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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窑是唐代著名陶瓷窑口，其窑址位于今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附近。长沙窑以烧造日用陶瓷为主，其产品不仅在国内有广泛的市场，而且通过“海上陶瓷之路”远销海外。虽然长沙窑不见于文献明确记载，但大量事实证明了其在我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长沙窑的产品以釉下彩和诗文题记装饰为世人所叹服，其中在瓷器上书写诗文题记更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首创之举。在这些诗文题记中，以体例而言，常见的多为五言诗文，也有七言诗，并伴有一定数量的题记；以内容而言，主要包括劝学、爱情、应酬、思念以及酒饮等。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反映伦理教化的，其中以“孝”为主题的题记就有三首，本文分别举例如下：
青釉褐彩题“羊申跪乳之志”瓷壶（图1），高18.9厘米，口径10.2厘米，底径10.8厘米。敞口，长颈，圆肩，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瓜棱形腹部上有一多棱柱短流，短流下方腹部则以褐彩书“羊申跪乳之志”三行六字。长沙窑窑址出土。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青釉褐彩题“牛怀舐犊之恩”瓷壶（图2），残高17.6厘米，底径10.8厘米。圆肩，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瓜棱形腹部上有一多棱柱短流，短流下方腹部则以褐彩书“牛怀舐犊之恩”三行六字。长沙窑窑址出土。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青釉褐彩题“慈鸟反哺之念”瓷壶（图3），残高15厘米。圆肩，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瓜棱形腹部上有一多棱柱短流，短流下方腹部则以褐彩书“慈鸟反哺之念”三行六字。长沙窑窑址出土。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根据统计，以“孝”作为主题思想的题记共计以上三首，虽然题记种类少，但是书写每一首题记的长沙窑瓷数量却不在少数，尤其是“羊申跪乳之志”和“牛怀舐犊之恩”两首较为常见，而“慈鸟反哺之念”则极为少见。除了这些直接以题记内容反映孝道思想的瓷壶外，长沙窑还存在着一些反映亲情的雕塑，如母子狮（图4）、母子狗（图5）以及母子羊（图6）等，这也可以说是孝道思想的间接体现，因为雕塑主要适用于小孩玩耍，而这种反映亲情的雕塑一方面能够给小孩带来欢乐，另一方面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小孩，使其对亲情的理解更为直观，久而久之孝道则会慢慢灌输到其思想中。以上这些瓷器，无论是书写以“孝”为主题题记的瓷壶，还是母子狮、狗、羊雕塑等，都直接或间接表现了在长沙窑瓷上孝文化是有一定市场的，而这也是其不断吸收融合各种优秀传统文化因素的结果。当然，通过这些瓷器所反映的孝文化，足以说明有唐一代孝道思想是深入人心的，而这在唐代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均得以体现。
首先，政治方面，唐代奉行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唐代统治者懂得“孝”是人们全部道德的基础，是决定家庭和谐、国家稳定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以孝治天下是他们的共识。唐代帝王多次下诏敕倡导孝道，如唐高祖在《旌表孝友诏》云：“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自古哲王，经邦致治，设教垂范，莫尚于兹”。天子如此，官僚士大夫们也不例外，他们同样认同以孝治天下的理念，这在史书中都有记载，如开元五年（717），右补阙卢履冰在给唐玄宗的上书中云：“今陛下孝理天下，动合礼经”等。从以上记载可见以孝治天下是唐朝君臣共同遵守的治国之道。此外，中国古代老百姓视皇帝为天子，以其行为作为自己行事的榜样，帝王如能身体力行地实践孝道，其对官僚贵族和老百姓的影响力远比诏敕命令更大。
尽管唐代帝王不孝之举颇多，典型的如李世民的杀兄逼父、武则天的改唐为周、唐肃宗的抢班夺权等，但慑于孝文化的强大舆论压力和基于维护统治秩序的考虑，不管他们心理如何，帝王们还是尽力树立自己的“孝道”形象。如尽管唐太宗因夺位之事与唐高祖李渊的父子关系并不融洽，但双方都尽力维护父慈子孝的形象。贞观九年（635），高祖驾崩，遗诏丧葬从简，唐太宗与大臣讨论山陵制度，大臣们主张遵遗诏，太宗不同意，他说“朕欲一如遗诏，但臣子之心，不忍顿为俭素。如欲称朕崇厚之志，复恐百代之后，不免有废毁之忧。朕为此不能自决，任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于不孝之地”。可以看出唐太宗是非常怕自己背负不孝之名的。
由于君主在实行“孝道”方面要给天下的人做出榜样，所以唐代在继位、立嗣的时候往往也以是否具备“孝道”作为标准之一。在唐代册立太子和新君的文书中充分反映出这一要求，如唐高祖《答太宗陈让表手诰》称赞李世民“夙怀忠孝”，唐太宗《遗诏》称“皇太子治，大孝通神，自天生德”等。这一标准在册立、废黜诸王时也适用，甚至推广至少数民族君主的册立上，如唐朝《册突厥李思摩为可汗文》称李思摩“忠孝之节，简于朕心”。册立以此为标准，废弃同样遵守这一准则。
除此之外，唐代统治者在皇子教育、谥号制度、宗庙祭祀、立后选妃、敬老养老等方面都竭力塑造自己“仁孝”的形象，以此达到率先垂范、教化天下的效果。
有唐一代，除了皇帝在“孝”方面以身作则外，其在孝道的劝导上则是不遗余力，这在唐代实行的教育、人事、礼仪及法律等制度方面均得以体现，如唐代在人事制度上实行以孝选官、以孝驭官的政策，不仅通过汉魏以来的察举方式选拔孝子为官，而且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孝德与才学并重的人为官，提高了官员的素质。唐代官员大都能够躬行孝道，竭力克服孝亲与忠君的矛盾，做到奉亲孝养、居丧守礼。唐代将有孝行的人选拔为政府的各级官吏，这不仅对社会各阶层人士实践孝行起到了积极的鼓励和引导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官吏使“以孝治天下”的治国之策得以更好地贯彻。唐代积极推行褒奖孝行和尊老养老的政策，其政策措施较之前代更加系统完备，在引导和激励社会行孝尊老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经济方面，唐朝统治者通过多种经济政策来推进社会行孝道。其一，土地分配政策。唐代前期在土地政策上推行“均田制”，根据《通典》卷二《田制下》的相关记载可知，均田制不仅给丁男分配土地，而且给老男，以及寡妻妾当户者也分配一定数量的土地，尽管比丁男少，但毕竟为老人的生活和养老提供了最为基础的保障。按照唐朝的规定，永业田是可以继承的。子孙如果孝养老人，则可以顺利继承老人的部分田产。从这方面来看，对子孙行孝也具有激励作用。另外，唐代均田制对土地的买卖有所限制，如果违反规定买卖土地要受到法律的严惩，但在五种情况下是允许买卖土地的，其中之一就是：“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丧葬是“慎终追远”的要求，是儒家所倡导的“死孝”的重要体现方式。允许“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变卖土地来为亲人办理丧葬事宜，体现的正是对“慎终追远”的孝道伦理的维护。土地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允许百姓变卖土地来营办丧事，可见社会上对“死孝”的重视程度之高。其二，赋役减免政策。尽管唐代对于赋役征收非常严格，但为了鼓励孝道，尊老养老，唐朝政府还是出台了一些特殊政策，如老人无课役、侍丁孝假免役、对同籍共居的大家庭适当减免赋役以及孝子免赋役等。其三，物质奖助政策。唐朝政府为了鼓励孝道，对于孝子孝妇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以示褒奖和激励。《旧唐书·孝友传》中就有诸多类似记载，如张志宽因孝行卓著获得朝廷“赐物四十段”、因张公艺九代同居朝廷“赐以嫌帛”等。除此之外，唐代为了鼓励孝养，政府还经常赐给高寿老人一定数量的粟帛，并且时而对百姓的孝行进行资助。 最后，文化方面，孝道思想作为意识形态渗透到唐代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与唐代宗教、文学、艺术（包括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书法等）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宗教上，儒学在唐代政治和社会上处于统治地位，儒学对于释道的发展起着限制的作用，而儒家孝道伦理对其制约最大，为了能够获得自身的发展，释道二教和其他宗教不得不积极吸收儒家的孝文化，具体表现在积极参与丧葬活动、倡导出家出道为家人祈福、修建佛寺道观以为亲人祝福以及抄写经典的方式为逝去的亲人追福等。
文学上，包括唐诗、文章（含古文、今文）、小说以及民间文学等在内的各种文学载体中都含有大量的反映孝道思想的篇章，可以说其已成为反映孝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最令人称道的便是唐诗。唐诗的内容丰富多彩，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歌颂亲情、倡导孝道，这在很多诗中都有表现，如白居易的《十二时孝行文》则以十二时辰为次序，对子女的孝行作出了细致的安排。除此之外，大家熟知的孟郊《游子吟》则是把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艺术上，与孝道思想有着密切关系的包括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唐朝统治者相当重视音乐的建设。唐朝建立之初，沿用隋乐，不久便由祖孝孙等人来编订音乐。祖孝孙以“大乐与天地和者”“制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数，号大唐雅乐”。“十二和”根据《新唐书·礼乐十一》记载，其大多用于祭祀天地、神灵和祖先，其功能在于弘扬孝道教化。绘画雕塑方面，与孝道思想最为密切的当属唐代的壁画，包括墓葬壁画、佛教壁画以及造像等，其中佛教壁画更为突出。唐代佛教为了获得自身的发展，积极吸收儒家孝道伦理思想，并形成了具有佛教特征的孝道观念。佛教徒通过壁画和造像的形式来对这一思想进行宣传。在敦煌壁画中有许多《报恩经变》题材，这些题材主要依据《大方便佛报恩经》中的《序品》、《孝养品》、《议论品》、《恶友品》和《近亲品》等内容绘制，如《序品》绘制的是一沙门与一肩挑老母乞食的婆罗门子对话论孝的场景，《孝养品》绘制的是须阇提太子割肉济父的本生故事。除此之外，唐代也将孝子的形象绘制成图，用以开展孝道教育，如李栖筠为常州刺史时，“大起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
以上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层面所蕴含的“孝道”文化和政策，都说明有唐一代，孝道作为一项共识是得到整个社会自上而下普遍接受的。身处这种大环境下的长沙窑工匠们，自然而然的也对孝道思想充满了崇敬之情，他们将“羊申跪乳之志”之类的谚语书写于瓷器之上，也是对这一思想的极力传扬，这也正是孝道思想发展的结果，而孝道思想的发展和推广则与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有关。
首先，汉魏以来的孝道传统为唐代奉行以孝治国的基本国策提供了借鉴基础。汉代在确立儒学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之后，奉行“以孝治天下”治国策略，在思想伦理上使孝道理论政治化和神学化，在以孝治国上推行一系列孝治政策，在孝道实践上促进孝道要求的片面化。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经验成为后世王朝效仿的榜样。魏晋南北朝时期传承汉代的孝治政策，在孝道观念上形成了孝亲先于忠君、自然亲爱为孝、生孝重于死孝和至孝必有报应的特点。这一时期孝文化在民族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受到佛教文化的冲击。上千年孝文化的积淀，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为古代社会的一个王朝，唐代对此只能是走继续传承的道路。
其次，唐代孝道思想能够得以传播并深入人心，与统治者的大力推广有着密切关系。《孝经本义》云：“君子之教以孝也， 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兄者也；教以臣， 所以敬天下之为君者也。” 唐代统治者正是看到孝可以移为忠这一点， 所以对孝予以重视和宣传， 甚至还将《孝经》作为育人教材。
最后，唐代之所以奉行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原则，是由其特定的社会物质基础——小农经济结构和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组织结构决定的。唐代虽然达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鼎盛，小农经济依然是其社会主要的经济形式，个体家庭依然是社会生产的直接承担者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个体家庭的稳定和繁衍是小农生产顺利进行的保障。唐代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了国家的根本在农业，农业的根本在小农户的辛勤耕织，小农家庭安则国安，小农家庭衰则国衰。就儒家孝道伦理而言，家庭是其中心，夫妇是其起点，提倡夫义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家族邻里和睦，对小农家庭的稳定和团结起着积极的维护作用，从而也成为小农经济发展的有力推手。唐代提倡以孝治天下，强调君父一体，“移孝作忠”，使国与家统一，君权与父权统一，孝道伦理与政治伦理统一，从而使孝道伦理把小农经济与国家政治有机的结合起来了，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的影响，孝道思想才能在唐代得到长足发展，并呈现出开放性、包容性等，给整个社会带来深刻影响，包括商品经济。作为一座以市场为导向的窑场，长沙窑不会舍弃这种既能带来经济效益又能教化人民的商机，故而其生产了很多直接或间接含有孝道思想的瓷器，如“羊申跪乳之志”瓷壶以及母子狮等，而这也是其能够屹立于唐代“南青北白”陶瓷之林的原因吧。
青釉褐彩题“羊申跪乳之志”瓷壶（图1），高18.9厘米，口径10.2厘米，底径10.8厘米。敞口，长颈，圆肩，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瓜棱形腹部上有一多棱柱短流，短流下方腹部则以褐彩书“羊申跪乳之志”三行六字。长沙窑窑址出土。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青釉褐彩题“牛怀舐犊之恩”瓷壶（图2），残高17.6厘米，底径10.8厘米。圆肩，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瓜棱形腹部上有一多棱柱短流，短流下方腹部则以褐彩书“牛怀舐犊之恩”三行六字。长沙窑窑址出土。现收藏于长沙市博物馆。
青釉褐彩题“慈鸟反哺之念”瓷壶（图3），残高15厘米。圆肩，瓜棱形腹部，平底假圈足。瓜棱形腹部上有一多棱柱短流，短流下方腹部则以褐彩书“慈鸟反哺之念”三行六字。长沙窑窑址出土。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根据统计，以“孝”作为主题思想的题记共计以上三首，虽然题记种类少，但是书写每一首题记的长沙窑瓷数量却不在少数，尤其是“羊申跪乳之志”和“牛怀舐犊之恩”两首较为常见，而“慈鸟反哺之念”则极为少见。除了这些直接以题记内容反映孝道思想的瓷壶外，长沙窑还存在着一些反映亲情的雕塑，如母子狮（图4）、母子狗（图5）以及母子羊（图6）等，这也可以说是孝道思想的间接体现，因为雕塑主要适用于小孩玩耍，而这种反映亲情的雕塑一方面能够给小孩带来欢乐，另一方面则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小孩，使其对亲情的理解更为直观，久而久之孝道则会慢慢灌输到其思想中。以上这些瓷器，无论是书写以“孝”为主题题记的瓷壶，还是母子狮、狗、羊雕塑等，都直接或间接表现了在长沙窑瓷上孝文化是有一定市场的，而这也是其不断吸收融合各种优秀传统文化因素的结果。当然，通过这些瓷器所反映的孝文化，足以说明有唐一代孝道思想是深入人心的，而这在唐代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均得以体现。
首先，政治方面，唐代奉行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唐代统治者懂得“孝”是人们全部道德的基础，是决定家庭和谐、国家稳定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以孝治天下是他们的共识。唐代帝王多次下诏敕倡导孝道，如唐高祖在《旌表孝友诏》云：“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自古哲王，经邦致治，设教垂范，莫尚于兹”。天子如此，官僚士大夫们也不例外，他们同样认同以孝治天下的理念，这在史书中都有记载，如开元五年（717），右补阙卢履冰在给唐玄宗的上书中云：“今陛下孝理天下，动合礼经”等。从以上记载可见以孝治天下是唐朝君臣共同遵守的治国之道。此外，中国古代老百姓视皇帝为天子，以其行为作为自己行事的榜样，帝王如能身体力行地实践孝道，其对官僚贵族和老百姓的影响力远比诏敕命令更大。
尽管唐代帝王不孝之举颇多，典型的如李世民的杀兄逼父、武则天的改唐为周、唐肃宗的抢班夺权等，但慑于孝文化的强大舆论压力和基于维护统治秩序的考虑，不管他们心理如何，帝王们还是尽力树立自己的“孝道”形象。如尽管唐太宗因夺位之事与唐高祖李渊的父子关系并不融洽，但双方都尽力维护父慈子孝的形象。贞观九年（635），高祖驾崩，遗诏丧葬从简，唐太宗与大臣讨论山陵制度，大臣们主张遵遗诏，太宗不同意，他说“朕欲一如遗诏，但臣子之心，不忍顿为俭素。如欲称朕崇厚之志，复恐百代之后，不免有废毁之忧。朕为此不能自决，任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于不孝之地”。可以看出唐太宗是非常怕自己背负不孝之名的。
由于君主在实行“孝道”方面要给天下的人做出榜样，所以唐代在继位、立嗣的时候往往也以是否具备“孝道”作为标准之一。在唐代册立太子和新君的文书中充分反映出这一要求，如唐高祖《答太宗陈让表手诰》称赞李世民“夙怀忠孝”，唐太宗《遗诏》称“皇太子治，大孝通神，自天生德”等。这一标准在册立、废黜诸王时也适用，甚至推广至少数民族君主的册立上，如唐朝《册突厥李思摩为可汗文》称李思摩“忠孝之节，简于朕心”。册立以此为标准，废弃同样遵守这一准则。
除此之外，唐代统治者在皇子教育、谥号制度、宗庙祭祀、立后选妃、敬老养老等方面都竭力塑造自己“仁孝”的形象，以此达到率先垂范、教化天下的效果。
有唐一代，除了皇帝在“孝”方面以身作则外，其在孝道的劝导上则是不遗余力，这在唐代实行的教育、人事、礼仪及法律等制度方面均得以体现，如唐代在人事制度上实行以孝选官、以孝驭官的政策，不仅通过汉魏以来的察举方式选拔孝子为官，而且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孝德与才学并重的人为官，提高了官员的素质。唐代官员大都能够躬行孝道，竭力克服孝亲与忠君的矛盾，做到奉亲孝养、居丧守礼。唐代将有孝行的人选拔为政府的各级官吏，这不仅对社会各阶层人士实践孝行起到了积极的鼓励和引导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官吏使“以孝治天下”的治国之策得以更好地贯彻。唐代积极推行褒奖孝行和尊老养老的政策，其政策措施较之前代更加系统完备，在引导和激励社会行孝尊老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经济方面，唐朝统治者通过多种经济政策来推进社会行孝道。其一，土地分配政策。唐代前期在土地政策上推行“均田制”，根据《通典》卷二《田制下》的相关记载可知，均田制不仅给丁男分配土地，而且给老男，以及寡妻妾当户者也分配一定数量的土地，尽管比丁男少，但毕竟为老人的生活和养老提供了最为基础的保障。按照唐朝的规定，永业田是可以继承的。子孙如果孝养老人，则可以顺利继承老人的部分田产。从这方面来看，对子孙行孝也具有激励作用。另外，唐代均田制对土地的买卖有所限制，如果违反规定买卖土地要受到法律的严惩，但在五种情况下是允许买卖土地的，其中之一就是：“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丧葬是“慎终追远”的要求，是儒家所倡导的“死孝”的重要体现方式。允许“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变卖土地来为亲人办理丧葬事宜，体现的正是对“慎终追远”的孝道伦理的维护。土地是老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允许百姓变卖土地来营办丧事，可见社会上对“死孝”的重视程度之高。其二，赋役减免政策。尽管唐代对于赋役征收非常严格，但为了鼓励孝道，尊老养老，唐朝政府还是出台了一些特殊政策，如老人无课役、侍丁孝假免役、对同籍共居的大家庭适当减免赋役以及孝子免赋役等。其三，物质奖助政策。唐朝政府为了鼓励孝道，对于孝子孝妇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以示褒奖和激励。《旧唐书·孝友传》中就有诸多类似记载，如张志宽因孝行卓著获得朝廷“赐物四十段”、因张公艺九代同居朝廷“赐以嫌帛”等。除此之外，唐代为了鼓励孝养，政府还经常赐给高寿老人一定数量的粟帛，并且时而对百姓的孝行进行资助。 最后，文化方面，孝道思想作为意识形态渗透到唐代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与唐代宗教、文学、艺术（包括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书法等）等都有一定的关系。
宗教上，儒学在唐代政治和社会上处于统治地位，儒学对于释道的发展起着限制的作用，而儒家孝道伦理对其制约最大，为了能够获得自身的发展，释道二教和其他宗教不得不积极吸收儒家的孝文化，具体表现在积极参与丧葬活动、倡导出家出道为家人祈福、修建佛寺道观以为亲人祝福以及抄写经典的方式为逝去的亲人追福等。
文学上，包括唐诗、文章（含古文、今文）、小说以及民间文学等在内的各种文学载体中都含有大量的反映孝道思想的篇章，可以说其已成为反映孝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最令人称道的便是唐诗。唐诗的内容丰富多彩，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歌颂亲情、倡导孝道，这在很多诗中都有表现，如白居易的《十二时孝行文》则以十二时辰为次序，对子女的孝行作出了细致的安排。除此之外，大家熟知的孟郊《游子吟》则是把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艺术上，与孝道思想有着密切关系的包括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唐朝统治者相当重视音乐的建设。唐朝建立之初，沿用隋乐，不久便由祖孝孙等人来编订音乐。祖孝孙以“大乐与天地和者”“制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数，号大唐雅乐”。“十二和”根据《新唐书·礼乐十一》记载，其大多用于祭祀天地、神灵和祖先，其功能在于弘扬孝道教化。绘画雕塑方面，与孝道思想最为密切的当属唐代的壁画，包括墓葬壁画、佛教壁画以及造像等，其中佛教壁画更为突出。唐代佛教为了获得自身的发展，积极吸收儒家孝道伦理思想，并形成了具有佛教特征的孝道观念。佛教徒通过壁画和造像的形式来对这一思想进行宣传。在敦煌壁画中有许多《报恩经变》题材，这些题材主要依据《大方便佛报恩经》中的《序品》、《孝养品》、《议论品》、《恶友品》和《近亲品》等内容绘制，如《序品》绘制的是一沙门与一肩挑老母乞食的婆罗门子对话论孝的场景，《孝养品》绘制的是须阇提太子割肉济父的本生故事。除此之外，唐代也将孝子的形象绘制成图，用以开展孝道教育，如李栖筠为常州刺史时，“大起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
以上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层面所蕴含的“孝道”文化和政策，都说明有唐一代，孝道作为一项共识是得到整个社会自上而下普遍接受的。身处这种大环境下的长沙窑工匠们，自然而然的也对孝道思想充满了崇敬之情，他们将“羊申跪乳之志”之类的谚语书写于瓷器之上，也是对这一思想的极力传扬，这也正是孝道思想发展的结果，而孝道思想的发展和推广则与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有关。
首先，汉魏以来的孝道传统为唐代奉行以孝治国的基本国策提供了借鉴基础。汉代在确立儒学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之后，奉行“以孝治天下”治国策略，在思想伦理上使孝道理论政治化和神学化，在以孝治国上推行一系列孝治政策，在孝道实践上促进孝道要求的片面化。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经验成为后世王朝效仿的榜样。魏晋南北朝时期传承汉代的孝治政策，在孝道观念上形成了孝亲先于忠君、自然亲爱为孝、生孝重于死孝和至孝必有报应的特点。这一时期孝文化在民族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受到佛教文化的冲击。上千年孝文化的积淀，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为古代社会的一个王朝，唐代对此只能是走继续传承的道路。
其次，唐代孝道思想能够得以传播并深入人心，与统治者的大力推广有着密切关系。《孝经本义》云：“君子之教以孝也， 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兄者也；教以臣， 所以敬天下之为君者也。” 唐代统治者正是看到孝可以移为忠这一点， 所以对孝予以重视和宣传， 甚至还将《孝经》作为育人教材。
最后，唐代之所以奉行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原则，是由其特定的社会物质基础——小农经济结构和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组织结构决定的。唐代虽然达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鼎盛，小农经济依然是其社会主要的经济形式，个体家庭依然是社会生产的直接承担者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个体家庭的稳定和繁衍是小农生产顺利进行的保障。唐代统治者清楚地认识到了国家的根本在农业，农业的根本在小农户的辛勤耕织，小农家庭安则国安，小农家庭衰则国衰。就儒家孝道伦理而言，家庭是其中心，夫妇是其起点，提倡夫义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家族邻里和睦，对小农家庭的稳定和团结起着积极的维护作用，从而也成为小农经济发展的有力推手。唐代提倡以孝治天下，强调君父一体，“移孝作忠”，使国与家统一，君权与父权统一，孝道伦理与政治伦理统一，从而使孝道伦理把小农经济与国家政治有机的结合起来了，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的影响，孝道思想才能在唐代得到长足发展，并呈现出开放性、包容性等，给整个社会带来深刻影响，包括商品经济。作为一座以市场为导向的窑场，长沙窑不会舍弃这种既能带来经济效益又能教化人民的商机，故而其生产了很多直接或间接含有孝道思想的瓷器，如“羊申跪乳之志”瓷壶以及母子狮等，而这也是其能够屹立于唐代“南青北白”陶瓷之林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