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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教授以深刻的思想和令人敬佩的创新精神，在他的新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建立了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密切结合的、以考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为重点的经济理论体系。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学派的代表作。
新颖的思路——体制·目标·人
经济学既是社会启蒙的科学又是社会设计的科学。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它应告诉人们在经济活动当中什么才是值得向往、应该争取的；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它应该告诉人们，如何正确地了解现实、把握现实，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制定发展目标，并把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这两个问题是经济学中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即实证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这两个层次的任何偏废和混淆，都会带来十分有害的结果。因此，厉以宁教授指出，经济学的研究应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
那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将“体制·目标·人”三个层次有机地联结呢？专著中展示了如下的思路和途径：首先以目前既定的经济体制为前提，来展开对现实经济运行的实证性考察和分析，即现实地、动态地深入考察分析国民经济的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考察分析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以及与各类市场的关系，考察分析个人作为投资者的各项经济活动以及与各类市场的关系，考察分析个人作为消费者的各项经济活动以及与各类市场的关系。通过这样的考察分析，就能使人们切实地、比较深入地把握现实经济的运行机制及其未来趋向。在此基础上，再展开规范性的分析和研究，进入“目标·人”层次，来认真考察在既定经济体制前提下的经济运行能否使各种社会资源在目前科学技术条件下达到有效、合理的配置，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能否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如果不能，或者说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不能，我们就能回过头来，溯本追源，找出既定体制在相应范围和相应程度上的缺陷，从而对体制进行目标明确的改革和完善。人们熟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须重新组合生产要素，才能使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巨大动力。问题在于，这种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要求如何迅速、准确地反映到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上呢？上述思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沿着这一途径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一种内在的发展机制和创新机制，它能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来不断地更新自己。这样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摆脱传统理论体系那种日益退化、“一代不如一代”的神学般的厄运。
经济政策指导思想的革命性变革
沿着“体制、目标、人”的层次，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自然地推导出一系列深刻的思想或结论，与传统理论所给出的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相比，这些新思想是革命性的。这里，我们主要评述其中主要的几个，即：第二次调节理论；失衡理论；短缺理论和所有制改革理论。
第二次调节理论按照前面所说的思路来考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人们就会发现，象人体有一种自我调理以维持平衡的功能一样，经济本身也有一种自我调理的功能，它可以细分为扩张性的(相应于人体的亢进性功能)和收敛性的(相应于人体的抑制性功能)，二者相互制约、相互补充，使社会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大体上能够维持平衡。这是因为在一定的时期里，由于多数微观经济单位在市场上采取进取的活动，社会经济的扩张性功能的发挥会超过收敛性功能的发挥，社会经济将会增长，直至膨胀。但社会的收敛性功能并不会消失，它仍将发挥作用。这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微观经济单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逐渐减少进取活动，并进而由进取活动改为采取保守活动。这就能对社会经济的膨胀起到抑制作用。社会经济之所以一般不可能无限制地膨胀下去，正是这种自我调理功能得以发挥的结果。在另一种情况下，由于一定时期内多数微观经济单位在市场上采取保守的活动，社会经济的收敛性功能的发挥将会超过扩张性功能的发挥，社会经济将停滞，直至萎缩。但社会经济的扩张性功能并未消失，它仍将发挥作用。这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微观经济单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逐渐减少保守活动，并进而由保守活动改为采取进取活动。这就对社会经济的萎缩起到抑制作用。社会经济之所以一般不可能无限制地萎缩下去，正是这种自我调理功能得以发挥的结果。当然，在现实经济的运行中，第一，从社会环境方面来看，由于经济立法的不完善、信息系统的缺陷、市场中产生的垄断因素的干扰、社会的不安定等等情况，都可能导致社会经济的某一种功能的作用的减弱甚至失灵。第二，从微观经济单位本身来看，微观经济单位对供求前景的错误估计和对这种错误估计的坚持，它们背离自身利益原则而采取的行动或它们可能采取的种种反常的行动等情况，也有可能导致社会经济的某一种功能的作用的减弱甚至失灵。这种情况下，政府调节就成为必要，即通过政府的调节以消除来自社会环境方面或来自微观经济单位本身的那些引起社会经济的某一种功能作用减弱、甚至失灵的现象。这正象医生的工作一样，对健康、正常的人，他不必过问，他所过问的应是生病的人和可能生病的人。进而，医生治病的目的一般都在于恢复人体的正常功能，而不是用大夫的调理去取代人体本身的功能。因此，政府的调节必须是立足于市场的调节，必须是科学的、尊重经济规律的调节，其目的是完善市场机制，而不是取代市场机制。当然，略有不同的是，政府在调节经济的过程中往往握有主动权，并且，这种主动权在社会协调方面更为突出，其目的在于使经济运行符合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政府有了这种主动权，就能在认为需要调节时予以调节，不需要调节时让市场去调节。这就是厉以宁教授所说的“第二次调节理论”。这一理论可简单归结为：市场的调节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第一个层次上的调节，而政府调节是第二个层次上的调节。
依据第二次调节理论，“计划经济为主”这一社会主义原则才能显示出它的真正魄力。这就是国家掌握调节经济的主动权。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对这一原则的理解上存在着一种机械的“板块拼装”式的错误看法，以致于产生一种思想上的迷误。这种“板块理论”的错误何在呢？就在于它把经济人为地分割成两块，一块由计划调节，一块由市场调节，而不了解这两部分经济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把经济看成是机械地组装而成的复合体。这种“板块理论”的指导思想是：国家能包办一切，只是由于目前力量不足，才让出一块地盘，由市场去拾遗补缺。根据这种理论，价格将长期是两种互不相关的价格，流通将长期是两个独立的系统的流通。根据这种理论，市场调节将是过渡性的、不得已的措施，最终将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体系，也就是说，最终将取消市场调节，一切将由政府来安排。这种被现代控制论专家称之为“电子计算机乌托邦式陷阱”的观点，明显是本末倒置的、不科学的。首先，任何先进手段都不可能及时、准确地获得消费者千差万别、瞬息万变的需求信息，并适时作出处理，发出指令；也不可能及时、准确地得到生产者的信息；更何况任何电子计算机从根本上说都存在着一个“计算可行性”问题。这就使上述设想无法摆脱一个两难选择：要“完善”化，只能是乌托邦；要付诸实施，只能瞎指挥，甚至是用计算机瞎指挥。另外，更为深刻的问题是，计划体系无法解决个体的责任和动力问题，可以设想，个体的最主要活动——经济活动——完全被与己无关的力量所控制，所安排，个体还能有什么责任和动力，还谈得上什么充分发挥个性，只能是责任心的丧失、个性的泯灭。
失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人们就会发现，社会主义经济中不仅大量地存在着失衡的可能性，而且大量地存在着失衡的现实性。这里既有总量的失衡，也有结构性失衡。失衡的原因在于宏微观经济的不协调。我们知道，在现实经济中，企业经济活动和个人经济行为是分散的，不确定的，企业和个人按照各自的利益和意图进行经济的决策，这些活动不可能自发地同国民经济运行处于相互适应之中，必然会对其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五点：(1)企业存货调整影响市场商品可供量，(2)企业资金筹集与运用影响资金的货币形态向实物形态的转化，(3)个人消费品存量调整影响消费品市场，(4)个人现金持有额调整影响国民经济中的货币量，(5)个人资产形式调整影响社会物质产品的供求关系和社会资金的供求关系。这表明，一方面，企业和个人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图进行的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而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单位的活力又恰恰体现在它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图行事上。因此，失衡是现实的、难以避免的。应当明确指出，失衡是由微观活动的分散性、不规则性与宏观经济运行的整体性、稳定性间的矛盾引起的，它和社会主义是否优越这一问题没有必然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社会经济的高速、协调发展，而不是为平衡而平衡。低水平的平衡是很容易办到的，比如主要商品都定量供应，并依此安排生产，但这种平衡恰恰会毁坏社会主义的声誉。我们还应指出，经济史料表明，同时达到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的“四大平衡”，一般是做不到的，除非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有一种“此消彼长”式的制约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这一点：平衡不是目标，平衡只是一种分析方法，是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坐标系。这当然不是说不平衡就好，而是说，只要能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点失衡并不可怕。当失衡比较严重时，政府可以适当调节，使之基本平衡，至少不致扩展。但当失衡严重到政府调节也解决不了时，就要为之付出代价，即必须强迫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该关闭的企业坚决关闭，该破产的企业坚决让其破产，以清扫场地，消除浪费，促进有生命力、有前途的企业迅速成长，使经济恢复正常运转。
短缺理论对失衡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人们就会发现，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阶段(相应于更高级的发达阶段)，是一种短缺经济。为什么会短缺，有传统经济体制上的原因，这已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论证。厉以宁教授在这部专著中所指出的是，即使假定体制问题解决了，企业真正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了，仍然将是短缺经济。原因有三，第一是生产资料短缺的原因：(1)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不发达社会的基础上的，产业结构本来就不协调，因此发展中会造成瓶颈现象，表现为能源、动力、建筑材料、原材料等等的短缺；(2)加工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总是大于原材料和其它基础设施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此在生产发展过程中，总会产生某些关键性生产资料的不足；(3)当企业有扩大再生产的自主权后，为取得盈利，必定要求改进技术，而在发展阶段，改进技术的潜力很大，因此企业愿意增加投资，以取得更大的潜在利润，这也将引起生产资料的短缺。第二是消费资料短缺的原因：(1)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在不发达社会的基础上，以前人们的消费需求被人为地压得很低，随着收入的增加，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弥补长期被压制的消费需求，农民和职工大部分增加了的收入必然自动转化为消费支出，因此，消费需求的较大增长必然出现；(2)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农产品商品化扩大的过程，是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化的过程，所以居民的消费支出会增加；(3)由于历史遗留的产业结构不协调问题，往往使消费品的供求结构难以协调。第三是资金短缺的原因：假定把收入分解为“收入1”阶段(现阶段)和“收入2”阶段，收入1又相应分解为消费1和储蓄1，收入2分解为消费2和储蓄2。于是，企业在收入1阶段为扩大再生产要筹集资金，筹集多少，其根据是收入2阶段的消费2，而资金的供给则是和收入1阶段的储蓄1相应的。这样，由于在发展阶段收入2往往大于收入1，所以，资金的供给往往小于需求。总之，在发展阶段，至多能够做到需求略大于供给，而供给大于需求是难以做到的。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在“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环境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善于适应现实中存在、并且很可能在较长时期内继续存在的“需求略大于供给”的客观形势，必须学会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使需求较大不致于形成对经济的较大压力，不致于使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行因需求较大而受到阻碍。我们应当避免的，只是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过度膨胀，只是由于需求的过度膨胀而导致的总量失衡和结构性失衡。只要“供给略大于需求”仍然处于动态相对平衡的区域之内，那就不一定非把抑制需求作为政府的经济调节的迫切任务。这时，政府可以对需求进行调节，也可以听任市场机制自行对需求进行调节，一切依具体情况为转移，而不应强求一律。
对于“需求略大于供给”环境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一定要特别注意“松紧配合”，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采取“双紧”政策。“松紧配合”绝非简单的“二分法”，它有其严格的经济理论依据和深刻的现实背景(参见本专著第十一章第五节)，它不仅包含着对需求的调节，而且也包含着对供给的调节。相当长时期内对“松紧配合”理论的漠视和简单化，是导致经济调节中一系列失误的重要原因，最典型的失误是，以调节需求为初衷，结果是需求未减，却砍了供给。另外，还应指出，对需求本身的调节，也应该“松紧配合”，以防止各种副作用和后遗症。
所有制改革理论按照一般的经济体制改革设想，往往解决不了两个问题：一是解决不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二是解决不了企业的利益、责任、刺激、动力等问题，从而无法使企业具有真正的活力。这里，第二个问题是关键，它的解决，不但能实质性的促进劳动力流动，而且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力量的来源。因此，需要从两个方面深入改革，第一是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第二是所有制的改革，而其中最关键的是所有制改革。因为如果不进行所有制改革，企业的利益、责任、刺激、动力问题不可能真正解决，从而就不可能真正增强企业的活力。近年来，农村经济改革给人们的最大启示就是：农民活力的源泉来自所有制改革，即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改为土地公有化基础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新型的公有制，它适应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活跃。
上文所说的所有制改革，是指突破传统的全民所有制形式，把传统的公有制变为新型的公有制，这将以建立越来越多的股份企业、合作企业为重点。关于我国所有制改革如何展开的基本设想，厉以宁教授在近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演讲中，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比如读者可参阅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第五版，我们不再重复。这里，我们想强调和澄清的是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通过所有制改革而建立的股份企业，是一种新型的更真实的公有制企业，因为它真正体现了劳动者群体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这一公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且能真正将劳动者的所有权由抽象变为具体，由空洞变为切实。不仅如此，企业的股份制是公有经济的扩大，而不是公有经济的削弱。这是因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重要的不是公有经济的资金拥有量，而是公有经济所支配的资金量。股份企业的发展，恰恰意味着公有经济所支配的资金量的倍增。
第二，经济改革的关键是所有制改革，而不是价格改革。日本、英国的市场价格不能说没有理顺，但国营企业照样没有效率，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关于所有制改革与价格改革两种思路，厉以宁教授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曾作了如下的比较：(1)价格改革给居民带来的是负的心理效应，即人们这时会想到：“我在价格改革中会失去什么？”而所有制改革给人们带来正的心理效应，即人们会想到：“我在所有制改革中会增加什么？”(2)价格改革不能试点，一步迈出后，无法收回，具有不可逆性；而所有制改革则可以通过试点，积累经验，逐步推广。(3)价格一旦改革，有关企业都被迫卷入，并承担其后果。有些企业即使感到价格调整后对自己不利，也只好接受，它们往往不是采取积极配合的方式，甚至会采取应付的做法。而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来说，则是自愿加入的。每个企业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愿采取某种形式或方式进行试点。哪个企业认为自己的条件还不成熟，也可以不试点。这样，凡是进行试点的企业，就会采取积极的态度，以便作出成绩来。(4)地方政府对价格改革有顾虑，因为它们将直接承受由此带来的压力，包括来自地方企业的压力和来自居民的压力；而所有制改革则是受地方政府欢迎的，它们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确定所有制改革的试点企业，并协助它们进行改革，总结经验。虽有企业破产等带来的波动，但这是局部的、个别的。(5)价格改革的结果是不确定的，特别是第二轮以及以后各轮的效应，实际上是预测不到的，因为人们的心理由于“自适应预期”而发生了变化，从而经济行为也随之变化；但所有制改革的结果，相对而言是比较确定的。(6)价格改革充其量只是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适宜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它本身并不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而所有制改革才真正涉及企业的利益、责任、刺激、动力问题。(7)价格改革很难和其它改革配套，价格变动引起波动，必然使其它改革放慢。例如，在价格有较大幅度调整的过程中，金融就要紧缩，以防止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社会受到更大的冲击；并且，资金市场的形成和金融体制的改革也得迟延，劳动就业体制得保持稳定，等等。而所有制改革可以做到价格走小步，其它改革加快；如金融体制改革要加快，以便及早形成资金市场、横向融通资金；劳动就业体制要加快改革，以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等等。(8)必须考虑改革的经济成本。所有制改革不需追加成本，而价格改革必然要追加较大成本，例如需要增加工资补贴，还要有一大批人员和机构来检查物价、管理物价。(9)价格改革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使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难以配套，这是与改革的现实需要相悖的；而所有制改革必然和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必然涉及国家财产谁来管，专业厅、局的作用，党委的作用等问题。(10)价格改革层次较低，以为国家管理机构能制定出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这是一个典型的电子计算机乌托邦式的幻想，现代信息论和控制论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价格改革很被动，最终目的也层次较低。而所有制改革要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参与生产资料使用支配的决策，最终是要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走向真正的社会所有制。
总之，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当前，应当把所有制改革提到前台，尽快试点进行。这样，其它方面的改革也可以相互配套进行，从而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
读完厉以宁教授的这部专著，我由衷地敬佩作者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高度概括能力和娴熟的驾驭能力，敬佩作者科学的求实精神，严密的推理能力，无畏的理论勇气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书中给出的是一个独立于现行经济政策的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该体系是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给出的体制前提为出发点的，但在严格的分析中，又指出了该前提必须改革的深刻原因和改革的具体思路；该体系中推导出的许多思想使一些传统思想显得更为贫弱和苍白。书中没有引用任何经典著作中的语录，但随处都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闪耀。
当然，正如厉以宁教授所说的，这只是一部供初学者学习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入门读物，它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所有问题，不少细节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不过，我认为，一部开创新体系的理论著作，关键在于它能够站在新的高度，有新的构思，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开拓新的研究途径，在它的启发和带动下，引来一系列创新之作，在它所奠定的基础上，建起崭新的理论大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新颖的思路——体制·目标·人
经济学既是社会启蒙的科学又是社会设计的科学。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它应告诉人们在经济活动当中什么才是值得向往、应该争取的；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它应该告诉人们，如何正确地了解现实、把握现实，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制定发展目标，并把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这两个问题是经济学中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即实证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这两个层次的任何偏废和混淆，都会带来十分有害的结果。因此，厉以宁教授指出，经济学的研究应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
那么，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将“体制·目标·人”三个层次有机地联结呢？专著中展示了如下的思路和途径：首先以目前既定的经济体制为前提，来展开对现实经济运行的实证性考察和分析，即现实地、动态地深入考察分析国民经济的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考察分析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以及与各类市场的关系，考察分析个人作为投资者的各项经济活动以及与各类市场的关系，考察分析个人作为消费者的各项经济活动以及与各类市场的关系。通过这样的考察分析，就能使人们切实地、比较深入地把握现实经济的运行机制及其未来趋向。在此基础上，再展开规范性的分析和研究，进入“目标·人”层次，来认真考察在既定经济体制前提下的经济运行能否使各种社会资源在目前科学技术条件下达到有效、合理的配置，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能否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如果不能，或者说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不能，我们就能回过头来，溯本追源，找出既定体制在相应范围和相应程度上的缺陷，从而对体制进行目标明确的改革和完善。人们熟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须重新组合生产要素，才能使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巨大动力。问题在于，这种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要求如何迅速、准确地反映到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上呢？上述思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沿着这一途径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一种内在的发展机制和创新机制，它能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来不断地更新自己。这样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摆脱传统理论体系那种日益退化、“一代不如一代”的神学般的厄运。
经济政策指导思想的革命性变革
沿着“体制、目标、人”的层次，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自然地推导出一系列深刻的思想或结论，与传统理论所给出的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相比，这些新思想是革命性的。这里，我们主要评述其中主要的几个，即：第二次调节理论；失衡理论；短缺理论和所有制改革理论。
第二次调节理论按照前面所说的思路来考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人们就会发现，象人体有一种自我调理以维持平衡的功能一样，经济本身也有一种自我调理的功能，它可以细分为扩张性的(相应于人体的亢进性功能)和收敛性的(相应于人体的抑制性功能)，二者相互制约、相互补充，使社会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大体上能够维持平衡。这是因为在一定的时期里，由于多数微观经济单位在市场上采取进取的活动，社会经济的扩张性功能的发挥会超过收敛性功能的发挥，社会经济将会增长，直至膨胀。但社会的收敛性功能并不会消失，它仍将发挥作用。这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微观经济单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逐渐减少进取活动，并进而由进取活动改为采取保守活动。这就能对社会经济的膨胀起到抑制作用。社会经济之所以一般不可能无限制地膨胀下去，正是这种自我调理功能得以发挥的结果。在另一种情况下，由于一定时期内多数微观经济单位在市场上采取保守的活动，社会经济的收敛性功能的发挥将会超过扩张性功能的发挥，社会经济将停滞，直至萎缩。但社会经济的扩张性功能并未消失，它仍将发挥作用。这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微观经济单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逐渐减少保守活动，并进而由保守活动改为采取进取活动。这就对社会经济的萎缩起到抑制作用。社会经济之所以一般不可能无限制地萎缩下去，正是这种自我调理功能得以发挥的结果。当然，在现实经济的运行中，第一，从社会环境方面来看，由于经济立法的不完善、信息系统的缺陷、市场中产生的垄断因素的干扰、社会的不安定等等情况，都可能导致社会经济的某一种功能的作用的减弱甚至失灵。第二，从微观经济单位本身来看，微观经济单位对供求前景的错误估计和对这种错误估计的坚持，它们背离自身利益原则而采取的行动或它们可能采取的种种反常的行动等情况，也有可能导致社会经济的某一种功能的作用的减弱甚至失灵。这种情况下，政府调节就成为必要，即通过政府的调节以消除来自社会环境方面或来自微观经济单位本身的那些引起社会经济的某一种功能作用减弱、甚至失灵的现象。这正象医生的工作一样，对健康、正常的人，他不必过问，他所过问的应是生病的人和可能生病的人。进而，医生治病的目的一般都在于恢复人体的正常功能，而不是用大夫的调理去取代人体本身的功能。因此，政府的调节必须是立足于市场的调节，必须是科学的、尊重经济规律的调节，其目的是完善市场机制，而不是取代市场机制。当然，略有不同的是，政府在调节经济的过程中往往握有主动权，并且，这种主动权在社会协调方面更为突出，其目的在于使经济运行符合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政府有了这种主动权，就能在认为需要调节时予以调节，不需要调节时让市场去调节。这就是厉以宁教授所说的“第二次调节理论”。这一理论可简单归结为：市场的调节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第一个层次上的调节，而政府调节是第二个层次上的调节。
依据第二次调节理论，“计划经济为主”这一社会主义原则才能显示出它的真正魄力。这就是国家掌握调节经济的主动权。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在对这一原则的理解上存在着一种机械的“板块拼装”式的错误看法，以致于产生一种思想上的迷误。这种“板块理论”的错误何在呢？就在于它把经济人为地分割成两块，一块由计划调节，一块由市场调节，而不了解这两部分经济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把经济看成是机械地组装而成的复合体。这种“板块理论”的指导思想是：国家能包办一切，只是由于目前力量不足，才让出一块地盘，由市场去拾遗补缺。根据这种理论，价格将长期是两种互不相关的价格，流通将长期是两个独立的系统的流通。根据这种理论，市场调节将是过渡性的、不得已的措施，最终将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体系，也就是说，最终将取消市场调节，一切将由政府来安排。这种被现代控制论专家称之为“电子计算机乌托邦式陷阱”的观点，明显是本末倒置的、不科学的。首先，任何先进手段都不可能及时、准确地获得消费者千差万别、瞬息万变的需求信息，并适时作出处理，发出指令；也不可能及时、准确地得到生产者的信息；更何况任何电子计算机从根本上说都存在着一个“计算可行性”问题。这就使上述设想无法摆脱一个两难选择：要“完善”化，只能是乌托邦；要付诸实施，只能瞎指挥，甚至是用计算机瞎指挥。另外，更为深刻的问题是，计划体系无法解决个体的责任和动力问题，可以设想，个体的最主要活动——经济活动——完全被与己无关的力量所控制，所安排，个体还能有什么责任和动力，还谈得上什么充分发挥个性，只能是责任心的丧失、个性的泯灭。
失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人们就会发现，社会主义经济中不仅大量地存在着失衡的可能性，而且大量地存在着失衡的现实性。这里既有总量的失衡，也有结构性失衡。失衡的原因在于宏微观经济的不协调。我们知道，在现实经济中，企业经济活动和个人经济行为是分散的，不确定的，企业和个人按照各自的利益和意图进行经济的决策，这些活动不可能自发地同国民经济运行处于相互适应之中，必然会对其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概括起来，有以下五点：(1)企业存货调整影响市场商品可供量，(2)企业资金筹集与运用影响资金的货币形态向实物形态的转化，(3)个人消费品存量调整影响消费品市场，(4)个人现金持有额调整影响国民经济中的货币量，(5)个人资产形式调整影响社会物质产品的供求关系和社会资金的供求关系。这表明，一方面，企业和个人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图进行的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而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单位的活力又恰恰体现在它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图行事上。因此，失衡是现实的、难以避免的。应当明确指出，失衡是由微观活动的分散性、不规则性与宏观经济运行的整体性、稳定性间的矛盾引起的，它和社会主义是否优越这一问题没有必然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社会经济的高速、协调发展，而不是为平衡而平衡。低水平的平衡是很容易办到的，比如主要商品都定量供应，并依此安排生产，但这种平衡恰恰会毁坏社会主义的声誉。我们还应指出，经济史料表明，同时达到财政、信贷、外汇、物资的“四大平衡”，一般是做不到的，除非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有一种“此消彼长”式的制约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明确这一点：平衡不是目标，平衡只是一种分析方法，是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坐标系。这当然不是说不平衡就好，而是说，只要能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点失衡并不可怕。当失衡比较严重时，政府可以适当调节，使之基本平衡，至少不致扩展。但当失衡严重到政府调节也解决不了时，就要为之付出代价，即必须强迫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该关闭的企业坚决关闭，该破产的企业坚决让其破产，以清扫场地，消除浪费，促进有生命力、有前途的企业迅速成长，使经济恢复正常运转。
短缺理论对失衡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人们就会发现，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阶段(相应于更高级的发达阶段)，是一种短缺经济。为什么会短缺，有传统经济体制上的原因，这已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论证。厉以宁教授在这部专著中所指出的是，即使假定体制问题解决了，企业真正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了，仍然将是短缺经济。原因有三，第一是生产资料短缺的原因：(1)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不发达社会的基础上的，产业结构本来就不协调，因此发展中会造成瓶颈现象，表现为能源、动力、建筑材料、原材料等等的短缺；(2)加工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总是大于原材料和其它基础设施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此在生产发展过程中，总会产生某些关键性生产资料的不足；(3)当企业有扩大再生产的自主权后，为取得盈利，必定要求改进技术，而在发展阶段，改进技术的潜力很大，因此企业愿意增加投资，以取得更大的潜在利润，这也将引起生产资料的短缺。第二是消费资料短缺的原因：(1)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在不发达社会的基础上，以前人们的消费需求被人为地压得很低，随着收入的增加，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弥补长期被压制的消费需求，农民和职工大部分增加了的收入必然自动转化为消费支出，因此，消费需求的较大增长必然出现；(2)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农产品商品化扩大的过程，是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化的过程，所以居民的消费支出会增加；(3)由于历史遗留的产业结构不协调问题，往往使消费品的供求结构难以协调。第三是资金短缺的原因：假定把收入分解为“收入1”阶段(现阶段)和“收入2”阶段，收入1又相应分解为消费1和储蓄1，收入2分解为消费2和储蓄2。于是，企业在收入1阶段为扩大再生产要筹集资金，筹集多少，其根据是收入2阶段的消费2，而资金的供给则是和收入1阶段的储蓄1相应的。这样，由于在发展阶段收入2往往大于收入1，所以，资金的供给往往小于需求。总之，在发展阶段，至多能够做到需求略大于供给，而供给大于需求是难以做到的。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在“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环境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善于适应现实中存在、并且很可能在较长时期内继续存在的“需求略大于供给”的客观形势，必须学会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使需求较大不致于形成对经济的较大压力，不致于使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行因需求较大而受到阻碍。我们应当避免的，只是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过度膨胀，只是由于需求的过度膨胀而导致的总量失衡和结构性失衡。只要“供给略大于需求”仍然处于动态相对平衡的区域之内，那就不一定非把抑制需求作为政府的经济调节的迫切任务。这时，政府可以对需求进行调节，也可以听任市场机制自行对需求进行调节，一切依具体情况为转移，而不应强求一律。
对于“需求略大于供给”环境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一定要特别注意“松紧配合”，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采取“双紧”政策。“松紧配合”绝非简单的“二分法”，它有其严格的经济理论依据和深刻的现实背景(参见本专著第十一章第五节)，它不仅包含着对需求的调节，而且也包含着对供给的调节。相当长时期内对“松紧配合”理论的漠视和简单化，是导致经济调节中一系列失误的重要原因，最典型的失误是，以调节需求为初衷，结果是需求未减，却砍了供给。另外，还应指出，对需求本身的调节，也应该“松紧配合”，以防止各种副作用和后遗症。
所有制改革理论按照一般的经济体制改革设想，往往解决不了两个问题：一是解决不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二是解决不了企业的利益、责任、刺激、动力等问题，从而无法使企业具有真正的活力。这里，第二个问题是关键，它的解决，不但能实质性的促进劳动力流动，而且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力量的来源。因此，需要从两个方面深入改革，第一是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第二是所有制的改革，而其中最关键的是所有制改革。因为如果不进行所有制改革，企业的利益、责任、刺激、动力问题不可能真正解决，从而就不可能真正增强企业的活力。近年来，农村经济改革给人们的最大启示就是：农民活力的源泉来自所有制改革，即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改为土地公有化基础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新型的公有制，它适应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活跃。
上文所说的所有制改革，是指突破传统的全民所有制形式，把传统的公有制变为新型的公有制，这将以建立越来越多的股份企业、合作企业为重点。关于我国所有制改革如何展开的基本设想，厉以宁教授在近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演讲中，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比如读者可参阅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第五版，我们不再重复。这里，我们想强调和澄清的是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通过所有制改革而建立的股份企业，是一种新型的更真实的公有制企业，因为它真正体现了劳动者群体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这一公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且能真正将劳动者的所有权由抽象变为具体，由空洞变为切实。不仅如此，企业的股份制是公有经济的扩大，而不是公有经济的削弱。这是因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重要的不是公有经济的资金拥有量，而是公有经济所支配的资金量。股份企业的发展，恰恰意味着公有经济所支配的资金量的倍增。
第二，经济改革的关键是所有制改革，而不是价格改革。日本、英国的市场价格不能说没有理顺，但国营企业照样没有效率，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关于所有制改革与价格改革两种思路，厉以宁教授在北京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曾作了如下的比较：(1)价格改革给居民带来的是负的心理效应，即人们这时会想到：“我在价格改革中会失去什么？”而所有制改革给人们带来正的心理效应，即人们会想到：“我在所有制改革中会增加什么？”(2)价格改革不能试点，一步迈出后，无法收回，具有不可逆性；而所有制改革则可以通过试点，积累经验，逐步推广。(3)价格一旦改革，有关企业都被迫卷入，并承担其后果。有些企业即使感到价格调整后对自己不利，也只好接受，它们往往不是采取积极配合的方式，甚至会采取应付的做法。而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来说，则是自愿加入的。每个企业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愿采取某种形式或方式进行试点。哪个企业认为自己的条件还不成熟，也可以不试点。这样，凡是进行试点的企业，就会采取积极的态度，以便作出成绩来。(4)地方政府对价格改革有顾虑，因为它们将直接承受由此带来的压力，包括来自地方企业的压力和来自居民的压力；而所有制改革则是受地方政府欢迎的，它们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确定所有制改革的试点企业，并协助它们进行改革，总结经验。虽有企业破产等带来的波动，但这是局部的、个别的。(5)价格改革的结果是不确定的，特别是第二轮以及以后各轮的效应，实际上是预测不到的，因为人们的心理由于“自适应预期”而发生了变化，从而经济行为也随之变化；但所有制改革的结果，相对而言是比较确定的。(6)价格改革充其量只是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适宜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它本身并不能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而所有制改革才真正涉及企业的利益、责任、刺激、动力问题。(7)价格改革很难和其它改革配套，价格变动引起波动，必然使其它改革放慢。例如，在价格有较大幅度调整的过程中，金融就要紧缩，以防止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社会受到更大的冲击；并且，资金市场的形成和金融体制的改革也得迟延，劳动就业体制得保持稳定，等等。而所有制改革可以做到价格走小步，其它改革加快；如金融体制改革要加快，以便及早形成资金市场、横向融通资金；劳动就业体制要加快改革，以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等等。(8)必须考虑改革的经济成本。所有制改革不需追加成本，而价格改革必然要追加较大成本，例如需要增加工资补贴，还要有一大批人员和机构来检查物价、管理物价。(9)价格改革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使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难以配套，这是与改革的现实需要相悖的；而所有制改革必然和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必然涉及国家财产谁来管，专业厅、局的作用，党委的作用等问题。(10)价格改革层次较低，以为国家管理机构能制定出一个合理的价格体系，这是一个典型的电子计算机乌托邦式的幻想，现代信息论和控制论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价格改革很被动，最终目的也层次较低。而所有制改革要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参与生产资料使用支配的决策，最终是要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走向真正的社会所有制。
总之，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而经济改革的成功则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当前，应当把所有制改革提到前台，尽快试点进行。这样，其它方面的改革也可以相互配套进行，从而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
读完厉以宁教授的这部专著，我由衷地敬佩作者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高度概括能力和娴熟的驾驭能力，敬佩作者科学的求实精神，严密的推理能力，无畏的理论勇气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书中给出的是一个独立于现行经济政策的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该体系是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给出的体制前提为出发点的，但在严格的分析中，又指出了该前提必须改革的深刻原因和改革的具体思路；该体系中推导出的许多思想使一些传统思想显得更为贫弱和苍白。书中没有引用任何经典著作中的语录，但随处都能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闪耀。
当然，正如厉以宁教授所说的，这只是一部供初学者学习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入门读物，它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所有问题，不少细节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不过，我认为，一部开创新体系的理论著作，关键在于它能够站在新的高度，有新的构思，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开拓新的研究途径，在它的启发和带动下，引来一系列创新之作，在它所奠定的基础上，建起崭新的理论大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