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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下午，中国邮电大学礼堂内一片欢歌笑语，大唐移动通信设备公司全体员工与他们的董事长周寰一起在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联欢会，过几天就将是春节长假。
周寰的手机突然响起，他走出礼堂接听电话。片刻后回到座位时，旁边的同事已多少能察觉他内心的狂喜。表演结束后，周寰疾步到麦克风前，清了清嗓子，对台下400多名员工说，“同志们，我马上要去一趟部里（指信息产业部）。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个重大喜讯是，刚才部里给我打来电话，TD-SCDMA已被正式宣布为国家标准了！”
台下掌声雷动。周寰继续勉励道：“接下来牌照的发放为期不远，大家仍须努力。”
这一天，信息产业部正式对外宣布，三大3G国际标准之一的TD-SCDMA为我国通信行业标准。这份国家标准的内容由大唐、西门子、鼎桥等多家公司参与起草，大唐主要起草了接入网和终端方面的技术规范。
北京邮电大学学位委员会主任宋俊德教授告诉《商务周刊》，3G国家标准的统筹工作由信产部通信标准化协会负责，三大标准都必须转化为汉化版的中国标准才能在中国商用，另两大标准WCDMA和CDMA2000也即将被宣布为国家标准。
這一天的到来意义非凡，它预示着大唐和中国的国产3G标准TD离一个目标和理想又前进了一大步，这个目标就是TD在中国的成功商用。
2000年5月5日，ITU（国际电信联盟）公布TD正式成为ITU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3G）IMT 2000建议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自此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3G国际标准。但作为一种商用技术，衡量TD成功的真正标尺还是能不能产业化。
被宣布为国家标准，意味着审慎的中国政府对TD的大规模商用能力正式表示首肯，也是对之前“TD产业化专项技术试验专家组”做出的“TD可以独立组网”结论的官方认可。通俗地说，宣布为国标，意味着TD将获得独立组网的牌照，而且时间不会太久。
对周寰和大唐来说，TD成为国家标准也许不比成为国际技术标准更能让他们激动，却肯定更令他们感到轻松。“周寰和大唐终于可以缓口气了。”一位业内人士说。
大约从2002年开始，3G牌照何时发放成为中国通信行业年复一年的议题，每一年都有大量例行公事般的预测。“几月大限”这种预言落空多次之后，中国的3G问题逐渐异化为“TD问题”。对TD技术优越性和产业化前景的质疑不断出现，大唐为中国政府迟迟不颁发3G牌照背负了许多指责和压力，人们普遍认为，政府是在等待TD产业化的成熟，而大唐“动作太慢”。
事实上，无论与牌照发放有没有关系，中国政府对TD的早日成熟的确充满了殷望。大唐移动人士透露，“信产部、国务院的人隔三差五就去我们那边，都熟得不得了。”一位电信老专家告诉《商务周刊》，一位国家领导人在一次正式场合问大唐高管，大唐、中兴和华为当初不是在同一起跑线吗，怎么差距越来越大？令这位大唐高管一时无语。
一段弯路
“TD几次试验的结果到底是否足以支持大规模商用？”大唐一位人士向本刊表示，这个问题清华大学的王京教授最有发言权——他早些时候对TD的独立组网“持保留态度”，但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转而支持TD独立组网。这位大唐人士说：“他（王京）是最经常来大唐视察TD的专家。”
王京的三段经历使他对TD的成熟度的确“很有发言权”。1998年1月，“TD之父”李世鹤在“香山会议”上提出要向ITU提交3G标准后，王京就与北京邮电大学张平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副校长龚克教授一起直接参与了TD标准的起草和修改，直到当年6月向ITU提交TD标准的第一稿；1999年1月，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部、科技部联合成立C3G（全称为“中国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研究开发项目”）总体组，组长是东南大学尤肖虎教授，王京是7名成员之一。C3G项目总投资2亿元左右，同时支持TD、WCDMA和CDMA2000三个标准的研发，其中TD研究的主要承担者是大唐；而早在1993年，王京还参与了我国“863”计划中第一个移动通信项目CDCT（中国数字无绳电话标准）的研发，李世鹤本人也参与了该项目。CDCT便是一个基于TDD（时分双工）技术的微蜂窝移动通信系统，与小灵通（PHS）非常相似，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个项目没有形成产业化。
“我们是中国最早一批做TDD的人。”王京说，通过CDCT项目的经历和日后小灵通的推广应用，他清楚地知道，TD独立组网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其自身成熟度、产业链成熟度以及市场认可的程度。
王京向《商务周刊》介绍了一段历史背景，通过这段背景可以更好地理解TD曲折的发展历程，和如今“独立组网”对TD的重要性。
TD技术有TSM和LCR（低码片速率）两个版本，TSM标准的英文名是“TD-CDMA over GSM”，意思是基于GSM核心网的TD-SCDMA，因为TD是一个物理层传输的标准，可以依附于一个既有网络。从高层通信协议上，TD跟WCDMA也是兼容的。
2002年以前，大唐并没有做LCR标准，而是与西门子合作做TSM标准，也并没有强调独立组网。大唐一开始做的就是依附在GSM网上的3G传输技术TSM——类似于GPRS这样的2.5G的产品，由于GSM当时只能支持话音业务，而运营商在考虑推出数据业务，大唐希望用TSM覆盖中移动的GSM网络，用以传输高速数据业务——这正是2002年之后GPRS提供的功能。
后来，中国移动开始上马GPRS，大唐的TSM随之停止。到2002年，局势已经基本明朗：不会有人用TSM了。中国移动之所以没有选择TSM，开始是因为时间表的原因等不及，之后则考虑到虽然TSM的传输速率比GPRS高一些，但GPRS已经足以支持当时的数据业务需求，因此没有再上TSM。
TSM花费了大唐大量的心血和时间，却不能商用。“这是TD遭到的一个不幸。”王京说。
TSM折戟之前，2001年3月，TD在棕榈泉的RAN全会上被3GPP（3G伙伴项目组织）作为国际标准正式列入其R4版本，这个版本中，TD叫作LCR TDD（低码片速率TDD模式）。出于国际化的考虑，运营商此时明确表态，如果要上TD，必须上作为国际3G标准的LCR，而不是TSM。
在被运营商否定之后，西门子还想继续做TSM，因为当时大唐和西门子把GSM/TSM双模产品都已经做出来了，放弃意味着巨大损失，但大唐已经下定决心转向做LCR，这也成为西门子与大唐这对紧密合作伙伴分手的主要原因。
运营商的“同频干扰”顾虑
大唐决定做LCR之后，放弃了做WCDMA网络的补充的想法，决心用TD独立组网，随之而来的课题是解决“同频干扰”问题。而这一问题，至今仍是技术上左右运营商是否愿意运营TD，以及决定TD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商用的最关键因素。
王京介绍，TDD的两大优势在于短距离传输和系统接入成本低，要独立组网，就得既覆盖小范围又能远距离传输，如果只能短距离传输，就意味着TD仍然要依附在FDD（频分双工）的网络上只起“热点”（hot spot）的作用。小灵通的案例证明，TDD技术一样可以远距离传输。从经济上考虑，TDD远距离传输和短距离传输的总体造价不会比FDD高，所以远距离传输不是TD独立组网的技术障碍。
但问题已经不在于网络覆盖能力，而在于TDD技术存在的“同频干扰”问题会导致TD只能异频组网而不能同频组网。
所谓同频干扰，是指无用信号的载频与有用信号的载频相同，并对接收同频有用信号的接收机造成干扰。2005年9月，信产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标准所公布的TD测试结果中称，TD具备大规模同频组网能力。“现在这一问题在测试中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但还需要在大用户量等试验环境中进行验证。”王京说，“有些改进在以后组网的过程中做，时间上都是来得及的，我认为这不构成TD独立组网的障碍。”
王京这么认为的理由是，即使刚开始异频组网，也只是会影响到频谱利用率和系统容量。同频组网可以提高系统容量，异频组网的系统容量低，但国家给TD分配的频段资源非常丰富，达到155兆，而3G的早期用户量不会很多，对系统容量的要求不高，“这意味着TD有条件异频组网”。
一般而言，每5兆频率可以容下3个载波，155兆即可以容下90个载波，王京介绍，一般4至7个载波就完全可以支持一家运营商异频组建一张网络，90个载波可以至少支持13个运营商异频组网。
作为一名技术专家，王京认为同频干扰已经不构成TD不能商用的理由，但他同时也承认，从商业的角度，TD如果异频组网，将不会得到运营商欢迎，而这也的确是目前运营商们“非常非常在乎的问题”。
运营商不欢迎异频组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系统容量的经济考虑，用1个频段同频组网和用7个频段异频组网，容量相差若干倍。而运营商占用频段是需要给国家缴纳频段占用费的。
此外同频组网和异频组网的扩容成本也不一样。比如用户密集度增加，网络需要扩容，如果是同频组网，只需要加建一个基站就行。而异频组网则麻烦很多，如果要加基站，系统又需要大范围调试和优化。所以运营商出于频段规划的考虑，必然不愿意异频组网。
根据王京和大唐移动内部人士提供的一致信息，目前在系统设备方面，TD 还在大力解决并需要在大规模测试中验证的技术问题，除了同频切换和同频容量之外，还有智能天线的切换等问题。而在之前的室内测试和小规模外场测试中已经得到较好解决的技术问题，主要有小区内用户间的同步问题、智能天线跟踪高速移动用户、多个运营商同城网间同步等。
2004年，王京曾经在IEEE（美国电子工程师学会）的网站上以“WCDMA”为关键字检索出来500多篇论文，而用“TD-SCDMA”只检索出19篇论文，“这说明学术界较少关注TD，而群策群力的研究可以迅速帮助一项标准改进。”王京强调，GSM早期在香港商用的时候，曾被骂得一塌糊涂，“在产品开发和用户使用过程中的逐步完善对一项技术标准非常重要，有人觉得我们对TD太苛刻了，但新技术需要这样的过程，否则仓促规模化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致命的结果，也许会把这个技术毁掉，即使它是一个好技术。”
大唐的苦衷
作为一家研发型公司，大唐上上下下对自己提出中国人自己的3G国际标准都充满了自豪和使命感。但在产业化能力方面，用一位老专家的话说，“大唐的确差点”。大唐没有产能，不能像中兴、华为那样能从设备和终端市场获得现金流来反哺研发，要完成TD的整个产业化进程，所需资金可能将高达数十亿元，与之相比，国家的投入仅是“杯水车薪”。巨大的资金压力曾让周寰对媒体发出“再过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大唐可能也撑不下去了”的叹息。
资金上的窘迫也体现于员工待遇上，大唐移动在移动通信业有“移动通信工程师的摇篮”美誉，实际是指由于员工待遇低于摩托罗拉、爱立信、朗讯等外企，大唐的工程师常常跳槽。一位大唐研发人员对记者说，到外资设备商企业去办事，常能碰到旧同事。
2002年1月，当时的国家计委拿出7亿元发起成立TD产业联盟，但对大唐说，这笔钱不是给大唐的，而是给TD的。尽管如此，国家投资一方面减少了风险，另一方面给了设备商信心：国家投入了这么多，TD在中国不会不上。“有了这笔钱，大家才会聚集，国家没有真金白银的投入，企业也不敢投。”一位业内人士评论说。
这之前的TD已经多次没有赶上3G时间表，比如早期方向决策上走TSM的弯路，以及后来LCR的研发也没有赶上WCDMA的研发进度。实际上，当初在C3G项目下，三大标准在中国的研发是同时启动的，如今中兴和华为在WCDMA和CDMA2000两个标准上的产业化步伐已远远领先，以至于国内某知名电信设备商不讳言的多次宣称，大唐的产业化能力太差，“若是交给我们做，早就做出来了”。对于此观点，一位专家点头说，“我绝不怀疑是这样。”
一位大唐内部人士对有没有制造业务的差别也颇有感触，他回忆2004年大唐与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合资之前，大唐自己的东西离产品化还有相当的距离，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投入之后，才帮大唐把生产流程规范化，“那老牌的有经验的制造商做出来的东西的确不一样”。在今年3月启动的规模网络测试中，中兴与大唐联合支持网通在青岛建网，他对中兴的出手“阔绰”印象深刻：“中兴‘咣’一下拉来20台基站眼都不眨一下，我们才巴巴地运去几台。”
在TD宣布为国标之后，大唐内部普遍有一种欢欣的氛围，“快熬到头了”。但该大唐人士并不认为大唐一定会随着上马3G而改变窘境，他抱怨到，配合TD的产业化是国家下达给大唐的一项任务，大唐与中兴、普天签署了技术授权协议，在TD技术转让方面对国内企业几乎免费，制造商不会掏钱向大唐购买技术；相反，国内制造商“在当初去3GPP的时候不肯出人出力，到现在又开始指责大唐试图对TD大包大揽”。他甚至认为，也许其他制造商靠TD发展起来的那一天，“TD做起来了，大唐也就死了”。
对此，一些外界分析师也有同感。“大唐是技术外溢型企业，有可能TD做起来后，大唐自己并不赚钱。”水木清华电信分析师沈子信说。
李世鹤透露，大唐正在摸索将来的商业模式。他强调：“大唐一定会好好的活下去。”据《商务周刊》所知，由国家工程院牵头的电信专家小组也正在专题研究TD将来的商业模式问题，其中包括新增专利的收费方法，联盟内外的知识产权共享如何区别对待等课题。
测试历程
由于中国3G牌照的发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TD的商用成熟度，因此TD的每次试验总是引人关注。2006年3月，TD规模网络测试方案正式确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三大运营商分别圈定保定、厦门、青岛三个中型城市进行试验，测试涉及大唐、中兴、鼎桥三家设备提供商。具体方案为：大唐和鼎桥协助中国电信在保定建网，中兴和鼎桥在厦门协助中国移动建网，大唐和中兴合作在青岛协助中国网通建网。知情人士透露，此次测试花费的资金由国家负担。
据本刊了解，到3月中旬，保定方面的进度不大，“设备过去得晚，还没展开”。青岛调通了两个基站，一个是覆盖一幢楼的微基站，另一个是覆盖小区的普通基站，“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经历了3轮外场测试的历练之后，此次真实网络环境下的试验将是TD商用前的最后一次试验，如果试验情况良好，能证明TD大规模商用风险足够小，中国的3G牌照很可能会瓜熟蒂落。
从2001年开始，TD的测试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1年至2003年9月参与信产部组织的室内测试；第二阶段是2004年4月开始的外场测试；第三阶段是2005年3—6月的专项测试，测试内容是TD产业化程度，六大基础运营商均有参与；第四阶段是2005年10月开始的预商用测试，测试的对象是面向消费者，测试重点是芯片、终端和大规模外场，主要解决TD系统设备和实际应用问题。
这次测试后来又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去年10月到春节前，主要在北京和上海举行，运营商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网通和铁通，供货商是中兴、大唐、鼎桥、普天。这次试验之后，大唐在北京已经有20多个基站，而其在北京的RNC（基站控制器）最多能控制200多个基站，南北从北三環到学院路，东西从北太平庄到北辰路，都有TD的信号。除大唐外，鼎桥也在北京部署了TD基站。第二阶段即是3月份到今年夏天的三个城市的规模网络测试，将先后进行试商用网的设备选型、组网、模拟商用环境、终端测试，最后是网络实际应用，包括大话务量环境下终端与系统设备的应用情况。“这是预商用之前的最后铺垫。”沈子信说。
有消息说，这次试验按照时间表本该在去年底在北京完成，之所以延期到今年3月份，并加测3个中型城市，是因为去年10月份的测试结果不尽如人意。知情人士也对本刊透露：“去年说的只是在北京测一下示范网，后来可能对测试结果不太满意，想进一步测一下，于是决定去中型城市。”
2005年6月，有消息传出，TD外场测试可能会延期，6月21日，大唐电信总经理魏少军调任大唐集团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总工程师。业内人士称，“可能与TD试验的不成熟有关。”同日，《中国日报》引述多方消息称，在信产部组织的3G测试中，TD表现不佳。
据参与测试的人士介绍，目前系统设备方面的问题已经不大，关键是终端，发现的问题有“发射功率太低，射频有问题，待机时间短，通话质量差，时有掉线”。从2005年7月份开始，已经针对不同终端在不同的系统上的一致性测过3次，去年7月份参与测试的14个手机品牌中，通话率高的才达到70%左右——这一数据应在98%以上才能达标。不过到去年10月份再测的时候情况大有改观，“几乎把把通”。而据李世鹤透露，当时测的时候通话率很高的是几个国产手机品牌。
沈子信认为，对3G的成功来说，终端是关键，“如果终端不成熟，用户端就没有需求，网络搭建起来也没有用”。但他同时认为，一般来说，终端在系统成熟后半年至一年时间内成熟是可以接受的。
“中国政府的3G测试历程其实是3G的商用历程，从这个角度来看，TD离商用时间可以说近在眼前。”沈子信说。
周寰的手机突然响起，他走出礼堂接听电话。片刻后回到座位时，旁边的同事已多少能察觉他内心的狂喜。表演结束后，周寰疾步到麦克风前，清了清嗓子，对台下400多名员工说，“同志们，我马上要去一趟部里（指信息产业部）。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个重大喜讯是，刚才部里给我打来电话，TD-SCDMA已被正式宣布为国家标准了！”
台下掌声雷动。周寰继续勉励道：“接下来牌照的发放为期不远，大家仍须努力。”
这一天，信息产业部正式对外宣布，三大3G国际标准之一的TD-SCDMA为我国通信行业标准。这份国家标准的内容由大唐、西门子、鼎桥等多家公司参与起草，大唐主要起草了接入网和终端方面的技术规范。
北京邮电大学学位委员会主任宋俊德教授告诉《商务周刊》，3G国家标准的统筹工作由信产部通信标准化协会负责，三大标准都必须转化为汉化版的中国标准才能在中国商用，另两大标准WCDMA和CDMA2000也即将被宣布为国家标准。
這一天的到来意义非凡，它预示着大唐和中国的国产3G标准TD离一个目标和理想又前进了一大步，这个目标就是TD在中国的成功商用。
2000年5月5日，ITU（国际电信联盟）公布TD正式成为ITU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3G）IMT 2000建议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自此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3G国际标准。但作为一种商用技术，衡量TD成功的真正标尺还是能不能产业化。
被宣布为国家标准，意味着审慎的中国政府对TD的大规模商用能力正式表示首肯，也是对之前“TD产业化专项技术试验专家组”做出的“TD可以独立组网”结论的官方认可。通俗地说，宣布为国标，意味着TD将获得独立组网的牌照，而且时间不会太久。
对周寰和大唐来说，TD成为国家标准也许不比成为国际技术标准更能让他们激动，却肯定更令他们感到轻松。“周寰和大唐终于可以缓口气了。”一位业内人士说。
大约从2002年开始，3G牌照何时发放成为中国通信行业年复一年的议题，每一年都有大量例行公事般的预测。“几月大限”这种预言落空多次之后，中国的3G问题逐渐异化为“TD问题”。对TD技术优越性和产业化前景的质疑不断出现，大唐为中国政府迟迟不颁发3G牌照背负了许多指责和压力，人们普遍认为，政府是在等待TD产业化的成熟，而大唐“动作太慢”。
事实上，无论与牌照发放有没有关系，中国政府对TD的早日成熟的确充满了殷望。大唐移动人士透露，“信产部、国务院的人隔三差五就去我们那边，都熟得不得了。”一位电信老专家告诉《商务周刊》，一位国家领导人在一次正式场合问大唐高管，大唐、中兴和华为当初不是在同一起跑线吗，怎么差距越来越大？令这位大唐高管一时无语。
一段弯路
“TD几次试验的结果到底是否足以支持大规模商用？”大唐一位人士向本刊表示，这个问题清华大学的王京教授最有发言权——他早些时候对TD的独立组网“持保留态度”，但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转而支持TD独立组网。这位大唐人士说：“他（王京）是最经常来大唐视察TD的专家。”
王京的三段经历使他对TD的成熟度的确“很有发言权”。1998年1月，“TD之父”李世鹤在“香山会议”上提出要向ITU提交3G标准后，王京就与北京邮电大学张平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副校长龚克教授一起直接参与了TD标准的起草和修改，直到当年6月向ITU提交TD标准的第一稿；1999年1月，国家发改委、信息产业部、科技部联合成立C3G（全称为“中国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研究开发项目”）总体组，组长是东南大学尤肖虎教授，王京是7名成员之一。C3G项目总投资2亿元左右，同时支持TD、WCDMA和CDMA2000三个标准的研发，其中TD研究的主要承担者是大唐；而早在1993年，王京还参与了我国“863”计划中第一个移动通信项目CDCT（中国数字无绳电话标准）的研发，李世鹤本人也参与了该项目。CDCT便是一个基于TDD（时分双工）技术的微蜂窝移动通信系统，与小灵通（PHS）非常相似，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个项目没有形成产业化。
“我们是中国最早一批做TDD的人。”王京说，通过CDCT项目的经历和日后小灵通的推广应用，他清楚地知道，TD独立组网在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其自身成熟度、产业链成熟度以及市场认可的程度。
王京向《商务周刊》介绍了一段历史背景，通过这段背景可以更好地理解TD曲折的发展历程，和如今“独立组网”对TD的重要性。
TD技术有TSM和LCR（低码片速率）两个版本，TSM标准的英文名是“TD-CDMA over GSM”，意思是基于GSM核心网的TD-SCDMA，因为TD是一个物理层传输的标准，可以依附于一个既有网络。从高层通信协议上，TD跟WCDMA也是兼容的。
2002年以前，大唐并没有做LCR标准，而是与西门子合作做TSM标准，也并没有强调独立组网。大唐一开始做的就是依附在GSM网上的3G传输技术TSM——类似于GPRS这样的2.5G的产品，由于GSM当时只能支持话音业务，而运营商在考虑推出数据业务，大唐希望用TSM覆盖中移动的GSM网络，用以传输高速数据业务——这正是2002年之后GPRS提供的功能。
后来，中国移动开始上马GPRS，大唐的TSM随之停止。到2002年，局势已经基本明朗：不会有人用TSM了。中国移动之所以没有选择TSM，开始是因为时间表的原因等不及，之后则考虑到虽然TSM的传输速率比GPRS高一些，但GPRS已经足以支持当时的数据业务需求，因此没有再上TSM。
TSM花费了大唐大量的心血和时间，却不能商用。“这是TD遭到的一个不幸。”王京说。
TSM折戟之前，2001年3月，TD在棕榈泉的RAN全会上被3GPP（3G伙伴项目组织）作为国际标准正式列入其R4版本，这个版本中，TD叫作LCR TDD（低码片速率TDD模式）。出于国际化的考虑，运营商此时明确表态，如果要上TD，必须上作为国际3G标准的LCR，而不是TSM。
在被运营商否定之后，西门子还想继续做TSM，因为当时大唐和西门子把GSM/TSM双模产品都已经做出来了，放弃意味着巨大损失，但大唐已经下定决心转向做LCR，这也成为西门子与大唐这对紧密合作伙伴分手的主要原因。
运营商的“同频干扰”顾虑
大唐决定做LCR之后，放弃了做WCDMA网络的补充的想法，决心用TD独立组网，随之而来的课题是解决“同频干扰”问题。而这一问题，至今仍是技术上左右运营商是否愿意运营TD，以及决定TD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商用的最关键因素。
王京介绍，TDD的两大优势在于短距离传输和系统接入成本低，要独立组网，就得既覆盖小范围又能远距离传输，如果只能短距离传输，就意味着TD仍然要依附在FDD（频分双工）的网络上只起“热点”（hot spot）的作用。小灵通的案例证明，TDD技术一样可以远距离传输。从经济上考虑，TDD远距离传输和短距离传输的总体造价不会比FDD高，所以远距离传输不是TD独立组网的技术障碍。
但问题已经不在于网络覆盖能力，而在于TDD技术存在的“同频干扰”问题会导致TD只能异频组网而不能同频组网。
所谓同频干扰，是指无用信号的载频与有用信号的载频相同，并对接收同频有用信号的接收机造成干扰。2005年9月，信产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标准所公布的TD测试结果中称，TD具备大规模同频组网能力。“现在这一问题在测试中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但还需要在大用户量等试验环境中进行验证。”王京说，“有些改进在以后组网的过程中做，时间上都是来得及的，我认为这不构成TD独立组网的障碍。”
王京这么认为的理由是，即使刚开始异频组网，也只是会影响到频谱利用率和系统容量。同频组网可以提高系统容量，异频组网的系统容量低，但国家给TD分配的频段资源非常丰富，达到155兆，而3G的早期用户量不会很多，对系统容量的要求不高，“这意味着TD有条件异频组网”。
一般而言，每5兆频率可以容下3个载波，155兆即可以容下90个载波，王京介绍，一般4至7个载波就完全可以支持一家运营商异频组建一张网络，90个载波可以至少支持13个运营商异频组网。
作为一名技术专家，王京认为同频干扰已经不构成TD不能商用的理由，但他同时也承认，从商业的角度，TD如果异频组网，将不会得到运营商欢迎，而这也的确是目前运营商们“非常非常在乎的问题”。
运营商不欢迎异频组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系统容量的经济考虑，用1个频段同频组网和用7个频段异频组网，容量相差若干倍。而运营商占用频段是需要给国家缴纳频段占用费的。
此外同频组网和异频组网的扩容成本也不一样。比如用户密集度增加，网络需要扩容，如果是同频组网，只需要加建一个基站就行。而异频组网则麻烦很多，如果要加基站，系统又需要大范围调试和优化。所以运营商出于频段规划的考虑，必然不愿意异频组网。
根据王京和大唐移动内部人士提供的一致信息，目前在系统设备方面，TD 还在大力解决并需要在大规模测试中验证的技术问题，除了同频切换和同频容量之外，还有智能天线的切换等问题。而在之前的室内测试和小规模外场测试中已经得到较好解决的技术问题，主要有小区内用户间的同步问题、智能天线跟踪高速移动用户、多个运营商同城网间同步等。
2004年，王京曾经在IEEE（美国电子工程师学会）的网站上以“WCDMA”为关键字检索出来500多篇论文，而用“TD-SCDMA”只检索出19篇论文，“这说明学术界较少关注TD，而群策群力的研究可以迅速帮助一项标准改进。”王京强调，GSM早期在香港商用的时候，曾被骂得一塌糊涂，“在产品开发和用户使用过程中的逐步完善对一项技术标准非常重要，有人觉得我们对TD太苛刻了，但新技术需要这样的过程，否则仓促规模化之后有可能会出现致命的结果，也许会把这个技术毁掉，即使它是一个好技术。”
大唐的苦衷
作为一家研发型公司，大唐上上下下对自己提出中国人自己的3G国际标准都充满了自豪和使命感。但在产业化能力方面，用一位老专家的话说，“大唐的确差点”。大唐没有产能，不能像中兴、华为那样能从设备和终端市场获得现金流来反哺研发，要完成TD的整个产业化进程，所需资金可能将高达数十亿元，与之相比，国家的投入仅是“杯水车薪”。巨大的资金压力曾让周寰对媒体发出“再过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大唐可能也撑不下去了”的叹息。
资金上的窘迫也体现于员工待遇上，大唐移动在移动通信业有“移动通信工程师的摇篮”美誉，实际是指由于员工待遇低于摩托罗拉、爱立信、朗讯等外企，大唐的工程师常常跳槽。一位大唐研发人员对记者说，到外资设备商企业去办事，常能碰到旧同事。
2002年1月，当时的国家计委拿出7亿元发起成立TD产业联盟，但对大唐说，这笔钱不是给大唐的，而是给TD的。尽管如此，国家投资一方面减少了风险，另一方面给了设备商信心：国家投入了这么多，TD在中国不会不上。“有了这笔钱，大家才会聚集，国家没有真金白银的投入，企业也不敢投。”一位业内人士评论说。
这之前的TD已经多次没有赶上3G时间表，比如早期方向决策上走TSM的弯路，以及后来LCR的研发也没有赶上WCDMA的研发进度。实际上，当初在C3G项目下，三大标准在中国的研发是同时启动的，如今中兴和华为在WCDMA和CDMA2000两个标准上的产业化步伐已远远领先，以至于国内某知名电信设备商不讳言的多次宣称，大唐的产业化能力太差，“若是交给我们做，早就做出来了”。对于此观点，一位专家点头说，“我绝不怀疑是这样。”
一位大唐内部人士对有没有制造业务的差别也颇有感触，他回忆2004年大唐与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合资之前，大唐自己的东西离产品化还有相当的距离，上海贝尔阿尔卡特投入之后，才帮大唐把生产流程规范化，“那老牌的有经验的制造商做出来的东西的确不一样”。在今年3月启动的规模网络测试中，中兴与大唐联合支持网通在青岛建网，他对中兴的出手“阔绰”印象深刻：“中兴‘咣’一下拉来20台基站眼都不眨一下，我们才巴巴地运去几台。”
在TD宣布为国标之后，大唐内部普遍有一种欢欣的氛围，“快熬到头了”。但该大唐人士并不认为大唐一定会随着上马3G而改变窘境，他抱怨到，配合TD的产业化是国家下达给大唐的一项任务，大唐与中兴、普天签署了技术授权协议，在TD技术转让方面对国内企业几乎免费，制造商不会掏钱向大唐购买技术；相反，国内制造商“在当初去3GPP的时候不肯出人出力，到现在又开始指责大唐试图对TD大包大揽”。他甚至认为，也许其他制造商靠TD发展起来的那一天，“TD做起来了，大唐也就死了”。
对此，一些外界分析师也有同感。“大唐是技术外溢型企业，有可能TD做起来后，大唐自己并不赚钱。”水木清华电信分析师沈子信说。
李世鹤透露，大唐正在摸索将来的商业模式。他强调：“大唐一定会好好的活下去。”据《商务周刊》所知，由国家工程院牵头的电信专家小组也正在专题研究TD将来的商业模式问题，其中包括新增专利的收费方法，联盟内外的知识产权共享如何区别对待等课题。
测试历程
由于中国3G牌照的发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TD的商用成熟度，因此TD的每次试验总是引人关注。2006年3月，TD规模网络测试方案正式确定，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三大运营商分别圈定保定、厦门、青岛三个中型城市进行试验，测试涉及大唐、中兴、鼎桥三家设备提供商。具体方案为：大唐和鼎桥协助中国电信在保定建网，中兴和鼎桥在厦门协助中国移动建网，大唐和中兴合作在青岛协助中国网通建网。知情人士透露，此次测试花费的资金由国家负担。
据本刊了解，到3月中旬，保定方面的进度不大，“设备过去得晚，还没展开”。青岛调通了两个基站，一个是覆盖一幢楼的微基站，另一个是覆盖小区的普通基站，“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经历了3轮外场测试的历练之后，此次真实网络环境下的试验将是TD商用前的最后一次试验，如果试验情况良好，能证明TD大规模商用风险足够小，中国的3G牌照很可能会瓜熟蒂落。
从2001年开始，TD的测试经过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1年至2003年9月参与信产部组织的室内测试；第二阶段是2004年4月开始的外场测试；第三阶段是2005年3—6月的专项测试，测试内容是TD产业化程度，六大基础运营商均有参与；第四阶段是2005年10月开始的预商用测试，测试的对象是面向消费者，测试重点是芯片、终端和大规模外场，主要解决TD系统设备和实际应用问题。
这次测试后来又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去年10月到春节前，主要在北京和上海举行，运营商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网通和铁通，供货商是中兴、大唐、鼎桥、普天。这次试验之后，大唐在北京已经有20多个基站，而其在北京的RNC（基站控制器）最多能控制200多个基站，南北从北三環到学院路，东西从北太平庄到北辰路，都有TD的信号。除大唐外，鼎桥也在北京部署了TD基站。第二阶段即是3月份到今年夏天的三个城市的规模网络测试，将先后进行试商用网的设备选型、组网、模拟商用环境、终端测试，最后是网络实际应用，包括大话务量环境下终端与系统设备的应用情况。“这是预商用之前的最后铺垫。”沈子信说。
有消息说，这次试验按照时间表本该在去年底在北京完成，之所以延期到今年3月份，并加测3个中型城市，是因为去年10月份的测试结果不尽如人意。知情人士也对本刊透露：“去年说的只是在北京测一下示范网，后来可能对测试结果不太满意，想进一步测一下，于是决定去中型城市。”
2005年6月，有消息传出，TD外场测试可能会延期，6月21日，大唐电信总经理魏少军调任大唐集团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总工程师。业内人士称，“可能与TD试验的不成熟有关。”同日，《中国日报》引述多方消息称，在信产部组织的3G测试中，TD表现不佳。
据参与测试的人士介绍，目前系统设备方面的问题已经不大，关键是终端，发现的问题有“发射功率太低，射频有问题，待机时间短，通话质量差，时有掉线”。从2005年7月份开始，已经针对不同终端在不同的系统上的一致性测过3次，去年7月份参与测试的14个手机品牌中，通话率高的才达到70%左右——这一数据应在98%以上才能达标。不过到去年10月份再测的时候情况大有改观，“几乎把把通”。而据李世鹤透露，当时测的时候通话率很高的是几个国产手机品牌。
沈子信认为，对3G的成功来说，终端是关键，“如果终端不成熟，用户端就没有需求，网络搭建起来也没有用”。但他同时认为，一般来说，终端在系统成熟后半年至一年时间内成熟是可以接受的。
“中国政府的3G测试历程其实是3G的商用历程，从这个角度来看，TD离商用时间可以说近在眼前。”沈子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