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是中国的，年画是民俗的，年画是童年的印象，年画是故乡的梦境，年画是上个世纪的故事，年画是祖宗先辈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我们的先人希望好事成双，希望神虎镇宅，希望百福临门，希望天下太平……他们把所期冀的一切表现在年画里，因为只有在“年”里，他们的生活才最接近理想。今天，当我们翻开一幅幅画面虽略显陈旧，色彩却依然光鲜的年画，眼前会自然浮现出这样的景象：数百年前的父老兄弟们恭恭敬敬地把财神菩萨请上神龛，把不同内容的年画贴到墙上，然后用小笤帚轻轻地刷拂，让它们妥贴地粘好。紧接着，喜庆的鞭炮冲天而起，在热闹的炸响声中，孩子们欢呼雀跃起来。五光十色的年画装饰了中国历代百姓的梦，点缀着他们一代又一代平凡的生活。时光流转，现代生活改变了我们过年的形式，古老的年画也正在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但是那份醇厚的回味却依然留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这里，就让我们先稍稍回溯一下中国年画走过的历程。
　　年画是一种深深扎根于民间的造型艺术，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长期以来，各地年画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深深喜爱，不仅仅在于画面热闹紧凑，色彩鲜艳夺目，以及人物俊俏，画题吉利等等，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题材符合老百姓的意愿，它表现的内容迎合了广大民众的心理。年画是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年节风俗的演变而衍生形成的，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远古时期的自然崇拜观念和神灵信仰观念。我国早期的年画都与驱凶辟邪、祈福迎祥这两个母题有着密切关系，在祈祷丰收、祭祀祖宗、驱妖除怪等年节风俗习俗化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年节装饰艺术，如画鸡于户，画虎于门等等。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崇拜逐渐转化为对社会性的人格神的崇拜与信仰，从最早的桃符、苇索、金鸡、神虎，到神茶、郁垒，再到后来的庞涓、赵云、尉迟恭、秦叔宝等武将和钟馗、天师、东方朔等神仙，其间有着一条鲜明的发展轨迹。而福寿天官、当朝一品、加官进禄等吉祥题材，也是当时民众最喜欢的内容。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典籍，都记载了宋代京城春节期间出售年画之类吉祥装饰品的景况，从中可看出当时年画的张贴已普及于城镇居民之中。明代，小说、戏曲插图的勃兴对年画的发展有很大促进，寓意吉庆祥瑞和表现民间风俗的内容得到重视，年画的创作印制和购买张贴逐渐发展为欢乐喜庆、装饰美化环境的节日风俗活动，年画的一些典型题材，如“一团和气”、“八仙庆寿”、“万事如意”等已趋于定期。饾版拱花技艺的发明，使年画的印制更为丰富多彩。年画的几个最重要的创作基地：天津杨柳青、山东雒坊杨家埠和苏州桃花坞，也均在明代兴起，并已俨然成市，有了较大规模。年画在清代进入鼎盛阶段，康、乾年间国泰民安的社会盛世，为年画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俗小说的风行，又为大量的年画作坊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清初年画的一个最主要特征就是：在题材上，出现了大量以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人物、演义小说为主要内容的作品。由于各地年画产生的文化背景不同，因而在表现手法、形式风格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如杨柳青年画因临近京城，深受宋元院画的影响，注重写实，描绘细腻，画面精细绚丽，颇具皇家气象，桃花坞年画出自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喜欢描绘盛大的场景，叙述完整的故事情节，追求重彩异色，呈江南富态；而杨家埠年画产生于齐鲁大地，又受四川古文化的影响(杨家埠杨氏祖居四川梓潼)，作品风格质朴、简洁，乡土气息浓郁。上海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大都市，在各种艺术门类中都不会甘于寂寞，年画亦是如此。鸦片战争后，上海的“旧校场年画”异军突起，成为年画生产的一股新兴力量，并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年画创作的海派风格。
　　据文献记载，上海早在18世纪末至1 9世纪初的清嘉庆年间已开始有年画生产。1860年太平军东进攻陷苏州后，不少桃花坞年画业主和民间艺人为避战乱纷纷来沪，有的开店重操旧业，有的受雇于上海的年画店庄。这股新鲜血液的注入，为清末上海年画的蓬勃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当时上海年画的生产销售多集中在老城区旧校场一带。明正德九年(1514年)，上海知县黄希英在这里建造了一个“大演武场”，习称“校场”。为区别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在北门外的新校场，后人将此称为“旧校场”。此地因临近城隍庙，以庙会而兴起市场，逐渐成为繁荣的商业区，主要经营笺扇、玉器、书画、香烛等商品，年节时分则印制销售年画。当时旧校场一带经营年画的店铺工场有几十家之多，俗称年画街，最负盛名的年画庄有飞影阁、吴文艺、沈文雅、赵一大、筠香阁等。这些店铺除由民间艺人生产传统年画外，还聘请上海知名画家吴友如、钱慧安等参与年画创作，生产以反映上海租界生活和洋场风俗为题材的作品，逐渐形成风格独特的“旧校场年画”。这些年画多取材百姓普遍关心的事物景观，充满生活气息，迎合了新兴市民阶层的需要，受到欢迎，上海也因此成为当时江南一带最大的年画生产基地和贸易市场。
　　清末时期，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形成了我国近代史上最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局面。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不断进犯，严重损害了我国主权；另一方面，各国租界相继建立，近代西方文明得以大量引进，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经济、文化得到畸形发展。这种社会激变的情景，在美术领域里可能以年画的反映最为及时。近代上海的海派文化，揉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长江口岸一方殖民地的摩登异彩，两者相遇撞击，有如天雷勾着了地火，使天地间蕴藉了丰富的养分。因缘巧合时势际会的上海年画恰在这时脱颖而出，焕发出奇异的神采，清末民初时期也因此在传统年画的发展史上成为最后一个繁荣阶段。以上海旧校场年画为代表，晚清年画除了传统题材以外，其余作品明显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一类是以表现租界新事、新物、新景为内容的作品，如《寓沪西绅商点灯庆太平》、《海上第一名园》、《新出夷场十景》、《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人们对于当时物质文化生活急剧变化的敏感，展现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年画也因此成为人们了解西风东渐的一个窗口。另一类是反映时事，提倡爱国的年画，如《刘军克复宣泰大获垒胜图》、《各国钦差会同李傅相议和图》、《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华军大战武昌城》等。这些作品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都市新兴的奇观胜景，体现了当时市民阶层对时事的关注和评价。这些用传统的艺术形式表现社会新闻的年画，是其他美术种类中鲜见的，可谓一大创举，堪称年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年画是一种以销定产的商业画种，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队伍的扩大，他们的生活方式、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等不可避免地会左右年画的生产。在上海旧校场年画中，我们能看到大量市民趣味渗入画中的作品。如在一些清末年画中，“礼拜”这一词汇得到了广泛运用，这说明当时市民在宗教信仰和社交往来中已有对“礼拜”这一概念的需求。在《三百六十行》等年画中， 作者对“妇人坐轿男人走”等西方礼节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其题画诗曰：“妇人坐轿男人走，后面跟只好猎狗，外洋风俗更稀奇，打躬怎消牵牵手。”活画出当时中外风俗的碰撞及国人的反应。另一类“市井各业”的年画，则生动地再现了修马桶、炒糖炒栗子、卖成衣、卖水、修电灯、接电话线、拉人力车等上海滩新、老行业混杂交融的风貌。在《新出夷场十景》等年画中，我们能发现不少当时市民生活的特定场景和语言，这对考察清末民初时期民俗及语言的流变是十分珍贵的形象资料。如在一幅《新刻希(稀)奇一笑图》的年画上，刻有“腌鲤鱼放生——死活勿得知”、“猢里(狸)精吃糖饼——怪甜”、“屁古(股)浪带眼镜——屯光”、“歪嘴吹喇叭一团邪气”等几十条歇后语，这完全是来自底层老百姓的语言，也是民俗学的第一手资料，其文献价值不容置疑。在表现形式上，年画生产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如在表现《杨家将》、《孟姜女》等一些历史故事时，每幅画面上均有大段文字，拼合起来俨然就是精美的连环画。这种图文交融的艺术表现形式，对以后连环画的诞生不无影响。月份牌的形式最初也脱胎于年画。清末民初时期，商品流通空前繁荣，加上西洋石印技法的传人和绘画技法的发展，这一切直接催生了年画艺术的变革，一朵中西文化交融的奇葩——月份牌年画，在当时商业文化最为繁华的上海孕育诞生。据考证，最早的月份牌是申报馆于1884年印制，在春节期间作为礼品赠送给读者的，画上印有中西日期，犹如年画中的历画。以后这种年历形式加上商业广告，独立出来形成盛极一时的月份牌艺术，中外商人们在推销商品的同时，一箭双雕，也推出了一种崭新的“海派年画”。中国传统年画在走向衰落的同时也迎来了新生，一种脱胎换骨的年画新品种呱呱坠地。这是中国传统年画的一场时代变革，这种顺应时代潮流的变革，将年画艺术从农村乡镇发展到了大都市，并最大限度维系住了年画生产的繁荣。当时上海、天津一带创作的年画产量惊人，并因此而诞生了郑曼陀、谢之光、徐咏青、杭稚英等月份牌艺术大师。
　　在民间年画出现之前，中国绘画已有很高的成就，但是它多为士大夫阶级占有；书籍插图扩大了读者队伍，但一饱眼福的仍然只是少数人。充满乡土气息的民间年画的出现，让广大劳动者得到了艺术享受，直接满足了他们的审美要求。在诸多美术品种中，年画是同广大民众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一种艺术，千百年来，它不仅是年节时分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还是文化流通、道德教育、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对民众教育来说，则是一种看图识字式的大众读物；至于那类反映时事新闻题材的年画，还是一种民众喜闻乐见的媒体。这些特点，是其他画种所难以比拟的，故除了具有美术价值以外，年画还具有研究历史、政治、风俗和民众生活心态及思想追求等方面的形象资料价值。作为传统年画最后一个繁荣阶段的代表——上海旧校场年画，由于它的地域特点和艺术特色，已成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市民百姓思维和文化心理、行为的一个重要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