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已有时日，从对反腐的强势表态到新南巡重燃改革热情，人们仿佛又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充满希望和憧憬的岁月，人们都在预测新领导人会为中国的未来做出怎样的谋篇布局？而在美国，奥巴马总统竞选连任成功，政府团队也将走马换将，面对即将坠入“财政悬崖”的威胁和经济复苏不振，新的经济决策团队又将把美国带向何方？近日，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商学院院长道格·古斯利（DougGuthrie）。
　　中美两国都处在改革的关节点
　　在古斯利院长看来，2012年11月具有很大的象征性，因为在这个月，中美两国政府换届接踵而至，在中国，习近平被确认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而在美国，奥巴马总统则竞选连任成功。虽然两国领导人不同的换届方式凸显了两国政治制度的差异，但这两国却都承担着相似的使命：增加人民的福祉、缩小社会不平等并保持环境的可持续性。
　　古斯利指出，从战略层面来看，目前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是：社会、科学技术和环境领域的变化正在威胁西方和中国传统的治理模式。为了应对这种挑战，中美两国都需要进行重大改革。两国领导人必须在有限的任期内依赖有限的资源进行改革，而在全球贸易相互依存的今天，这两国改革的成败与否必然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而从具体问题的层面来看，这两个国家需要解决的难题正好相反。美国缺乏的是基础设施投资，并且过度开发金融衍生品——过度消费导致的经济杠杆化程度过高。与之相反，中国烦恼的是消费不足和过度投资，并需要在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面对这些问题，中美两国需要从何处着手改革呢？古斯利院长解答说，美国具有成熟的市场和司法体系，市场规则高度完善，所以当务之急不是制度改革，而是政策层面的调整——解决脆弱的财政状况、缩小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增加就业、改善医疗和日益恶化的基础设施。而中国的当务之急主要是：设计和实施下一阶段的制度改革，以维持经济增长、减少社会不平等、消除市场扭曲因素、解决环境恶化问题和打击腐败。随着中国进一步城市化，老年人口和中产阶级的增多，中国新领导层的挑战不仅是满足其人民的就业需求、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如何改善治理并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中美发展模式没有孰优孰劣之分
　　针对美国“财政悬崖”周而复始的出现，古斯利院长批评说，民主的短视弊端让美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税收减少的同时福利待遇却在增加，这必然引起慢性財政赤字，美国人的后代被迫为这一代人的过度消费买单。在中国，一党制有效地实现了经济的强劲增长，但它现在必须解决猖獗的腐败问题和国企扩张对私人部门的排挤，提高创造力和创新在经济中的比重。
　　在中美两种发展模式比较的问题上，古斯利院长认为，中美两国体制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各有长短，两国都需要对自身的体制扬长避短，对此，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第一，这两个国家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在国家与市场间做取舍，而是如何找到国家与市场的互补性。国家的作用体现在它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判决，而市场的功能则体现在它对产权的分配和激励机制。
　　第二，两国必须在短期利益和长久利益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考虑到可持续发展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相互依存，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必须在维护统治精英利益的同时，照顾到弱势群体、全球化的需要和经济发展的长远要求。
　　第三，两国最大的问题既不是腐败也不是不平等，尽管这两个问题最为突出和普遍，实际上，机会平等才是最关键的问题。在中国，机会平等主要体现在对产权的尊重。对土地所有权不透明、不公平的划分和分配，加上国家垄断和繁琐的官僚体制，导致市场被严重扭曲，从而滋生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中国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加强其法律制度，保护财产权利，同时限制国有大企业的比重，扶植中小企业。大家期望新上任的习近平能解决经济失衡问题，增加社会包容性，并遏制地方性腐败。在美国，机会平等则要求连任后的奥巴马努力创造就业，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医疗保障体系，尽快走上经济复苏的轨道。
　　最后，古斯利还大胆预测中国经济还会有20年的高增长期，他评价说，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在5000美元左右，距离所谓的“中等收入”水平还有很大距离，对中国来说，人均GDP达到13000美元才是考虑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