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白帽西服，亲自到北京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界、各省函电交驰，要求释放陈独秀。在一份学界署名保释的69人名单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的中学教员；有新派人物，也有旧派人物。甚至对五四运动持反对态度的田桐，也发表函电，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在各方的压力下，陈独秀恢复了自由。对此，胡適六年后还念念不忘，1925年12月，他在“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事件”发生后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1907年7月15日，32岁的秋瑾在浙江绍兴古轩亭口被杀头。山阴县令李钟岳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命诗。在得到浙江巡抚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的复电后，绍兴知府贵福立即召见李钟岳，令他执行。李钟岳说：“供、证两无，安能杀人？”秋瑾遇害后，李钟岳经常独自注视、默诵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默默流泪，最终在10月29日自杀，离秋瑾被害还不到一百天。另有一人，是绍兴“府署刑席”，姓陈，“闻以办秋瑾案为不然，告病辞去”。秋瑾生前曾对好友徐自华说过：“如果不幸牺牲，愿埋骨西泠。”秋瑾殉难五个半月后，徐自华冒着茫茫风雪渡过钱塘江，和秋瑾家人商议迁葬西湖的事。徐自华和秋瑾的哥哥秋誉章在西湖孤山下西泠桥边买了一块地，1908年1月25日，秋瑾终于在西湖边下葬。墓碑上刻着10个大字：“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字为朋友吴芝瑛手书。
　　1966年9月3日，在经历了抄家和批斗的凌辱后，著名翻译家傅雷在卧室自缢身亡。有个叫江小燕的女孩，与傅家毫无瓜葛，只是从小就很喜欢读傅雷的译作，当时她正在跟钢琴老师学琴。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带回一个令她难以置信的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然后又说：“傅家属于黑五类，又是自杀的，死了不准留骨灰！”这些消息，使她坐立不安，夜不能寐。一种正义之感、一种对傅家厄运的不平之情，驱使她勇敢地挺身而出，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行动——这一切，当时连她的父母都不知道！她出现在万国殡仪馆，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无论如何要求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她说得那么恳切，终于打动了工作人员的心。她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放进一个大塑料袋，转送到永安公墓寄存。为了避免意外，寄存时骨灰盒上写了傅雷的号——傅怒安。
　　据陆游《避暑漫抄》记载，公元962年，宋太祖赵匡胤称帝的第三年，秘密地叫人刻了一块石碑立在太庙寝殿的一个夹室中，用带金边的黄色幔帐盖住，门外上锁，看守十分森严。并留下规定，以后皇帝每次来太庙祭祀先祖及新皇帝即位，都要到夹室去诵读碑上的誓词。石碑上只有三行字：“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从历史记载上看，赵匡胤将后周变成大宋之后，对后周的皇室始终实行优待政策，没有随意摧残。对拥戴自己当皇帝的那些有功之臣，他做的是中国所有帝王中最厚道的——“杯酒释兵权”。在执政期间，宋太祖几乎一个功臣都没有杀过，还形成了一个祖宗家法，就是不许轻易诛杀大臣。
　　1936年11月18日，鲁迅去世一个月，“新月派”女作家苏雪林写给胡適一封长信，称鲁迅为“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无比的小人”。12月14日，曾被鲁迅骂为“焦大”的胡適回信责备了苏雪林：“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凡论一人，总须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许广平等曾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写信给胡適，请他“鼎力设法”介绍给商务印书馆。胡適“慨予俯允”，并在细心询问了有无版权问题后，将他写给王云五的亲笔信交给许广平、马裕藻。正是有了胡適的引荐，王云五才爽快地“表示极愿尽力”。许广平致信胡適，感谢他“鼎力促成”，称其“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