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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导致政府成为其主要供给主体，但其供给效率和效能的实现需要农民的广泛参与。文章从决策成本、参与动机、约束地方官员行为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农民参与机理。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 农民参与 供给
中图分类号：F3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8-020-02
参与理念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6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实行发展援助时采取了“社区发展战略”。到了20世纪70年代，参与式发展方式开始取代传统的社区发展战略，并成为了一种创新性理论与实践。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农民参与的必要性
国际实践证明，把农民置之于广泛的社会参与和直接发展活动之外往往是导致贫困的最根本原因。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会产生如下好处：建立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偏好表达渠道，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平衡和帕累托效率；制约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行为倾向，避免政府财政资金的浪费等等。
二、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机理分析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成本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分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三种模式。从决策成本角度看，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由于参与人数少，容易达成一致性结果，使得决策快而迅速，但决策结果由于缺乏农民的参与导致农民不满意的外部成本较高。自下而上的决策恰恰相反，由于农民的广泛参与使得外部成本较小，但由于参与人数过多，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决策成本反而上升。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需要以上两种方式的平衡，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农民采用代议制方式参与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进而形成决策成本最低的局面。
（二）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动机分析
农民是否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需要权衡其收益和成本，具体见公式：
NR=PD-C+L
上述公式中，NR代表农民参与获得的净收益；P代表农民起决定作用的概率；D代表农民参与和不参与的经济收益差， C代表农民参与成本；L代表农民参与带来的其他非经济利益流入。
从P因素看，农民是否参与取决于其意见在决策结果中的决定作用，这需要对农民赋权，即农民应该享有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决策权和受益权，农民可以以平等参与、民主协商的方式介入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否则农民没有参与动机。
从D因素看，农民具有深厚的乡土知识，知道何种农村公共产品对其收益影响最大，如果赋予农民参与权，农民有充分的动机参与，而且可以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优化。
从C因素，农民参与需要付出时间成本、物质成本和摩擦成本。为此，需要畅通政府与农民的信息交流平台，在农民参与过程中培养农民的团队合作意识，减少摩擦成本。只有农民的参与成本降低，农民参与的概率才会加大。
从L因素看，农民参与可以给其带来其他非经济利益流入，包括受到尊重和承认的满足感，为政府尽职的满足感，体现自身能力的满足感等等，而这些满足感将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
（三）农民参与对政府官员的约束机理
此处探讨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中引入农民参与机制。
假设：（1）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函数为F1=F1（Q1，Q2），其中Q1是中央政府偏好的农村公共产品，Q2是农民偏好的农村公共产品，假设中央政府不偏好农民需要的农村公共产品，农民不偏好中央政府偏好的农村公共产品；
（2）农民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函数为F2=F2（Q1，Q2）；
（3）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条件为K，K=P（Q1+Q2），其中P表示两种农村公共产品的单位价格，在这里认为是一致的；
（4）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来自中央政府和农民的评价，且各占一定的比例，a代表中央政府评价所占的比例，b代表农民评价所占的比例。
（5）地方政府官员追求效用最大化，效用函数为U=aF1（Q1，Q2）+bF2（Q1，Q2），则：
MaxU=max[aF1（Q1，Q2）+bF2（Q1，Q2）]
s.t P（Q1，+Q2）=K，
构建拉格朗日函数：
L=[aF1（Q1，Q2）+bF2（Q1，Q2]+[P（Q1+Q2）-K]
经过推导，得到结论：
■=■
结论表达的含义是：如果中央政府和农民的偏好不一致时，中央政府的评价比例越高，中央政府的边际效用越低，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证明地方政府提供中中央政府偏好的农村公共产品越多。相反，农民的评价比例越高，农民的边际效用越低，证明地方政府提供农民偏好的农村公共产品越多。因此要想让基层政府提供农民需要和满意的农村公共产品，在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中必须引入农民评价，让农民参与到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中。
三、国际经验的借鉴
（一）背景介绍
1.韩国新农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为实现城乡平衡发展，韩国开展了综合治理农村社区的新农村代运动。大致内容为：地方政府将“新村运动”中可以通过村民合作后能解决的问题列出，选出的问题根据各个村的具体条件优先安排，动员村民积极配合，参与到村庄的公共事业改造和建设中。新农村运动中，村民参与热情很高，通过出资、提供劳动力和相互配合作业的方式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和效能。
2.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供水管理的“十年”活动。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农村供水设施普遍由政府负责供给，并由政府运营与维护，农户只是被动接受和支付价格，农民缺乏维护意识，导致饮用水设施破损严重。在农村饮用水状况显著恶化情况下，1977年在马德里举行的联合国饮水会议，宣布“1981-1990年”为“国际饮水供给与卫生十年”。主要做法是实行社区管理（参与式管理）制度，强调政府与农民的合作，由政府和第三部门提供资金，引导农民参与方案的制定、管理和维护等工作，调动农民参与的参与积极性，当政府面临财力压力时，可以让农村社区承担部分成本。通过政府、第三部门的引导、提供资金并给予了农村社区饮用水设施所有权，政府逐步退出该领域，最终实现农村社区对农村饮用水设施的管理和维护。 3.匈牙利的农民参与机制。匈牙利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强调了农民参与，《地方政府法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任务的规定是从民主调查中得出的，实行先民主后集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任务是选民考察候选人的标尺，政府官员的职责是履行选民交办的任务。在匈牙利，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主体是自治政府，自治政府中有一个重要职位是公务长，公务长是农民选出的代表，监督自治政府切实依法案行事。
（二）国际经验的启示
1.政府引导农民参与。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自发合作很难，政府在其中需要起到组织者的作用，注重培养农民的合作精神，增加农民的参与意识。
2.注重农民价值观念的培养。政府注重培养农民“勤奋、自立、协作”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培育农民积极自愿参与的精神。
3.通过制度完善约束地方政府官员行为。
四、结语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与效能的实现离不开农民的广泛参与。农民参与是一个赋权过程，同时也是制度建设与社会资本的培育过程。为此，需要从农民的动机入手提高农民的参与热情，不断完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民主决策机制。通过建立农民对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畅通农民与政府之间的渠道。
[基金项目：《北京市组织部优秀人才培养项目（2011D00502100001）》、《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建设与教师职业发展计划项目（The Project of Construction ofInnovative Teams and Teacher Career Development for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Under Beijing Municipality，IDHT20140510）》、《北京新农村基地开放课题：北京市农村基础设施形成后的管护运行机制研究》、《北京农学院人文社科基金：北京市新农村建设中基础设施的现状及绩效评价》]
参考文献：
[1] 柴盈，曾云敏.发展中国家农村饮用水设施供给制度经验研究——以印度农村社区管理为例.南亚研究季刊，2009（2）
[2] 陈定洋，王泽强.从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基于当前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一事一议"制度分析.商业研究，2008（3）
[3] 杨勇，罗能生.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政府作用的国际经验及启示.上海经济研究，2008（5）
[4] 陆铭，李爽.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管理世界，2008（9）
[5] 肖前志.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决策者的行为分析.商场现代化，2008（1）
（作者单位：北京农学院 北京 102206）
（责编：贾伟）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 农民参与 供给
中图分类号：F3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8-020-02
参与理念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6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实行发展援助时采取了“社区发展战略”。到了20世纪70年代，参与式发展方式开始取代传统的社区发展战略，并成为了一种创新性理论与实践。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农民参与的必要性
国际实践证明，把农民置之于广泛的社会参与和直接发展活动之外往往是导致贫困的最根本原因。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会产生如下好处：建立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偏好表达渠道，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平衡和帕累托效率；制约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行为倾向，避免政府财政资金的浪费等等。
二、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机理分析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成本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分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三种模式。从决策成本角度看，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由于参与人数少，容易达成一致性结果，使得决策快而迅速，但决策结果由于缺乏农民的参与导致农民不满意的外部成本较高。自下而上的决策恰恰相反，由于农民的广泛参与使得外部成本较小，但由于参与人数过多，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决策成本反而上升。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需要以上两种方式的平衡，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农民采用代议制方式参与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进而形成决策成本最低的局面。
（二）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的动机分析
农民是否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需要权衡其收益和成本，具体见公式：
NR=PD-C+L
上述公式中，NR代表农民参与获得的净收益；P代表农民起决定作用的概率；D代表农民参与和不参与的经济收益差， C代表农民参与成本；L代表农民参与带来的其他非经济利益流入。
从P因素看，农民是否参与取决于其意见在决策结果中的决定作用，这需要对农民赋权，即农民应该享有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决策权和受益权，农民可以以平等参与、民主协商的方式介入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否则农民没有参与动机。
从D因素看，农民具有深厚的乡土知识，知道何种农村公共产品对其收益影响最大，如果赋予农民参与权，农民有充分的动机参与，而且可以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优化。
从C因素，农民参与需要付出时间成本、物质成本和摩擦成本。为此，需要畅通政府与农民的信息交流平台，在农民参与过程中培养农民的团队合作意识，减少摩擦成本。只有农民的参与成本降低，农民参与的概率才会加大。
从L因素看，农民参与可以给其带来其他非经济利益流入，包括受到尊重和承认的满足感，为政府尽职的满足感，体现自身能力的满足感等等，而这些满足感将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
（三）农民参与对政府官员的约束机理
此处探讨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中引入农民参与机制。
假设：（1）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函数为F1=F1（Q1，Q2），其中Q1是中央政府偏好的农村公共产品，Q2是农民偏好的农村公共产品，假设中央政府不偏好农民需要的农村公共产品，农民不偏好中央政府偏好的农村公共产品；
（2）农民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函数为F2=F2（Q1，Q2）；
（3）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条件为K，K=P（Q1+Q2），其中P表示两种农村公共产品的单位价格，在这里认为是一致的；
（4）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来自中央政府和农民的评价，且各占一定的比例，a代表中央政府评价所占的比例，b代表农民评价所占的比例。
（5）地方政府官员追求效用最大化，效用函数为U=aF1（Q1，Q2）+bF2（Q1，Q2），则：
MaxU=max[aF1（Q1，Q2）+bF2（Q1，Q2）]
s.t P（Q1，+Q2）=K，
构建拉格朗日函数：
L=[aF1（Q1，Q2）+bF2（Q1，Q2]+[P（Q1+Q2）-K]
经过推导，得到结论：
■=■
结论表达的含义是：如果中央政府和农民的偏好不一致时，中央政府的评价比例越高，中央政府的边际效用越低，按照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证明地方政府提供中中央政府偏好的农村公共产品越多。相反，农民的评价比例越高，农民的边际效用越低，证明地方政府提供农民偏好的农村公共产品越多。因此要想让基层政府提供农民需要和满意的农村公共产品，在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中必须引入农民评价，让农民参与到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中。
三、国际经验的借鉴
（一）背景介绍
1.韩国新农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为实现城乡平衡发展，韩国开展了综合治理农村社区的新农村代运动。大致内容为：地方政府将“新村运动”中可以通过村民合作后能解决的问题列出，选出的问题根据各个村的具体条件优先安排，动员村民积极配合，参与到村庄的公共事业改造和建设中。新农村运动中，村民参与热情很高，通过出资、提供劳动力和相互配合作业的方式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和效能。
2.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供水管理的“十年”活动。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农村供水设施普遍由政府负责供给，并由政府运营与维护，农户只是被动接受和支付价格，农民缺乏维护意识，导致饮用水设施破损严重。在农村饮用水状况显著恶化情况下，1977年在马德里举行的联合国饮水会议，宣布“1981-1990年”为“国际饮水供给与卫生十年”。主要做法是实行社区管理（参与式管理）制度，强调政府与农民的合作，由政府和第三部门提供资金，引导农民参与方案的制定、管理和维护等工作，调动农民参与的参与积极性，当政府面临财力压力时，可以让农村社区承担部分成本。通过政府、第三部门的引导、提供资金并给予了农村社区饮用水设施所有权，政府逐步退出该领域，最终实现农村社区对农村饮用水设施的管理和维护。 3.匈牙利的农民参与机制。匈牙利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强调了农民参与，《地方政府法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任务的规定是从民主调查中得出的，实行先民主后集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任务是选民考察候选人的标尺，政府官员的职责是履行选民交办的任务。在匈牙利，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主体是自治政府，自治政府中有一个重要职位是公务长，公务长是农民选出的代表，监督自治政府切实依法案行事。
（二）国际经验的启示
1.政府引导农民参与。农民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自发合作很难，政府在其中需要起到组织者的作用，注重培养农民的合作精神，增加农民的参与意识。
2.注重农民价值观念的培养。政府注重培养农民“勤奋、自立、协作”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培育农民积极自愿参与的精神。
3.通过制度完善约束地方政府官员行为。
四、结语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与效能的实现离不开农民的广泛参与。农民参与是一个赋权过程，同时也是制度建设与社会资本的培育过程。为此，需要从农民的动机入手提高农民的参与热情，不断完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民主决策机制。通过建立农民对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畅通农民与政府之间的渠道。
[基金项目：《北京市组织部优秀人才培养项目（2011D00502100001）》、《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创新团队建设与教师职业发展计划项目（The Project of Construction ofInnovative Teams and Teacher Career Development for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Under Beijing Municipality，IDHT20140510）》、《北京新农村基地开放课题：北京市农村基础设施形成后的管护运行机制研究》、《北京农学院人文社科基金：北京市新农村建设中基础设施的现状及绩效评价》]
参考文献：
[1] 柴盈，曾云敏.发展中国家农村饮用水设施供给制度经验研究——以印度农村社区管理为例.南亚研究季刊，2009（2）
[2] 陈定洋，王泽强.从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基于当前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一事一议"制度分析.商业研究，2008（3）
[3] 杨勇，罗能生.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政府作用的国际经验及启示.上海经济研究，2008（5）
[4] 陆铭，李爽.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管理世界，2008（9）
[5] 肖前志.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决策者的行为分析.商场现代化，2008（1）
（作者单位：北京农学院 北京 102206）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