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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善治之本就是要把最能干的人选上来治理国家。治理中国的政治团队正是中华民族最优秀、最实干的群体。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通过亲身观察发现：正是十几亿中国人中最杰出的分子在掌舵。
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道之行》一书中，作者鄢一龙等人着重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何以独具强大生命力这个关键性问题。
作者研究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政党，依据西方政治学的政党理论来认识中国共产党，极易落入认知陷阱。中国共产党具有双重属性：首先，它是一个超级政治组织，是拥有8800多万党员的先锋队；其次，它是一个超强国家机构，党的各级委员会是国家政权的核心领导机构。这种双重属性形成了独特的制度安排与治理方式。现摘编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网络治理：中国社会已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
大道恢弘，隐于网络。大至宇宙，小至人类的大脑，都可以说是信息与能量交换的互联网。互联网思维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场席卷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21世纪革命，国家治理也不能置身事外。我们置身于一个互联网时代，却也身处一个越来越分散化、原子化的时代。当代社会虽然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但是不同组织之间却是无数的断层线。马克思曾说：小农社会就像一袋马铃薯，现代的市民社会并没有完全改变这一特点，仍然是一盘散乱的鹅卵石。
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人与人的互联网。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最大规模的“超级网络组织”，它联接着13亿多中国人民，延伸到企业组织、各级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已然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它兼具集中控制的星型结构与分散控制的分布式结构的特征。破解这一网络在资源层、制度层、链接层与心理层的运行图景，是揭开中国国家治理秘密的关键所在。
概而言之，当今中国政治之秘诀在于：既依现代政治之精密组织原则，设立各种分工严密、灵活多样的政治组织，以适应现代社会日趋分散、多元的特点；同时又以中国共产党坚强、广泛、柔性的领导贯穿其中，以克服现代社会不相统属、相互分离、相互掣肘的弊端，从而形成一种既灵活又高效的政治体制。
统合治理：有效避免了多元政治体制中的一盘散沙等问题
在政治运行中，中国不搞三权分立，也不同于议行合一体制。国家权力的实际运行如同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常委会讨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执行。”
党的领导权的这种统合功能，有效避免了多元政治体制中的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等问题。中国台湾地区实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分工”，在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又加上了监察权和考试权，曾自称“三权分立、政府无能，五权分工、政府万能”；然而，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政府万万不能”。究其原因，恰恰在于实现了所谓的“民主化”之后，缺乏有效的权力整合平台，使得五权分工体制变成五权分立体制，有分工无协作，有制衡无配合。
社会权力同样需要整合。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是不平衡的，不同领域的精英垄断着“分散的霸权”，普通大众却是悄然无声的弱势群体，资本是现代社会最具支配性的权力，媒体、非政府组织等深刻塑造着现代社会。如果缺乏有效的统合力量，如何避免公共利益被分利集团捕获？如何避免社会秩序碎片化？如何让无声者的权益得到维护？
中国社会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核心领导力量，才形成了合力，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与公共利益的达成。党、政双重体制安排是领导权与执行权的分工，有利于推动目标实现。国家掌握了重要的战略性经济资源，才使得作为“经济动物”的企业也不得不符合整个国家的目标理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避免了社会组织的碎片化、分利化问题，从而使党、政、社会共同指向国家目标的实现。
智慧治理：维护整体利益，而不是以局部伤害整体
政府是智慧还是愚蠢，无疑是政治体制的最大正当性问题。然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这个命题，似乎已经被现代的大部分政治学者所遗忘。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智慧与否的根本标准有两条：一是能够维护整体利益，而不是以局部伤害整体；二是有长远眼光，而不是鼠目寸光，走一步、看一步。
西方政党乃私党、分立之党、派系之党、轮流坐庄之党。一如华盛顿等政治家所预见的，党派政治造成的国内政治对立与分裂，已然成为代议制政体的致命伤。极端形式就是乌克兰等国家的状况，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温和形式就是美国等国家政党之间的相互拆台，使得政府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乃公党、合一之党、团结之党、长期执政之党。党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就如同党章规定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中国“政党—国家”的根本制度安排，使得国家除了传统角色之外，有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国家战略者”，不断谋划长远、谋划全局，从而有可能将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落到实处。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使得党的决策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并通过一届接着一届的接续奋斗，推动国家长远目标的不断实现。
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不断制定并实施国家发展的路线与规划。在当今中国政治运行中，一般情况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基本路线，一中、二中全会确定中央机构的人员组成，三中全会进行体制改革设计，四中全会进行党的建设、依法治国等重大设计，五中全会设计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六中全会进行其他重大战略设计（如十八届六中全会着重研究“全面从严治党”）。
西方选举体制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体制，不需要什么长远打算。哪里有什么长远利益，有的不过是如何赢取下一次大选的选票精算。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抱怨：“当中国为了下一代而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我们（指美国）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一次选举。”同时，由于西方政党轮替，不断“翻烧饼”，造成了巨大的“沉没成本”。
贤能治理：十几亿中国人中最杰出的分子在掌舵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善治之本就是要把最能干的人选上来治理国家。治理中国的政治团队正是中华民族最优秀、最实干的群体。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通过亲身观察发现：正是十几亿中国人中最杰出的分子在掌舵。
中国共产党权力体系是个开放的、有活力的体系。党章规定，年满十八岁的各阶层先进分子都可以申请加入中國共产党。党的领导层的成员是通过基层实干才得以晋升的。这体现了我国古代历史上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治理国家的贤能政治传统。当然，如同古代历史上进入文官集团需要认同儒家基本价值规范一样，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进入当代国家治理集团也是必要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治理方式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善治模式，是中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北京日报》2016.12.12）
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道之行》一书中，作者鄢一龙等人着重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何以独具强大生命力这个关键性问题。
作者研究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政党，依据西方政治学的政党理论来认识中国共产党，极易落入认知陷阱。中国共产党具有双重属性：首先，它是一个超级政治组织，是拥有8800多万党员的先锋队；其次，它是一个超强国家机构，党的各级委员会是国家政权的核心领导机构。这种双重属性形成了独特的制度安排与治理方式。现摘编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网络治理：中国社会已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
大道恢弘，隐于网络。大至宇宙，小至人类的大脑，都可以说是信息与能量交换的互联网。互联网思维不只是一种技术，更是一场席卷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21世纪革命，国家治理也不能置身事外。我们置身于一个互联网时代，却也身处一个越来越分散化、原子化的时代。当代社会虽然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但是不同组织之间却是无数的断层线。马克思曾说：小农社会就像一袋马铃薯，现代的市民社会并没有完全改变这一特点，仍然是一盘散乱的鹅卵石。
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人与人的互联网。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最大规模的“超级网络组织”，它联接着13亿多中国人民，延伸到企业组织、各级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已然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它兼具集中控制的星型结构与分散控制的分布式结构的特征。破解这一网络在资源层、制度层、链接层与心理层的运行图景，是揭开中国国家治理秘密的关键所在。
概而言之，当今中国政治之秘诀在于：既依现代政治之精密组织原则，设立各种分工严密、灵活多样的政治组织，以适应现代社会日趋分散、多元的特点；同时又以中国共产党坚强、广泛、柔性的领导贯穿其中，以克服现代社会不相统属、相互分离、相互掣肘的弊端，从而形成一种既灵活又高效的政治体制。
统合治理：有效避免了多元政治体制中的一盘散沙等问题
在政治运行中，中国不搞三权分立，也不同于议行合一体制。国家权力的实际运行如同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常委会讨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执行。”
党的领导权的这种统合功能，有效避免了多元政治体制中的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等问题。中国台湾地区实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权分工”，在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又加上了监察权和考试权，曾自称“三权分立、政府无能，五权分工、政府万能”；然而，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政府万万不能”。究其原因，恰恰在于实现了所谓的“民主化”之后，缺乏有效的权力整合平台，使得五权分工体制变成五权分立体制，有分工无协作，有制衡无配合。
社会权力同样需要整合。现代社会的多元化是不平衡的，不同领域的精英垄断着“分散的霸权”，普通大众却是悄然无声的弱势群体，资本是现代社会最具支配性的权力，媒体、非政府组织等深刻塑造着现代社会。如果缺乏有效的统合力量，如何避免公共利益被分利集团捕获？如何避免社会秩序碎片化？如何让无声者的权益得到维护？
中国社会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核心领导力量，才形成了合力，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与公共利益的达成。党、政双重体制安排是领导权与执行权的分工，有利于推动目标实现。国家掌握了重要的战略性经济资源，才使得作为“经济动物”的企业也不得不符合整个国家的目标理性。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避免了社会组织的碎片化、分利化问题，从而使党、政、社会共同指向国家目标的实现。
智慧治理：维护整体利益，而不是以局部伤害整体
政府是智慧还是愚蠢，无疑是政治体制的最大正当性问题。然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这个命题，似乎已经被现代的大部分政治学者所遗忘。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智慧与否的根本标准有两条：一是能够维护整体利益，而不是以局部伤害整体；二是有长远眼光，而不是鼠目寸光，走一步、看一步。
西方政党乃私党、分立之党、派系之党、轮流坐庄之党。一如华盛顿等政治家所预见的，党派政治造成的国内政治对立与分裂，已然成为代议制政体的致命伤。极端形式就是乌克兰等国家的状况，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温和形式就是美国等国家政党之间的相互拆台，使得政府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乃公党、合一之党、团结之党、长期执政之党。党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就如同党章规定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由于中国“政党—国家”的根本制度安排，使得国家除了传统角色之外，有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国家战略者”，不断谋划长远、谋划全局，从而有可能将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落到实处。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使得党的决策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并通过一届接着一届的接续奋斗，推动国家长远目标的不断实现。
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不断制定并实施国家发展的路线与规划。在当今中国政治运行中，一般情况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基本路线，一中、二中全会确定中央机构的人员组成，三中全会进行体制改革设计，四中全会进行党的建设、依法治国等重大设计，五中全会设计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六中全会进行其他重大战略设计（如十八届六中全会着重研究“全面从严治党”）。
西方选举体制就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体制，不需要什么长远打算。哪里有什么长远利益，有的不过是如何赢取下一次大选的选票精算。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恩格尔抱怨：“当中国为了下一代而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我们（指美国）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下一次选举。”同时，由于西方政党轮替，不断“翻烧饼”，造成了巨大的“沉没成本”。
贤能治理：十几亿中国人中最杰出的分子在掌舵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善治之本就是要把最能干的人选上来治理国家。治理中国的政治团队正是中华民族最优秀、最实干的群体。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通过亲身观察发现：正是十几亿中国人中最杰出的分子在掌舵。
中国共产党权力体系是个开放的、有活力的体系。党章规定，年满十八岁的各阶层先进分子都可以申请加入中國共产党。党的领导层的成员是通过基层实干才得以晋升的。这体现了我国古代历史上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治理国家的贤能政治传统。当然，如同古代历史上进入文官集团需要认同儒家基本价值规范一样，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进入当代国家治理集团也是必要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治理方式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善治模式，是中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北京日报》2016.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