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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与做官：辞呈背后的“国民记忆库”
11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在日头狂肆下，民众到了投票所，选择自己所在地区的各级民意代表。日头落下没多久，结果就已揭晓─执政的国民党惨败。十二月的第一天，率领“行政院”各“部会”首长“总辞”。身为“文化部长”的龙应台也在其中。那晚，她率先抛出讯息，称“配合总辞”，她一千天“文化部长”任期就此结束。
龙应台提出辞呈之时，正是“文化部”“基础工程”的代表性计划之一─国民记忆库上线届满周年之际。国民记忆库，顾名思义，便是收罗每位国民的生命记忆，而这些个人生命史汇集起来便成为一个庞大的历史数据库，因此，龙应台数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每位国民的个人史背后，才是最真诚的国家史。”
她试图透过这个计划来打开民众“记忆的抽屉”，丰富、拼凑、还原、解构真正的国家历史。“你会不会担心继任者不会接续这个计划？”有记者问龙应台，她却说没什么好担心的，“任何一个政策都不必去希望后继者如何，而是工作同仁对这有认同感。”龙应台进一步表示，如果这只是上面的命令交办，事务官对于这计划没热情，这一定失败，不用等后来者，就会瓦解，“有热情就会说服后来的继任者。”
国民记忆库的推动，与龙应台个人书写《大江大海1949》时对历史的重新认知与对小人物的感怀，看起来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事实上，书写的念头早在20多年前便萌发，然而，因故不断搁置的结果，是父亲去世了，她产生了强烈的急迫感。“再不做，就来不及了。”这是她最强烈的感受。
龙应台的父亲如此，整个大社会亦然，带着时代故事的长辈不断凋零，便代表着一个世代的庶民记忆大量消失、不被留存，于是，在全台湾网罗个人历史记忆，也就成了龙应台上任后最重要的文化工作。
为了让民众知道这项计划，能够带着父母去录制个人故事，或是主动参与、分享生命经验，“文化部”挑选了十多位“行动大使”，包含资深艺人孙越、方芳，音乐人胡德夫，漫画家萧言中，政治人物钱复、郝龙斌等等，从电视到电影院，乃至于各种不同媒体，都可以看到这些人说出对国民记忆库的感想，以及自己的回忆。
与龙应台有着好交情的资深媒体人陈文茜也担任了行动大使。她在今年七月的行动大使记者会上，分享了自己外公何集璧的故事。在席卷全台的二二八事件中，“外公为了逃离监狱而躲进疯人院，出来时已分不清是真疯或假疯了。”陈文茜心疼外公的一生被大历史的棋局左右，“我相信，我外公一定也希望能有人说出这些故事，走出这样的悲剧”。
国民记忆库里充满了各式各样故事：有麻风病人、逃过战乱的老兵、从丛林生还的台籍日本兵……甚至嫁来台湾的越南妇女的生命经历都有。“台湾社会就是这么多样，才有多种纷争，因此我们必须从中找出一个共识，国民记忆库能帮我们理解他人的故事与经验。”龙应台解释。
用1000天“铺第一里路”
台湾政治充满敌对，对政务官尤为严格，龙应台上任以来，时常受到“国会”与民间的苛责。接受记者专访时，龙应台便直言，“在台湾，正常人都不太想进入政坛的。”然而，曾担任过台北市“文化局长”，见识政治之难的她，两年前愿意再担起这重任，也是因为是首任“部长”，“首任代表第一号工头，为文化政策打地基，铺第一里路。”
国民记忆库是她任内推动的大计划，属于“泥土化”的一个项目，预算庞大，第一年预算四千万台币。在龙应台认知里，这是一项可以往前走十年的计划，不只是政府要做，重点是民间得自行发动，才能做到由下而上、收集到成千上万笔的口述资料。
“这项计划连最挑剔的‘立法委员’都支持。”这让龙应台很安慰。
有些“立法委员”甚至出任了行动大使，如国民党“立法委员”陈碧涵与民进党“立法委员”田秋堇，这是跨越蓝绿与政党的组合。前者出身苗栗客家大家族，能说出客家移民文化故事，后者的父母一直在国民党专权下援助民主运动者，她也是台湾重要政治事件“林宅血案”的第一见证者。
远流出版社董事长王荣文甚至带着大女儿王沛然，到搜录站分享个人成长故事。王荣文的母亲不识字，1950年代，母亲背着他走十五公里，到地政事务所缴地价税。当她拿着税单问要缴多少税，公务员竟把单子丢在地上说：“不会自己看吗？”
尽管政界、文化界都乐见其成，但也有“立委”与文化人不认可这项政策，大都是质疑龙应台忽略了前人的努力，让资源错误使用与摆置。
“我们还没找到最有效的全民自发动员的方法。”针对国民记忆库的缺失，龙应台坦言这不应该是政府来做，“若真正宣传到位的话，应该是文史工作室、中学历史老师或大学历史系，纷纷说要加入，并承诺一年给多少个故事。”
如今，随着龙应台辞职，这项需要广撒种子、需要耐心等待开花结果的计划，是否能够延续？又是否能找到对的方法，并收到她期望的成效？ 这仍然是重新回到文人身份的龙应台所关注的。
“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
“文化部”一千天，是一个披荆斩棘的拓荒工作。在这一千天中，纠结长达三年的公视僵局解决;艺术银行正式推出;“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国家电影中心”、台湾戏曲中心、台湾摄影中心逐一底定;“博物馆法”、“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电影法”、“公广法”等等新立或翻修。“文化部”的“第一里路”虽然万分艰辛，但已气魄跨出。
在龙应台的辞呈中，她这样写道。
当年龙应台出任文化局长，李敖断言她做不到3个月，结果她做满一任，3年零3个月。舆论送行时说：“龙应台在将自己的文化理念通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变成现实后，最终一尘不染地回归文坛。”龙应台则将这一段归纳为“实践平等观念过程中的受伤笔记”。
这一次，龙应台用1000天“铺了第一里路”。从作家龙应台到官员龙应台，这个案本是一个小奇迹。15岁那年，龙应台就想过：将来要做一个不需要向别人敬礼的工作。中国传统里，科举制度是为选拔官员。一般人心目中，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士与仕的结合才是正途。这传统在台湾今天的仕途高端仍看得见——马英九的 “行政院”里，有47位博士（共27个部会）。只是时代不同，政治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士的考题也瞬息万变。20世纪以来，在世界许多地方，渐次上演耐人寻味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在进入一个等级分明、令出必行的体系之后，龙应台一度仍不按规则出牌，多有“突围”之举。譬如，她曾拒绝为配合马市长剪彩办美展、搞演出，此举虽也得到市长支持，但长此以往别具一格，市长也要承受来自整部机器的压力。
文化圈中人说，因为文人气质和率真性格，龙应台常有随兴之举，有些人却“不爱看她那个调调”。再加上“傲慢”或者初期工作方法的简单粗糙，她确实得罪了一些人。原“二二八”纪念馆馆长叶博文先生就曾将与龙应台的“冲突”写在一本书里。马英九对龙应台的“礼让三分”，也让一些人不那么舒服。
一位作家说过：龙应台笔下犀利，私底下是个傻大姐。
在拍摄与《大江大海》有关的一部纪录片时，龙应台跟着叙述者踩着碎石子路一路小跑到码头，穿着平底鞋，跑了将近半小时，当时她57岁。在“受尽了政治的折磨和实务的历练”之后，龙应台终于发现做官不能像作文那样“理直气壮”，而理直气壮，是1986年《野火集》横空出世时的动人之处。
“接受任命之初衷已达，我满怀感恩之深情，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
龙应台以她的人气、血气面对官场的习气、阴气，多有挫折。她以镜头之外的无奈、无言表明：政治是斗争，是行动与后果的算计，是台上与台下的演出，是步步为营。政治够浑杂，杂到她每天必须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
11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在日头狂肆下，民众到了投票所，选择自己所在地区的各级民意代表。日头落下没多久，结果就已揭晓─执政的国民党惨败。十二月的第一天，率领“行政院”各“部会”首长“总辞”。身为“文化部长”的龙应台也在其中。那晚，她率先抛出讯息，称“配合总辞”，她一千天“文化部长”任期就此结束。
龙应台提出辞呈之时，正是“文化部”“基础工程”的代表性计划之一─国民记忆库上线届满周年之际。国民记忆库，顾名思义，便是收罗每位国民的生命记忆，而这些个人生命史汇集起来便成为一个庞大的历史数据库，因此，龙应台数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每位国民的个人史背后，才是最真诚的国家史。”
她试图透过这个计划来打开民众“记忆的抽屉”，丰富、拼凑、还原、解构真正的国家历史。“你会不会担心继任者不会接续这个计划？”有记者问龙应台，她却说没什么好担心的，“任何一个政策都不必去希望后继者如何，而是工作同仁对这有认同感。”龙应台进一步表示，如果这只是上面的命令交办，事务官对于这计划没热情，这一定失败，不用等后来者，就会瓦解，“有热情就会说服后来的继任者。”
国民记忆库的推动，与龙应台个人书写《大江大海1949》时对历史的重新认知与对小人物的感怀，看起来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事实上，书写的念头早在20多年前便萌发，然而，因故不断搁置的结果，是父亲去世了，她产生了强烈的急迫感。“再不做，就来不及了。”这是她最强烈的感受。
龙应台的父亲如此，整个大社会亦然，带着时代故事的长辈不断凋零，便代表着一个世代的庶民记忆大量消失、不被留存，于是，在全台湾网罗个人历史记忆，也就成了龙应台上任后最重要的文化工作。
为了让民众知道这项计划，能够带着父母去录制个人故事，或是主动参与、分享生命经验，“文化部”挑选了十多位“行动大使”，包含资深艺人孙越、方芳，音乐人胡德夫，漫画家萧言中，政治人物钱复、郝龙斌等等，从电视到电影院，乃至于各种不同媒体，都可以看到这些人说出对国民记忆库的感想，以及自己的回忆。
与龙应台有着好交情的资深媒体人陈文茜也担任了行动大使。她在今年七月的行动大使记者会上，分享了自己外公何集璧的故事。在席卷全台的二二八事件中，“外公为了逃离监狱而躲进疯人院，出来时已分不清是真疯或假疯了。”陈文茜心疼外公的一生被大历史的棋局左右，“我相信，我外公一定也希望能有人说出这些故事，走出这样的悲剧”。
国民记忆库里充满了各式各样故事：有麻风病人、逃过战乱的老兵、从丛林生还的台籍日本兵……甚至嫁来台湾的越南妇女的生命经历都有。“台湾社会就是这么多样，才有多种纷争，因此我们必须从中找出一个共识，国民记忆库能帮我们理解他人的故事与经验。”龙应台解释。
用1000天“铺第一里路”
台湾政治充满敌对，对政务官尤为严格，龙应台上任以来，时常受到“国会”与民间的苛责。接受记者专访时，龙应台便直言，“在台湾，正常人都不太想进入政坛的。”然而，曾担任过台北市“文化局长”，见识政治之难的她，两年前愿意再担起这重任，也是因为是首任“部长”，“首任代表第一号工头，为文化政策打地基，铺第一里路。”
国民记忆库是她任内推动的大计划，属于“泥土化”的一个项目，预算庞大，第一年预算四千万台币。在龙应台认知里，这是一项可以往前走十年的计划，不只是政府要做，重点是民间得自行发动，才能做到由下而上、收集到成千上万笔的口述资料。
“这项计划连最挑剔的‘立法委员’都支持。”这让龙应台很安慰。
有些“立法委员”甚至出任了行动大使，如国民党“立法委员”陈碧涵与民进党“立法委员”田秋堇，这是跨越蓝绿与政党的组合。前者出身苗栗客家大家族，能说出客家移民文化故事，后者的父母一直在国民党专权下援助民主运动者，她也是台湾重要政治事件“林宅血案”的第一见证者。
远流出版社董事长王荣文甚至带着大女儿王沛然，到搜录站分享个人成长故事。王荣文的母亲不识字，1950年代，母亲背着他走十五公里，到地政事务所缴地价税。当她拿着税单问要缴多少税，公务员竟把单子丢在地上说：“不会自己看吗？”
尽管政界、文化界都乐见其成，但也有“立委”与文化人不认可这项政策，大都是质疑龙应台忽略了前人的努力，让资源错误使用与摆置。
“我们还没找到最有效的全民自发动员的方法。”针对国民记忆库的缺失，龙应台坦言这不应该是政府来做，“若真正宣传到位的话，应该是文史工作室、中学历史老师或大学历史系，纷纷说要加入，并承诺一年给多少个故事。”
如今，随着龙应台辞职，这项需要广撒种子、需要耐心等待开花结果的计划，是否能够延续？又是否能找到对的方法，并收到她期望的成效？ 这仍然是重新回到文人身份的龙应台所关注的。
“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
“文化部”一千天，是一个披荆斩棘的拓荒工作。在这一千天中，纠结长达三年的公视僵局解决;艺术银行正式推出;“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国家电影中心”、台湾戏曲中心、台湾摄影中心逐一底定;“博物馆法”、“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电影法”、“公广法”等等新立或翻修。“文化部”的“第一里路”虽然万分艰辛，但已气魄跨出。
在龙应台的辞呈中，她这样写道。
当年龙应台出任文化局长，李敖断言她做不到3个月，结果她做满一任，3年零3个月。舆论送行时说：“龙应台在将自己的文化理念通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变成现实后，最终一尘不染地回归文坛。”龙应台则将这一段归纳为“实践平等观念过程中的受伤笔记”。
这一次，龙应台用1000天“铺了第一里路”。从作家龙应台到官员龙应台，这个案本是一个小奇迹。15岁那年，龙应台就想过：将来要做一个不需要向别人敬礼的工作。中国传统里，科举制度是为选拔官员。一般人心目中，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士与仕的结合才是正途。这传统在台湾今天的仕途高端仍看得见——马英九的 “行政院”里，有47位博士（共27个部会）。只是时代不同，政治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士的考题也瞬息万变。20世纪以来，在世界许多地方，渐次上演耐人寻味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在进入一个等级分明、令出必行的体系之后，龙应台一度仍不按规则出牌，多有“突围”之举。譬如，她曾拒绝为配合马市长剪彩办美展、搞演出，此举虽也得到市长支持，但长此以往别具一格，市长也要承受来自整部机器的压力。
文化圈中人说，因为文人气质和率真性格，龙应台常有随兴之举，有些人却“不爱看她那个调调”。再加上“傲慢”或者初期工作方法的简单粗糙，她确实得罪了一些人。原“二二八”纪念馆馆长叶博文先生就曾将与龙应台的“冲突”写在一本书里。马英九对龙应台的“礼让三分”，也让一些人不那么舒服。
一位作家说过：龙应台笔下犀利，私底下是个傻大姐。
在拍摄与《大江大海》有关的一部纪录片时，龙应台跟着叙述者踩着碎石子路一路小跑到码头，穿着平底鞋，跑了将近半小时，当时她57岁。在“受尽了政治的折磨和实务的历练”之后，龙应台终于发现做官不能像作文那样“理直气壮”，而理直气壮，是1986年《野火集》横空出世时的动人之处。
“接受任命之初衷已达，我满怀感恩之深情，回到文人安静的书桌。”
龙应台以她的人气、血气面对官场的习气、阴气，多有挫折。她以镜头之外的无奈、无言表明：政治是斗争，是行动与后果的算计，是台上与台下的演出，是步步为营。政治够浑杂，杂到她每天必须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