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问一个作家，是愿意写报告文学还是愿意写小说？你得到的回答几乎不会有第二种：小说。因为小说可以让作家去虚构，去想象，去天马行空，去主宰你想写的一切，但报告文学完全不同，它需要作家带着“真实”这副镣铐跳舞，就像画家画人物写生，画得越逼真越传神，越像那个人，就越见画家的功力。报告文学也是这样，要把发生过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复原，不能凭空想象，更不能无中生有，它完全失去了写小说的自由性。更要紧的是，你要花大量的时间去采访，去收集原始素材，去面对一个又一个“陌生”的人物……所以，当上级要我去写文昌发射场的报告文学时，第一感觉就是一个字：难。
　　文昌发射场，从立项到设计再到建设，光是工程指挥部的指挥长，就换过四任。有位负责技术工程设备的专家，他每天记工作“流水账”，记了厚厚的十多本，摞在桌子上足有半人高，看一眼就让人眼晕，更不要说，把它们全部消化完，浓缩成二十多万字的书了。
　　有人劝我，人家都放弃了，你接手它干吗？潜台词是，这么一个前后两代人耗费十多年时间，动用千军万马之力才完成的复杂又艰巨的工程，你用一支笔就能拿下吗？意思是何必自讨苦吃。这番好心人的提醒，让我几度萌生退意。
　　这时候，不知为啥，很多有关文昌发射场的相关细节，老在脑子里时隐时现，有时奔涌而来，有时悄无声息，总之，让你牵挂着，忘不了，又放不下。真正促使我下定决心，接受这个任务的，是两件事：一个是2014年台风“威马逊”，把发射场扫荡得惨不忍睹。有多惨，据说没人能用文字描述，这对我无疑是个挑战。第二件，是我听人说起一个名字：周湘虎。这两件事促使我拿起电话，打给了文昌发射场的指挥长张平，他一上来就声调委婉但不留情面地向我开了一炮：你这个作家呀，老坐在家里，怎么可能写得出真正接地气的好东西来？ 炮轰得我顿时斗志迸发。嘿，看来这活我还非干不可了。
　　这时，涌上我心头的是一位同事的激励：你去写是最合适的，毕竟你和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有很深的渊源。此话不假，我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了十四年，一直把西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而文昌航天发射场又隶属西昌中心。为“娘家”做点事，你还纠结什么？再说，为航天人树碑立传，一直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一想，心里真就被勇气填充得满满，信心也足足的，它就是一块再难啃的骨头，你也必须去把它啃下来。当时的我，真有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悲壮气概。
　　就这样，我登上了飞往文昌的飞机。
　　上了飞机后，看着舷窗外云海茫茫，心里却又开始打鼓。因为我估算了一下，光是采访的工作量，起码小半年。可我手头正在写一部反映女兵生活的长篇小说，已经写了十多万字，如果不得不停下来去完成这个任务，那部长篇小说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才能完成了，因为写过小说的人都明白，写东西最怕中途停笔，一旦断了气，再捡回来就难了，事实也是，这部小说至今我都没能完成它。此外，还让我放心不下的是女儿当时怀孕在身，B超结果还是双胞胎，这让我怎么能放手远行？女儿看我为难，故作轻松地对我说；放心去吧，我能对付得了。虽然我知道，我这个事事要强的女儿，打小就有很强的自理能力，但怀孕毕竟是女人的头等大事，何况懷的还是双胞胎，她一个人在家，即使有一个对她百般体贴的女婿在身边，我作为母亲终究还是会牵肠挂肚。
　　我就这样揣着一肚子心思，来到海南文昌发射场。
　　这个发射场，跟西昌完全不同，没有群山环抱，打眼望去，是无边无际的碧海蓝天和郁郁葱葱的椰子林。与西昌更不同的是，“三高”是这里的特色，不论你往哪里去，都会被高温高湿高盐所包裹，让你躲都躲不开，在阳光下走几步，全身透出一股咸湿的汗味，没多久衣服上晒出斑斑盐碱，那种感觉真像当地渔民说的那样，这叫晒鱼干。
　　在文昌发射场，所到之处，看见的都是创业者的艰辛和不易。特别是住房，天气这么炎热，四五个大小伙子，挤在十几平方米民房改造的窄小空间，睡的是上下铺。身子都转不开，里面散发着一股汗臭味儿。若不是亲眼所见，我是决不相信眼前这个事实的，你想，都什么年代，条件还这么艰苦，以当今国力，完全可以把他们的生活条件改善得好些。可为什么不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向一位首长请教，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创业哪有不艰苦的。当时，我觉得这话听上去，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但当我后来看到这些领导们也住在同样的环境中时，我才对自己那一闪而过的念头顿生羞愧。原来，建这个发射场，上面拨给的经费并不充裕，他们只好把每一分钱，都掰开揉碎，用在了发射场的主体建设上，而自己却不得不把生活开销压到最低限度。即便这样，有些项目在设计图上还是砍了又砍。比如，大火箭矗立在发射架上时有个挡雨篷，因钱不够，不得不舍弃。当台风来袭，暴雨倾泻时，只好让人爬上塔架顶端去搭防雨布。类似这样的事情，在这里还有很多。有位设计师，就因为自己的一项非常得意的设计被忍痛割爱而失声痛哭。这种情况下，办公设施和生活设施，当然就只能因陋就简，能省则省了。
　　这后来，采访的每一天，我都会被一些过去闻所未闻、从没听说的故事所打动，甚至感动得泪流不止。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先进典型：周湘虎。心想，像他这样的典型人物，早已被媒体打造得有了一口好口才，起码让我采访不那么费劲。见了面后，我才明白自己多么自以为是。他竟然还是一个不懂得如何推销自己的木讷之人，完全不像被各种媒体打磨过的角色。他带着深度近视镜，左眼已经永久失明，右眼裸视力为0.04，几乎和盲人没差别。你无法想象，当光明一点一点离他远去的时候，这个人还能强忍病痛，一丝不苟地去完成他的监理工作，并且居然可以不出丝毫差错。做到这一点，需要怎样的坚强和毅力？我问他，在你视网膜脱落前，没有一点征兆？他轻声地说，有，眼睛胀痛，视力下降，以为是小毛病，想等着工程结束……后来，他是被强行送进医院的。我想，只有把责任看得重于眼睛甚至生命的人，才会这么玩命！他为了国家崇高的事业，奉献出人体最宝贵的器官：一双看世界的眼睛。当他说到遗憾时，我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因为他并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而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我再也看不清女儿长大的样子了…… 　　在这支发射场建设大军中，这些人从未以英雄自居，而是有些自嘲地称自己是“特殊民工”。说老实话，在我采访的短短几个月里，我发现他们的劳动强度比真正的民工还要大，而他们的生活境遇比民工还要苦。天天和钢筋水泥打交道，哪天不是一身汗水一身泥浆？为了赶工期，他们几乎每天出工比民工早，收工比民工晚，其中的艰苦程度，真的是难以用笔墨能描述的。两个发射塔架一万多吨钢筋，三十个人去组装；两个导流槽七千吨钢筋，七十个人去完成。许多人年纪轻轻，就因为这种超强负荷的工作，而过早地患上腰椎间盘突出了。有个战士叫何睿，在五十多度的日照高温下作业，突然眼前一黑，脚一滑，便从脚手架上跌落下去，系在他身上的保险带没能起作用，他的身体被一根钢筋高高地举在半空中，一条16毫米的螺旋钢，从他的大腿根一直戳进他的肚子里，足有30厘米长，刚好顶在胃壁上。大家急忙把他送往海口医院抢救。当他刚做完CT和B超，还没清创伤口，见到他的领导杨晓明时，他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杨总，对不起，我又给你们添乱了……把这个故事说给我听时，身为总师的杨晓明，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当着我的面哽咽了。他说：一个多懂事的孩子！这种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伤痛，而是替我们这些人着想……说到这里，杨晓明说不下去了。而我早已泪眼模糊，看不清楚这个钢铁汉子的面容。过了好一会儿，杨晓明又接着告诉我，他在当时所能做的，就是第一时间堵住小伙子的嘴，对他说：以后，你不要叫我杨总，叫我叔！你也不是给我们添乱，你是好样的！以后不管你遇到什么，我都要管你一辈子！这时，那个被钢筋戳进肚子里都没有掉泪的小伙子，突然失声痛哭起来。
　　这样的故事，在以后的采访中，我几乎每天都会听到。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眼窝是这么浅，它们总是存不住眼泪，让我每天都控制不住地泪眼婆娑。
　　同样让我感动的，还有那些最先作出牺牲的农民兄弟们。整个发射场的建设，需要24个自然村搬迁，涉及1960户，9000多人告别家乡。你能想象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肥沃土地上的人们，是怎样在生息之地和国家大业间作出抉择吗？这种离弃家园的情感应该比割身上的肉还要痛吧？我采访过所谓的“钉子户”，说真的，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因为他们并不真“钉”，而只是在拆迁之际，流露出可以理解的故土难离之情。这种情感，有的人可能迅速就化解了，有的人则持续得久一些，甚至为这份情感与负责拆迁的人发生过些许冲突，但到了关键时刻，所有人都显示出了以国家大局为重的情怀。有这样一位中年妇女，丈夫病逝后，自己拖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过日子，当她家七成新的房子被大型器械轰隆隆推倒时，她忽然跪倒在征地办主任的面前不肯起来，让在场的人大吃一惊，以为她要反悔，没想到她只是提出一个十分卑微的请求，原来她担心自己的儿子，搬离了这个地方后，会影响儿子的学习成绩，而无法就读本地的重点中学，这将影响孩子的前程，所以她希望政府能帮她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她的儿子很争气，还是自己考上了……类似这样善解人意又通情达理的故事，在采访中我听见了许多，可谓举不胜举。
　　在长五首飞的总结会上，有一位总部领导动情地说：我们真的要记住海南人民对我們航天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不计私利，不怕牺牲，舍小家为大家。假如有一天被我们遗忘，那就是我们的罪过。
　　现在，该来说一说台风了。因为台风也是文昌发射场的“常客”。为了感受一下台风的威力，我特意选择21号台风“莎莉嘉”登陆海南岛之前，又去了一趟文昌，亲眼见证一线航天人战台风的壮举。
　　与我想象的相反，台风将临的前一个夜晚，天气晴好得让人不可思议：大海上碧波万顷，夜空中彩云飘飘，又圆又大的月亮套着一圈淡淡的光晕，像小姐姐脸颊抹了胭脂那样好看，一点暴风骤雨将至的迹象都没有。然而这只是一种温柔的假象。睡到半夜，你会被突然而来的风声所惊醒。侧耳细听，窗外仿佛有上万头公狼由远而近地嘶声低吼，这低吼渐渐变成数百万台摩托车在齐声轰鸣。刹那间，天摇地动，狂风卷着暴雨死命拍打着所有的门窗，像一只只粗壮的手臂，要把每个房间里的人拽到屋外去抽打。那种恐怖，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想象。
　　接下来，整个发射场陷入一片昏暗。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想摸索着出去，到户外感受一下台风的肆虐，肯定让你站着出去，爬着回来，否则，狂风肯定会把你吹到找不着北的地方，也许一去无回。我也试着想推开门，看看外面的情况，好不容易拧开门锁，还没敢打开门缝，门外就像有一只巨掌，狂野又粗暴地想挤进来，吓得我只能把门锁弹了回去。这一下，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给我送干粮、矿泉水、手电筒等一系列应急物资。另外，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要把走道上的各扇门打开，并像防洪堤那样垒上沙袋，把它们稳稳地固住。这也是为了让台风无遮无挡自由自在地抽风，不至于把整个大楼掀翻，把台风的破坏力减至最低。我采访时听说很多细节，比如门打开后，屋子里的皮鞋像只大雁，倏地跟着台风飞跑起来；汽车门一打开，就像墙上的纸一样被撕扯下来，飘呀飘，在空中翻着跟斗……这些细节，你不来到台风登陆现场，真的想象不出来。再说大暴雨吧。我看见过倾盆大雨，粗大的雨丝，连成一片，密不透风，将大地变成河流。大雨够强势了吧？可大雨在大风面前就弱小了许多，被风撵得直吐白沫，一会儿齐刷刷往东边跑，一会儿又掉过头往回撤，有时居然在风中扭来扭去，像条发疯的巨蟒……再就是椰子林——我终于明白，椰子树的树叶为何要长得像梳子的模样，原来它是用来和台风斗智斗勇的，不然，它叶子上不长缝隙，不让台风从它密密的屏障钻过去，不用几下就可能被台风连根拔起，何况它又长得这么高大茂盛。我住在六楼，每次看见大风把椰子树一次次吹倒，几乎整个伏倒地面上，又看见它顽强地站起来，感觉它身子还没完全站直，又再次强行地被摁了下去……这个动作，来来回回不知要重复多少遍，看得人忍不住心惊肉跳。这场台风过去之后，放眼一望，整个椰子林从绿色变成了褐色，仿佛被大火烤焦一样。一见这颜色，就知它在这场台风中，受到了多大的摧残。当然，有些树经不住这种折磨，早早四仰八叉躺在那里，场面十分惨烈。 　　大约刮了七个多小时之后，台风自己也像是累过劲了，不那么张牙舞爪了。炊事班赶紧通知开饭。我把门锁刚拧开，门一下撞开，感觉像一头疯牛冲了进来，让我又惊出一身虚汗。没想到，台风的余威还这么足，以至于出了门，还让我胆战心惊，要不紧紧抓住栏杆，要不就是紧贴墙边，防止狂风将我一把抓起，像抓小鸡样扔到楼下去。好不容易走到电梯口，发现门开着，但堵着沙袋：电梯停用了。我只能从楼梯下去，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一楼的，总之那个狼狈相，但愿没有人看见。
　　更令人兴奋的是，在文昌发射场，我跟踪了长征五号首次发射的全过程。文昌发射场就是因它而建的，正好让我多了一条线索：发射场的建设和“长五”首次发射，成了两条平行线，过去时和正在发射时可以在这本书里齐头并进。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采访，我感觉眼前不断有灵光闪烁。我知道，那是细节，是故事，是人物生动的语言，是每个人特有的个性；也许还是一株鲜活的植物，一根飘动的雨丝，一阵怒吼的狂风，抑或是一片涌动的海浪和一堆火红的晚霞。总之，我内心完全接受去寫文昌发射场这个事实，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也就是说，采访这段时间，我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从被动走向了主动，心里那些硬生生的小结子，也一个个打开，一个个软化，创作的信心也越来越足了。
　　尤其让我无法忘怀的是“长五”首发的那天，发射程序因故障几次暂停。为何暂停？每一次暂停，都让你牵肠挂肚。特别是发射前的一分钟，连环发生故障又被逆转回来，那种紧张感，简直无法用文字表述，我只感觉自己的呼吸一次次窒息，心一次次提到嗓子眼，神经一次次被拉抻得近乎要崩断……这就是航天人，在每一次发射中，都必然要经历的考验。因为意外，总是会在你意想不到的节点和时刻发生，但又被沉着急智的航天人一次次排除，化险为夷。当我终于长松一口气，看着大火箭呼啸着从发射塔上冉冉升空时，我总是含着热泪又一次体味到作为中国航天人的独特自豪感。也就是在这种时候，能够既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又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中国航天人的辉煌行迹，难道不是一个写作者的幸运和光荣吗？！如今回身望去，在文昌发射场所见证的一切，都已随着时间渐渐远去，但所有那些闪光的人和事，都将成为我此生无法清零的记忆。
　　三天长于半生
　　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读到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一日长于百年》，就被他的书名深深吸引。一日长于百年是什么感觉，我没体会，因为我的人生没有那么漫长。但是，我的经历中有三天时间，长于半生，却是亲身体会过的。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是中国航天人郁闷憋气的岁月。那时，离我们发射第一颗北斗卫星，还要等N年时间；离59星组网，还要有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
　　现在，那段记忆还没在我们的记忆中淡漠，世界已然发生惊天巨变。北斗组网的最后一颗星，在让人牵挂了多日之后，终于成功上天。作为伴随了中国航天几十年历程的老兵，我的欣喜，比喜大普奔的国人，还要多一分。那就是，我终于吐出了憋在心头26年的一口闷气。
　　26年前，除了高悬的北斗七星，我们的“北斗”还没挂上天。“北斗一号”计划刚刚启动。那时候，太空中属于中国人的卫星，不超过10颗。通信卫星都还处在试验阶段，从转播体育比赛，到舰船远航通信，都需要租用他国的卫星。那真是一段让中国既无奈又屈辱的日子。我亲身经历的这件事，就发生在这段时间。
　　1994年2月，我随“远望号”测量船去南太平洋预定海域执行卫星发射海测任务。一路上，如何的战风斗浪，我有专门的文章另外记述。现在能想起来的就是晕船，晕得七荤八素，躺在船舱里一动也不能动，直到船过赤道，听到舱外的欢呼声，我才挣扎着爬起来。推开舱门一看，整个太平洋波平浪静，我们的船，像一把划玻璃刀，在镜面似的太平洋上，留下一道白色的划痕：预定海域——南太平洋到了。
　　再有四天，就是T0时间，也就是发射时刻。
　　当时的感觉，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件预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的中午，船上的广播突然响起来，先是呼叫相关人员去指挥所开会。最后又通知，下午四点钟的全航区合练取消。
　　什么情况？
　　直觉告诉我，肯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因为，全航区合练是从发射场首区，到海上末区，进行一次模拟发射演练，也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对所有设备性能和全体工作人员备战状态的全方位检测。这么重要的合练怎么能轻易取消？我的直觉是发射场那边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心一下抽紧。从1992年澳星发射失利后，我就落下一块心病，一旦临近发射，任何突发的意外，都会让我有一阵突然而至的心律失常，然后是一种近乎虚脱的感觉。
　　就在我为发射场那边暗暗祈祷时，正式的消息来了，比我的感觉还要糟糕，原来是我们这边遇到了大麻烦：船上的通信信号中断了！
　　通信兵出身的我，哪能掂量不出“中断”的分量。当年我头戴耳机坐在机台上值班，但凡遇见通信线路中断，必须第一时间通知维修人员，让他们火速去抢修，用最快的速度保障线路畅通。这海上的情况，跟陆地大不一样，谁来保障船上的通信畅通无阻？
　　比中断更可怕的是，故障的原因还没查明。
　　记得那天下午我真是昏了头，感觉太阳怪怪的，一会儿斜在船的右舷，一会儿又跑到船的左舷。后来才听说，为了查明故障原因，远望号颠颠地跑起来，一圈一圈地在大洋上画圆。就是在这种跑动中，检测所有的通信设备。
　　原来，通信设备没问题，问题出在了“天上”。
　　为我们提供通信保障的外国卫星，信号没有了。
　　我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了14年，非常熟悉331工程——也就是地球同步通信试验卫星。331工程准备了三颗星，第一颗星发射是在1983年，因第二次点火失败，未能到达预定轨道；1984年4月8日再次点火，发射成功！这两次我都在发射场的附近半山腰上观看点火，直线距离可能不超300米，火箭呼叫着轰隆隆起飞，感觉就像看别人放鞭炮一样，没有一点危险意识。有危险意识是在1992年澳星发射失利之后，那个半山腰上，再也没人敢去了，也不允许去了。那时候，发射一颗卫星，至少准备一两年，不像现在这样“高密度”，十天半个月，一颗或（一箭）几颗卫星就上天了。航天技术的飞速前进，从发射的速度便可见一斑。可我跟随远望号出海时，中国航天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在天上，属于我们自己的通信卫星，还覆盖不到南太平洋。船上的正常通信，还要花大钱租用别国的通信卫星。当然，那时候的“北斗”，对大多数人来说，听都没听说过，听说过的，也只是个遥远的梦。 　　眼下，要解决“天上”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申请调换卫星。
　　远望号用最原始的手段，向上级发出紧急电报。
　　可临时调换或是租用别人的卫星，谈何容易。
　　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
　　走道上听不见脚步声，也听不见说话声，好像大家都闷在船舱里，屏息等待。消息什么时候会来？这种时候，最好不问，因为没人能回答你。那一整天，所有人和我一样，一脸茫然又手足无措。
　　第一天，虽然心里慌慌，但还不是太煎熬，因为每个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
　　明天，应该会有好消息。
　　头一天晚上，有位室友提议明早一早起来去看日出。出海近二十天，还没看过太阳咬开太平洋跳出海面的样子呢！那是一种什么情形，一定轰轰烈烈！她是一家晚报资深记者，短发，声调不急不缓，笑起来甜甜的，散发着小姐姐的魅力。看日出？行吗？我劝她不要冒这个“险”。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女人几乎不能随船出海。民间有句俗话：女人出海船要翻。这不，还真让人说着了，这次出海，真就不順利。最先，刚到了舟山锚地时，首区发射场那边出了故障，要我们在锚地待命。待命期间，船上在进行救生演习时，有位年轻的船员，因不小心，衣袖被缆绳卷了进去，手指受了伤，白花花的骨头都露了出来。真是出师不利。当时，我们几个女性，看到这场景，连魂儿都快吓掉了，赶紧躲进舱室里，大气不敢出，生怕那句魔咒式的俗话，是因我们而应验的。
　　待命结束后，远望号终于启程，向预定海域出发。船才驶出公海，都没来得及领略什么叫海阔天空，便听见有人提醒说，赶紧早点休息吧。抬头看天，天还是亮的，只是远方的天像被谁砸了一拳，乌黑了一大片。后来才知道，它在酝酿一场台风。远望号努力想避开它，但绕了个大弯，还是没能躲开它的尾巴！台风的恐怖，我算彻底领教了。即使它的尾巴，也像虎豹一样有力又凶猛，足以扫倒高于海平面的一切物体，连远望号这样的万吨巨轮，在它的横扫下，也一直来回摇摆。
　　出海经验为零的我们，当时哪里听得懂他的话，睡到半夜才被惊醒。至今，我仍是不想回忆那个可怕夜晚。这个记忆有多可怕？它让我在整整四年的时间里，一想起这个夜晚，就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因为一想那一晚的经历，后脑勺就有一根筋会胀痛，它一痛，就会把全身的神经抽紧成一团，把你抛回那个惊魂之夜，使你只能像当时那样紧闭双眼，没有勇气想一个字眼，来形容它，描述它。十几年后，有人再邀请我随船出海，说是还可停靠外港，对于从没出过国的我来说，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心动了，但一想到晕船的经历，我马上打退堂鼓。因为我再也不想重温那种记忆。
　　据说，那个晚上，有一半多的人没能顶住，全放倒了。原因都一样：晕船。大海是公平的，它的慷慨与暴烈也是公平的。晕船更是公平。不会因为你是女人就对你格外怜悯，也不会因为你是什么特殊人物而对你网开一面。听说凡是哺乳动物都会晕船，连老鼠也不会放过。
　　事后，我常常想，究竟是船只出海，遭遇台风是常事，还是我们这几个女人上了船才带来的霉运？这个问题，把我这个无神论者困扰了很久。尽管我明知道这是迷信，但船上无论哪位男性投来哪怕极友好的目光，都会让你感到一种心照不宣的压力，好像这一系列事情都跟我们有关。一种很强的负罪感压得人抬不起头。因此，我希望室友们不要乱跑，待在狭小空间里静候消息。
　　当我们热切期盼的明天变成今天又变成昨天，好消息始终没有如期而至。
　　等待，就像一根铁丝，越拉越长，越拉越细，不知什么时候会“咯嘣”一下拉断。
　　其实，比我们更难挨的，应该是肩上挑着担子的人们。他们中有人嘴唇撩起了一层水泡，有人几年不犯的胃炎复发了，尤其是船长脸上那抹弥勒佛般的笑容不见了，好像一下苍老了十岁……他们在等待中受到怎样的煎熬和焦虑，是我们这些不用担当什么责任的外人体会不到的。
　　第二天终于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中熬过去了。
　　第三天才是最难过的。人，在海上关闭导航和通信设备，与外界完全切断联系，哪怕只有三天，就足以达到人所承受的极限。真不敢回想，当时真的只有三天吗？我的感觉比我当时全部的人生还要漫长。
　　这之前，我也思考过人生，以及生死问题。确切地说，刚刚从人生的低谷中挣扎出来，重生的喜悦正如花盛开，怎么又倒逼回去了？恐惧是有传染性的。那位记者小姐姐，她的胆子居然比我还小。她是第一次登船出海。这三天里，她差不多每天都瞪着一双大眼，反复问我同样的问题：船上抽烟的人，会不会把火柴棍掉下去，把底下的油箱点着？这次如果我们回不去了怎么办？如果回不去，我们是不是应该写一份遗嘱？遗嘱怎么写？她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叨叨个没完。我终于不耐烦了，对她说，如果这次真回不去，就是被你这些不吉利的话念叨坏的。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张着嘴，好半天才嗫嚅着说了一句：你别吓我，我胆子小。
　　我看她一下子脸色惨白没了血色，就又赶紧安慰她：我骗你呢。但不管怎么安慰，她的脸色很久都没红过来。
　　第三天的感觉，明显比前两天加在一起还长。在陆地上，24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别说三天，就是三年，也是倏忽间的事。可这会儿怎么会这么长？难道这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吗？尽管台风后的大洋，一望无际，海风亲和，海平面像被一只柔软的小手抹得丝光水滑，与蓝得像鸢尾花一样的天空海天相映，应该让人迷醉才是。可这一切现在在你眼里，完全没有任何诗意，甚至视若无睹。因为此刻的你，像关在一个完全密封的黑罐子里，见不着光，听不到声音，完全与世隔绝。这就是失去了导航、失去了通信，失去了与陆地的一切联络后给你的真实感受。
　　记得在第三天，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尴尬的事。现在回想起来，记忆仍是模糊的，我是说当时自己都不知是怎么跑进驾驶舱的。我上船有半月之久，状态一直不是太佳，先在舟山锚地得了重感冒，差点下船返回陆地；后又晕船晕得死去活来，耗去一星期时间。剩下的，也就没几天好日子可以回忆了。我到驾驶舱，是自己上来的吗？我想走遍船上的每个角落，是一直都有的想法。跟船出海，不就是体验生活吗？你连驾驶舱都没去过，怎么叫体验？当然要上去看看，不仅要看，还要和人家聊上两句。那会儿，完全忘记自己是谁了。刚跟舵手聊了没两句，突然，有个威严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你怎么能站这里，赶紧下去！这声音，虽不严厉，但很严肃。船上的人，对这个声音都很敬畏，因为他是这船上最老的船长，也是这次任务的指挥长。他的话，像在我脸上热辣辣地扇了一巴掌，但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如何做到的，明明心里吓得要死，却装作毫不慌张，淡定离开。出来后，站在甲板上看着傍晚的光线，和艳丽的晚霞缠绵在一起，很久很久。而我一直在问自己：你做错了什么？ 　　那天晚霞燃烧的时间似乎很长。夜幕，也像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久久不肯落下。使本来准备在甲板上放映电影的时间，一再延迟。
　　为了打发凝固不动的时间，宣传部门组织大家在甲板上看电影。我也拿把椅子，坐在人群的边角上，准备让银幕把不安的思绪带走，好让拧成纸团一样的心，松散开来，喘一口气。我实在是太紧张了。看电影的人们都一声不响，我也一样。电影开始了，片名跳出来时，有人轻“哦”一声，似乎被片名惊到了。直到现在，电影内容我一点没记住，倒是《血溅天涯》这四个字没有忘记。大概也是因为这四个字，和我们当时的心境有某种相似之处吧。我们千里迢迢赶到这里，和祖国失去联系，变成真正的游子，远离家乡千万里，不是也有人在天涯之感吗？想到这，我眼睛突然潮湿，又怕哭出声，赶紧悄悄离开人群，一人倚在船栏上。
　　举头望星空。真是满天的繁星啊。星星们就在头顶上一眨一眨地摇晃着，毛茸茸肥嘟嘟的，可爱极了，真想伸手摘一颗下来。可定睛一瞅，怎么感觉星空这么陌生，全然一副不认识的样子，我熟悉的北斗七星在哪里？原来，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星星已不是那颗星星。南半球的星星，也在用它的陌生，提醒你是远离故土的游子……在这一霎间，我终于绷不住，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披盖了一脸。晕船晕得死去活来，我没哭，却在这一刻忍不住了……
　　人在无依无靠，失去航向的时候，很容易脆弱，甚至是绝望。
　　不知又过了多久，那个严肃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老船长站在离我一丈远的地方，问：害怕了？
　　我说：没……没有。
　　放心吧，都会好起来的。他宽慰人的时候，倒挺和蔼。
　　我大起胆子问：没有通信，我们的任务怎么完成？要是完不成任务，我们还有脸回去吗？这是我心里最最担心的。当然，后面这句话，我没说出来。
　　他哈哈笑了，说放心，任务一定能完成的。因为我们的背后有坚强的靠山。
　　靠山？我下意识地朝他身后空旷的海面望去，好像要去找什么靠山。三天了，每天发出的求助电报，都没有回应，我们现在就像一群没娘的孩子，谁是我们的靠山？昨天、前天熬过去了，今天也快熬过去了，明天要来了，可明天就有希望吗？我真想把积攒在心里无名的火气发泄出去，可我能吗？面对一位长者，我敬重的人。我忍着，硬把它憋回肚子里。这时候，海面波光荡漾，像无数的金子在发光，又像星星们从天上跳下来，在水里无忧无虑地嬉戏。太平洋的夜晚，美丽又静好，只是我没有心情享受这份静美。我倒希望，太平洋再来一次惊涛骇浪，让船再度摇摆，把煎熬、焦虑和不安统统晃出去，不再折磨人，然后，晕晕乎乎期待好消息来敲门。
　　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老船长还告诉说，租用别人的卫星，需要多方协调，没那么快的。不过，也应该快有消息了。他说完这些话，电影散场了，甲板上零零散散剩下几个像我一样睡不着觉的人，气氛仍是沉闷的，窒息的。他没再说什么，而是转身离去了。他可能是船上最年长的人员了，嘴唇上撩起一层水泡说的就是他。看见他微驼的背影，尽管显得有些苍老，但步子却迈得坚定而自信。
　　这背影，让我突然在心里崩出一粒火星，把心里的灯倏地点亮。人，在看不到光亮时，不应该熄灭心中的那一盏灯，世界可以黑暗，你的心不能黑暗啊……像老船长那样振作起来，从容自信，相信身后的坚强靠山：祖国！
　　后来，当我可以平静地回想这段往事时，我忽然从中悟出了某种人生的道理：人是社会动物，所以他需要与其他人沟通和联络，也需要有人给你指点迷津。这也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导航与通信这些人际交流工具，一旦失去，就会让你陷入深深的孤寂。由此，我又想到，人生不也如此，一个人的信仰，就是你自己的导航系统与别人沟通的工具，一旦失去了这些，你就会因孤身一人而失去信念，进而失去坚守下去的信心。这也反过来告诉我，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人生的导航设备和人际联络工具，不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孤立又封闭的人，要善于与人沟通，更要坚守自己的信仰，因为有了信仰，你才會有信念和信心，你才能到达彼岸。当然，这些马后炮式的感悟，全是二十年后的事，而在当时，我已深陷在那三天似乎一生都走不出来的困境里。
　　老船长说得真准，一大早，传来喜讯：上海人民作出牺牲，把国外体育赛事直播取消，把频道让给了远望号。不加倍努力工作，把这次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首飞试验的海测任务完成好，是当时全船人的共同信念。那次远望人不负众望，任务完成得非常圆满。
　　因为圆满，所有的折腾好像都是值得的。但它终将凝固成一段历史。
　　历史不可以复制，但可以回味。
　　现在，天上布满属于中国的“北斗星”。你从每一颗星，都可以感受到祖国在渐渐强大，也可以好好享受她给我们带来的便利。真好！而那次不平凡的海上经历，尽管只有三天，但在我有限的人生记忆中，却长过了我的大半生，因为这三天，我把前半生没想透的事情都想透了，它也成了我人生弥足珍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