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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宗羲所著《行朝录》记载了南明隆武、绍武、鲁监国、永历四朝的历史，保存了大量抗清史料，是研究南明朝历史的重要资料。《行朝录》反映出明遗民史学的诸多特征。在编撰体例方面，《行朝录》形式多样，编年体、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兼而有之。在治史态度方面，黄宗羲秉笔直书、谨慎客观、寓褒贬于史。在史学宗旨方面，《行朝录》体现了以史为鉴、以史经世的史学宗旨。《行朝录》因其史著特征而具有独特的史学价值。
【关键词】《行朝录》;体裁体例;史学宗旨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5-0058-02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人。大清顺治元年（1644）四月，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北京失守，黄宗羲自此毁家纾难，投入抗清斗争。随着南明抗清斗争的接连溃败，黄宗羲深感救国无望，选择避世潜居，将精力放在著述讲学上，以期通过学术研究为故国存史，以史经世。于康熙二十二年左右，黄宗羲将自己亲历记载及搜寻到的有关南明行朝的史料纂辑编写成书，是为《行朝录》。
《行朝录》一书共十二卷，由《隆武纪年》《绍武之立》《鲁王监国上》 《鲁王监国下》《永历纪年》《赣州失事》《舟山兴废》 《日本乞师》 《四明山寨》 《沙氏乱滇》 《赐姓始末》 《江右纪变附载》十二篇组成，记载了南明隆武、绍武、鲁监国、永历四朝的历史，保存了大量抗清史料，是研究南明朝的重要资料。本文拟对《行朝录》的文本特征、著史宗旨等进行深入分析，探讨《行朝录》的史著特征，以期深化对它的研究。
一、体裁体例：不拘一体，兼而有之
黄宗羲著史，于史书体例得失颇有心得：“史之体有三：年经而人与事纬之者编年也，以人经之者列传也，以事经之者纪事也。其间自有次第：编年之法，春秋以来未有之改也;有编年而后有列传，故本纪以为列传之纲;有编年而后有纪事，故纪事为通鉴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迁、固，而不屑于悦、宏。”[1]黄宗羲认为为史拘泥于纪传一体还贬低其他体裁是十分不可取的，史学的三种体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次序，先有编年而后有纪传、纪事，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所以其著《行朝录》不拘于一体，兼而有之。
其中，《隆武纪年》《鲁王监国上》《鲁王监国下》《永历纪年》选用了传统的编年体形式，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较为详细地爬梳了隆武、绍武、鲁王行朝、永历这几个国祚不长的南明小朝廷的历史。作者以时间为宗，按年、月、日记事的手法，使得南明各行朝间的脉络联系更为突出，也使得南明这一时期的历史叙述更为连贯。《绍武之立》《赣州失事》《舟山兴废》《日本乞师》《四明山寨》《沙氏乱滇》《赐姓始末》及《江右纪变附载》这几篇则采用的是纪事本末体，以南明行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每事各详起讫，各编年月，自为标题，分篇详述原委。《行朝录》虽未有单独为人物立传记的纪传体篇章，但《隆武纪年》《鲁王监国上》《鲁王监国下》《永历纪年》四卷，都分别对隆武帝、鲁王、永历皇帝的生平事迹作了详细交代，同时寓褒贬于叙事，使三位帝王的形象跃然纸上。此外，《赐姓始末》亦对抗清名将郑成功传奇的一生作了细致描述。括而总之，《行朝录》以编年为整体叙事脉络，同时在叙事中掺杂以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多种体裁的同时运用，使《行朝录》在叙述南明纷繁复杂的史事时更加清晰而有条理。但这同时也导致了《行朝录》在体裁体例上过于杂乱无章，许多篇章之间太过杂散，联系性不强。
二、治史态度：秉笔直书，谨慎客观
《行朝录》的叙事较为客观，基本能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其笔下的隆武帝，是位忧勤励志，有才能、有抱负的君主：“帝英才大略，不能郁郁安于无事。在藩服之时，已思拨乱而反正。及其遭逢患难，磨砺愈坚。两京既覆，枕戈泣血，敕断荤酒，后宫不满三十人，半系老妪，于世之嗜好淡如也。性喜文词，手撰三诏，见者无不流涕感动。御制祖训后序、行在缙绅便览序，皆典雅可颂。”[2]黄宗羲虽不吝文辞赞美隆武帝，但对其不尽善处也并无隐晦，据实直书：崇祯九年，隆武帝不顾“藩王不掌兵”的典制率兵勤王，还杖杀其两皇叔，黄道周规劝他，不听;其想不次用人受朝臣反对时，不听;御史言不能擢升汤来贺时，不听;隆武二年（1646），其嫡子诞生，便欲封赏从龙诸臣，御史劝阻，不听。以四个“不听”，较为生动形象地刻画了隆武帝师心自用、固执己见的性格缺陷。对于南明人物，不以成败为去取，善恶必书。其笔下，有为诛奸臣马士英不惜“再具三疏，申大义于天下” [2]，最后绝食殉国的刘宗周;有“平生悲愤血，飞溅于群虏”[2]，不屈不卑，為守四明山慷慨赴死的王翊;亦有“怯于大敌，而勇于害其同类”[2]的黄斌卿;狡猾贪婪，起兵谋反，霍乱云南的土司沙定洲。
在史料的取材和运用上，黄宗羲也较为客观谨慎，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引用他人史料，自注标明资料之来源，以表史材之所在，如在《赣州失事》篇末自注：“此篇全用范康生所纪。”[2]其二，对于一事而有两说者，附有考异，以说明材料来源及去取之标准。如：《隆武纪年》于“上实未死”下书：“杨陆荣纪事言帝与曾后同斩”[2];《永历纪年》于“向非高进库梗之于广州”下书：“陆世仪江右纪变称杨与柯，非高进库也。”[2]其三，对于一事两传而难于判定者，则出阙疑之法。关于唐王朱聿键之下落，众说纷纭，作者无法辨其真伪，于诸说乃并存而弗删：“后至九龙潭投水死，上崩于福京。或曰：建宁代死者为唐王聿钊，汀州代死者为张致远，上实未死……其后朱成功屯兵鼓浪屿，有遣使存问诸臣者，云为僧于五指山，然亦莫必其真伪也。”[2]《永历纪年》中，叙述桂王下落，也采此法：“明年壬寅二月十三日，至滇城。蒙尘之后，事秘，不知崩日崩所。或曰：‘北人护至某驿，夜半，闻上怒骂，即殂落之辰也。’钮琇记：吴三桂缢之贵阳府。或曰：后同太子绞死云南城。三说未知孰是。”[2]于传疑之处传疑，不折中定为一说，众说并列，留与后世考证，可见作者史料取材运用的客观与谨慎。 三、史学宗旨：以史为鉴，以史经世
黄宗羲在《行朝录》序中如是写道：“岂知海外一二遗老孤臣，心悬落日，血溅鲸波，其魂魄不肯荡为冷风野马者，尚有此等人物乎……邓光荐填海录不出，世惟太史氏之言是信。此聊尔谈，其可已夫。”[2]可见其为故国书史、存史之责任感，同时也反映出其惩恶扬善、表彰人物，以为鉴戒的思想。黄宗羲尝言：“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留柱，朝露同晞。”[3]认为亡国之人物身上体现出天地之元气、人伦之纲常、历史之精神，所以黄宗羲写《行朝录》特别注重表彰殉节之诸君臣。上述提到的隆武帝，主政期间虽无甚作为，但黄宗羲感念其“英才大略”“枕戈泣血”，对其还是极为赞赏，不以成败论之，认为隆武朝覆灭乃是“蛟龙受困于蝼蚁”，不能对其多加苛责。绍武帝在位期间虽与永历政权相争，不思复国，致使政权消亡，但黄宗羲还是欣赏他殉国的气节，不以亡国祚短而对其进行否定：“若帝之从容遇难，可以追配毅宗，所谓‘亡国而不失其正者’，宁可以地之广狭、祚之修短而忽之乎？”[2]《行朝录》对抗清仁人义士的描写，也是有血有肉、丰满鲜明。鲁王监国时期，林垐与林汝翥奉命攻福清，两人皆兵败而死。黄宗羲描述林汝翥“不屈”，“服金屑死”;写林垐“制棺一具，布衣一袭，书‘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2]，将他们为国捐躯、不畏生死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缅怀故国，征存文献，以史为鉴的同时，作者还从中汲取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以期垂训来业。其在《鲁王监国下》的史臣评语中就直言：“有天下者，以兹亡国之惨，圖之殿壁，可以得师矣！”[2]《行朝录》诸篇之末，几乎都有“史臣曰”的论赞，这些论赞，大致总结了南明朝失败的经验教训，卓有见地。黄宗羲认为南明朝的失败，在于内部的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军事上的保守，坐以待毙。《隆武纪年》史臣评语言：“帝之拖于郑氏，所谓‘祭则寡人’而已。其一二心膂之臣，所藉以经营恢复者，如黄道周、苏观生，皆有儒者气象，未尝非诸葛之亚也，而束缚其手足，使之不能一展其所长。蛟龙受制于蝼蚁，可责其雷雨之功哉！”[2]认为隆武帝及心膂大臣受郑芝龙牵制而无法在复明事业上有所建树。在《绍武之立》中又指出“唐、桂之构，外惧方张，又生内忧”[2]，内部都已开始对立，又何谈攘御外敌。鲁王监国时期更是如此，“当义旗初建，士民喟然有吞吴、楚之气……此时，北师之席未煖，三吴豪杰，寻声而响臻，未必不可与天下争衡也”[2]，但因王之仁、方安国专横，与孙嘉绩、熊汝霖争长短，不思北进收复失地，安于蕞尔两府，贻误时机，何谈复国。
综上所述，黄宗羲《行朝录》一书在叙事上，大体运用传统史著的书写方式，秉笔直书、微言大义、寓褒贬于史;在体裁体例上则略富新意，不拘于一种体裁形式，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兼而有之，使得史事描写愈加明晰;在史学宗旨上，更是反映出明显的明遗民史学特征，以史为鉴、以史经世，“通过知一代之史，坚定民族复兴的信心”[4]。
参考文献：
[1]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69.
[2]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二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120-121，126，188，175，173，120，168，120，167-168，111，125，135，141，121，125，131.
[3]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49.
[4]李明友.一本万殊——黄宗羲的哲学与哲学史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4.
作者简介：
喻俊虹，女，汉族，江西宜春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明清史学史。
【关键词】《行朝录》;体裁体例;史学宗旨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5-0058-02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人。大清顺治元年（1644）四月，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北京失守，黄宗羲自此毁家纾难，投入抗清斗争。随着南明抗清斗争的接连溃败，黄宗羲深感救国无望，选择避世潜居，将精力放在著述讲学上，以期通过学术研究为故国存史，以史经世。于康熙二十二年左右，黄宗羲将自己亲历记载及搜寻到的有关南明行朝的史料纂辑编写成书，是为《行朝录》。
《行朝录》一书共十二卷，由《隆武纪年》《绍武之立》《鲁王监国上》 《鲁王监国下》《永历纪年》《赣州失事》《舟山兴废》 《日本乞师》 《四明山寨》 《沙氏乱滇》 《赐姓始末》 《江右纪变附载》十二篇组成，记载了南明隆武、绍武、鲁监国、永历四朝的历史，保存了大量抗清史料，是研究南明朝的重要资料。本文拟对《行朝录》的文本特征、著史宗旨等进行深入分析，探讨《行朝录》的史著特征，以期深化对它的研究。
一、体裁体例：不拘一体，兼而有之
黄宗羲著史，于史书体例得失颇有心得：“史之体有三：年经而人与事纬之者编年也，以人经之者列传也，以事经之者纪事也。其间自有次第：编年之法，春秋以来未有之改也;有编年而后有列传，故本纪以为列传之纲;有编年而后有纪事，故纪事为通鉴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迁、固，而不屑于悦、宏。”[1]黄宗羲认为为史拘泥于纪传一体还贬低其他体裁是十分不可取的，史学的三种体裁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次序，先有编年而后有纪传、纪事，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所以其著《行朝录》不拘于一体，兼而有之。
其中，《隆武纪年》《鲁王监国上》《鲁王监国下》《永历纪年》选用了传统的编年体形式，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较为详细地爬梳了隆武、绍武、鲁王行朝、永历这几个国祚不长的南明小朝廷的历史。作者以时间为宗，按年、月、日记事的手法，使得南明各行朝间的脉络联系更为突出，也使得南明这一时期的历史叙述更为连贯。《绍武之立》《赣州失事》《舟山兴废》《日本乞师》《四明山寨》《沙氏乱滇》《赐姓始末》及《江右纪变附载》这几篇则采用的是纪事本末体，以南明行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每事各详起讫，各编年月，自为标题，分篇详述原委。《行朝录》虽未有单独为人物立传记的纪传体篇章，但《隆武纪年》《鲁王监国上》《鲁王监国下》《永历纪年》四卷，都分别对隆武帝、鲁王、永历皇帝的生平事迹作了详细交代，同时寓褒贬于叙事，使三位帝王的形象跃然纸上。此外，《赐姓始末》亦对抗清名将郑成功传奇的一生作了细致描述。括而总之，《行朝录》以编年为整体叙事脉络，同时在叙事中掺杂以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多种体裁的同时运用，使《行朝录》在叙述南明纷繁复杂的史事时更加清晰而有条理。但这同时也导致了《行朝录》在体裁体例上过于杂乱无章，许多篇章之间太过杂散，联系性不强。
二、治史态度：秉笔直书，谨慎客观
《行朝录》的叙事较为客观，基本能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其笔下的隆武帝，是位忧勤励志，有才能、有抱负的君主：“帝英才大略，不能郁郁安于无事。在藩服之时，已思拨乱而反正。及其遭逢患难，磨砺愈坚。两京既覆，枕戈泣血，敕断荤酒，后宫不满三十人，半系老妪，于世之嗜好淡如也。性喜文词，手撰三诏，见者无不流涕感动。御制祖训后序、行在缙绅便览序，皆典雅可颂。”[2]黄宗羲虽不吝文辞赞美隆武帝，但对其不尽善处也并无隐晦，据实直书：崇祯九年，隆武帝不顾“藩王不掌兵”的典制率兵勤王，还杖杀其两皇叔，黄道周规劝他，不听;其想不次用人受朝臣反对时，不听;御史言不能擢升汤来贺时，不听;隆武二年（1646），其嫡子诞生，便欲封赏从龙诸臣，御史劝阻，不听。以四个“不听”，较为生动形象地刻画了隆武帝师心自用、固执己见的性格缺陷。对于南明人物，不以成败为去取，善恶必书。其笔下，有为诛奸臣马士英不惜“再具三疏，申大义于天下” [2]，最后绝食殉国的刘宗周;有“平生悲愤血，飞溅于群虏”[2]，不屈不卑，為守四明山慷慨赴死的王翊;亦有“怯于大敌，而勇于害其同类”[2]的黄斌卿;狡猾贪婪，起兵谋反，霍乱云南的土司沙定洲。
在史料的取材和运用上，黄宗羲也较为客观谨慎，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引用他人史料，自注标明资料之来源，以表史材之所在，如在《赣州失事》篇末自注：“此篇全用范康生所纪。”[2]其二，对于一事而有两说者，附有考异，以说明材料来源及去取之标准。如：《隆武纪年》于“上实未死”下书：“杨陆荣纪事言帝与曾后同斩”[2];《永历纪年》于“向非高进库梗之于广州”下书：“陆世仪江右纪变称杨与柯，非高进库也。”[2]其三，对于一事两传而难于判定者，则出阙疑之法。关于唐王朱聿键之下落，众说纷纭，作者无法辨其真伪，于诸说乃并存而弗删：“后至九龙潭投水死，上崩于福京。或曰：建宁代死者为唐王聿钊，汀州代死者为张致远，上实未死……其后朱成功屯兵鼓浪屿，有遣使存问诸臣者，云为僧于五指山，然亦莫必其真伪也。”[2]《永历纪年》中，叙述桂王下落，也采此法：“明年壬寅二月十三日，至滇城。蒙尘之后，事秘，不知崩日崩所。或曰：‘北人护至某驿，夜半，闻上怒骂，即殂落之辰也。’钮琇记：吴三桂缢之贵阳府。或曰：后同太子绞死云南城。三说未知孰是。”[2]于传疑之处传疑，不折中定为一说，众说并列，留与后世考证，可见作者史料取材运用的客观与谨慎。 三、史学宗旨：以史为鉴，以史经世
黄宗羲在《行朝录》序中如是写道：“岂知海外一二遗老孤臣，心悬落日，血溅鲸波，其魂魄不肯荡为冷风野马者，尚有此等人物乎……邓光荐填海录不出，世惟太史氏之言是信。此聊尔谈，其可已夫。”[2]可见其为故国书史、存史之责任感，同时也反映出其惩恶扬善、表彰人物，以为鉴戒的思想。黄宗羲尝言：“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血心留柱，朝露同晞。”[3]认为亡国之人物身上体现出天地之元气、人伦之纲常、历史之精神，所以黄宗羲写《行朝录》特别注重表彰殉节之诸君臣。上述提到的隆武帝，主政期间虽无甚作为，但黄宗羲感念其“英才大略”“枕戈泣血”，对其还是极为赞赏，不以成败论之，认为隆武朝覆灭乃是“蛟龙受困于蝼蚁”，不能对其多加苛责。绍武帝在位期间虽与永历政权相争，不思复国，致使政权消亡，但黄宗羲还是欣赏他殉国的气节，不以亡国祚短而对其进行否定：“若帝之从容遇难，可以追配毅宗，所谓‘亡国而不失其正者’，宁可以地之广狭、祚之修短而忽之乎？”[2]《行朝录》对抗清仁人义士的描写，也是有血有肉、丰满鲜明。鲁王监国时期，林垐与林汝翥奉命攻福清，两人皆兵败而死。黄宗羲描述林汝翥“不屈”，“服金屑死”;写林垐“制棺一具，布衣一袭，书‘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2]，将他们为国捐躯、不畏生死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缅怀故国，征存文献，以史为鉴的同时，作者还从中汲取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以期垂训来业。其在《鲁王监国下》的史臣评语中就直言：“有天下者，以兹亡国之惨，圖之殿壁，可以得师矣！”[2]《行朝录》诸篇之末，几乎都有“史臣曰”的论赞，这些论赞，大致总结了南明朝失败的经验教训，卓有见地。黄宗羲认为南明朝的失败，在于内部的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军事上的保守，坐以待毙。《隆武纪年》史臣评语言：“帝之拖于郑氏，所谓‘祭则寡人’而已。其一二心膂之臣，所藉以经营恢复者，如黄道周、苏观生，皆有儒者气象，未尝非诸葛之亚也，而束缚其手足，使之不能一展其所长。蛟龙受制于蝼蚁，可责其雷雨之功哉！”[2]认为隆武帝及心膂大臣受郑芝龙牵制而无法在复明事业上有所建树。在《绍武之立》中又指出“唐、桂之构，外惧方张，又生内忧”[2]，内部都已开始对立，又何谈攘御外敌。鲁王监国时期更是如此，“当义旗初建，士民喟然有吞吴、楚之气……此时，北师之席未煖，三吴豪杰，寻声而响臻，未必不可与天下争衡也”[2]，但因王之仁、方安国专横，与孙嘉绩、熊汝霖争长短，不思北进收复失地，安于蕞尔两府，贻误时机，何谈复国。
综上所述，黄宗羲《行朝录》一书在叙事上，大体运用传统史著的书写方式，秉笔直书、微言大义、寓褒贬于史;在体裁体例上则略富新意，不拘于一种体裁形式，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兼而有之，使得史事描写愈加明晰;在史学宗旨上，更是反映出明显的明遗民史学特征，以史为鉴、以史经世，“通过知一代之史，坚定民族复兴的信心”[4]。
参考文献：
[1]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69.
[2]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二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120-121，126，188，175，173，120，168，120，167-168，111，125，135，141，121，125，131.
[3]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十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49.
[4]李明友.一本万殊——黄宗羲的哲学与哲学史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4.
作者简介：
喻俊虹，女，汉族，江西宜春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明清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