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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洪水，冲毁了我们辛苦培育的所有香菇。”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县板溪镇一位村民说，全村人“靠天吃饭”，好容易从浙江引进了香菇培育技术，又在前年的洪水中损失殆尽。
地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脚下的印江县，1994年被划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重点县，拥有13个重点贫困乡镇和203个重点贫困村，贫困人口10.68万，占全县约1/4。
“没抵押、没贷款，也就没了脱贫的希望。”印江县副县长田猛说，地跨黔、湘、渝、鄂四省市的武陵片区，散布着多个国家级贫困县，亟待金融系统建立切实可行的扶贫机制。
10月17日，国家扶贫办宣布将这一日定为每年的“扶贫日”，加大扶贫工作的力度和步伐。《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以此为契机，奔赴武陵片区，探访数个贫困乡镇，亲历金融扶贫。
田猛告诉记者，国家开发银行以合作社为单位给板溪镇的菇农贷了款，菇农很快就人均增收2.5万元。眼下，国开行正以基础设施、特色产业和教育医疗等多领域的精准扶贫，以及区别于传统政府融资平台的“批发性”扶贫策略，破题金融扶贫。
精准扶贫
“人均最高可贷30万元，合作社最高100万元，县里18个村庄年利润2000多万元。”印江县常务副县长罗晓燕说，与过去种粮收入相比，种植香菇的利润翻了10多倍。
在她看来，国开行2011年给板溪镇印龙食用菌合作社的100多万元贷款，绝对是一针“强心剂”。国开行与贵州省扶贫办合作，由后者在贷款基准利率上贴息5个点，“农民只支付1%的利息”。
“扶贫要精准，因地制宜扶持特色产业。”国开行评审三局佘万伟表示。
同样，同处于武陵片区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山清水秀，是沈从文小说《边城》的原址，于是旅游业成为扶贫的切入点。
花垣县副县长曾春梅说，县财政投入1亿多元后，却因交通、景点基础设施等投入欠缺而拖慢了建设进度。直到今年3月，国开行的2.6亿元贷款才救了急，“大边城”旅游项目重新火热开动。
国开行湖南分行规划处副处长战勇表示，武陵片区大部分地区不具备经济内生发展动力，要脱贫必须找路子。近年来，国开行在武陵山区试行了产业扶贫、基础设施扶贫、智力扶贫和教育扶贫，累计发放基础设施贷款1260亿元。
“不仅如此，精准扶贫还意味着改变过去‘撒胡椒面’式的投入方式。”战勇说，将财政资金直向投入的方式改为贷款贴息，提高资金杠杆率。
据悉，为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国开行与贵州省扶贫办合作，整合财政扶贫资金1亿元，加之国开行贷款17亿元，带动了企业、农户等社会资金投入80多亿元，帮助30万农户摆脱贫困。
“混凝土式”保障
“实现精准扶贫的基础，是建立有效的机制。”战勇表示，国开行首创了管理平台、融资平台、担保平台、公示平台、信用协会的“四台一会”贷款模式，以及“公司+农户”方式，用以解决农民缺乏抵押、农村信用市场匮乏等难题。
今年5月，国开行与国务院扶贫办签署了《开发性金融扶贫合作协议》，董事长胡怀邦表示，国开行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探索出一条开发性金融支持扶贫的道路。
实际上，国开行采用了多层次扶贫开发投融资主体，一方面充分借力现有省级投融资平台，统借统还、统借分还，解决贫困地区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等问题；另一方面，将市县级政府平台予以加强，对武陵片区尤其湘西地区、贵州铜仁地区融资平台实力普遍较弱、投融资能力不足等问题进行改善。
“我们设立了省级扶贫贷款风险偿债准备金。”战勇说，用于对贷款逾期或违约的市县抵扣其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并鼓励各市县设立偿债准备金，提高对外部金融资源的吸引力。
田猛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他们还尝试用部分财政扶贫资金设立担保公司，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担保。
“我们曾请求一些商业银行，将贷款审批权下放至县级分行，但统统无功而返。”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沅陵县常务副县长谢德明说，信贷资金严重不足，全县金融机构大量资金流向发达地区。
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让沅陵县的扶贫工作一度陷入僵局。去年10月国开行将其列为金融扶贫试点地区，4个月就发放了首笔4800万元贷款。谢德明说，国开行创造了沅陵县合作最快、最迅速、最顺利的贷款记录。
随后，沅陵县迅速成立起政府统贷平台、融资担保平台、综合管理平台、信息公示平台、风险控制平台等七大平台，将财政资金、农业保险、扶贫贴息和政府风险补偿基金等整合起来，构建“混凝土式”的风险保障机制。
变“输血”为“造血”
在谢德明眼里，国开行一方面整合资源，一方面搭建起基础设施资产经营平台，探索跨区域经营，是在变“输血”为“造血”。
国开行4800万元贷款下放后，沅陵县新增茶园2000亩，新增产值3500多万元。并且，国开行的带动效应，让当地信用社也加入了土地抵押贷款中来，融资环境很快改善。
“最重要的，还是金融意识和金融生态加强，金融市场被激活。”谢德明说。眼下，沅陵县已开始建设信用评级体系，多家金融机构也意欲参照国开行模式，与县政府进行深度合作。
而国开行自身，也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复制已有模式。据悉，今年3月国开行就向国内6个定点扶贫县（区）递交了发展规划咨询报告，截至6月底，累计向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发放贷款1.67万亿元，贷款余额达9033亿元。
专家建议，国开行的经验固然值得分享，但金融扶貧乃全球性难题，非国开行一己之力能够完成，需要整个金融系统来建立有效的扶贫机制、体制。接下去，国开行还应该更多地深化与国家民委、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的合作，从完善市场主体和弥补制度缺损入手，加强制度建设、市场建设和信用建设。
地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脚下的印江县，1994年被划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重点县，拥有13个重点贫困乡镇和203个重点贫困村，贫困人口10.68万，占全县约1/4。
“没抵押、没贷款，也就没了脱贫的希望。”印江县副县长田猛说，地跨黔、湘、渝、鄂四省市的武陵片区，散布着多个国家级贫困县，亟待金融系统建立切实可行的扶贫机制。
10月17日，国家扶贫办宣布将这一日定为每年的“扶贫日”，加大扶贫工作的力度和步伐。《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以此为契机，奔赴武陵片区，探访数个贫困乡镇，亲历金融扶贫。
田猛告诉记者，国家开发银行以合作社为单位给板溪镇的菇农贷了款，菇农很快就人均增收2.5万元。眼下，国开行正以基础设施、特色产业和教育医疗等多领域的精准扶贫，以及区别于传统政府融资平台的“批发性”扶贫策略，破题金融扶贫。
精准扶贫
“人均最高可贷30万元，合作社最高100万元，县里18个村庄年利润2000多万元。”印江县常务副县长罗晓燕说，与过去种粮收入相比，种植香菇的利润翻了10多倍。
在她看来，国开行2011年给板溪镇印龙食用菌合作社的100多万元贷款，绝对是一针“强心剂”。国开行与贵州省扶贫办合作，由后者在贷款基准利率上贴息5个点，“农民只支付1%的利息”。
“扶贫要精准，因地制宜扶持特色产业。”国开行评审三局佘万伟表示。
同样，同处于武陵片区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山清水秀，是沈从文小说《边城》的原址，于是旅游业成为扶贫的切入点。
花垣县副县长曾春梅说，县财政投入1亿多元后，却因交通、景点基础设施等投入欠缺而拖慢了建设进度。直到今年3月，国开行的2.6亿元贷款才救了急，“大边城”旅游项目重新火热开动。
国开行湖南分行规划处副处长战勇表示，武陵片区大部分地区不具备经济内生发展动力，要脱贫必须找路子。近年来，国开行在武陵山区试行了产业扶贫、基础设施扶贫、智力扶贫和教育扶贫，累计发放基础设施贷款1260亿元。
“不仅如此，精准扶贫还意味着改变过去‘撒胡椒面’式的投入方式。”战勇说，将财政资金直向投入的方式改为贷款贴息，提高资金杠杆率。
据悉，为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国开行与贵州省扶贫办合作，整合财政扶贫资金1亿元，加之国开行贷款17亿元，带动了企业、农户等社会资金投入80多亿元，帮助30万农户摆脱贫困。
“混凝土式”保障
“实现精准扶贫的基础，是建立有效的机制。”战勇表示，国开行首创了管理平台、融资平台、担保平台、公示平台、信用协会的“四台一会”贷款模式，以及“公司+农户”方式，用以解决农民缺乏抵押、农村信用市场匮乏等难题。
今年5月，国开行与国务院扶贫办签署了《开发性金融扶贫合作协议》，董事长胡怀邦表示，国开行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探索出一条开发性金融支持扶贫的道路。
实际上，国开行采用了多层次扶贫开发投融资主体，一方面充分借力现有省级投融资平台，统借统还、统借分还，解决贫困地区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等问题；另一方面，将市县级政府平台予以加强，对武陵片区尤其湘西地区、贵州铜仁地区融资平台实力普遍较弱、投融资能力不足等问题进行改善。
“我们设立了省级扶贫贷款风险偿债准备金。”战勇说，用于对贷款逾期或违约的市县抵扣其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并鼓励各市县设立偿债准备金，提高对外部金融资源的吸引力。
田猛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他们还尝试用部分财政扶贫资金设立担保公司，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担保。
“我们曾请求一些商业银行，将贷款审批权下放至县级分行，但统统无功而返。”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沅陵县常务副县长谢德明说，信贷资金严重不足，全县金融机构大量资金流向发达地区。
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让沅陵县的扶贫工作一度陷入僵局。去年10月国开行将其列为金融扶贫试点地区，4个月就发放了首笔4800万元贷款。谢德明说，国开行创造了沅陵县合作最快、最迅速、最顺利的贷款记录。
随后，沅陵县迅速成立起政府统贷平台、融资担保平台、综合管理平台、信息公示平台、风险控制平台等七大平台，将财政资金、农业保险、扶贫贴息和政府风险补偿基金等整合起来，构建“混凝土式”的风险保障机制。
变“输血”为“造血”
在谢德明眼里，国开行一方面整合资源，一方面搭建起基础设施资产经营平台，探索跨区域经营，是在变“输血”为“造血”。
国开行4800万元贷款下放后，沅陵县新增茶园2000亩，新增产值3500多万元。并且，国开行的带动效应，让当地信用社也加入了土地抵押贷款中来，融资环境很快改善。
“最重要的，还是金融意识和金融生态加强，金融市场被激活。”谢德明说。眼下，沅陵县已开始建设信用评级体系，多家金融机构也意欲参照国开行模式，与县政府进行深度合作。
而国开行自身，也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复制已有模式。据悉，今年3月国开行就向国内6个定点扶贫县（区）递交了发展规划咨询报告，截至6月底，累计向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发放贷款1.67万亿元，贷款余额达9033亿元。
专家建议，国开行的经验固然值得分享，但金融扶貧乃全球性难题，非国开行一己之力能够完成，需要整个金融系统来建立有效的扶贫机制、体制。接下去，国开行还应该更多地深化与国家民委、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的合作，从完善市场主体和弥补制度缺损入手，加强制度建设、市场建设和信用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