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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导演都晓，获得过中国电影电视剧“飞天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大奖。成功的都晓，有个同样大名鼎鼎的父亲——作家都现民。但父子俩关系并不好，在都晓看来，父亲就是拦在他人生路上的一座山……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都晓才顿悟：他所有的辉煌与荣光，都是因为他翻越了那座山，站在了父亲的肩膀上。
日前，都晓用独特的视角解读他所经历和领悟的父子关系。他说：“传统的父爱似乎总是深情的、温暖的；而实际上，很多父亲会和孩子对峙、对抗，甚至彼此仇视。父亲一方面期望孩子传承、超越自己，另一方面出于雄性的本能又害怕被打败，父子关系通常就在这种矛盾中磨砺、成长，直至终于相互理解、接受……但愿我的故事，能让更多人早日读懂自己的父亲。”
两个“孩子”的对峙：
散淡的父亲，冒险的儿子
1987年的一天，正在河南电视台上班的我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中说：你不要企图隐瞒自己的问题，有什么就向组织交待什么。当时全国正在新闻工作者中开展声势浩大的自查互查工作，一查思想问题，二查经济问题。这样的信要是被其他人看到，我可能会丢了工作，甚至进监狱！我那时候大学毕业没多久，能有什么问题？父亲为什么总是这么轻视甚至仇视我？我把信揣进裤兜，心里的火直往上蹿……
我1965年出生，家里有四兄妹，我是老大。父亲在河南省洛阳市文化馆做专职戏曲编剧，写的《太白清宫》拿过全省戏曲汇演的一等奖。那时候剧团几乎每天都在排他的戏，我和弟妹们去单位找他，总能看到一大群人围着他转。我的同学、同学的父母以及学校的领导，经常会说：“我又看到你爸的戏了，你爸真了不起！”
但事业风声水起的父亲其实是个很孩子气的人，喜欢自由、闲适的生活，很多在别人看来很重要的事情，他都看得很轻。比如我们兄妹的学习他从不过问。读小学时有次我考得不好，母亲让他给我办转学，他听了就去办，什么原因也不问。他还曾带着八九岁的我上深山、去青海。
那时候父亲在我心里就是一座高高的山，让我仰望。可很快我就发现，我要走出去看世界，必须翻过这座山。父亲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他的成就、喜恶来衡量我，也就转而成了我最大的阻碍。
和父亲的性格截然不同，我从小喜欢瞎折腾。读初中时，我就开始偷偷摸摸地抽烟。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用一种从未有过的严肃口吻训斥我：“以后不准这样！”父亲的话反而让我很有成就感。不久，我又用一把火钳把头发烫成了小波浪卷。这次父亲直接堵在校门口，把我领到理发店。我倔着不肯就范，他一把将我按在椅子上，说：“你再动，再动我打你！”
因为我的叛逆，父亲渐渐地不怎么看好我，总赌气似的对母亲抱怨：“这孩子太浮躁，不稳重，将来不闯祸、不拖累家里就好。” 父亲对我的轻视，让我很受打击。他越这么说，我越不服气，总想显得与众不同，让他认同我。
我心里想，你不就是会写东西吗？我也要好好写，将来超过你。我开始很努力地读书，平时成绩不怎么样的我，高考分数居然够上北大清华了。我很骄傲地去问父亲我该报什么学校，父亲不屑一顾地说：“你自己选吧。”结果因为没经验，我被录取到了当时的二本学校——中国传媒大学。看到分数比我低的同学上了北大中文系，我心里非常憋屈，觉得要是父亲能指点一下，我的人生也许就完全不同了。可是父亲不这样看，他还是觉得以我的性格，说不定哪天就会出事，所以读什么学校根本不重要。
父亲越这样，我越憋着一口气要做好，好到让他没法再轻视我。抱着这种心理，大学四年我更加用功。暑假家里蚊子多，我看书时就拎一桶水，把双脚泡在里面，十几天下来腿都泡肿了。我还和后来的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一起，在班上组织了一个诗社。
毕业后，我顺利被分配到河南电视台，成为一名记者。上班第一年，我就跟着团队去拍摄黄河漂流。这种漂流很危险，我坚持跟拍了半个月，这个报道后来得了全国好新闻奖。这样的奖，当时台里两三年才能得一个，可想而知多么轰动。可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的第一反应是：“你真不知死活，漂流这么危险的事，你也敢做？”
这就算了，没想到几个月后，他还给我写了这么一封让我主动交待问题的自查信！我愤怒地给父亲打电话，他慢条斯理地说：“我没别的意思，就觉得你这样的性格，迟早要出事……”没等他说完，我“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了。我对父亲彻底寒心了，之后整整三年，我不再和他说话。
一对“仇人”的战争：
儿子向前，父亲向后
但是，我还真被父亲说中了。
1990年，单位重用表现突出的我，让我去拍电视剧。我抱着大展鸿图的心态，熬夜写剧本，自己当导演。可片子拍出来后，领导很不满意，我一下成了反面教材，备受冷落。父亲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打电话给我：“我再不管你，你就真得进监狱。”他语气里甚至有些得意，就像小孩子赢了一次石头剪刀布。
父亲的态度让我难以忍受，也特别不甘心。工作量锐减的我没有剧本可写，采访也不多，我就自己写起了小说。随着文章陆续发表，我渐渐有了影响力。一天上午，我正在家休息，响起了敲门声。我打开门，居然是久未谋面的父亲。“父亲一定是知道我写小说出名了，觉得我很争气，我这么多年的辛苦总算没白费。”我美滋滋地想着，把一堆杂志递到父亲手里。他翻了几下，欲言又止。临别时，他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小说创作啊，我最反对的，就是卖家丑。”原来父亲认为我不该写家族里的那些事，认为这是靠不正当的方式博眼球，是很危险的做法，所以专程来教训我。
在父亲心里我永远是一个危险分子！他永远在用对待敌人般的挑剔、轻视，乃至仇视的目光审视我。从这时候起，我放弃了让他认同我的念头，再也不愿意回家了。
随后，我拍摄的《太阳暖融融》、《颍河的故事》陆续获得大奖，我成了全国有名的红人。而这时，父亲的处境恰好相反，随着戏曲的没落，他的名声不再那么响亮。两相比较，父亲的失落可想而知，他不对我说一句肯定的话，就像小孩子不愿意向对手低头一样。 渐渐地，父亲在我心里不再是那座高高的山，我觉得无论从事业还是从做人的方式来看，他都老了。后来，父亲被国家石油部派到青海工作，母亲随行，我送弟妹去青海看他们，才算回了一次家。而到这时，我已有整整8年没有踏进家门一步。
也许是受儿子长期冷落，原本就不喜欢交际的父亲愈来愈内向，也愈来愈惦念故土、故人。2003年，父亲从青海退休了。本来他可以直接去北京安享晚年，但他回了老家，在村子里原来的宅基地修了一栋房子。而那时的我和父亲恰恰相反，一心要往外走，去更高更远的天空。我已经做了很多年导演，对自己的信心和对人生的期望也在不断地水涨船高。我开始把视角拓展得更远，导演了《纽约丽人》等多部以国外为生活背景的电视剧，几乎跑遍了全世界。
我们相互不认同对方的生活方式。父亲说我：“你怎么老是跑来跑去？都多大的人了还不安分。”我说父亲：“你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修房子干嘛？说不定几个月后你就住不下去了。”
后来，年事渐高的父亲回了北京，但我们的关系并未就此缓和，反而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因为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我辞职了。此时我已经在河南电视台担任副台长，在别人眼里，正是年富力强、前途无限之时。可我觉得，我在工作上已经得心应手、收获颇丰，再做下去，也不会出更多成果。我不愿人生就这样一天天重复以前，而想抓住最后的机会自己创业，领略另一个世界的风景。
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父亲更是完全无法接受我的做法。他愤怒地说：“你要不回去上班，就不是我儿子！”
两代人的领悟：
共同逐梦的人生才精彩
我当然没回去上班。2004年底，我开始以独立制片人的身份，与其他影视公司合作拍摄电视剧。为了走这一步，我和我的团队付出的辛苦难以想像。我经常熬夜，有一次我在飞机上吃盒饭，突然胸口一阵发闷，咳出一大口鲜血。下飞机后去了医院，医生让我住院休养，否则可能导致大出血。可我哪有时间啊，让医生开了点药就继续奔波了。
因为吃不消这样的高强度工作，团队里不断有人退出。2009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紧张拍摄《少林寺传奇第二部》，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他不等我开口，劈头盖脸就是一通数落：“你每天都瞎整些啥？再这样弄，有你孤家寡人的时候。”原来，有人向他告状，说我很难伺候，跟着我做事非常辛苦，因为我经常变主意，今天拍明天改，简直都要被我整成神经病了。我说：“这不是跟你写小说一样嘛，写一段觉得不好，又推翻了重写。不然就算拍出来，没有质量，没有收视率，又有什么用？”我觉得父亲完全是无理取闹，没等他说完便把电话挂了。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父亲竟然出现在了我面前。他看着我，好半天只憋出一句话：“别人受不了，我看你自己也受不了，你也要注意身体。”我看了看镜子，才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又黑又瘦，满脸胡子拉碴、眼眶深陷，与以前那个敦实的汉子判若两人。父亲说完就走了，我却一直站在原地，我知道他是为了骂我而来，已经做好了迎接暴风骤雨的准备。他这样从未有过的温情却让我无措。我第一次觉得，他对我也许并没有那么坏，只是我们之间有误会而已。
2010年11月的一天，我在北京办事，顺路去父母家。母亲开门后，我看到父亲坐在客厅里，电视屏幕上正播着我的《少林寺传奇》。见到我，他手忙脚乱地去摁摇控器，大约是想换台以掩饰什么，但一下子换不过来。他只好摊摊手，带着点自嘲望着我，神色有尴尬，也有无奈。就是这一瞬间，我的心被触动了，他在为有我这样的儿子而自豪，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充满了被超越的挫败和苦恼。也就是这一瞬间，往事电光火石般被照亮，父亲其实一直是爱我的，不然不会这样时刻关注我。他的放任也好，苛责也好，冷淡也好，都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爱我；他可能有很多不对或不当，我们可能还是会争吵、敌对，但他在我生命中永远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呆立半晌，我用从未有过的温和的声音说：“老爹，我拍得不好的地方，您多指点。”“好，好！”父亲连声应答，声音一下子响亮起来。
不久之后，我去非洲拍片。在卢旺达的一个部落，我和摄影师在当地导游带领下赶去拍摄点，半路突然跳出一大群土著，手里拿着刀叉等武器，将我们团团围住，嘴里不停地呐喊。导游紧张得脸都白了，声音发抖地不停向他们解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些土著可能会把我们抓去杀掉。
死里逃生回到酒店，我已是满身冷汗。我拿出手机，下意识地拨了一个号码，接通，那头竟是父亲。我以为我会打给妻子或者母亲，或者其他什么人，但我从没有想到，在这样特别的时刻我竟然会第一个打给父亲。原来，不仅父亲是爱我的，我也是爱他的，我的骨子里流着的是他的血，我的创作来自他的传承，连我的倔强、偏激……其实都与他息息相关。不管我有多少年不和他说话，多少年不回家，那份血脉相连的亲情，从来就没有真正隔断过。
此后，为了更好地表达对父亲的爱，我决定请他给我写个剧本，尽管我并不缺少编剧。这样一来他可以打发时间，二来也算是让他发挥余热。父亲高兴极了，很快就加班加点把本子写了出来。让我头大的是，父亲的作品并不适合拍摄。我挑了一个周末专门回家，趁着他心情好的时候，建议他把本子改一改。尽管我措辞非常委婉，他还是一听就火了，很不服气地说：“怎么拍不了？我觉得肯定行。”我本来是一片好心，却闹得我和父亲两个人都不愉快，仓皇收场。我很沮丧地想：我为什么要没事找事呢？想孝顺老人，给他买点好酒好菜，陪陪他就可以了啊。
我再也不和他提剧本的事。倒是后来他几次主动向我提，说他在研究电视剧本，也有影视公司要和他合作。我认为这是父亲面子上过不去，替自己找台阶下。也就顺着他的话夸奖几句，并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让我大跌眼镜的是，2012年底的一天，我在香港国际机场候机，突然看到书架上有一本看上去很大气的书，书名叫《弄权者》，顺手拿过来一翻，竟然看到作者署名“都现民”。父亲什么时候又写书了？看样子还卖得挺火！我赶紧打电话给父亲。父亲又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好几家影视公司都在联系我，这部小说马上就要拍成连续剧了。”父亲言语间透着孩子般的快乐和得意。“您真是宝刀未老啊！”我由衷地说。我感到自己对父亲的认识也在不断被刷新，他远比我想像的坚强得多。而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年纪，只要有足够的毅力和勇气，人生总会有很多精彩。
2013年，我正在拍摄《少林寺传奇第三部：大漠英豪》，父亲的《弄权者》也正由北京嘉华影视公司紧张拍摄中，而他又在动手写作另一部电视剧《小米加步枪》。用他的话说：“以前是儿子跟着我赶，如今是我跟着儿子赶。一家人嘛，谁也不能太落后。”我们仍然是对手，是敌人，但更是互相激励、心心相印的父子和朋友。我们见面还是会吵架，只是每次吵完后，我在出门前都会跟他道歉：“老爹，我刚刚态度不好，你别放在心上。”这时候父亲就会说：“哪能啊，自己儿子我哪会那么小气。”然后两人总会不约而同呵呵地笑，笑声在清风里传得很远，很远。
（责编/方堃）
E-mail：fangkun212@sina.com
日前，都晓用独特的视角解读他所经历和领悟的父子关系。他说：“传统的父爱似乎总是深情的、温暖的；而实际上，很多父亲会和孩子对峙、对抗，甚至彼此仇视。父亲一方面期望孩子传承、超越自己，另一方面出于雄性的本能又害怕被打败，父子关系通常就在这种矛盾中磨砺、成长，直至终于相互理解、接受……但愿我的故事，能让更多人早日读懂自己的父亲。”
两个“孩子”的对峙：
散淡的父亲，冒险的儿子
1987年的一天，正在河南电视台上班的我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中说：你不要企图隐瞒自己的问题，有什么就向组织交待什么。当时全国正在新闻工作者中开展声势浩大的自查互查工作，一查思想问题，二查经济问题。这样的信要是被其他人看到，我可能会丢了工作，甚至进监狱！我那时候大学毕业没多久，能有什么问题？父亲为什么总是这么轻视甚至仇视我？我把信揣进裤兜，心里的火直往上蹿……
我1965年出生，家里有四兄妹，我是老大。父亲在河南省洛阳市文化馆做专职戏曲编剧，写的《太白清宫》拿过全省戏曲汇演的一等奖。那时候剧团几乎每天都在排他的戏，我和弟妹们去单位找他，总能看到一大群人围着他转。我的同学、同学的父母以及学校的领导，经常会说：“我又看到你爸的戏了，你爸真了不起！”
但事业风声水起的父亲其实是个很孩子气的人，喜欢自由、闲适的生活，很多在别人看来很重要的事情，他都看得很轻。比如我们兄妹的学习他从不过问。读小学时有次我考得不好，母亲让他给我办转学，他听了就去办，什么原因也不问。他还曾带着八九岁的我上深山、去青海。
那时候父亲在我心里就是一座高高的山，让我仰望。可很快我就发现，我要走出去看世界，必须翻过这座山。父亲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他的成就、喜恶来衡量我，也就转而成了我最大的阻碍。
和父亲的性格截然不同，我从小喜欢瞎折腾。读初中时，我就开始偷偷摸摸地抽烟。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用一种从未有过的严肃口吻训斥我：“以后不准这样！”父亲的话反而让我很有成就感。不久，我又用一把火钳把头发烫成了小波浪卷。这次父亲直接堵在校门口，把我领到理发店。我倔着不肯就范，他一把将我按在椅子上，说：“你再动，再动我打你！”
因为我的叛逆，父亲渐渐地不怎么看好我，总赌气似的对母亲抱怨：“这孩子太浮躁，不稳重，将来不闯祸、不拖累家里就好。” 父亲对我的轻视，让我很受打击。他越这么说，我越不服气，总想显得与众不同，让他认同我。
我心里想，你不就是会写东西吗？我也要好好写，将来超过你。我开始很努力地读书，平时成绩不怎么样的我，高考分数居然够上北大清华了。我很骄傲地去问父亲我该报什么学校，父亲不屑一顾地说：“你自己选吧。”结果因为没经验，我被录取到了当时的二本学校——中国传媒大学。看到分数比我低的同学上了北大中文系，我心里非常憋屈，觉得要是父亲能指点一下，我的人生也许就完全不同了。可是父亲不这样看，他还是觉得以我的性格，说不定哪天就会出事，所以读什么学校根本不重要。
父亲越这样，我越憋着一口气要做好，好到让他没法再轻视我。抱着这种心理，大学四年我更加用功。暑假家里蚊子多，我看书时就拎一桶水，把双脚泡在里面，十几天下来腿都泡肿了。我还和后来的央视著名主持人崔永元一起，在班上组织了一个诗社。
毕业后，我顺利被分配到河南电视台，成为一名记者。上班第一年，我就跟着团队去拍摄黄河漂流。这种漂流很危险，我坚持跟拍了半个月，这个报道后来得了全国好新闻奖。这样的奖，当时台里两三年才能得一个，可想而知多么轰动。可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的第一反应是：“你真不知死活，漂流这么危险的事，你也敢做？”
这就算了，没想到几个月后，他还给我写了这么一封让我主动交待问题的自查信！我愤怒地给父亲打电话，他慢条斯理地说：“我没别的意思，就觉得你这样的性格，迟早要出事……”没等他说完，我“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了。我对父亲彻底寒心了，之后整整三年，我不再和他说话。
一对“仇人”的战争：
儿子向前，父亲向后
但是，我还真被父亲说中了。
1990年，单位重用表现突出的我，让我去拍电视剧。我抱着大展鸿图的心态，熬夜写剧本，自己当导演。可片子拍出来后，领导很不满意，我一下成了反面教材，备受冷落。父亲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打电话给我：“我再不管你，你就真得进监狱。”他语气里甚至有些得意，就像小孩子赢了一次石头剪刀布。
父亲的态度让我难以忍受，也特别不甘心。工作量锐减的我没有剧本可写，采访也不多，我就自己写起了小说。随着文章陆续发表，我渐渐有了影响力。一天上午，我正在家休息，响起了敲门声。我打开门，居然是久未谋面的父亲。“父亲一定是知道我写小说出名了，觉得我很争气，我这么多年的辛苦总算没白费。”我美滋滋地想着，把一堆杂志递到父亲手里。他翻了几下，欲言又止。临别时，他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小说创作啊，我最反对的，就是卖家丑。”原来父亲认为我不该写家族里的那些事，认为这是靠不正当的方式博眼球，是很危险的做法，所以专程来教训我。
在父亲心里我永远是一个危险分子！他永远在用对待敌人般的挑剔、轻视，乃至仇视的目光审视我。从这时候起，我放弃了让他认同我的念头，再也不愿意回家了。
随后，我拍摄的《太阳暖融融》、《颍河的故事》陆续获得大奖，我成了全国有名的红人。而这时，父亲的处境恰好相反，随着戏曲的没落，他的名声不再那么响亮。两相比较，父亲的失落可想而知，他不对我说一句肯定的话，就像小孩子不愿意向对手低头一样。 渐渐地，父亲在我心里不再是那座高高的山，我觉得无论从事业还是从做人的方式来看，他都老了。后来，父亲被国家石油部派到青海工作，母亲随行，我送弟妹去青海看他们，才算回了一次家。而到这时，我已有整整8年没有踏进家门一步。
也许是受儿子长期冷落，原本就不喜欢交际的父亲愈来愈内向，也愈来愈惦念故土、故人。2003年，父亲从青海退休了。本来他可以直接去北京安享晚年，但他回了老家，在村子里原来的宅基地修了一栋房子。而那时的我和父亲恰恰相反，一心要往外走，去更高更远的天空。我已经做了很多年导演，对自己的信心和对人生的期望也在不断地水涨船高。我开始把视角拓展得更远，导演了《纽约丽人》等多部以国外为生活背景的电视剧，几乎跑遍了全世界。
我们相互不认同对方的生活方式。父亲说我：“你怎么老是跑来跑去？都多大的人了还不安分。”我说父亲：“你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修房子干嘛？说不定几个月后你就住不下去了。”
后来，年事渐高的父亲回了北京，但我们的关系并未就此缓和，反而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因为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我辞职了。此时我已经在河南电视台担任副台长，在别人眼里，正是年富力强、前途无限之时。可我觉得，我在工作上已经得心应手、收获颇丰，再做下去，也不会出更多成果。我不愿人生就这样一天天重复以前，而想抓住最后的机会自己创业，领略另一个世界的风景。
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父亲更是完全无法接受我的做法。他愤怒地说：“你要不回去上班，就不是我儿子！”
两代人的领悟：
共同逐梦的人生才精彩
我当然没回去上班。2004年底，我开始以独立制片人的身份，与其他影视公司合作拍摄电视剧。为了走这一步，我和我的团队付出的辛苦难以想像。我经常熬夜，有一次我在飞机上吃盒饭，突然胸口一阵发闷，咳出一大口鲜血。下飞机后去了医院，医生让我住院休养，否则可能导致大出血。可我哪有时间啊，让医生开了点药就继续奔波了。
因为吃不消这样的高强度工作，团队里不断有人退出。2009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紧张拍摄《少林寺传奇第二部》，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他不等我开口，劈头盖脸就是一通数落：“你每天都瞎整些啥？再这样弄，有你孤家寡人的时候。”原来，有人向他告状，说我很难伺候，跟着我做事非常辛苦，因为我经常变主意，今天拍明天改，简直都要被我整成神经病了。我说：“这不是跟你写小说一样嘛，写一段觉得不好，又推翻了重写。不然就算拍出来，没有质量，没有收视率，又有什么用？”我觉得父亲完全是无理取闹，没等他说完便把电话挂了。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父亲竟然出现在了我面前。他看着我，好半天只憋出一句话：“别人受不了，我看你自己也受不了，你也要注意身体。”我看了看镜子，才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又黑又瘦，满脸胡子拉碴、眼眶深陷，与以前那个敦实的汉子判若两人。父亲说完就走了，我却一直站在原地，我知道他是为了骂我而来，已经做好了迎接暴风骤雨的准备。他这样从未有过的温情却让我无措。我第一次觉得，他对我也许并没有那么坏，只是我们之间有误会而已。
2010年11月的一天，我在北京办事，顺路去父母家。母亲开门后，我看到父亲坐在客厅里，电视屏幕上正播着我的《少林寺传奇》。见到我，他手忙脚乱地去摁摇控器，大约是想换台以掩饰什么，但一下子换不过来。他只好摊摊手，带着点自嘲望着我，神色有尴尬，也有无奈。就是这一瞬间，我的心被触动了，他在为有我这样的儿子而自豪，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充满了被超越的挫败和苦恼。也就是这一瞬间，往事电光火石般被照亮，父亲其实一直是爱我的，不然不会这样时刻关注我。他的放任也好，苛责也好，冷淡也好，都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爱我；他可能有很多不对或不当，我们可能还是会争吵、敌对，但他在我生命中永远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呆立半晌，我用从未有过的温和的声音说：“老爹，我拍得不好的地方，您多指点。”“好，好！”父亲连声应答，声音一下子响亮起来。
不久之后，我去非洲拍片。在卢旺达的一个部落，我和摄影师在当地导游带领下赶去拍摄点，半路突然跳出一大群土著，手里拿着刀叉等武器，将我们团团围住，嘴里不停地呐喊。导游紧张得脸都白了，声音发抖地不停向他们解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些土著可能会把我们抓去杀掉。
死里逃生回到酒店，我已是满身冷汗。我拿出手机，下意识地拨了一个号码，接通，那头竟是父亲。我以为我会打给妻子或者母亲，或者其他什么人，但我从没有想到，在这样特别的时刻我竟然会第一个打给父亲。原来，不仅父亲是爱我的，我也是爱他的，我的骨子里流着的是他的血，我的创作来自他的传承，连我的倔强、偏激……其实都与他息息相关。不管我有多少年不和他说话，多少年不回家，那份血脉相连的亲情，从来就没有真正隔断过。
此后，为了更好地表达对父亲的爱，我决定请他给我写个剧本，尽管我并不缺少编剧。这样一来他可以打发时间，二来也算是让他发挥余热。父亲高兴极了，很快就加班加点把本子写了出来。让我头大的是，父亲的作品并不适合拍摄。我挑了一个周末专门回家，趁着他心情好的时候，建议他把本子改一改。尽管我措辞非常委婉，他还是一听就火了，很不服气地说：“怎么拍不了？我觉得肯定行。”我本来是一片好心，却闹得我和父亲两个人都不愉快，仓皇收场。我很沮丧地想：我为什么要没事找事呢？想孝顺老人，给他买点好酒好菜，陪陪他就可以了啊。
我再也不和他提剧本的事。倒是后来他几次主动向我提，说他在研究电视剧本，也有影视公司要和他合作。我认为这是父亲面子上过不去，替自己找台阶下。也就顺着他的话夸奖几句，并没有放在心上。
然而，让我大跌眼镜的是，2012年底的一天，我在香港国际机场候机，突然看到书架上有一本看上去很大气的书，书名叫《弄权者》，顺手拿过来一翻，竟然看到作者署名“都现民”。父亲什么时候又写书了？看样子还卖得挺火！我赶紧打电话给父亲。父亲又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好几家影视公司都在联系我，这部小说马上就要拍成连续剧了。”父亲言语间透着孩子般的快乐和得意。“您真是宝刀未老啊！”我由衷地说。我感到自己对父亲的认识也在不断被刷新，他远比我想像的坚强得多。而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年纪，只要有足够的毅力和勇气，人生总会有很多精彩。
2013年，我正在拍摄《少林寺传奇第三部：大漠英豪》，父亲的《弄权者》也正由北京嘉华影视公司紧张拍摄中，而他又在动手写作另一部电视剧《小米加步枪》。用他的话说：“以前是儿子跟着我赶，如今是我跟着儿子赶。一家人嘛，谁也不能太落后。”我们仍然是对手，是敌人，但更是互相激励、心心相印的父子和朋友。我们见面还是会吵架，只是每次吵完后，我在出门前都会跟他道歉：“老爹，我刚刚态度不好，你别放在心上。”这时候父亲就会说：“哪能啊，自己儿子我哪会那么小气。”然后两人总会不约而同呵呵地笑，笑声在清风里传得很远，很远。
（责编/方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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