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伍克，小教高级，浙江省湖州市第一幼儿园教师，从教三十余年。她师从辽宁省特级教师范崇嬿，也曾获得过南京师范大学赵寄石教授的诸多指导。多年来，她在相关幼教杂志及报刊上发文颇多，曾参与编写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托班寒、暑假乐园》教材和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的《0—3岁妈妈完全手册社会卷》《0—6岁妈妈完全手册社会卷》等书籍的编写工作。
　　细读《早期教育》编辑部 “走在中国幼教路上”栏目的征稿信，令我思绪万千，打开了记忆闸门。回首自己从当年无奈地走上幼教之路到时至今日的魂系幼教，历历往事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是1976年高中毕业后，无奈走上幼教之路的。但接触了幼教后，不知是觉得和孩子打交道没有那么多的成人之间的虚伪和烦恼，还是和孩子们的朝夕相处又能让我重回那早已逝去的童年时代，更或是在那个众所周知的动乱年代，因家庭的变故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我，庆幸自己能够有份工作就已经足够了。不论什么原因，反正上班没多久我就喜欢上孩子们也爱上了幼教。当时我所在的是一所小学附属幼儿园，规模小、条件差，连我在内共7位教职工，其中园长和保育员各一名，5位教师，承担着四个班级的保教工作，因为人手紧，四个班级的班主任只能包班全天的所有任务。
　　刚进园，我对幼教业务和幼教技能一无所知，对如何带班一窍不通，可仅仅跟在老教师后面一周后，学校领导就要我担当中班班主任了。这既让我彷徨不安，也激发了我的斗志，要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来。从那时起，对自己的能力有着自知之明的我在园内老教师的指导下，用心学习着各种幼教业务，废寝忘食地苦练着各项基本功，摸索着带班方法。苍天不负苦心人，近乎发疯似的苦练，使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幼儿教师必需的基本功，也学会了基本的带班方法。但实践使我认识到，幼儿教育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科，教师必须掌握相应的幼教理论，才能搞好班内各项工作。能苦练出基本功，却苦练不出幼教理论。因此，我除了利用各种机会四处访师、多方求教外，还如饥似渴地读着好不容易从浙江图书馆借来的国内外著名学前教育专家的心理学、教育学著作，边读边认真地做好每一次笔记，然后自己体会着笔记内容，摸索尝试后，写出教育随笔或是教学札记。
　　“一分努力，一分收获！”一个学期悄悄地过去了，我对幼儿心理学、教育学等幼教理论也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和了解，也初步知道了幼儿心理、生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幼儿在各个年龄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点。当掌握了这些初浅的理论知识后，再加上自己在幼教实践中的不断尝试，我发现自己在业务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记得中班下学期时，在市里组织的一次观摩教学中，我自行设计的一个语言教学出乎意外地获得了好评，观摩者对我仅是个普高生和参加工作不到一年的青年教师表示了惊讶。对此，我并没有想太多，而是继续努力地学习理论知识，摸索尝试各种教学法。
　　在大班带班后，我又借着当时形势提供的一个教育契机，经过充分的准备，在班内大胆地尝试了以“写信”为形式的一种比较特殊的语言教学。那就是我班小朋友给中国第一个少年大学生宁铂写信。尝试前我的心情是紧张的，尝试中的心情是茫然的，尝试成功后的心情是振奋的。由于“写信”教学的尝试成功，当时浙江幼儿师范学校的内部刊物《幼教通讯》就是现在的《幼儿教育》，刊登了我们“写信”的全过程和宁铂给我班小朋友的亲笔回信。这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信心，也使我不满足眼前取得的这些进步了，因为要在实践中摸索出有自己特点的教学方法和形成自己特点的教学风格这一想法，不断地在我脑海里萦绕，只是自己能力有限，不知该从何着手？
　　就在我为此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时，藉着沈阳一位亲友的牵引，从我最初的一封请教信开始，及至后来让我有幸师从于沈阳市和平区南宁幼儿园的辽宁省特级教师范崇嬿。虽然范老师远在沈阳，那时和我尚未相见更相距甚远，但通过纸笔的帮助，不仅在各项幼教业务上悉心辅导我，还在我思想苦闷时给予了真诚的开导与鼓励，使我能重拾信心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前进。随着时间的推移，范老师已成了我工作和生活中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而共同的目标更使我们心心相印。这时我俩都渴望，有那么一天我们能真正欢聚在东北或相逢于浙江面谈幼教，那有多好！
　　这一天，终于来了。1980年暑假，我从杭州出发，经过四十多个小时的旅行抵达了沈阳站，当见到了早已在那等候的范老师一行人时，一声惊呼后我竟喜极而泣。这是让我激动又难忘的人生一刻，因为幼儿教育使天各一方的我们，在书信中“相聚”近两年后，真正相见于沈阳了。在范老师的精心安排和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我一个月的沈阳之行内容丰富多彩，让我获教甚多、眼界大开。我还十分幸运地得到了辽宁省教科所幼教处李道佳、张德宝、付桂芳等幼教专家的真诚指导和亲切鼓励。
　　更让我感动的是，辽宁省有关部门领导在得知我和范老师的经历后，破例让我和范老师一起参加了辽宁省优秀教师疗养团，赴海滨城市大连疗养。而当我们结束在大连十天的疗养活动即将返回沈阳时，又接到了正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幼教大纲编写会”秘书处通知，让我和范老师作为特邀代表列席大会，这难得的机会使我惊喜交集后忐忑不安，这次大纲编写会是粉碎“四人帮”后，幼教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大会，亦是当时幼教界最高规格的大会， 参加者都是全国幼教界的著名学者和精英们，范老师参加是理所当然，而自己一个无名小卒有什么资格列席？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一到大会所在地，就受到了教育部幼教处领导们的亲切接见。当时孙岩处长还特意在大会上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我，并安排我在华东组参加大会所有活动，这一切真是让我受之有愧啊。
　　大会期间，孙岩处长还几次从百忙中抽出时间特意来看望我，关切地询问我参加会议的感受、是否吃得惯东北伙食，又问我平时的学习、生活、工作与家人的情况。当她从范老师处知道我出生于老干部家庭，爸爸已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时，让我回家后转达她对我妈妈的深切问候，并一再嘱咐范老师要继续帮助我，也希望其他老师们多多指导我，还给了我大会所有代表们的通讯地址，说我不管用什么方法去请教，这些老师们一定会和范老师一样帮助我的。如果我有机会去北京，就去幼教处，她们一定会接待我的……而当时刚从美国出访回来赶到大连参加会议的魏振高副处长，则给了我许多学习资料，说这是她对支持我热爱幼教工作所表达的一点心意，与会的许多幼教前辈亦是用各种方式表示了她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此景此情，我多少次扪心自问：我何其有幸能参加如此高规格的大会，更何其有幸能得到这么多位幼教前辈们的关爱和器重。我明白，这一切都缘起幼教。
　　难忘的东北之行虽然结束了，但我永远会记得孙处长和幼教前辈们的这份情义。返回工作岗位后，进一步坚定了我对幼儿教育孜孜不倦的追求，同时亦积极争取机会实现和范老师在沈阳约定的新计划。她去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进修，我去浙江省幼儿师范学校进修，从而能比较系统地掌握幼教理论和专业知识。
　　也就在此时，随着国家形势发展，我的家庭状况得到改观，我有了重新选择工作的机会。当时，妈妈和我谈话后，给我三天时间考虑：是坚守幼教还是换工作。不到三天，我就回答了妈妈，我坚守幼教。因为在幼儿教育这块肥沃的土壤里，有我辛勤耕耘后收获满满的机会。也许就是这个机会，一直揪住我从无奈到魂系幼教和扎根在幼儿教育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