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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结婚话语权》，抑制不住冲动要会一会作者黄梅女士，不仅因为她传奇的经历，还希望得到书中大片大片留白的解读，更别提她竟是李泽厚先生的关门弟子。无论是跨国婚姻，还是涉外恋情，总有挖掘隐私的尴尬。从小心翼翼地引导，到拿着文学名著做介质探讨，终于像第三次见面的熟人那样聊起这些过往和带来的思考。
在
谈到书中第一个让我玩味许久的片段时，黄梅忽然表现出惊喜和兴奋：“我看过不少篇读者的书评，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样的小细节，这都是我花了很大精力写的，可大部分人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了恋爱和婚姻的篇幅上；只有你。帮我写篇书评吧。”
男人买单，与国籍无关
马蒂亚斯站起身去了吧台前，回来对梅林说可以走了，梅林说我还没付账，马蒂亚斯笑着说他已经全付了，梅林说这不行我必须自己付，但马蒂亚斯已走出了店门，梅林只得跟在他身后。走到大街上，梅林再次说我该付我的账单，马蒂亚斯说他付了是一样的，梅林说不行那不一样，马蒂亚斯停住了脚步，转向梅林，声音竟然有些涩：“怎么不一样，在中国是这样吗？”梅林也停住了脚步，转向他，声音也有些涩：“在中国是男士付，可是我知道在德国是分开付账的，分开付账这个词我在德国学的，并且已经习惯了。”……马蒂亚斯望着梅林，眼神里有说不清楚的意思，爱怜却明明白白在其中，他短促地说：“是一样的，我喜欢你。”
这就是中国女孩儿梅林（黄梅在小说中的化身，《结婚话语权》的女主角）在德国读博士期间的第一段爱情，是他们的开始也是结束。如果《结婚话语权》哪天拍成了一部电影，这个无始无终的爱情片段一定是最难演的段落之一，尽管它充其量能占5分钟的戏份儿。其实梅林在异国的第一次约会中的表现，就为后面的婚恋奠下了基调；尽管这朵玫瑰含苞未放，沧桑过后回首，发现它就像一言谶语，投射出未来的世界。
跨国婚姻中的话语权所在并不复杂难懂，黄梅直接道出了两大要素—文化和经济。还是通过这个片段来细细探究。
纠结的AA制情结
梅林的纠结和困惑不难理解。八十年代末踏出国门的她，当时已经在德国生活了八个月，学习并逐渐适应了AA制。就像那个年代出生的国人一样，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渐渐开始使用并习惯了AA制。这既符合中国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也彰显了女性的独立自主；在这之前，一般不都是男人结账吗，即便现在，还是有不少男人遵循“绝对不让女人掏钱”的原则。
但这同时也让不少女孩子们在一些常见的衍生议题上百思不得其解：异性和我AA是因为互相尊重还是因为我不是美女呢？谈恋爱是应该坚持AA还是回到男人付账的传统呢？时至今日，让男人买单是否是不自爱、贪小便宜的行为了呢？更有近来疯传的一个帖子《德国男人不为女人拎包》，两性争议已经从敏感的经济话题延伸到了举手之劳的日常行为，并且被上纲上线。
这些疑问显然也困扰着当年在异域文化中求学的梅林，黄梅给了梅林一段非常坦诚的心理独白：“我毕竟是个中国女孩，天生就希望被绅士们宠着，可是在德国八个月，替我开门的绅士不少，帮我付账的绅士却没碰到过，每次被热情地邀请聚会，临终服务小姐向大家一一收款，当然是分开付，我心里却总是有说不出的滋味。”
所以，当一个聊得来的男人给自己买了一个冰淇淋的时候，梅林迷糊了、惶恐了，进而有了种情绪，叫“自尊的委屈”。是啊，他为什么要付钱呢？这不符合他们的文化呀。他觉得梅林是个穷学生，吃不起冰淇淋？越想越复杂，越复杂就越可怕。在他付钱的行为中，他对梅林的定位是个穷学生还是个中国姑娘？他是觉得中国人穷，还是觉得中国姑娘需要或乐见男人买单？
而这时的梅林要如何反应？
在华裔文学名作《喜福会》中，也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Lina的丈夫事事都要AA制，而且是搜肠剐骨占便宜类型的AA制，Lina觉得不妥，却从未提出过异议。直到有一天，母亲告诉她这不是尊重，更与爱无关，Lina才逃出了“女性如何表达自尊与男性如何表达喜爱”的迷宫。
梅林是如此的坦诚可爱，她直接向马尔蒂斯发问了，也得到了最让人踏实的回答：“（不论在德国还是中国）道理是一样的，因为我喜欢你。”在黄梅聊完这个片段后，我还是忍不住刨根问底：“真的如此吗？我听说过不止一个和外国人谈恋爱AA制的案例呀。那么拎包的传说也是谣传吗？”
“是真的呀，这是人性，与国别关系不大，”黄梅很耐心，“他喜欢你，所以买单时也非常坦然，并不刻意。后来在恋爱和婚姻中，我的先生也是这样。当然，我那时还是个靠打工为生的穷学生，如果我有工作有收入，主动要求平摊，他也不会执意不要。但严格的AA制，我很难想象，也没见到过。恋爱时可能可以，一旦进入婚姻，尤其有了孩子之后，严格的AA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个伪命题呀。”至于拎包，黄梅还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不过她感觉和什么独立啊自尊啊无关，“德国女人身体普遍比我们强壮多了，真的，咱们和她们骨架就不一样。”
经济基础真的是婚姻基础
书中这样提道：梅林是因为未能在生孩子的问题上和吉姆达成共识才离婚的。但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分居了，因为经济问题和绕不开的自尊话题。
在两个人恋爱时，梅林一边打工一边读博士，有稳定工作的吉姆非常自然的承担两人的生活开销，并且非常支持梅林打工。结婚后，梅林却成了全职太太和博士研究生，因为吉姆说，“我的老婆可不能去打工。”提起这句话，黄梅仍然觉得很好笑：“不理解吧？同样是我，同样是他的爱人。做女朋友的时候，他有时候还催我打工不要迟到；做了老婆，他就不许我去了。”吉姆有着典型的德国式的上进和严谨，他甚至在结婚的第二天就六点半起床去上班了。他既严谨又浪漫，既文艺博学又阳光运动，而且还出身名门，是个真正的白马王子。更难得的是，吉姆的妈妈对梅林非常满意，甚至还主动增加了对他们小家庭的经济资助。
如果就这样下去，他们最多在什么时候生孩子的问题上多吵几次架。但遇上了经济环境不景气，吉姆失业了，尽管很快又找到了工作，但这让他对家庭经济状况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全感，而他的处理方式实在让人费解。 吉姆生活富裕的父母很乐意给孩子经济资助，且并不因此多提要求，吉姆也受之怡然。于是失业的吉姆算了一笔账—如果靠着父母的资助，他可以一个人周游世界，潇洒生活；但如果带上没有工作和收入的梅林，他的生活质量就要打对折。于是，吉姆要求与梅林做财产公证。这似乎应了一句中国的老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这个要求让当时的梅林倍感屈辱。
很快，他们正式分居，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吉姆要付给梅林自己收入的1/4作为赡养费。梅林感到可笑又无奈：“我们一起过日子的时候，我这个主妇严格控制开销，一个月绝对花不到他1/4的收入，而现在他要付给我这么多，再用剩下的钱生活。”到底在吉姆的眼里，怎样才算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呢？我们不得而知。后来，梅林放弃了赡养费，这是不少女人离婚时为了保卫自尊而放弃财产的老桥段了。
现在，黄梅将这归结为当时自己没有工作，家庭经济皆来源于吉姆一个人，所以一次失业就把吉姆吓着了。确实如此，除了和梅林公证财产，他还在此后一直保持着投简历的习惯，像强迫症一般，要保持自己的简历在30家公司的人才库里，每接到一封拒信，就立刻再投出一封简历。
文化话语权是左右婚姻的终极原因
如果说经济基础真的是婚姻基石的话，它充其量也只能算作决定话语权的其中一个因素，而文化话语权才是黄梅总结的、跨国婚姻中影响话语权的最终原因，也是导致他们最终分手的一个症结。
提起文学与文化对爱情观的影响，黄梅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简爱》。书中的梅林也热烈地向吉姆朗诵过简·爱对罗切斯特先生那段著名的剖白。而得到的回应却无异于一盆冷水—吉姆向他推荐《鲁滨逊漂流记》，当时的梅林和吉姆都认为这是本娱乐读物。不同的在于，吉姆希望梅林读来娱乐身心，不要像简·爱小姐那么沉重；而梅林觉得人生就是努力奋斗，哪有时间读这种玩乐作品。
看来他们都没有意识到，《简爱》的爱情观本身就布满隐忧；而《鲁滨逊漂流记》也并非完全反应了吉姆潇洒爱玩的心态。他们对这两本书的态度，绝妙地映射出了二人悬殊的文化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日后的发展。不知这是黄梅有意安排，还是世事就是这么妙不可言。
简·爱不仅是个穷家女，而且是个私生女，同时作为家庭教师的她其实是罗切斯特先生的雇员。面对着无论在经济地位还是社会地位都高出她许多的爱人，简·爱也一直都有“自尊的委屈”，这就是她为什么要一再强调“灵魂的平等”。说到底，这二人的行止见识都不平等，三观恐怕也有着阶级性的差别。当时的罗切斯特是简·爱精神与经济的全部，越是如此，她更是要对着强势的一方坚决维护自己仅有的尊严。
而《鲁滨逊漂流记》则反应了吉姆的潇洒个性，以及他所代表的强势文化，鲁滨逊不是还驯化了一个土著人吗？正是这种强势文化带来自信与自我，以及梅林简·爱式的自尊与自爱，让他们之间打了个水手结，越挣扎越紧，解不开了。
黄梅回忆起当时她和前夫（吉姆的原型）关于中国的争论，说到底还是因为当初的德国较之中国而言，更处于文化和经济的双重强势地位：“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跟我来中国。他根本不喜欢北京，觉得北京灰秃秃的，建筑都是灰色调，高楼像大盒子一样。其实我们自己也会批判自己的国家，但听到他们一讲，心理就会特别不舒服。”
是啊，这毕竟是我家，你是个客人，一进门就说我家脏，还看不惯我们辛辛苦苦置办的家具，我能舒服吗？黄梅分析说，搁到今天，这种反感可能会小很多，因为中国富强了，我们也渐渐地处于强势文化的一方，对于德国也有了批判，“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我是那么喜欢德国，他竟然这么说中国，我能平衡吗？但如果是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他们的国家情况差不多，既没什么悬殊，也没多少误解，可能互相批评、互相调侃，这都很正常。”
于是，吉姆对一个地方的感性评价被感性的梅林上升到了要求平等的位置。但梅林没有冤枉吉姆，因为当时的吉姆真的不喜欢当时的中国，他甚至表示，如果生了孩子，不许梅林带回中国。德国人对中国的文化不认同，同时梅林在德国多年，哪怕有了合法的身份，也没有真正的归属感和足够的发展空间，这种文化不安全感带来的恐慌成了婚姻走向破裂的催化剂。
在讲到归属感时，黄梅举了一个在国外打拼的人多少都会遇到的例子。“在德国时，我的学校所在的城市工作机会少，我要跑到周围的大城市打工，周末在餐馆里端盘子，周日晚上坐火车返校，赶周一的课。有一次，大晚上的，一辆车晚点了，停在那不开。我心里又急又怕，就去问询问售票员为什么不开车？然后他打量了我一番，就说了一句，‘你觉得中国的火车不晚点，你就回中国去。’”
中国的火车也会晚点，但黄梅还是回来了。当积蓄只足够买一套房子的时候，她选择把家安在了北京。
拎客
《结婚话语权》是一本传记体小说，以作者的实际经历为故事来源，讲述了主人公梅林和吉姆一段真实的跨国爱恋，诠释了作者对爱情和婚姻、对不同文化下的价值观和婚姻观的认知和感悟。
黄梅
德籍华人，职业策展人、译者。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李泽厚先生哲学硕士，北京大学理学学士。现任德国艺术与教育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席及三和尚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主任。
在
谈到书中第一个让我玩味许久的片段时，黄梅忽然表现出惊喜和兴奋：“我看过不少篇读者的书评，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样的小细节，这都是我花了很大精力写的，可大部分人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了恋爱和婚姻的篇幅上；只有你。帮我写篇书评吧。”
男人买单，与国籍无关
马蒂亚斯站起身去了吧台前，回来对梅林说可以走了，梅林说我还没付账，马蒂亚斯笑着说他已经全付了，梅林说这不行我必须自己付，但马蒂亚斯已走出了店门，梅林只得跟在他身后。走到大街上，梅林再次说我该付我的账单，马蒂亚斯说他付了是一样的，梅林说不行那不一样，马蒂亚斯停住了脚步，转向梅林，声音竟然有些涩：“怎么不一样，在中国是这样吗？”梅林也停住了脚步，转向他，声音也有些涩：“在中国是男士付，可是我知道在德国是分开付账的，分开付账这个词我在德国学的，并且已经习惯了。”……马蒂亚斯望着梅林，眼神里有说不清楚的意思，爱怜却明明白白在其中，他短促地说：“是一样的，我喜欢你。”
这就是中国女孩儿梅林（黄梅在小说中的化身，《结婚话语权》的女主角）在德国读博士期间的第一段爱情，是他们的开始也是结束。如果《结婚话语权》哪天拍成了一部电影，这个无始无终的爱情片段一定是最难演的段落之一，尽管它充其量能占5分钟的戏份儿。其实梅林在异国的第一次约会中的表现，就为后面的婚恋奠下了基调；尽管这朵玫瑰含苞未放，沧桑过后回首，发现它就像一言谶语，投射出未来的世界。
跨国婚姻中的话语权所在并不复杂难懂，黄梅直接道出了两大要素—文化和经济。还是通过这个片段来细细探究。
纠结的AA制情结
梅林的纠结和困惑不难理解。八十年代末踏出国门的她，当时已经在德国生活了八个月，学习并逐渐适应了AA制。就像那个年代出生的国人一样，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渐渐开始使用并习惯了AA制。这既符合中国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也彰显了女性的独立自主；在这之前，一般不都是男人结账吗，即便现在，还是有不少男人遵循“绝对不让女人掏钱”的原则。
但这同时也让不少女孩子们在一些常见的衍生议题上百思不得其解：异性和我AA是因为互相尊重还是因为我不是美女呢？谈恋爱是应该坚持AA还是回到男人付账的传统呢？时至今日，让男人买单是否是不自爱、贪小便宜的行为了呢？更有近来疯传的一个帖子《德国男人不为女人拎包》，两性争议已经从敏感的经济话题延伸到了举手之劳的日常行为，并且被上纲上线。
这些疑问显然也困扰着当年在异域文化中求学的梅林，黄梅给了梅林一段非常坦诚的心理独白：“我毕竟是个中国女孩，天生就希望被绅士们宠着，可是在德国八个月，替我开门的绅士不少，帮我付账的绅士却没碰到过，每次被热情地邀请聚会，临终服务小姐向大家一一收款，当然是分开付，我心里却总是有说不出的滋味。”
所以，当一个聊得来的男人给自己买了一个冰淇淋的时候，梅林迷糊了、惶恐了，进而有了种情绪，叫“自尊的委屈”。是啊，他为什么要付钱呢？这不符合他们的文化呀。他觉得梅林是个穷学生，吃不起冰淇淋？越想越复杂，越复杂就越可怕。在他付钱的行为中，他对梅林的定位是个穷学生还是个中国姑娘？他是觉得中国人穷，还是觉得中国姑娘需要或乐见男人买单？
而这时的梅林要如何反应？
在华裔文学名作《喜福会》中，也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Lina的丈夫事事都要AA制，而且是搜肠剐骨占便宜类型的AA制，Lina觉得不妥，却从未提出过异议。直到有一天，母亲告诉她这不是尊重，更与爱无关，Lina才逃出了“女性如何表达自尊与男性如何表达喜爱”的迷宫。
梅林是如此的坦诚可爱，她直接向马尔蒂斯发问了，也得到了最让人踏实的回答：“（不论在德国还是中国）道理是一样的，因为我喜欢你。”在黄梅聊完这个片段后，我还是忍不住刨根问底：“真的如此吗？我听说过不止一个和外国人谈恋爱AA制的案例呀。那么拎包的传说也是谣传吗？”
“是真的呀，这是人性，与国别关系不大，”黄梅很耐心，“他喜欢你，所以买单时也非常坦然，并不刻意。后来在恋爱和婚姻中，我的先生也是这样。当然，我那时还是个靠打工为生的穷学生，如果我有工作有收入，主动要求平摊，他也不会执意不要。但严格的AA制，我很难想象，也没见到过。恋爱时可能可以，一旦进入婚姻，尤其有了孩子之后，严格的AA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个伪命题呀。”至于拎包，黄梅还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不过她感觉和什么独立啊自尊啊无关，“德国女人身体普遍比我们强壮多了，真的，咱们和她们骨架就不一样。”
经济基础真的是婚姻基础
书中这样提道：梅林是因为未能在生孩子的问题上和吉姆达成共识才离婚的。但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分居了，因为经济问题和绕不开的自尊话题。
在两个人恋爱时，梅林一边打工一边读博士，有稳定工作的吉姆非常自然的承担两人的生活开销，并且非常支持梅林打工。结婚后，梅林却成了全职太太和博士研究生，因为吉姆说，“我的老婆可不能去打工。”提起这句话，黄梅仍然觉得很好笑：“不理解吧？同样是我，同样是他的爱人。做女朋友的时候，他有时候还催我打工不要迟到；做了老婆，他就不许我去了。”吉姆有着典型的德国式的上进和严谨，他甚至在结婚的第二天就六点半起床去上班了。他既严谨又浪漫，既文艺博学又阳光运动，而且还出身名门，是个真正的白马王子。更难得的是，吉姆的妈妈对梅林非常满意，甚至还主动增加了对他们小家庭的经济资助。
如果就这样下去，他们最多在什么时候生孩子的问题上多吵几次架。但遇上了经济环境不景气，吉姆失业了，尽管很快又找到了工作，但这让他对家庭经济状况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全感，而他的处理方式实在让人费解。 吉姆生活富裕的父母很乐意给孩子经济资助，且并不因此多提要求，吉姆也受之怡然。于是失业的吉姆算了一笔账—如果靠着父母的资助，他可以一个人周游世界，潇洒生活；但如果带上没有工作和收入的梅林，他的生活质量就要打对折。于是，吉姆要求与梅林做财产公证。这似乎应了一句中国的老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这个要求让当时的梅林倍感屈辱。
很快，他们正式分居，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吉姆要付给梅林自己收入的1/4作为赡养费。梅林感到可笑又无奈：“我们一起过日子的时候，我这个主妇严格控制开销，一个月绝对花不到他1/4的收入，而现在他要付给我这么多，再用剩下的钱生活。”到底在吉姆的眼里，怎样才算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呢？我们不得而知。后来，梅林放弃了赡养费，这是不少女人离婚时为了保卫自尊而放弃财产的老桥段了。
现在，黄梅将这归结为当时自己没有工作，家庭经济皆来源于吉姆一个人，所以一次失业就把吉姆吓着了。确实如此，除了和梅林公证财产，他还在此后一直保持着投简历的习惯，像强迫症一般，要保持自己的简历在30家公司的人才库里，每接到一封拒信，就立刻再投出一封简历。
文化话语权是左右婚姻的终极原因
如果说经济基础真的是婚姻基石的话，它充其量也只能算作决定话语权的其中一个因素，而文化话语权才是黄梅总结的、跨国婚姻中影响话语权的最终原因，也是导致他们最终分手的一个症结。
提起文学与文化对爱情观的影响，黄梅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简爱》。书中的梅林也热烈地向吉姆朗诵过简·爱对罗切斯特先生那段著名的剖白。而得到的回应却无异于一盆冷水—吉姆向他推荐《鲁滨逊漂流记》，当时的梅林和吉姆都认为这是本娱乐读物。不同的在于，吉姆希望梅林读来娱乐身心，不要像简·爱小姐那么沉重；而梅林觉得人生就是努力奋斗，哪有时间读这种玩乐作品。
看来他们都没有意识到，《简爱》的爱情观本身就布满隐忧；而《鲁滨逊漂流记》也并非完全反应了吉姆潇洒爱玩的心态。他们对这两本书的态度，绝妙地映射出了二人悬殊的文化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日后的发展。不知这是黄梅有意安排，还是世事就是这么妙不可言。
简·爱不仅是个穷家女，而且是个私生女，同时作为家庭教师的她其实是罗切斯特先生的雇员。面对着无论在经济地位还是社会地位都高出她许多的爱人，简·爱也一直都有“自尊的委屈”，这就是她为什么要一再强调“灵魂的平等”。说到底，这二人的行止见识都不平等，三观恐怕也有着阶级性的差别。当时的罗切斯特是简·爱精神与经济的全部，越是如此，她更是要对着强势的一方坚决维护自己仅有的尊严。
而《鲁滨逊漂流记》则反应了吉姆的潇洒个性，以及他所代表的强势文化，鲁滨逊不是还驯化了一个土著人吗？正是这种强势文化带来自信与自我，以及梅林简·爱式的自尊与自爱，让他们之间打了个水手结，越挣扎越紧，解不开了。
黄梅回忆起当时她和前夫（吉姆的原型）关于中国的争论，说到底还是因为当初的德国较之中国而言，更处于文化和经济的双重强势地位：“我记得那个时候他跟我来中国。他根本不喜欢北京，觉得北京灰秃秃的，建筑都是灰色调，高楼像大盒子一样。其实我们自己也会批判自己的国家，但听到他们一讲，心理就会特别不舒服。”
是啊，这毕竟是我家，你是个客人，一进门就说我家脏，还看不惯我们辛辛苦苦置办的家具，我能舒服吗？黄梅分析说，搁到今天，这种反感可能会小很多，因为中国富强了，我们也渐渐地处于强势文化的一方，对于德国也有了批判，“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我是那么喜欢德国，他竟然这么说中国，我能平衡吗？但如果是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他们的国家情况差不多，既没什么悬殊，也没多少误解，可能互相批评、互相调侃，这都很正常。”
于是，吉姆对一个地方的感性评价被感性的梅林上升到了要求平等的位置。但梅林没有冤枉吉姆，因为当时的吉姆真的不喜欢当时的中国，他甚至表示，如果生了孩子，不许梅林带回中国。德国人对中国的文化不认同，同时梅林在德国多年，哪怕有了合法的身份，也没有真正的归属感和足够的发展空间，这种文化不安全感带来的恐慌成了婚姻走向破裂的催化剂。
在讲到归属感时，黄梅举了一个在国外打拼的人多少都会遇到的例子。“在德国时，我的学校所在的城市工作机会少，我要跑到周围的大城市打工，周末在餐馆里端盘子，周日晚上坐火车返校，赶周一的课。有一次，大晚上的，一辆车晚点了，停在那不开。我心里又急又怕，就去问询问售票员为什么不开车？然后他打量了我一番，就说了一句，‘你觉得中国的火车不晚点，你就回中国去。’”
中国的火车也会晚点，但黄梅还是回来了。当积蓄只足够买一套房子的时候，她选择把家安在了北京。
拎客
《结婚话语权》是一本传记体小说，以作者的实际经历为故事来源，讲述了主人公梅林和吉姆一段真实的跨国爱恋，诠释了作者对爱情和婚姻、对不同文化下的价值观和婚姻观的认知和感悟。
黄梅
德籍华人，职业策展人、译者。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李泽厚先生哲学硕士，北京大学理学学士。现任德国艺术与教育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席及三和尚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