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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里，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一位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销声匿迹于人们的视野中，即便在近年重新发掘钱基博的背后，也是其子钱钟书巨大的身影。但自2007年钱基博诞辰120周年之际，华中师大召开“钱基博与国学研讨会”，到几家出版社系统出版规模庞大的钱基博作品集，一个“诂经谭史、学贯四部、著作等身、成就非凡”的国学大师形象已逐渐清晰起来。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被创造、被发现的过程。
【共和国的新生活】
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知识分子们开始面临去与留的选择。钱基博对解放军过江的形势判断受其弟钱基厚政治态度的影响，决意留在大陆。
1949年4月，武汉将要解放，一些工厂的经理和高级职员陆续外逃。当时钱基博的次子钱钟纬任汉口申新四厂副厂长，钱基博带着一本《转变中之北平》的小册子（说明他对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已有所研究与了解）过江来看儿子，要求他坚守岗位，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迎接解放，并亲自为工厂拟布告。据其外孙女石定果回忆，解放初期，武汉市长曾亲至钱处，显示出那个时期钱老在社会上的重要影响力。
1949年后，钱基博一直在武昌华中师范学院（即今日的华中师大）历史系任教授，经历了学校由私立改公立的全过程，对学校有很深的感情。去世前，他把藏书及私藏的两百余件文物全部捐给了华师，还亲自撰写了几万字的“历史博物馆陈列品研究报告”。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和许多老辈知识分子一样，他抱有热情和期待。他的学生吴忠匡说，“1949年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日隆，先生常喜形于色”。华中师大前校长章开沅先生也说，1949年后的钱基博是位“非常爱国、追求进步的儒者”，“非常热心政治学习，热爱共产党，热爱并十分钦佩毛主席”。（《钱基博学术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当然，对此还需比较钱老在解放前后的不同表现，深究他的性格特质，才能得出准确的评价。
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钱基博罕见地以10天时间通读全书，着重“观其会通，以籀其成功”，并在扉页写下三点心得：
一、大处下子，小处著眼，千头万绪，快刀斩乱麻之手段，而难在细针密缕，不走一毫。
二、主义一定，方略万变，所以头头是道，无著不活，而能因祸得福，转败而为功。
三、时势艰难，会值丧败，而能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所以善败不亡。
《实践论》最启发人神知。
可见，钱基博对毛的思想不无溢誉之辞。但就在1942年2月，钱基博在国立师范学院办的《国力月刊》上也发表了题为《德国兵家之批判及中国抗战之前途——增订新战史例孙子章句训义卷头语》一文，通过与中外历史人物比较，同样认为蒋介石“知兵法而能治军事”，赞扬他“高瞻远瞩，推陈出新”。
从钱基博解放前后的言行来观察，他对社会政治不可谓不关心，对未来的预测也不可谓不精准。关心民瘼，关注时局，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尽责的体现，而要在政治上刻意选边站，却注定会埋下祸患的种子。从这一点看，他没有儿子钱钟书在政治上的成熟。
1952年6月至8月，华中师院“思想改造”运动开始。面对自己，钱基博真诚“检讨”，写出了两万多字的《自我检讨书》，内容详实，态度诚恳。全文分四个部分：
一、我的思想，多方面接受；不过不放弃我中国人的立场。
二、我的社会意识很浓厚，而革命性则缺乏。
三、我不能劳动，而人家劳动的果实，则不敢糟蹋。
四、我不愿自己腐化以腐化社会；尤其不愿接受社会腐化以腐蚀我民族本能。
从全文看，钱基博不卑不亢，坦诚解剖，并无明显巴结别人、贬低自己的意思，这一点和冯友兰等知识分子就有明显区别。所幸这次顺利过关。从1953年开始，时年67岁的钱基博身体转差，说话已有困难，不再去教室上课，很少参加会议，基本是独自读书、治学，也帮助指导青年教师，适时提些建议。钱老在院系里是让人相当敬重的长者。据最后一批被指导的青年教师回忆，从1956年10月到1957年6月，钱基博为系里的青年教师扎扎实实地讲授了一年的中国古代史课，“认真备课，一丝不苟，负责到底，有始有终”。虽然精力不济，但责任心依旧，对世事也仍保持关注，并开始有些忧虑。1953年薛明剑将泰伯文献馆所有馆藏图书（包括钱老无偿捐献的一千余种方志）捐献给苏南文管会，分文不取，钱基博大为赞赏。在致薛的信中，他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毁损典籍、轻视文化的现象大为不满：“特现在党政诸公，日以美帝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四千馀种作为文化侵略之宣传口实，而国内一切典籍，解放以来在干部‘左’倾作风之下，在官僚主义之下，不知毁掉几许……”（《钱基博年谱》）他这种秉笔直书、忧国忧民的心性，在1957年那场知识分子的浩劫中，注定难逃厄运。
【风雨骤至】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提出批评意见以帮助党整风，并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座谈会，很多民主人士给共产党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社会各界人士开始了“大鸣大放”。
针对少时钱钟书口无遮拦的习性，钱基博给儿子取字“默存”，但自己一生却从未改变过敢说、敢做的“谏士之风”。这一年，作为政协委员的钱基博响应号召，“本着爱国、爱党、爱民族的良好愿望”，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一封被后人称为“万言书”的信。信中，他敞开胸襟，提出了很多事关党和国家建设大计的真知灼见。如他认为党应该顾念民生，体谅人情；应尊重人权，尊重法律。他对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过多表示了不满，认为有些运动太过火，搞得人人自危，冤枉了不少好人。对于过多的政治学习，他直率地提出看法：“一个文件学习一二月，一报告传达四五次，一次继续数小时，而继之以讨论、学习……学校教师听报告开会讨论，亦既日昃不湟，而備课、改课，非深夜不得安心伏案，于是脑充血、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之病以起。商号店员，乡村劳农，昼则力作，深夜开会，亦苦睡眠不足。”此外，他对那些在政治运动中以残酷斗争献媚领导，以打击大家抬高自己的人嗤之以鼻。钱基博的信措辞尖锐，自以为是“白头忧国输忠悃，青简明经指要津”，殊不知，在那种多事之秋，他的直率坦言被无限上纲，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言行”。 杨绛曾如此评价公公：“爹爹说话，从不理会对方是否悦耳。这是他说话、写信、作文的一贯作风。”（《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其实，钱基博直谏的秉性在民国时期就已显露。民国元年他就因“官盐滞销，私盐充斥”，无锡市民不得不“舍近而食远，舍贱而食贵，舍咸而食淡”的问题，上书盐政处和两淮盐政总理张季直，要求主管部门“以维民食，而恤民艰”。“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钱基博就迅速快邮代电，“警告国民党巨头诸公”，强烈要求“蒋介石北上，督同张学良用武力收复东北失地；用实力援助马占山；坚持日本无条件撤兵；绝对拒绝日本在东三省自由剿匪的要求；绝对否认锦州中立区；不承认天津共管”等，并正告执政者如违国民之公意，国民可“不纳租税，不承销公债”或诉诸罢课、罢市、罢工等手段。
身患重病的钱基博让女婿石声淮寄出“万言书”，而石心有顾忌，迁延多日，朋友也都说不寄为妥，但最终拗不过老泰山的催促，信终于寄出了。多年后，石声淮为此自责不已，深悔不该寄出此信。此事若儿子钱钟书在场，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情形。杨绛说，爹爹“关心国是，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她回忆道，解放前他为国民党人所办刊物写“读《孙子兵法》”的文章，指出蒋介石不懂兵法而毛泽东懂孙子兵法，故蒋介石敌不过毛泽东。文章写好后，让学生吴忠匡挂号付邮，吴觉得老夫子的文章会闯祸，急忙找钱钟书商量。钱钟书也不敢提反对意见，怕适得其反，就和吴忠匡把文章中臧否人物的文字都删掉，仅留下兵法部分。文章登出后，钱基博发现文章被删节得所余无几，不大高兴，但以为是编辑所为，也就没说什么。
话又说回来，钱基博的“上书”震惊了湖北省委。省委当即将信转交华中师范学院党委，要求学校组织对其批判。1957年夏，华师校园内开始出现揭发与批判钱基博的大字报。即便如此，錢基博仍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年8月23日，钱基博对市政协来访的人说：“现在的问题是党和群众的密切关系团结的问题，反右斗争是‘秀才造反’的问题，不是大问题”，他认为反右斗争是“小题大做”。但随着批判的深入，钱基博不得不转变态度，对前来探视的院系领导当面承认自己在“鸣放”中犯了立场上的错误。
1957年9月26日至29日，历史系和中文系组织教师连续几次对钱基博进行了批判。钱基博此时的身体已一日不如一日，鉴于此，校党委特许他待在家里，不参加批判大会，由他的女婿、原中文系教授石声淮代为出席，大会结束后，再由石声淮向他传达批判意见。
在批斗过程中，以及钱基博去世后，他是否被打成“右派”，在学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没来得及给他戴上“右派”的帽子他就去世了；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说，钱老先生早已被内定为右派分子、“中右分子”甚至是“极右派分子”，只是鉴于他的身体状况，没有告诉他而已。作为家人，杨绛说：“我不知我的公公是‘准右派’还是‘漏网右派’，反正运动结束，他已不在了。”（《我们仨》）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对“中右分子”的表述是：“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中右分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其他的都属于敌我矛盾。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教授中的“中右分子”和“没有戴帽子的右派分子”，约占全体教授的1/3。而研究钱基博的资深学者、华中师大的曹毓英先生则说：“钱先生1957年因为给当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上过万言书，被错误地内定为极右派分子，那时极右派分子的书在规定销毁之列，所以钱先生的有关著作及其家谱均在被毁之列。”（《钱基博学术研究》）
原华中师大校长章开沅说：“经过我的了解和后来核实，钱先生确实未划为右派，只是组织上转达了一些批评意见，但是对一个高龄又病重的人这样做也是不人道的。”同是华中师大的教师喻枝英在《关于钱基博先生被打成右派的误传》一文中，征引了当年华师党委在钱基博逝世不久给老先生在鸣放中的言论作的结论性意见，也较明确地指出，至少华师党委没有确定钱基博为右派分子：
……钱基博解放以来一直因年老多病，与外界接触较少，而且本人一向没有政治野心和活动能力，此次“上王任重同志书”纯系个人活动，没有什么政治背景，而且又是采取个别上书的方式，并没有设法公开发表，以求扩大反动影响。同时，钱最近已病故，而临终前对自己的错误已有所认识，因此我们认为已无必要将钱基博确定为右派分子。
由于有关钱基博上书的材料比较敏感，至今不给人随便查阅。喻枝英的文章“是校长指示后，才能够翻阅档案写出来的”。所以即使文章是“主题先行”，但起码所引文件不会造假。因而以下这种说法或许更为准确：“老先生因言获罪，受到严厉批判。是年底钱老先生病逝，组织上事后对其定性结论为‘右派言论’，但是幸免于划定为‘右派分子’。呜呼！在那个肃杀的年代，如此结局或许算是不幸之幸了。”（《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11月27日）
【抑郁而逝】
1957年，钱基博经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他已预料大去之日恐将不远，问老伴：“我走后，你跟谁过？”老伴答道：“我跟季康（即杨绛）。”（《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2008年版）可叹的是老伴不久也忽然丧失记忆，竟不能相认。孙子钱佼汝说“他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沉痛的家庭不幸的双重打击下离开人世的”。所幸这一年，阔别多年的长子钱钟书和三子钱钟英先后来武汉探望。
1957年的初春，钱钟书惦记着父亲的病，冒着严寒再次来到武昌。解放后，他利用寒暑假，多次来探望父母。据当年住在武昌朴园的人回忆，钱钟书一家常来小住探望老人，每次来都在屋前大朴树下捏煤球。那时还没蜂窝煤，都是自己买煤回来后，掺黄泥兑水和，然后用手捏成煤球，放在空场上晒干。武汉的冬天，手沾着水生冷，可父子两人边捏边有说有笑，捏完煤球，钱钟书还帮着父亲买菜。这次来武汉，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似乎早有预料，此番一视，父子恐难再相见。7月初，钱钟书有“突击任务外调工作”，暑假未能请假探亲。回京后，钱钟书“只愁爹爹乱发议论”，但没想到担心什么来什么——重病之中的钱基博被成功地“引蛇出洞”。 1957年5月，三子钱钟英夫妇自缅甸回国，抵达武汉小住数日后，就与妹妹钱钟霞一起携老太太同返故里无锡。这时，钱基博坚持要迁至二儿子钱钟纬家养病治疗。一来女儿从无锡未回，无人照料；二来“大概是老人家思想传统，还想让亲儿子送终吧。”（外孙女石定果语）夏天过后，钱基博的病情急转直下，8月中旬已不能进食，仅能从茶壶中吸食些许藕粉维持生命。后搬到汉口申新纱厂，请厂医龚文秀诊治，有了些好转。学期初反右运动时，老先生曾回武昌一次，准备参加运动，但华师的校医拒绝为他打针，只好仍送回汉口。经过如此一往返，病情更为加重，早已是“身形憔悴”。后来经市立第一医院、协和医院和纱厂龚医生会诊，断定是胃癌（有说病逝于喉癌、食道癌）。后期不但虚弱至极，而且神智不清，身体从脚逐渐肿到腰部。
1957年11月31日，钱基博在病痛的折磨下，溘然长逝，享年71岁。弥留之日，他将自1937年任教前国立浙江大学起，历时逾20年所著论学日记数百万言及其他手稿，全部留给女儿女婿保管（1937年前的日记，因抗战初未及运出而丧失）。在汉口旧府街殡仪馆，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华师的领导、同事及家人渡江到汉口向他作了最后的告别，外地的子女和亲朋无一人参加，包括长子钱钟书。钱佼汝回忆道：
祖父入殓时，由二伯父和姑夫抱头，我和我的堂兄各抱一腿，将祖父的遗体徐徐下材。仪式结束后，灵柩当即被包上铁皮，以备运往无锡，安葬于祖坟。两天后，我赶往江边码头送行，却未见其他人到来。后来才知道祭礼那天不知何故只有我听清了船期。那天，我目送运载着祖父灵柩的江轮慢慢远去，离开了他最后生活和工作11年之久的武汉。灵柩抵达无锡后，丧事由我母亲和姑母一起操办。（《在钱基博与国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逝者已去，但就是这所钱基博晚年倾注极大心力的学校仍没有放过他。在一次露天批判大会上，华师组织全院數千名师生，对这位全国闻名的大教授，进行了一次奇特的缺席批判。回忆者说：“学校领导原则性强，政治上不含糊，右派死了也要批判，于是有了这次奇特的批判会。被批判者已经死去，怎么办？‘父债子还’，由死者的儿子钱钟书捧着灵牌接受批判（羊春秋说捧着灵牌的不只有钱钟书，还有钱基博的女婿石声淮）。”“广场太大，扩音效果奇差，批判者义愤填膺地批判时，我们只能听到一片嗡嗡声。”（《湘潮》2005年第1期）很多事在口口相传之后，已经不完全真实——批判是实，钱钟书捧灵牌之事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想象。对于此事，杨绛先生明确地说：“所传钱钟书捧着灵牌受批判事不实。”“他父亲去世时，钱钟书未能再请假，他在北京，没在他父亲身边，不可能捧着灵牌受批判。”（《人民政协报》2006年4月14日）石声淮曾明确告诉他人，是他代替岳丈接受批判。
章开沅先生就当时情形沉痛地说：“由于‘左’的影响，钱老的学问在他的晚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更谈不上充分发挥其作用。而在1957年，他对党的披肝沥胆的忠直之言也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而且横遭无可避免的粗暴批判。他逝世于这一年。虽然确实是死于不治之症，但至少在离开人世前的心情是痛苦抑郁的。”“死者已矣，死者无言，但愿从今以后，千秋万世，中国知识界再勿遭此厄运。”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1957年过去了，顾颉刚在年终日记中写道：“1957年逝矣。此一年中，苏联贡献最多，有人造卫星，有星际火箭，有北极破冰船，又有利用太阳能之发现。中国方面，以完成长江大桥为最显著之成功，而发动反右派斗争，使人知物质建设必须赖思想改造，不能站在中间路线，亦促进觉悟之大事，有划时代之意义者也。”言语间依然无觉醒之意。如果说真有“意义”，便是这一年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实实在在经历了一次心灵与肉体的考验。
1958年初，据说华中师范学院为先生举行了追悼会。同年，钱钟书的母亲也随老伴而去。夫妇被合葬于无锡城西徐巷啸岭湾祖坟。但至20世纪60年代，当地农民借整田平地之风，把无锡一地大部新坟和老坟给掏空了，钱氏夫妇的坟场也在劫难逃。可怜一代国学大师，后世学人竟无凭吊之地，怎不令人扼腕！章开沅先生说，1962年秋天，他专程前往南通访求张謇未刊文稿，所到之处当地人士争相问他钱老晚年遭遇。他这才知道钱的人品与学问在过去多么受学界尊敬。回校以后，他立刻向学校领导汇报，希望能为钱老逝世举行适当的追思活动。但这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已经席卷全国，他带回的江苏老辈学人的微弱呼声，很快就淹没在汹涌而至的左倾思潮之中。他得到的上级反应是冷漠的：“未划右派，无反可平。” （《钱基博学术与人生·序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同样令人痛惜的是，“文革”伊始，钱基博留于女婿石声淮处上千册读书笔记、日记，被胆小的女婿付之一炬。钱基博根本不会料到，自己生前两次将凝结毕生心血的日记、笔记送予石（第一次是1942年，将女儿钱钟霞许给石声淮时），希望他能传承其学术衣钵，没想到竟被其亲手毁掉。这虽是历史大环境铸就的悲剧，却也证明了钱钟书当年极力反对这桩婚姻的先见，显示了老夫子选人的失察。
1987年，是钱基博百年诞辰。华中师范大学准备隆重举办钱基博诞辰百年纪念活动，有意邀请钱钟书参加。时隔30年，历史对钱基博这一代学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留给后人的却只是一声沉重的叹息。洞察世事如钱钟书者，会把所谓的周年祭当回事吗？校方希望石声淮出面相邀，石明确表示说：“他不会来的。”于是转由钱基博的弟子彭祖年去函邀请，得到的是那个著名的“六不”回函（即“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谈讲不痛不痒之话，花费不明不白之钱”）。钱钟书复彭祖年信后，华师校方大概又直接发邀请函给他，他复信婉拒。校方最后决定不召开纪念会，而改由学报出一个纪念专辑。钱钟书收到寄来的专辑后，1988年6月25日写信给彭祖年，说：“日前奉华中寄来学报先君专辑，即知全出大力斡旋奔走，庶克臻此。正思作书，忽获尊函，周详颠末，果如臆料。既感且惭，匪言可谢。”对于真诚、有意义的纪念，钱钟书也并不反对，并且真心感谢。
杜甫《梦李白》云：“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即使有流芳千秋万代的美名，这些身后的赞誉、肯定，也无法弥补身前的冷落与悲戚。这句话对钱基博来说，是再贴切不过了。1957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只是一场悲剧的开始，还有一场更大的文化浩劫在不远的前方。钱基博虽含屈负辱而去，也未尝不是幸事。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共和国的新生活】
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知识分子们开始面临去与留的选择。钱基博对解放军过江的形势判断受其弟钱基厚政治态度的影响，决意留在大陆。
1949年4月，武汉将要解放，一些工厂的经理和高级职员陆续外逃。当时钱基博的次子钱钟纬任汉口申新四厂副厂长，钱基博带着一本《转变中之北平》的小册子（说明他对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已有所研究与了解）过江来看儿子，要求他坚守岗位，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迎接解放，并亲自为工厂拟布告。据其外孙女石定果回忆，解放初期，武汉市长曾亲至钱处，显示出那个时期钱老在社会上的重要影响力。
1949年后，钱基博一直在武昌华中师范学院（即今日的华中师大）历史系任教授，经历了学校由私立改公立的全过程，对学校有很深的感情。去世前，他把藏书及私藏的两百余件文物全部捐给了华师，还亲自撰写了几万字的“历史博物馆陈列品研究报告”。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和许多老辈知识分子一样，他抱有热情和期待。他的学生吴忠匡说，“1949年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日隆，先生常喜形于色”。华中师大前校长章开沅先生也说，1949年后的钱基博是位“非常爱国、追求进步的儒者”，“非常热心政治学习，热爱共产党，热爱并十分钦佩毛主席”。（《钱基博学术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当然，对此还需比较钱老在解放前后的不同表现，深究他的性格特质，才能得出准确的评价。
1951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钱基博罕见地以10天时间通读全书，着重“观其会通，以籀其成功”，并在扉页写下三点心得：
一、大处下子，小处著眼，千头万绪，快刀斩乱麻之手段，而难在细针密缕，不走一毫。
二、主义一定，方略万变，所以头头是道，无著不活，而能因祸得福，转败而为功。
三、时势艰难，会值丧败，而能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所以善败不亡。
《实践论》最启发人神知。
可见，钱基博对毛的思想不无溢誉之辞。但就在1942年2月，钱基博在国立师范学院办的《国力月刊》上也发表了题为《德国兵家之批判及中国抗战之前途——增订新战史例孙子章句训义卷头语》一文，通过与中外历史人物比较，同样认为蒋介石“知兵法而能治军事”，赞扬他“高瞻远瞩，推陈出新”。
从钱基博解放前后的言行来观察，他对社会政治不可谓不关心，对未来的预测也不可谓不精准。关心民瘼，关注时局，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尽责的体现，而要在政治上刻意选边站，却注定会埋下祸患的种子。从这一点看，他没有儿子钱钟书在政治上的成熟。
1952年6月至8月，华中师院“思想改造”运动开始。面对自己，钱基博真诚“检讨”，写出了两万多字的《自我检讨书》，内容详实，态度诚恳。全文分四个部分：
一、我的思想，多方面接受；不过不放弃我中国人的立场。
二、我的社会意识很浓厚，而革命性则缺乏。
三、我不能劳动，而人家劳动的果实，则不敢糟蹋。
四、我不愿自己腐化以腐化社会；尤其不愿接受社会腐化以腐蚀我民族本能。
从全文看，钱基博不卑不亢，坦诚解剖，并无明显巴结别人、贬低自己的意思，这一点和冯友兰等知识分子就有明显区别。所幸这次顺利过关。从1953年开始，时年67岁的钱基博身体转差，说话已有困难，不再去教室上课，很少参加会议，基本是独自读书、治学，也帮助指导青年教师，适时提些建议。钱老在院系里是让人相当敬重的长者。据最后一批被指导的青年教师回忆，从1956年10月到1957年6月，钱基博为系里的青年教师扎扎实实地讲授了一年的中国古代史课，“认真备课，一丝不苟，负责到底，有始有终”。虽然精力不济，但责任心依旧，对世事也仍保持关注，并开始有些忧虑。1953年薛明剑将泰伯文献馆所有馆藏图书（包括钱老无偿捐献的一千余种方志）捐献给苏南文管会，分文不取，钱基博大为赞赏。在致薛的信中，他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毁损典籍、轻视文化的现象大为不满：“特现在党政诸公，日以美帝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四千馀种作为文化侵略之宣传口实，而国内一切典籍，解放以来在干部‘左’倾作风之下，在官僚主义之下，不知毁掉几许……”（《钱基博年谱》）他这种秉笔直书、忧国忧民的心性，在1957年那场知识分子的浩劫中，注定难逃厄运。
【风雨骤至】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提出批评意见以帮助党整风，并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座谈会，很多民主人士给共产党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社会各界人士开始了“大鸣大放”。
针对少时钱钟书口无遮拦的习性，钱基博给儿子取字“默存”，但自己一生却从未改变过敢说、敢做的“谏士之风”。这一年，作为政协委员的钱基博响应号召，“本着爱国、爱党、爱民族的良好愿望”，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一封被后人称为“万言书”的信。信中，他敞开胸襟，提出了很多事关党和国家建设大计的真知灼见。如他认为党应该顾念民生，体谅人情；应尊重人权，尊重法律。他对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过多表示了不满，认为有些运动太过火，搞得人人自危，冤枉了不少好人。对于过多的政治学习，他直率地提出看法：“一个文件学习一二月，一报告传达四五次，一次继续数小时，而继之以讨论、学习……学校教师听报告开会讨论，亦既日昃不湟，而備课、改课，非深夜不得安心伏案，于是脑充血、神经衰弱、消化不良之病以起。商号店员，乡村劳农，昼则力作，深夜开会，亦苦睡眠不足。”此外，他对那些在政治运动中以残酷斗争献媚领导，以打击大家抬高自己的人嗤之以鼻。钱基博的信措辞尖锐，自以为是“白头忧国输忠悃，青简明经指要津”，殊不知，在那种多事之秋，他的直率坦言被无限上纲，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言行”。 杨绛曾如此评价公公：“爹爹说话，从不理会对方是否悦耳。这是他说话、写信、作文的一贯作风。”（《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其实，钱基博直谏的秉性在民国时期就已显露。民国元年他就因“官盐滞销，私盐充斥”，无锡市民不得不“舍近而食远，舍贱而食贵，舍咸而食淡”的问题，上书盐政处和两淮盐政总理张季直，要求主管部门“以维民食，而恤民艰”。“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钱基博就迅速快邮代电，“警告国民党巨头诸公”，强烈要求“蒋介石北上，督同张学良用武力收复东北失地；用实力援助马占山；坚持日本无条件撤兵；绝对拒绝日本在东三省自由剿匪的要求；绝对否认锦州中立区；不承认天津共管”等，并正告执政者如违国民之公意，国民可“不纳租税，不承销公债”或诉诸罢课、罢市、罢工等手段。
身患重病的钱基博让女婿石声淮寄出“万言书”，而石心有顾忌，迁延多日，朋友也都说不寄为妥，但最终拗不过老泰山的催促，信终于寄出了。多年后，石声淮为此自责不已，深悔不该寄出此信。此事若儿子钱钟书在场，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情形。杨绛说，爹爹“关心国是，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她回忆道，解放前他为国民党人所办刊物写“读《孙子兵法》”的文章，指出蒋介石不懂兵法而毛泽东懂孙子兵法，故蒋介石敌不过毛泽东。文章写好后，让学生吴忠匡挂号付邮，吴觉得老夫子的文章会闯祸，急忙找钱钟书商量。钱钟书也不敢提反对意见，怕适得其反，就和吴忠匡把文章中臧否人物的文字都删掉，仅留下兵法部分。文章登出后，钱基博发现文章被删节得所余无几，不大高兴，但以为是编辑所为，也就没说什么。
话又说回来，钱基博的“上书”震惊了湖北省委。省委当即将信转交华中师范学院党委，要求学校组织对其批判。1957年夏，华师校园内开始出现揭发与批判钱基博的大字报。即便如此，錢基博仍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年8月23日，钱基博对市政协来访的人说：“现在的问题是党和群众的密切关系团结的问题，反右斗争是‘秀才造反’的问题，不是大问题”，他认为反右斗争是“小题大做”。但随着批判的深入，钱基博不得不转变态度，对前来探视的院系领导当面承认自己在“鸣放”中犯了立场上的错误。
1957年9月26日至29日，历史系和中文系组织教师连续几次对钱基博进行了批判。钱基博此时的身体已一日不如一日，鉴于此，校党委特许他待在家里，不参加批判大会，由他的女婿、原中文系教授石声淮代为出席，大会结束后，再由石声淮向他传达批判意见。
在批斗过程中，以及钱基博去世后，他是否被打成“右派”，在学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没来得及给他戴上“右派”的帽子他就去世了；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说，钱老先生早已被内定为右派分子、“中右分子”甚至是“极右派分子”，只是鉴于他的身体状况，没有告诉他而已。作为家人，杨绛说：“我不知我的公公是‘准右派’还是‘漏网右派’，反正运动结束，他已不在了。”（《我们仨》）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对“中右分子”的表述是：“有些中右分子有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不够右派，如果当作右派斗争了，现在不要当众宣布对他的批判是错了，因为既有错误言行就应该批判。”“中右分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其他的都属于敌我矛盾。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教授中的“中右分子”和“没有戴帽子的右派分子”，约占全体教授的1/3。而研究钱基博的资深学者、华中师大的曹毓英先生则说：“钱先生1957年因为给当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上过万言书，被错误地内定为极右派分子，那时极右派分子的书在规定销毁之列，所以钱先生的有关著作及其家谱均在被毁之列。”（《钱基博学术研究》）
原华中师大校长章开沅说：“经过我的了解和后来核实，钱先生确实未划为右派，只是组织上转达了一些批评意见，但是对一个高龄又病重的人这样做也是不人道的。”同是华中师大的教师喻枝英在《关于钱基博先生被打成右派的误传》一文中，征引了当年华师党委在钱基博逝世不久给老先生在鸣放中的言论作的结论性意见，也较明确地指出，至少华师党委没有确定钱基博为右派分子：
……钱基博解放以来一直因年老多病，与外界接触较少，而且本人一向没有政治野心和活动能力，此次“上王任重同志书”纯系个人活动，没有什么政治背景，而且又是采取个别上书的方式，并没有设法公开发表，以求扩大反动影响。同时，钱最近已病故，而临终前对自己的错误已有所认识，因此我们认为已无必要将钱基博确定为右派分子。
由于有关钱基博上书的材料比较敏感，至今不给人随便查阅。喻枝英的文章“是校长指示后，才能够翻阅档案写出来的”。所以即使文章是“主题先行”，但起码所引文件不会造假。因而以下这种说法或许更为准确：“老先生因言获罪，受到严厉批判。是年底钱老先生病逝，组织上事后对其定性结论为‘右派言论’，但是幸免于划定为‘右派分子’。呜呼！在那个肃杀的年代，如此结局或许算是不幸之幸了。”（《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11月27日）
【抑郁而逝】
1957年，钱基博经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他已预料大去之日恐将不远，问老伴：“我走后，你跟谁过？”老伴答道：“我跟季康（即杨绛）。”（《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2008年版）可叹的是老伴不久也忽然丧失记忆，竟不能相认。孙子钱佼汝说“他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沉痛的家庭不幸的双重打击下离开人世的”。所幸这一年，阔别多年的长子钱钟书和三子钱钟英先后来武汉探望。
1957年的初春，钱钟书惦记着父亲的病，冒着严寒再次来到武昌。解放后，他利用寒暑假，多次来探望父母。据当年住在武昌朴园的人回忆，钱钟书一家常来小住探望老人，每次来都在屋前大朴树下捏煤球。那时还没蜂窝煤，都是自己买煤回来后，掺黄泥兑水和，然后用手捏成煤球，放在空场上晒干。武汉的冬天，手沾着水生冷，可父子两人边捏边有说有笑，捏完煤球，钱钟书还帮着父亲买菜。这次来武汉，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似乎早有预料，此番一视，父子恐难再相见。7月初，钱钟书有“突击任务外调工作”，暑假未能请假探亲。回京后，钱钟书“只愁爹爹乱发议论”，但没想到担心什么来什么——重病之中的钱基博被成功地“引蛇出洞”。 1957年5月，三子钱钟英夫妇自缅甸回国，抵达武汉小住数日后，就与妹妹钱钟霞一起携老太太同返故里无锡。这时，钱基博坚持要迁至二儿子钱钟纬家养病治疗。一来女儿从无锡未回，无人照料；二来“大概是老人家思想传统，还想让亲儿子送终吧。”（外孙女石定果语）夏天过后，钱基博的病情急转直下，8月中旬已不能进食，仅能从茶壶中吸食些许藕粉维持生命。后搬到汉口申新纱厂，请厂医龚文秀诊治，有了些好转。学期初反右运动时，老先生曾回武昌一次，准备参加运动，但华师的校医拒绝为他打针，只好仍送回汉口。经过如此一往返，病情更为加重，早已是“身形憔悴”。后来经市立第一医院、协和医院和纱厂龚医生会诊，断定是胃癌（有说病逝于喉癌、食道癌）。后期不但虚弱至极，而且神智不清，身体从脚逐渐肿到腰部。
1957年11月31日，钱基博在病痛的折磨下，溘然长逝，享年71岁。弥留之日，他将自1937年任教前国立浙江大学起，历时逾20年所著论学日记数百万言及其他手稿，全部留给女儿女婿保管（1937年前的日记，因抗战初未及运出而丧失）。在汉口旧府街殡仪馆，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华师的领导、同事及家人渡江到汉口向他作了最后的告别，外地的子女和亲朋无一人参加，包括长子钱钟书。钱佼汝回忆道：
祖父入殓时，由二伯父和姑夫抱头，我和我的堂兄各抱一腿，将祖父的遗体徐徐下材。仪式结束后，灵柩当即被包上铁皮，以备运往无锡，安葬于祖坟。两天后，我赶往江边码头送行，却未见其他人到来。后来才知道祭礼那天不知何故只有我听清了船期。那天，我目送运载着祖父灵柩的江轮慢慢远去，离开了他最后生活和工作11年之久的武汉。灵柩抵达无锡后，丧事由我母亲和姑母一起操办。（《在钱基博与国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逝者已去，但就是这所钱基博晚年倾注极大心力的学校仍没有放过他。在一次露天批判大会上，华师组织全院數千名师生，对这位全国闻名的大教授，进行了一次奇特的缺席批判。回忆者说：“学校领导原则性强，政治上不含糊，右派死了也要批判，于是有了这次奇特的批判会。被批判者已经死去，怎么办？‘父债子还’，由死者的儿子钱钟书捧着灵牌接受批判（羊春秋说捧着灵牌的不只有钱钟书，还有钱基博的女婿石声淮）。”“广场太大，扩音效果奇差，批判者义愤填膺地批判时，我们只能听到一片嗡嗡声。”（《湘潮》2005年第1期）很多事在口口相传之后，已经不完全真实——批判是实，钱钟书捧灵牌之事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想象。对于此事，杨绛先生明确地说：“所传钱钟书捧着灵牌受批判事不实。”“他父亲去世时，钱钟书未能再请假，他在北京，没在他父亲身边，不可能捧着灵牌受批判。”（《人民政协报》2006年4月14日）石声淮曾明确告诉他人，是他代替岳丈接受批判。
章开沅先生就当时情形沉痛地说：“由于‘左’的影响，钱老的学问在他的晚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更谈不上充分发挥其作用。而在1957年，他对党的披肝沥胆的忠直之言也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而且横遭无可避免的粗暴批判。他逝世于这一年。虽然确实是死于不治之症，但至少在离开人世前的心情是痛苦抑郁的。”“死者已矣，死者无言，但愿从今以后，千秋万世，中国知识界再勿遭此厄运。”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1957年过去了，顾颉刚在年终日记中写道：“1957年逝矣。此一年中，苏联贡献最多，有人造卫星，有星际火箭，有北极破冰船，又有利用太阳能之发现。中国方面，以完成长江大桥为最显著之成功，而发动反右派斗争，使人知物质建设必须赖思想改造，不能站在中间路线，亦促进觉悟之大事，有划时代之意义者也。”言语间依然无觉醒之意。如果说真有“意义”，便是这一年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实实在在经历了一次心灵与肉体的考验。
1958年初，据说华中师范学院为先生举行了追悼会。同年，钱钟书的母亲也随老伴而去。夫妇被合葬于无锡城西徐巷啸岭湾祖坟。但至20世纪60年代，当地农民借整田平地之风，把无锡一地大部新坟和老坟给掏空了，钱氏夫妇的坟场也在劫难逃。可怜一代国学大师，后世学人竟无凭吊之地，怎不令人扼腕！章开沅先生说，1962年秋天，他专程前往南通访求张謇未刊文稿，所到之处当地人士争相问他钱老晚年遭遇。他这才知道钱的人品与学问在过去多么受学界尊敬。回校以后，他立刻向学校领导汇报，希望能为钱老逝世举行适当的追思活动。但这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已经席卷全国，他带回的江苏老辈学人的微弱呼声，很快就淹没在汹涌而至的左倾思潮之中。他得到的上级反应是冷漠的：“未划右派，无反可平。” （《钱基博学术与人生·序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同样令人痛惜的是，“文革”伊始，钱基博留于女婿石声淮处上千册读书笔记、日记，被胆小的女婿付之一炬。钱基博根本不会料到，自己生前两次将凝结毕生心血的日记、笔记送予石（第一次是1942年，将女儿钱钟霞许给石声淮时），希望他能传承其学术衣钵，没想到竟被其亲手毁掉。这虽是历史大环境铸就的悲剧，却也证明了钱钟书当年极力反对这桩婚姻的先见，显示了老夫子选人的失察。
1987年，是钱基博百年诞辰。华中师范大学准备隆重举办钱基博诞辰百年纪念活动，有意邀请钱钟书参加。时隔30年，历史对钱基博这一代学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留给后人的却只是一声沉重的叹息。洞察世事如钱钟书者，会把所谓的周年祭当回事吗？校方希望石声淮出面相邀，石明确表示说：“他不会来的。”于是转由钱基博的弟子彭祖年去函邀请，得到的是那个著名的“六不”回函（即“招邀不三不四之人，谈讲不痛不痒之话，花费不明不白之钱”）。钱钟书复彭祖年信后，华师校方大概又直接发邀请函给他，他复信婉拒。校方最后决定不召开纪念会，而改由学报出一个纪念专辑。钱钟书收到寄来的专辑后，1988年6月25日写信给彭祖年，说：“日前奉华中寄来学报先君专辑，即知全出大力斡旋奔走，庶克臻此。正思作书，忽获尊函，周详颠末，果如臆料。既感且惭，匪言可谢。”对于真诚、有意义的纪念，钱钟书也并不反对，并且真心感谢。
杜甫《梦李白》云：“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即使有流芳千秋万代的美名，这些身后的赞誉、肯定，也无法弥补身前的冷落与悲戚。这句话对钱基博来说，是再贴切不过了。1957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只是一场悲剧的开始，还有一场更大的文化浩劫在不远的前方。钱基博虽含屈负辱而去，也未尝不是幸事。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