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韩国被动地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在这期间，虽然也出现过斥邪卫正论、开化论等思想，但韩国最终没有逃脱被日本殖民统治（1910?1945）的命运。亡国后的朝鲜士人在经过反复思索后得出了所谓的“儒教亡国论”。尽管如此，韩国的近代化不能说是完全失败的。在之后不到百年的时间内，曾经是韩国弱项的科学技术一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韩国的经济实力也一举迈进世界前列。不仅如此，韩国还成功实现了有步骤的民主主义，创造了世人瞩目的“汉江奇迹”。于是，韩国社会纷纷在思考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什么会成功”。最后，学者们从传统的儒学思想中找到了答案，这就是所谓的“儒教资本主义论”。
　　韩国学界“儒教资本主义论”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微观上，儒教文化传统对经济发展必需的人力资源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即高度的教育热潮和严格的劳动伦理是引导韩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宏观上，儒教式的政治秩序和社会传统使得国家政策得以有效地贯彻执行，并在强有力的资源动员和调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儒教式的家族共同体主义、重视诚信道德等传统伦理也对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仅凭这些来解释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创造“汉江奇迹”的原因，似乎还有些牵强。因为对于资源和劳动力缺乏的韩国而言，尖端科技在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无疑占据更加优先的地位。
　　韩国经济能够取得如此迅速发展的源头何在？追本溯源，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关注韩国社会自古以来“主知”的传统，这种传统与儒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尽管韩国本土思想中存在很多“儒式因素”，但中国儒学的传入无疑对韩国儒学的系统化、理论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14世纪末开始，朝鲜王朝开始大举吸收朱子性理学，并将其树立为国家的统治理念。朝鲜王朝建国的主体力量便是以朱子学为宗的士大夫，他们既是官僚又是学者，并在建国后形成了能够左右王权的权力集团。尽管如此，朝鲜王朝的权力结构依然是倾向于权力分散和权力牵制，以此来确保政治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同时又以构建儒家的民本政治为目标。为了推动仁政的顺利实施，兼具学者和政治家双重身份的士人们对社会怀有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当时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学派和政派的一致性，学术论争的结果往往决定着政治权力的走向，朝鲜时期三大学术论争能够持续数百年之久并呈现集团性的特征也与此紧密相关。在此氛围下，以性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在500余年的朝鲜王朝，一直占据思想界的主流地位，也形成了更加注重逻辑分析、更具合理主义倾向的韩国儒学思想，这就为韩国社会的“主知”传统烙下了深深印记。
　　正是得益于这种“主知”传统，韩国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吸收西方的先进科技，并实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自主研发。在战后40余年的时间里，韩国的国民收入就增加了100倍以上。不仅如此，这种浓厚的知性传统也使得那些要求高度知识储备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在韩国实现了成功发展，为韩国经济的腾飞发挥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本书主要以中国学者的视角首次从思想史角度全面系统梳理了韩国儒学的发展，重在从学脉、学理上对韩国儒学思想进行综合性的整体考察。本书首先从韩国儒学的渊源谈起，从檀君神话以及记录韩国古代历史的文献资料出发，考察了古代韩国人的精神世界，并由此发现中韩儒学的共通之处;其次按照年代史的顺序依次考察了韩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统一新罗时期、高丽时期以及朝鲜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分析过程中重点介绍各个时期儒学思想发展的特色，然后考察其中代表学者的儒学思想。在分析朝鲜儒学思想的过程中，除了对前期退溪李滉、栗谷李珥等大儒学术思想的阐述外，还对朝鲜后期的各个学派如性理学、礼学、阳明学、实学的学问特征及代表人物进行了考察。对于目前学界没有重点关注的朝鲜后期最大的思想论争——湖洛论争的具体论题以及论争焦点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整理;接下来对韩国近代儒学对西方文明的回应、韩国近代民族宗教运动以及现代韩国社会对儒学的认识等进行了全面分析，尤其对国内学界比较关注的现代韩国社会的儒教资本主义、儒教家庭主义、亚洲价值等进行了重点考察;最后结论部分主要从道德与义理的重视、性理学概念的创新、民族主体性的弘扬三个方面综合分析了韩国儒学对中国儒学的贡献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