额利润，却没有向国家缴纳足额的利润。因此，它们需要把更多利润上缴国家，以使国家用于二次分配，最终仍是还利于民。
　　其三，政策空间让于社会。全国两会首日，大会发言人赵启正驳斥了“国进民退”之说，他说，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经济、非公经济实现了“比翼齐飞”。数据足以支撑这个论断，但也不可否认，在现实中，非公有制经济仍然受到诸多限制，在政策和资金扶持上，国有大型企业仍然获得更多青睐，2005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仍未得到有效落实。若能打破这层“玻璃门”，非公经济必能再放异彩，更多地贡献于“民富”。
　　其四，社会保障归于政府。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中国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已经证明，如果缺乏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一切增富于民的努力都将化为乌有——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一个学生“耗尽”一个家庭，一场大病“消灭”一生积蓄——这不是神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政府需要在这些公共事业上更有作为。可喜的是，2010年，我们看到。教育改革纲要发布，公立医院改革纲要发布，回归公益成为主旨。对于“新三座大山”之首的住房，中央政府也在寻找对策，试图控制房价增长，重庆等地的公租房政策更让百姓看到希望。
　　有识者称，“以走共同富裕道路为总目标的‘中国新政’于2010年全面启动的态势初露端倪”。我们也可以说，这场新政的主题是“由国富到民富”。
　　新政能否实现，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进行又一次“革命”的勇气。矛头并非指向企业和政府，为的只是实现一种更为长久的发展模式：由民富而增加内需，摆脱过度的对外依赖，助推产业结构调整，以全民创富之方式最终达成“国强民富”。到那时，我们才实现了温家宝总理新年团拜会上所说的“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也只有到那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模式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