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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进”成为发展新态势。
上半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其中二季度GDP增幅是2013年第三季度以来GDP的首次回升。PMI（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4个月上升，工业增加值与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长8.8%与12.1%，增幅均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
一系列指标说明，4月份以来的一系列“微刺激”政策初显成效，定向调控初步遏制了经济下滑态势，深度改革释放的发展红利正在为经济增长输送动力。
虽有企稳迹象，但宏观经济仍然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例如，固定资产投资仍呈现高位放缓的特征，出口同比继续负增长，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一季度回落2.7个百分点。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已进入短期波动和长周期下行的相交织期，即中长期经济增长率出现周期性下行，从高增长速度向中位增长速度转轨，短期内经济在多种不确定性因素作用下又显波动。
对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中国经济运行主要面临的矛盾是稳增长、保下限。稳增长既存在着有利条件和因素，也存在着不确定因素和下行压力。
从国内来看，有利因素一是政府积极推进改革，加大改革开放步伐，有利于释放改革红利，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二是强化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将人的城镇化放在重要位置等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潜力；三是为了稳增长，政府实施微刺激政策，有可能将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
不确定因素和下行压力主要成因表现在——
一是压缩“三公”消费和控制楼堂馆所投资，可能会将经济运行中奢侈的、超常规增长部分挤掉；压缩“三公”经费意义重大，但如果私人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难以弥补由此带来的“缺口”，则会引起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
二是化解产能过剩、治理大气污染、推行节能减排，会将一部分“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淘汰压缩，即挤掉“坏”的GDP，但当绿色GDP不能及时填补缺口时，也会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滑；
三是为应对影子银行及坏账增加，央行出手监管信贷发放，实行“去杠杆化”。去“杠杆化”既带来“钱荒”，也加快房地产“去泡沫化”进程。同时，由于体制制约，货币信贷很难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企业对信贷需求也出现收缩趋势，这些都会影响今后的经济增长。
从全球看，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会好于上年，但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可能难以带来对中国外需的明显增长。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在需求方面，发达经济体的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目前动能偏弱，普索公司对欧洲13个国家的调查显示，2014年有79%的受访者对新一年的消费愿望是降低的，储蓄愿望是增加的；在供给方面，世界供给市场上出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供给替代效应。
受上述因素影响，经济运行中不确定风险因素在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还比较大。可以预见，2014年全年经济增长可能低于上年，但仍处在决策者预期的合理区间。
当前经济运行中须关注的问题
中国经济仍具有巨大的韧性、巨大潜力和巨大回旋余地。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面临以下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是债务迅速增加和金融风险在上升。目前，中国政府债务已经超过30万亿元，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超常增长；企业负债率也在不断上升，负债额突破70万亿元；居民负债也超过15万亿元。中国社会总体负债水平（杠杆率）已经从2007年的140%，上升到现在的210%，已靠近国际经验风险高发窗口期250%?280%。
二是房地产市场风险在增加。当前房地产市场销售量和销售价格“双降”正在从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城市蔓延，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在下降，开工量在减少，土地市场在降温。
如果房地产市场“去泡沫化”继续下去，必将引起居民财富缩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房地产企业出现破产，由此引发购房者、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债务链断裂，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较大风险冲击。
三是受既有体制和政策的约束，需求结构难调整，在投资从高位回落后，消费增长却难以跟进，产能过剩矛盾还将加剧。
2010年以来，中国社会消费增长率一直在下降。这与高档消费和房地产销售下降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居民消费倾向偏低有关。据央行今年第2季度对全国50个城市2万个城镇储蓄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城镇居民倾向于“更多储蓄”和“更多投资”的高达81.6%，只有18.4%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这种投资倾向高、消费倾向低的情况，主要是由于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社会保障网建设滞后造成的。
四是实体经济经营困难依然较大。当前，在实体经济层面，企业家对经济形势的感觉与宏观层面的观察尚有差别，说明企业目前遇到的发展难题没有得到根本缓解。中小企业发展艰难，需求不足、产能过剩、成本上升，贷款困难、上游企业资金拖欠严重、公共服务环境不佳等问题持续存在，使企业自主增长动力不强。
调控加减法
下半年，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 应继续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坚持定向调控，出台一系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政策措施，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预调、微调，通过推进改革释放发展红利，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值得期待。
2014年初，中国确定的宏观政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信贷政策组合。根据当前经济形势，经济发展正在发生一些微妙变化，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目标已经不是防通胀，而是稳增长、防下限了。
对此，今后的财政政策将向积极宽松转化，做加减法；货币政策向真正的中性转化，保持信贷资金适度增长；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为稳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产业结构调整既要搞好化解产能过剩，又要培育扶持新兴产业发展。
首先，财政政策应向积极宽松转化。宽松就是说在消费没有大的增长情况下增加公共投资，这些公共投资应该用于经济增长中短板制约方面，特别用于制约城乡居民消费的公共设施方面。在今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不大的前提下，适当再扩大债券发行规模，用于保障住房、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贫困落后地区交通设施、重大水利设施、节能环保、社会事业建设等领域。
其次，积极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优先和重点推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城乡二元体制、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破除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体制障碍，完善政府在宏观调控、加强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所有这些改革都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经济健康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再次，宏观政策应该向私人消费方面倾斜。比如，八项规定出台后，超常规的公共消费压缩下来了，能不能适当调整工资收入，把资金引导到私人消费领域，并适当提高财政对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补助标准。现在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城市的非正规就业居民和农村满60岁以上的老人补助标准很低，无法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养老生活，提高中西部地区和部分农民的补助标准，已势在必行。
此外，加大对企业和居民的减税力度，在营改增扩围基础上，适当降低一些进口日用消费品的关税和消费税，尤其是一些奢侈品的关税和消费税。同时，进一步减少对企业的行政性收费项目，以增加企业活力。对2013年8月1日开始实行的对小微企业减免征增值税的政策也宜进行调整。对于城乡居民个人来讲，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3500元调到5000元，也能有效刺激消费。
上半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其中二季度GDP增幅是2013年第三季度以来GDP的首次回升。PMI（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4个月上升，工业增加值与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长8.8%与12.1%，增幅均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
一系列指标说明，4月份以来的一系列“微刺激”政策初显成效，定向调控初步遏制了经济下滑态势，深度改革释放的发展红利正在为经济增长输送动力。
虽有企稳迹象，但宏观经济仍然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例如，固定资产投资仍呈现高位放缓的特征，出口同比继续负增长，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一季度回落2.7个百分点。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已进入短期波动和长周期下行的相交织期，即中长期经济增长率出现周期性下行，从高增长速度向中位增长速度转轨，短期内经济在多种不确定性因素作用下又显波动。
对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中国经济运行主要面临的矛盾是稳增长、保下限。稳增长既存在着有利条件和因素，也存在着不确定因素和下行压力。
从国内来看，有利因素一是政府积极推进改革，加大改革开放步伐，有利于释放改革红利，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二是强化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将人的城镇化放在重要位置等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潜力；三是为了稳增长，政府实施微刺激政策，有可能将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
不确定因素和下行压力主要成因表现在——
一是压缩“三公”消费和控制楼堂馆所投资，可能会将经济运行中奢侈的、超常规增长部分挤掉；压缩“三公”经费意义重大，但如果私人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难以弥补由此带来的“缺口”，则会引起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
二是化解产能过剩、治理大气污染、推行节能减排，会将一部分“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淘汰压缩，即挤掉“坏”的GDP，但当绿色GDP不能及时填补缺口时，也会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滑；
三是为应对影子银行及坏账增加，央行出手监管信贷发放，实行“去杠杆化”。去“杠杆化”既带来“钱荒”，也加快房地产“去泡沫化”进程。同时，由于体制制约，货币信贷很难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企业对信贷需求也出现收缩趋势，这些都会影响今后的经济增长。
从全球看，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会好于上年，但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可能难以带来对中国外需的明显增长。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在需求方面，发达经济体的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目前动能偏弱，普索公司对欧洲13个国家的调查显示，2014年有79%的受访者对新一年的消费愿望是降低的，储蓄愿望是增加的；在供给方面，世界供给市场上出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供给替代效应。
受上述因素影响，经济运行中不确定风险因素在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还比较大。可以预见，2014年全年经济增长可能低于上年，但仍处在决策者预期的合理区间。
当前经济运行中须关注的问题
中国经济仍具有巨大的韧性、巨大潜力和巨大回旋余地。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面临以下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是债务迅速增加和金融风险在上升。目前，中国政府债务已经超过30万亿元，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超常增长；企业负债率也在不断上升，负债额突破70万亿元；居民负债也超过15万亿元。中国社会总体负债水平（杠杆率）已经从2007年的140%，上升到现在的210%，已靠近国际经验风险高发窗口期250%?280%。
二是房地产市场风险在增加。当前房地产市场销售量和销售价格“双降”正在从三、四线城市向一、二线城市蔓延，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在下降，开工量在减少，土地市场在降温。
如果房地产市场“去泡沫化”继续下去，必将引起居民财富缩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房地产企业出现破产，由此引发购房者、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债务链断裂，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较大风险冲击。
三是受既有体制和政策的约束，需求结构难调整，在投资从高位回落后，消费增长却难以跟进，产能过剩矛盾还将加剧。
2010年以来，中国社会消费增长率一直在下降。这与高档消费和房地产销售下降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居民消费倾向偏低有关。据央行今年第2季度对全国50个城市2万个城镇储蓄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城镇居民倾向于“更多储蓄”和“更多投资”的高达81.6%，只有18.4%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这种投资倾向高、消费倾向低的情况，主要是由于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社会保障网建设滞后造成的。
四是实体经济经营困难依然较大。当前，在实体经济层面，企业家对经济形势的感觉与宏观层面的观察尚有差别，说明企业目前遇到的发展难题没有得到根本缓解。中小企业发展艰难，需求不足、产能过剩、成本上升，贷款困难、上游企业资金拖欠严重、公共服务环境不佳等问题持续存在，使企业自主增长动力不强。
调控加减法
下半年，在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 应继续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坚持定向调控，出台一系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政策措施，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预调、微调，通过推进改革释放发展红利，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值得期待。
2014年初，中国确定的宏观政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信贷政策组合。根据当前经济形势，经济发展正在发生一些微妙变化，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目标已经不是防通胀，而是稳增长、防下限了。
对此，今后的财政政策将向积极宽松转化，做加减法；货币政策向真正的中性转化，保持信贷资金适度增长；加快经济体制改革，为稳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产业结构调整既要搞好化解产能过剩，又要培育扶持新兴产业发展。
首先，财政政策应向积极宽松转化。宽松就是说在消费没有大的增长情况下增加公共投资，这些公共投资应该用于经济增长中短板制约方面，特别用于制约城乡居民消费的公共设施方面。在今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不大的前提下，适当再扩大债券发行规模，用于保障住房、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贫困落后地区交通设施、重大水利设施、节能环保、社会事业建设等领域。
其次，积极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优先和重点推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城乡二元体制、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破除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体制障碍，完善政府在宏观调控、加强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所有这些改革都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经济健康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再次，宏观政策应该向私人消费方面倾斜。比如，八项规定出台后，超常规的公共消费压缩下来了，能不能适当调整工资收入，把资金引导到私人消费领域，并适当提高财政对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补助标准。现在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城市的非正规就业居民和农村满60岁以上的老人补助标准很低，无法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养老生活，提高中西部地区和部分农民的补助标准，已势在必行。
此外，加大对企业和居民的减税力度，在营改增扩围基础上，适当降低一些进口日用消费品的关税和消费税，尤其是一些奢侈品的关税和消费税。同时，进一步减少对企业的行政性收费项目，以增加企业活力。对2013年8月1日开始实行的对小微企业减免征增值税的政策也宜进行调整。对于城乡居民个人来讲，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3500元调到5000元，也能有效刺激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