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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洪水,冲毁了我们辛苦培育的所有香菇。”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县板溪镇一位村民说,全村人“靠天吃饭”,好容易从浙江引进了香菇培育技术,又在前年的洪水中损失殆尽。
地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脚下的印江县,1994年被划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重点县,拥有13个重点贫困乡镇和203个重点贫困村,贫困人口10.68万,占全县约1/4。
“没抵押、没贷款,也就没了脱贫的希望。”印江县副县长田猛说,地跨黔、湘、渝、鄂四省市的武陵片区,散布着多个国家级贫困县,亟待金融系统建立切实可行的扶贫机制。
10月17日,国家扶贫办宣布将这一日定为每年的“扶贫日”,加大扶贫工作的力度和步伐。《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以此为契机,奔赴武陵片区,探访数个贫困乡镇,亲历金融扶贫。
田猛告诉记者,国家开发银行以合作社为单位给板溪镇的菇农贷了款,菇农很快就人均增收2.5万元。眼下,国开行正以基础设施、特色产业和教育医疗等多领域的精准扶贫,以及区别于传统政府融资平台的“批发性”扶贫策略,破题金融扶贫。
精准扶贫
“人均最高可贷30万元,合作社最高100万元,县里18个村庄年利润2000多万元。”印江县常务副县长罗晓燕说,与过去种粮收入相比,种植香菇的利润翻了10多倍。
在她看来,国开行2011年给板溪镇印龙食用菌合作社的100多万元贷款,绝对是一针“强心剂”。国开行与贵州省扶贫办合作,由后者在贷款基准利率上贴息5个点,“农民只支付1%的利息”。
“扶贫要精准,因地制宜扶持特色产业。”国开行评审三局佘万伟表示。
同样,同处于武陵片区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山清水秀,是沈从文小说《边城》的原址,于是旅游业成为扶贫的切入点。
花垣县副县长曾春梅说,县财政投入1亿多元后,却因交通、景点基础设施等投入欠缺而拖慢了建设进度。直到今年3月,国开行的2.6亿元贷款才救了急,“大边城”旅游项目重新火热开动。
国开行湖南分行规划处副处长战勇表示,武陵片区大部分地区不具备经济内生发展动力,要脱贫必须找路子。近年来,国开行在武陵山区试行了产业扶贫、基础设施扶贫、智力扶贫和教育扶贫,累计发放基础设施贷款1260亿元。
“不仅如此,精准扶贫还意味着改变过去‘撒胡椒面’式的投入方式。”战勇说,将财政资金直向投入的方式改为贷款贴息,提高资金杠杆率。
据悉,为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国开行与贵州省扶贫办合作,整合财政扶贫资金1亿元,加之国开行贷款17亿元,带动了企业、农户等社会资金投入80多亿元,帮助30万农户摆脱贫困。
“混凝土式”保障
“实现精准扶贫的基础,是建立有效的机制。”战勇表示,国开行首创了管理平台、融资平台、担保平台、公示平台、信用协会的“四台一会”贷款模式,以及“公司+农户”方式,用以解决农民缺乏抵押、农村信用市场匮乏等难题。
今年5月,国开行与国务院扶贫办签署了《开发性金融扶贫合作协议》,董事长胡怀邦表示,国开行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探索出一条开发性金融支持扶贫的道路。
实际上,国开行采用了多层次扶贫开发投融资主体,一方面充分借力现有省级投融资平台,统借统还、统借分还,解决贫困地区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等问题;另一方面,将市县级政府平台予以加强,对武陵片区尤其湘西地区、贵州铜仁地区融资平台实力普遍较弱、投融资能力不足等问题进行改善。
“我们设立了省级扶贫贷款风险偿债准备金。”战勇说,用于对贷款逾期或违约的市县抵扣其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并鼓励各市县设立偿债准备金,提高对外部金融资源的吸引力。
田猛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他们还尝试用部分财政扶贫资金设立担保公司,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担保。
“我们曾请求一些商业银行,将贷款审批权下放至县级分行,但统统无功而返。”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沅陵县常务副县长谢德明说,信贷资金严重不足,全县金融机构大量资金流向发达地区。
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让沅陵县的扶贫工作一度陷入僵局。去年10月国开行将其列为金融扶贫试点地区,4个月就发放了首笔4800万元贷款。谢德明说,国开行创造了沅陵县合作最快、最迅速、最顺利的贷款记录。
随后,沅陵县迅速成立起政府统贷平台、融资担保平台、综合管理平台、信息公示平台、风险控制平台等七大平台,将财政资金、农业保险、扶贫贴息和政府风险补偿基金等整合起来,构建“混凝土式”的风险保障机制。
变“输血”为“造血”
在谢德明眼里,国开行一方面整合资源,一方面搭建起基础设施资产经营平台,探索跨区域经营,是在变“输血”为“造血”。
国开行4800万元贷款下放后,沅陵县新增茶园2000亩,新增产值3500多万元。并且,国开行的带动效应,让当地信用社也加入了土地抵押贷款中来,融资环境很快改善。
“最重要的,还是金融意识和金融生态加强,金融市场被激活。”谢德明说。眼下,沅陵县已开始建设信用评级体系,多家金融机构也意欲参照国开行模式,与县政府进行深度合作。
而国开行自身,也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复制已有模式。据悉,今年3月国开行就向国内6个定点扶贫县(区)递交了发展规划咨询报告,截至6月底,累计向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发放贷款1.67万亿元,贷款余额达9033亿元。
专家建议,国开行的经验固然值得分享,但金融扶貧乃全球性难题,非国开行一己之力能够完成,需要整个金融系统来建立有效的扶贫机制、体制。接下去,国开行还应该更多地深化与国家民委、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的合作,从完善市场主体和弥补制度缺损入手,加强制度建设、市场建设和信用建设。
地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脚下的印江县,1994年被划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重点县,拥有13个重点贫困乡镇和203个重点贫困村,贫困人口10.68万,占全县约1/4。
“没抵押、没贷款,也就没了脱贫的希望。”印江县副县长田猛说,地跨黔、湘、渝、鄂四省市的武陵片区,散布着多个国家级贫困县,亟待金融系统建立切实可行的扶贫机制。
10月17日,国家扶贫办宣布将这一日定为每年的“扶贫日”,加大扶贫工作的力度和步伐。《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以此为契机,奔赴武陵片区,探访数个贫困乡镇,亲历金融扶贫。
田猛告诉记者,国家开发银行以合作社为单位给板溪镇的菇农贷了款,菇农很快就人均增收2.5万元。眼下,国开行正以基础设施、特色产业和教育医疗等多领域的精准扶贫,以及区别于传统政府融资平台的“批发性”扶贫策略,破题金融扶贫。
精准扶贫
“人均最高可贷30万元,合作社最高100万元,县里18个村庄年利润2000多万元。”印江县常务副县长罗晓燕说,与过去种粮收入相比,种植香菇的利润翻了10多倍。
在她看来,国开行2011年给板溪镇印龙食用菌合作社的100多万元贷款,绝对是一针“强心剂”。国开行与贵州省扶贫办合作,由后者在贷款基准利率上贴息5个点,“农民只支付1%的利息”。
“扶贫要精准,因地制宜扶持特色产业。”国开行评审三局佘万伟表示。
同样,同处于武陵片区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山清水秀,是沈从文小说《边城》的原址,于是旅游业成为扶贫的切入点。
花垣县副县长曾春梅说,县财政投入1亿多元后,却因交通、景点基础设施等投入欠缺而拖慢了建设进度。直到今年3月,国开行的2.6亿元贷款才救了急,“大边城”旅游项目重新火热开动。
国开行湖南分行规划处副处长战勇表示,武陵片区大部分地区不具备经济内生发展动力,要脱贫必须找路子。近年来,国开行在武陵山区试行了产业扶贫、基础设施扶贫、智力扶贫和教育扶贫,累计发放基础设施贷款1260亿元。
“不仅如此,精准扶贫还意味着改变过去‘撒胡椒面’式的投入方式。”战勇说,将财政资金直向投入的方式改为贷款贴息,提高资金杠杆率。
据悉,为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国开行与贵州省扶贫办合作,整合财政扶贫资金1亿元,加之国开行贷款17亿元,带动了企业、农户等社会资金投入80多亿元,帮助30万农户摆脱贫困。
“混凝土式”保障
“实现精准扶贫的基础,是建立有效的机制。”战勇表示,国开行首创了管理平台、融资平台、担保平台、公示平台、信用协会的“四台一会”贷款模式,以及“公司+农户”方式,用以解决农民缺乏抵押、农村信用市场匮乏等难题。
今年5月,国开行与国务院扶贫办签署了《开发性金融扶贫合作协议》,董事长胡怀邦表示,国开行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探索出一条开发性金融支持扶贫的道路。
实际上,国开行采用了多层次扶贫开发投融资主体,一方面充分借力现有省级投融资平台,统借统还、统借分还,解决贫困地区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等问题;另一方面,将市县级政府平台予以加强,对武陵片区尤其湘西地区、贵州铜仁地区融资平台实力普遍较弱、投融资能力不足等问题进行改善。
“我们设立了省级扶贫贷款风险偿债准备金。”战勇说,用于对贷款逾期或违约的市县抵扣其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并鼓励各市县设立偿债准备金,提高对外部金融资源的吸引力。
田猛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他们还尝试用部分财政扶贫资金设立担保公司,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担保。
“我们曾请求一些商业银行,将贷款审批权下放至县级分行,但统统无功而返。”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沅陵县常务副县长谢德明说,信贷资金严重不足,全县金融机构大量资金流向发达地区。
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让沅陵县的扶贫工作一度陷入僵局。去年10月国开行将其列为金融扶贫试点地区,4个月就发放了首笔4800万元贷款。谢德明说,国开行创造了沅陵县合作最快、最迅速、最顺利的贷款记录。
随后,沅陵县迅速成立起政府统贷平台、融资担保平台、综合管理平台、信息公示平台、风险控制平台等七大平台,将财政资金、农业保险、扶贫贴息和政府风险补偿基金等整合起来,构建“混凝土式”的风险保障机制。
变“输血”为“造血”
在谢德明眼里,国开行一方面整合资源,一方面搭建起基础设施资产经营平台,探索跨区域经营,是在变“输血”为“造血”。
国开行4800万元贷款下放后,沅陵县新增茶园2000亩,新增产值3500多万元。并且,国开行的带动效应,让当地信用社也加入了土地抵押贷款中来,融资环境很快改善。
“最重要的,还是金融意识和金融生态加强,金融市场被激活。”谢德明说。眼下,沅陵县已开始建设信用评级体系,多家金融机构也意欲参照国开行模式,与县政府进行深度合作。
而国开行自身,也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复制已有模式。据悉,今年3月国开行就向国内6个定点扶贫县(区)递交了发展规划咨询报告,截至6月底,累计向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发放贷款1.67万亿元,贷款余额达9033亿元。
专家建议,国开行的经验固然值得分享,但金融扶貧乃全球性难题,非国开行一己之力能够完成,需要整个金融系统来建立有效的扶贫机制、体制。接下去,国开行还应该更多地深化与国家民委、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的合作,从完善市场主体和弥补制度缺损入手,加强制度建设、市场建设和信用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