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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人类学的“冷逻辑”思维为反思维度，以壮学理论建构及其学术史发展为论域，尝试对壮学个案研究进行再思考。在此基础上，尤其侧重于时空坐落选取方面的反思，设想专题研究中的时空坐落选取更具有多元化特征，以此对研究旨趣与学科宏观微观互补的有效综合进行初步探究。
[关键词]壮学；冷逻辑；时空坐落；多元个案
[作者]覃延佳，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桂林，54100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80-005
近十余年来，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使壮学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壮学一度“热”起来。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壮学研究的学术理路及其反思中的困惑，也应值得为我们深思。针对壮学研究所提出的各种设想总笼罩着流于口号的迷雾的现象，我们应当在壮学研究日渐深入之时，通过对学术史的爬梳与新研究成果的运用，反思不曾被我们给予足够重视的“冷逻辑”，促使学科建设更具有多维反思维度。
一 冷逻辑释说
对往昔研究的反思与再诠释向来为人类学者所见长，无论是对学者自身素养还是对学科发展，科学合理的反思与阐释均具有促进作用。与其他学科的反思取向有所区别，人类学的反思视角与解释模式具有一种冷逻辑思维特性，且不少人类学者均乐于此道。王铭铭在《“在历史的垃圾箱中”——人类学是什么样的历史学?》一文中运用冷逻辑思维释读人类学经典名著便是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成功尝试。杨念群先生对王氏的学术理路进行了精彩诠说，“他通过重访列维一斯特劳斯的文本《结构人类学》，来思考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亲密关系，试图证明被众多历史学家所误解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其实蕴含着诱发历史学背叛其原有政治事件史的叙事逻辑，颠覆其线性进化观的种子，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共享学术资源的道路应该是既能脱掉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华美衣裳所包装的所谓‘野性思维’，又能带着‘冷逻辑’来思考‘热历史”’。囿于专业及学识，笔者难以全面把握王先生之论说，遑论对其文进行学理上的深入推敲。但此篇文章在方法论方面的启示却是值得借鉴，尤其是其问题意识及提出问题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用冷逻辑来反思当下各门学科的发展并非王氏首创。纵观人类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学自诞生之日起，便坚信在遥远的、无历史的冷社会中，蕴涵着现代文明的因子。因此无论是最初的人类学家还是晚近的人类学者，很多均从探究无历史民族的文化人手，从其历史隐喻中窥探人类社会文化之堂奥。人类学家这种“以冷研热”的学术思维，其合理性在长期的实证性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众多人类学经典著作便是有力佐证。在此期间，冷逻辑思维悄然成形，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日益显现出学理化和内向化的样态。冷逻辑思维在提高人类学研究人类文化能力的同时，也促使我们在学术进路中不断反思。在实际运用中对理论知识架构的持续反嚼，使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提供了螺旋式的上升途径，也使学科具有更强的自我优化功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随着后现代理论的逐步传播与运用，对学科发展的不断反思正逐渐成为广大中青年学者进行学术创新探索的惯例。在人类学与社会科学广泛结合的当下，这种“冷逻辑”思维具有两方面特征：一方面，在学术史回顾与反思中能自觉在前人基础上提出有效问题而非简单的研究成果罗列与褒贬。另一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建设性批判，在一反惯性思维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借鉴性意义的研究取向与操作范式。
二 壮学学术史回溯缺乏冷逻辑
事实证明，无论何种学科，若缺少了反思与批评，其进步的速度会大大受挫，拓展空间亦将大大缩减。壮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整体理论建构正处于关键时期，对其进行学术史视角的重新思考，显得尤为必要。往昔众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壮学研究的总结及对壮学理论架构所进行的论述，对丰富壮学的理论架构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也为引导后辈学人进行深入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然细究前人之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以往壮学学术史研究大体还存在两方面问题：
其一，对学术史的综合述要有之，然进行理论性批判反思甚少。根据笔者对历年相关期刊所刊文章而做的粗略统计，关于壮学研究成果的总结性文章易寻，但批判性的理论性反思性文章难觅。对此，人类学者李富强教授早有洞识，他认为以往我们的总结述而不评，不能将反思融于总结之中，20世纪的“壮学”基本上是“独自”而无“对话”。因此要理性看待20世纪“壮学”的“繁荣”，在看到取得成果的同时，应更加意识到存在的不足之处，居安思危。
次之，对壮学学科构建的思考多走单线前行道路。我们以往所做的一些思考，仅是对原有研究的一些补充，我们的目光总情不自禁的锁定在壮学研究所未曾探讨的新领域，而忽视了对我们原研究领域的学理基础进行有效审读，因此难以形成深入的总体反思，《拓展壮学族际研究的思考》、《加强壮学个案研究的思考》等文章即是如此。笔者言此，并非出于任何的偏见(毕竟这些文章不仅有新颖见地，且对我们的研究确实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而是想表达类似于覃乃昌先生所提倡的“跳出壮族看壮族”的思维方式，从而能“跳出壮学反思壮学”。我们不仅要补充原有研究的不足。还应跳出整体，反思我们长期以来的思维模式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从方法论及理论上进行总体的检视与修构。
综上所析，我们不难发现，壮学学术史追溯与反思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冷逻辑”思维尚未随着人类学与壮学结合研究的深入而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基于以上两方面问题，笔者以为，若想在学术史回溯中得出更具有昭示意义的论题，“冷逻辑”思维的充分合理应用或许应是我们的一大努力方向。基于此，以下就对壮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概要，随后在原因分析基础上提出壮学研究设想。
三 壮学研究存在之问题及原因
人类学在壮学研究领域的广泛运用及其取得的显著成效有目共睹，在促成共同问题平台的同时，也使壮学研究一度呈“繁荣”之势。但在“繁荣”背后亦存在些许缺憾，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研究中对时空坐落选取的误读。综观前辈学人之研究，壮学研究在时空坐落选取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共性：
首先，从地域上看，研究视野过度集中且有简单泛化之势。专题探究也好，全面研究也罢，壮学研究所关注的区域有高度集中的特性。长期以来壮学个案研究都是以壮族聚居区的壮族为主要研究对象，无论是壮族历史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均遵循此道。而对壮族整体考察时，多数学者亦多将目光锁定于此等区域。与此相对应，为使所选论题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不少学者就所关注论题进行了简单化阐发。一些研究者从主观意愿出发，将原本具有同源多流特征的文化内涵泛化为整体壮族的共有特性。与其说这是对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全面而深入的考量，毋宁说是对民族文化多元性的无视，此种现象显然对深化壮学研究不利。
其次，从时间上看，对于壮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存在一种有如赵旭东先生所说的“摇摆的极端 化”⑥特征，即：研究之初充分关注古代时段的研究，随着人类学等学科的介入，我们的研究又以现当代为主的特性，呈现在古代与现代中摇摆的趋向。在古代时段中，我们前辈学人积累了相当多的学术经验与资源，因此无论是壮族及其先民的历史还是文化，均取得丰硕研究成果，如古骆越文化研究、铜鼓文化研究、羁縻及土司土官制度研究、稻作文化研究等等。而在现代方面，受人类学等多学科交互应用的影响，成果也日渐丰富，如对壮族歌圩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师公文化等的研究，成果喜人。这样状况的出现，使我们的壮学研究处于一种酷似康德哲学中的“二律背反”境遇。遗憾的是，无论是民族经济还是社会文化上的研究，我们在近代时段所投入的精力显然与壮族社会历史处于社会剧烈嬗变之中这一基本时代特性难以匹配，因此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自然阙如。总体研究上，对近代壮族地区的经济研究甚少，社会方面的研究也仅见《近代壮族社会研究》一本专著，个案研究方面也难见具有纵深广度的论题与成果。
上述共性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难以有三言两语来综括，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其一，传统研究的思维惯性。长期以来，我们的壮族历史文化研究就集中于壮族聚居区，这是研究壮族这一实在族群的必经之路。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壮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周边各民族关系日益密切，彼此间的文化交融也更加全面而深入，汉文化也随着族群交往的频繁而不断传人壮族聚居区。在此历史情境下，我们的研究不仅要停留在对壮族主体性研究阶段，而且要以此为基础“拓展族际研究”。然而在研究过程中，由于传统研究形成的巨大思维惯性，对壮族本身的单一关注始终占据着主流学术进路，作为范式的民族史研究理念迟迟难以受到有效应用。
其二，同类学科的影响。藏学、回学、瑶学等学科的研究取向在无形中对壮学产生映照效应，在促进壮学发展的同时，亦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在进行壮学研究时，总不自觉的以其他先行学科的探究路径为参照，寻求壮学研究的学术进路。这样的合理性搬演对壮学学科建设及发展作用甚大，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但参照不能等同于套用，而是基于壮族历史发展的客观状况及特点来对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及取向进行合理移用。然而事实却与意愿背道，正是在其他学科的影响下，我们总情不自禁地想方设法找寻壮族文化的特色，以此来与其他学科形成对等。殊不知，壮族历史文化与瑶族、藏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之文化在特质表征上是有较大区别的。由于长期以来的频繁交往，壮族的文化特性也相对淡化，若我们还将目光囿于探究其文化之特性，反而适得其反。
其三，多学科理论方法的缺陷。作为包容性极强的多重理论交叉型学科，壮学在吸纳各学科的进程中取得了长足进步，无论是论题选取还是研究手法均较先前广泛而深刻。但是多学科理论方法的介入，也同样造成颇多负面影响。各学科学者根据各自学科兴趣点而选取研究个案，壮族文化被过度“他者”化，难以展现民族文化本真特性。同时，新近学者多提倡人类学方法在壮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壮学所具有的人类学倾向更加突出，但在促成壮学研究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我们极力推崇人类学方法的应用，但在具体操作中却大都停留于人类学整体理论方法的表层借用上，不仅对文化传播论、功能主义理论、结构理论等旧的经典学说难有深入考究，对历史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晚近交叉学科上的认识亦极其有限。另一方面，人类学方法自身亦有颇多缺陷。其对古代族群文化的情有独钟和对现代文化现象解释学术关怀，决定了所选取个案在时间上的极端摇摆性。如此一来，我们透过人类学参与壮学研究所取得成果，看到的更多是民族历史文化所具有的断裂性，其内部发展脉络并未因线性时间的流变而得到充分体现。
要而言之，我们在关注一定时空场域下的壮族历史文化，是壮学研究的必经之途。实践证明，特定时空场域下的总体及个案研究，是深化壮学研究最为关键的一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边缘”时空下的民族文化的冷视，因此在对壮族主体文化研究有一定积累的时候，有必要进行多元化的时空个案研究。从整体上看，这确乎是壮学总体理论建构及壮族历史文化更全面深入认识的有益实践。
四 冷逻辑之再发现及个案选取设想
以上所做的初步原因分析，仅是笔者在田野调查与资料阅读中的几丝体悟，若对存在问题与原因的这些阐释具有一定正当性的话，循此路径而做更深一步探究似有必要。如前文所述，我们对人类学方法的提倡，总带有几分构想与口号色彩，对人类学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学术经验及方法论沉淀往往采取过于简单化的处理策略，因此不能达致具有质性转换的境界。就此，笔者以为在推进壮学研究时，以下几方面应带有几分“冷逻辑”思维之考虑：
1 语言研究方面。以往对壮族语言的研究，尤其关注以武鸣为中心的壮语北部方言区。这显然是壮语研究的最主要步骤，是我们了解壮语基本的语法构造、发音特征、词义关联、习惯用语所必须的。与静态的研究相对应，我们还必须研究壮语在民族文化变迁中所产生的流变状况。在此方面，处于“边缘地区”的壮族散居群落，其语言的维持与嬗变，应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个案。例如，通过田野调查，笔者发现，位于桂北地区的阳朔县金宝、高田等地的壮族方言处于濒临消逝的境况中，以金宝乡的下田墩村及周边壮族村落为例，能用壮语交流的仅是年逾古稀的老者，其他人多操西南官话中的桂北方言。此种状况并非偶然现象，文献资料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已存在。在壮语基础性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之时，以语言学及族群理论等方法为研究视阈，对壮族散居区的语言流变做深入探讨，既是壮语研究的一个方面，也是壮族文化研究的有益取向。若以语言流变为切入点，来考察壮族村落居民与周边汉族居民之关系及其历史衍变特征，或许也会取得些许新的启示。
2 社会历史方面。前述已及以往对壮族社会历史方面的研究多侧重于古代及现代时段，近代壮族社会的嬗变则尚未形成较为深刻问题平台。从民族社会历史的传承性来看，如此倾向性明显的做法，显然不利于呈现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面相。这般言语，并非是对前人相关论述的全面非语，而是深感新方法及视角介入壮族近代社会研究之必需。作为研究一民族历史的民族史，如何在研究过程中自觉转换为一种范式，是我们所要努力的方面。唯有从研究方法上进行有意识突破，关注近代时段的壮族社会历史，方能有更多理论及现实意义。以桂西南地区的壮族为例，近代以来，尤其是经历中法战争后，此区域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无论是经济贸易、交通通信还是社区行政区划、政府职能转变悉数历经剧烈变化。而在壮族史研究中，以此为专题论述的论著似乎不多见。尽管其他学科学人对边防、中越边境贸易、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关注，略有涉及其对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作用，但毕竟不是以民族历史研究为本位，因此难以达致壮学研究所需之高度及深度。有鉴及此，对近代时段的关注，以及历史人类学、民族社会学等理论方法的有效应用，应是我们开展近代时段研究所要努力的方面。
3 民间信仰方面。壮族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是众多研究中取得成果最多的，布洛陀文化研究、生殖崇拜研究、图腾崇拜研究、民间师公教研究等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令人侧目。面对此种“繁荣”景象，我们似乎不应再有更多苛责。然而细究众多成果，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对现代壮族民间信仰上的关心远不及对古代的关注。以壮族民间宗教为例，从发生学角度来探讨壮族民间宗教是众多学人研究所要考虑的一个角度。只是我们对于远古往昔的迷恋，让我们难以辨认出现今留存下来的民间宗教形态与远古时代的信仰所存在的关联性。更为费人思量的是，若以壮语方言区为划分对象，关于“南壮”与“北壮”民间宗教的比较，至今成果阙如。因此在想及右江流域的麽教与红水河流域的师公教之时，我们的研究往往呈现出画地为牢的思维定势，因而无法给读者以时空上具有更加完整性的解释框架。造成学科中的如此不对话，一方面是我们对壮族民间信仰的一种研究取向上的分野所致；另一方面是学界对红水河流域的壮族民间宗教所投入的精力有限，因此难以形成趋于平衡的对话平台。从壮族地理分布上看，长期以来民间信仰方面学术力量的“南强北弱”、“西强东弱”格局，显然不利于个案研究上的回归整体诉求之实现。随之，壮学的整体理论框架建构便举步为艰。依笔者管见，对红水河流域民间信仰的研究，应增加深度与广度，并在研究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跨区域的比较，如此或许可以避免再次陷入往日研究困境。
余论
此篇小文，与其说是具有理论性和现实性的论说，毋宁说是笔者在学习之路上的片想。加深个案研究、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是今后壮学研究的两大并行不悖的取向。惟有积累足够的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学术经验，我们方能提出更具普适性及说服力的整体性理论架构。而在不断反思与行进中，亦无形中为壮学总体理论构筑注入了软实力，它以常态中有效说服力及动态中的升级场域为主要特征，这对学科发展尤为重要。而贯穿于不同阶段反思的，便是我们所应内化为一种学术自觉的冷逻辑思维。
[责任编辑：覃乃昌]
[关键词]壮学；冷逻辑；时空坐落；多元个案
[作者]覃延佳，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桂林，54100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80-005
近十余年来，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使壮学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壮学一度“热”起来。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壮学研究的学术理路及其反思中的困惑，也应值得为我们深思。针对壮学研究所提出的各种设想总笼罩着流于口号的迷雾的现象，我们应当在壮学研究日渐深入之时，通过对学术史的爬梳与新研究成果的运用，反思不曾被我们给予足够重视的“冷逻辑”，促使学科建设更具有多维反思维度。
一 冷逻辑释说
对往昔研究的反思与再诠释向来为人类学者所见长，无论是对学者自身素养还是对学科发展，科学合理的反思与阐释均具有促进作用。与其他学科的反思取向有所区别，人类学的反思视角与解释模式具有一种冷逻辑思维特性，且不少人类学者均乐于此道。王铭铭在《“在历史的垃圾箱中”——人类学是什么样的历史学?》一文中运用冷逻辑思维释读人类学经典名著便是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成功尝试。杨念群先生对王氏的学术理路进行了精彩诠说，“他通过重访列维一斯特劳斯的文本《结构人类学》，来思考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亲密关系，试图证明被众多历史学家所误解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其实蕴含着诱发历史学背叛其原有政治事件史的叙事逻辑，颠覆其线性进化观的种子，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共享学术资源的道路应该是既能脱掉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华美衣裳所包装的所谓‘野性思维’，又能带着‘冷逻辑’来思考‘热历史”’。囿于专业及学识，笔者难以全面把握王先生之论说，遑论对其文进行学理上的深入推敲。但此篇文章在方法论方面的启示却是值得借鉴，尤其是其问题意识及提出问题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用冷逻辑来反思当下各门学科的发展并非王氏首创。纵观人类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学自诞生之日起，便坚信在遥远的、无历史的冷社会中，蕴涵着现代文明的因子。因此无论是最初的人类学家还是晚近的人类学者，很多均从探究无历史民族的文化人手，从其历史隐喻中窥探人类社会文化之堂奥。人类学家这种“以冷研热”的学术思维，其合理性在长期的实证性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众多人类学经典著作便是有力佐证。在此期间，冷逻辑思维悄然成形，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日益显现出学理化和内向化的样态。冷逻辑思维在提高人类学研究人类文化能力的同时，也促使我们在学术进路中不断反思。在实际运用中对理论知识架构的持续反嚼，使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提供了螺旋式的上升途径，也使学科具有更强的自我优化功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随着后现代理论的逐步传播与运用，对学科发展的不断反思正逐渐成为广大中青年学者进行学术创新探索的惯例。在人类学与社会科学广泛结合的当下，这种“冷逻辑”思维具有两方面特征：一方面，在学术史回顾与反思中能自觉在前人基础上提出有效问题而非简单的研究成果罗列与褒贬。另一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建设性批判，在一反惯性思维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借鉴性意义的研究取向与操作范式。
二 壮学学术史回溯缺乏冷逻辑
事实证明，无论何种学科，若缺少了反思与批评，其进步的速度会大大受挫，拓展空间亦将大大缩减。壮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整体理论建构正处于关键时期，对其进行学术史视角的重新思考，显得尤为必要。往昔众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壮学研究的总结及对壮学理论架构所进行的论述，对丰富壮学的理论架构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也为引导后辈学人进行深入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然细究前人之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以往壮学学术史研究大体还存在两方面问题：
其一，对学术史的综合述要有之，然进行理论性批判反思甚少。根据笔者对历年相关期刊所刊文章而做的粗略统计，关于壮学研究成果的总结性文章易寻，但批判性的理论性反思性文章难觅。对此，人类学者李富强教授早有洞识，他认为以往我们的总结述而不评，不能将反思融于总结之中，20世纪的“壮学”基本上是“独自”而无“对话”。因此要理性看待20世纪“壮学”的“繁荣”，在看到取得成果的同时，应更加意识到存在的不足之处，居安思危。
次之，对壮学学科构建的思考多走单线前行道路。我们以往所做的一些思考，仅是对原有研究的一些补充，我们的目光总情不自禁的锁定在壮学研究所未曾探讨的新领域，而忽视了对我们原研究领域的学理基础进行有效审读，因此难以形成深入的总体反思，《拓展壮学族际研究的思考》、《加强壮学个案研究的思考》等文章即是如此。笔者言此，并非出于任何的偏见(毕竟这些文章不仅有新颖见地，且对我们的研究确实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而是想表达类似于覃乃昌先生所提倡的“跳出壮族看壮族”的思维方式，从而能“跳出壮学反思壮学”。我们不仅要补充原有研究的不足。还应跳出整体，反思我们长期以来的思维模式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从方法论及理论上进行总体的检视与修构。
综上所析，我们不难发现，壮学学术史追溯与反思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冷逻辑”思维尚未随着人类学与壮学结合研究的深入而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基于以上两方面问题，笔者以为，若想在学术史回溯中得出更具有昭示意义的论题，“冷逻辑”思维的充分合理应用或许应是我们的一大努力方向。基于此，以下就对壮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概要，随后在原因分析基础上提出壮学研究设想。
三 壮学研究存在之问题及原因
人类学在壮学研究领域的广泛运用及其取得的显著成效有目共睹，在促成共同问题平台的同时，也使壮学研究一度呈“繁荣”之势。但在“繁荣”背后亦存在些许缺憾，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研究中对时空坐落选取的误读。综观前辈学人之研究，壮学研究在时空坐落选取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共性：
首先，从地域上看，研究视野过度集中且有简单泛化之势。专题探究也好，全面研究也罢，壮学研究所关注的区域有高度集中的特性。长期以来壮学个案研究都是以壮族聚居区的壮族为主要研究对象，无论是壮族历史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均遵循此道。而对壮族整体考察时，多数学者亦多将目光锁定于此等区域。与此相对应，为使所选论题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不少学者就所关注论题进行了简单化阐发。一些研究者从主观意愿出发，将原本具有同源多流特征的文化内涵泛化为整体壮族的共有特性。与其说这是对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全面而深入的考量，毋宁说是对民族文化多元性的无视，此种现象显然对深化壮学研究不利。
其次，从时间上看，对于壮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存在一种有如赵旭东先生所说的“摇摆的极端 化”⑥特征，即：研究之初充分关注古代时段的研究，随着人类学等学科的介入，我们的研究又以现当代为主的特性，呈现在古代与现代中摇摆的趋向。在古代时段中，我们前辈学人积累了相当多的学术经验与资源，因此无论是壮族及其先民的历史还是文化，均取得丰硕研究成果，如古骆越文化研究、铜鼓文化研究、羁縻及土司土官制度研究、稻作文化研究等等。而在现代方面，受人类学等多学科交互应用的影响，成果也日渐丰富，如对壮族歌圩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师公文化等的研究，成果喜人。这样状况的出现，使我们的壮学研究处于一种酷似康德哲学中的“二律背反”境遇。遗憾的是，无论是民族经济还是社会文化上的研究，我们在近代时段所投入的精力显然与壮族社会历史处于社会剧烈嬗变之中这一基本时代特性难以匹配，因此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自然阙如。总体研究上，对近代壮族地区的经济研究甚少，社会方面的研究也仅见《近代壮族社会研究》一本专著，个案研究方面也难见具有纵深广度的论题与成果。
上述共性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难以有三言两语来综括，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其一，传统研究的思维惯性。长期以来，我们的壮族历史文化研究就集中于壮族聚居区，这是研究壮族这一实在族群的必经之路。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壮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周边各民族关系日益密切，彼此间的文化交融也更加全面而深入，汉文化也随着族群交往的频繁而不断传人壮族聚居区。在此历史情境下，我们的研究不仅要停留在对壮族主体性研究阶段，而且要以此为基础“拓展族际研究”。然而在研究过程中，由于传统研究形成的巨大思维惯性，对壮族本身的单一关注始终占据着主流学术进路，作为范式的民族史研究理念迟迟难以受到有效应用。
其二，同类学科的影响。藏学、回学、瑶学等学科的研究取向在无形中对壮学产生映照效应，在促进壮学发展的同时，亦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在进行壮学研究时，总不自觉的以其他先行学科的探究路径为参照，寻求壮学研究的学术进路。这样的合理性搬演对壮学学科建设及发展作用甚大，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但参照不能等同于套用，而是基于壮族历史发展的客观状况及特点来对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及取向进行合理移用。然而事实却与意愿背道，正是在其他学科的影响下，我们总情不自禁地想方设法找寻壮族文化的特色，以此来与其他学科形成对等。殊不知，壮族历史文化与瑶族、藏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之文化在特质表征上是有较大区别的。由于长期以来的频繁交往，壮族的文化特性也相对淡化，若我们还将目光囿于探究其文化之特性，反而适得其反。
其三，多学科理论方法的缺陷。作为包容性极强的多重理论交叉型学科，壮学在吸纳各学科的进程中取得了长足进步，无论是论题选取还是研究手法均较先前广泛而深刻。但是多学科理论方法的介入，也同样造成颇多负面影响。各学科学者根据各自学科兴趣点而选取研究个案，壮族文化被过度“他者”化，难以展现民族文化本真特性。同时，新近学者多提倡人类学方法在壮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壮学所具有的人类学倾向更加突出，但在促成壮学研究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我们极力推崇人类学方法的应用，但在具体操作中却大都停留于人类学整体理论方法的表层借用上，不仅对文化传播论、功能主义理论、结构理论等旧的经典学说难有深入考究，对历史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晚近交叉学科上的认识亦极其有限。另一方面，人类学方法自身亦有颇多缺陷。其对古代族群文化的情有独钟和对现代文化现象解释学术关怀，决定了所选取个案在时间上的极端摇摆性。如此一来，我们透过人类学参与壮学研究所取得成果，看到的更多是民族历史文化所具有的断裂性，其内部发展脉络并未因线性时间的流变而得到充分体现。
要而言之，我们在关注一定时空场域下的壮族历史文化，是壮学研究的必经之途。实践证明，特定时空场域下的总体及个案研究，是深化壮学研究最为关键的一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边缘”时空下的民族文化的冷视，因此在对壮族主体文化研究有一定积累的时候，有必要进行多元化的时空个案研究。从整体上看，这确乎是壮学总体理论建构及壮族历史文化更全面深入认识的有益实践。
四 冷逻辑之再发现及个案选取设想
以上所做的初步原因分析，仅是笔者在田野调查与资料阅读中的几丝体悟，若对存在问题与原因的这些阐释具有一定正当性的话，循此路径而做更深一步探究似有必要。如前文所述，我们对人类学方法的提倡，总带有几分构想与口号色彩，对人类学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学术经验及方法论沉淀往往采取过于简单化的处理策略，因此不能达致具有质性转换的境界。就此，笔者以为在推进壮学研究时，以下几方面应带有几分“冷逻辑”思维之考虑：
1 语言研究方面。以往对壮族语言的研究，尤其关注以武鸣为中心的壮语北部方言区。这显然是壮语研究的最主要步骤，是我们了解壮语基本的语法构造、发音特征、词义关联、习惯用语所必须的。与静态的研究相对应，我们还必须研究壮语在民族文化变迁中所产生的流变状况。在此方面，处于“边缘地区”的壮族散居群落，其语言的维持与嬗变，应是一个很好的研究个案。例如，通过田野调查，笔者发现，位于桂北地区的阳朔县金宝、高田等地的壮族方言处于濒临消逝的境况中，以金宝乡的下田墩村及周边壮族村落为例，能用壮语交流的仅是年逾古稀的老者，其他人多操西南官话中的桂北方言。此种状况并非偶然现象，文献资料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已存在。在壮语基础性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之时，以语言学及族群理论等方法为研究视阈，对壮族散居区的语言流变做深入探讨，既是壮语研究的一个方面，也是壮族文化研究的有益取向。若以语言流变为切入点，来考察壮族村落居民与周边汉族居民之关系及其历史衍变特征，或许也会取得些许新的启示。
2 社会历史方面。前述已及以往对壮族社会历史方面的研究多侧重于古代及现代时段，近代壮族社会的嬗变则尚未形成较为深刻问题平台。从民族社会历史的传承性来看，如此倾向性明显的做法，显然不利于呈现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面相。这般言语，并非是对前人相关论述的全面非语，而是深感新方法及视角介入壮族近代社会研究之必需。作为研究一民族历史的民族史，如何在研究过程中自觉转换为一种范式，是我们所要努力的方面。唯有从研究方法上进行有意识突破，关注近代时段的壮族社会历史，方能有更多理论及现实意义。以桂西南地区的壮族为例，近代以来，尤其是经历中法战争后，此区域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无论是经济贸易、交通通信还是社区行政区划、政府职能转变悉数历经剧烈变化。而在壮族史研究中，以此为专题论述的论著似乎不多见。尽管其他学科学人对边防、中越边境贸易、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关注，略有涉及其对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作用，但毕竟不是以民族历史研究为本位，因此难以达致壮学研究所需之高度及深度。有鉴及此，对近代时段的关注，以及历史人类学、民族社会学等理论方法的有效应用，应是我们开展近代时段研究所要努力的方面。
3 民间信仰方面。壮族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是众多研究中取得成果最多的，布洛陀文化研究、生殖崇拜研究、图腾崇拜研究、民间师公教研究等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令人侧目。面对此种“繁荣”景象，我们似乎不应再有更多苛责。然而细究众多成果，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对现代壮族民间信仰上的关心远不及对古代的关注。以壮族民间宗教为例，从发生学角度来探讨壮族民间宗教是众多学人研究所要考虑的一个角度。只是我们对于远古往昔的迷恋，让我们难以辨认出现今留存下来的民间宗教形态与远古时代的信仰所存在的关联性。更为费人思量的是，若以壮语方言区为划分对象，关于“南壮”与“北壮”民间宗教的比较，至今成果阙如。因此在想及右江流域的麽教与红水河流域的师公教之时，我们的研究往往呈现出画地为牢的思维定势，因而无法给读者以时空上具有更加完整性的解释框架。造成学科中的如此不对话，一方面是我们对壮族民间信仰的一种研究取向上的分野所致；另一方面是学界对红水河流域的壮族民间宗教所投入的精力有限，因此难以形成趋于平衡的对话平台。从壮族地理分布上看，长期以来民间信仰方面学术力量的“南强北弱”、“西强东弱”格局，显然不利于个案研究上的回归整体诉求之实现。随之，壮学的整体理论框架建构便举步为艰。依笔者管见，对红水河流域民间信仰的研究，应增加深度与广度，并在研究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跨区域的比较，如此或许可以避免再次陷入往日研究困境。
余论
此篇小文，与其说是具有理论性和现实性的论说，毋宁说是笔者在学习之路上的片想。加深个案研究、加强多学科交叉研究是今后壮学研究的两大并行不悖的取向。惟有积累足够的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学术经验，我们方能提出更具普适性及说服力的整体性理论架构。而在不断反思与行进中，亦无形中为壮学总体理论构筑注入了软实力，它以常态中有效说服力及动态中的升级场域为主要特征，这对学科发展尤为重要。而贯穿于不同阶段反思的，便是我们所应内化为一种学术自觉的冷逻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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