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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在段文杰先生从事敦煌艺术保护研究60年纪念座谈会上，我曾经以《敦煌圣徒，时代功臣》为题发言；段文杰先生逝世后，我应约撰写了《段文杰——敦煌研究杰出的领军人》的怀念文章。段先生对敦煌学研究的杰出贡献，举世公认，我只想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首批会员及20多年学会秘书处工作人员的身份，通过追忆我认识段先生30年来亲身感受的几件事情，来表达我对段先生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1982年夏，我和部分参加敦煌文学座谈会的代表，从兰州坐火车到柳园，当天没有去敦煌的班车，只能各自想法搭便车前往。我和南京大学高国藩先生同搭一辆货运卡车到了敦煌。非常幸运，第一回参观莫高窟，就是段先生亲自为我们引领、讲解。那天的心情仿佛朝圣，一直沉浸在肃穆而兴奋的氛围之中，看了几个洞窟，都有哪些内容，今天都已经记不清了，但段先生讲解敦煌艺术时如数家珍般地自豪、虔诚、娴熟，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当时更让我们深有感触的是段先生希望“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他说：“我们整天守着莫高窟这座宝库，如果出不了研究成果，将愧对祖宗、愧对子孙啊！”当时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他的这种心情，已经在付诸实际行动。1979年，兰州大学建立敦煌学研究小组后，段先生即为兰大历史系进修班讲授了敦煌学课程。80年代初，几所高校盛传有人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对中国学者刺激甚大。从1979年起，段先生开始带领所里研究人员撰写学术论文，一年后结集为《敦煌研究文集》，于1982年初正式出版发行，正如我在怀念文章中所写，此书“应该是中国敦煌学界沉寂了十多年后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犹如严冬过后的震撼人心的第一声春雷，其在敦煌学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段先生在1981年即提出“组织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并写入研究所的《十年规划》之中。后来经上级部门批准，又积极联络全国的敦煌学研究者，组织实施繁重的筹备工作。出于对敦煌学研究动态的关切和对年轻人的扶植，他很仔细地询问了我们各自的研究计划，提出希望在条件具备时聘请我们做敦煌研究院的兼职研究人员。也就在我第一次参观莫高窟之后回到北京不久，就接到了敦煌研究院邀我参加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的请柬。后来，这次学术讨论会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大会同时在兰州举行，我们这些会议的代表也成为了学会的首批会员。后来，我和国藩又都受聘为研究院的兼职研究员。应该说，这与段先生对年轻学人的提携和关怀是分不开的。不讲资历，不分年龄大小，不论院内院外，而以培养敦煌学研究的后继人才为重，这正是段先生的一贯态度。我想，在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会上之所以会产生一些争议，恐怕和段先生期盼研究院能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敦煌学的研究中心的急切心情不无关系，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段先生担任了首届理事会的第一副会长。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带领甘肃地区，尤其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力量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组织与协调全国会员的责任，则主要落在设于首都师范大学的秘书处和秘书长宁可先生的肩上。1984年起，段先生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工作十分繁忙，除了带领研究人员继续开展各级
课题研究外，还必须做好石窟保护和其他行政事务。这时候，他亲自担任主编的《敦煌研究》杂志已经试刊印行。他深知这份刊物办好与否对敦煌学界的影响，因此花费了许多心血来征询学术界的意见。因为我在出版社当编辑，段先生多次托人带话给我，希望给编刊工作提供意见和建议。从1987年4月起，我负责《文史知识》编辑部的工作，段先生很高兴，更是要求我们为研究院提供办刊经验。1988年下半年，段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多次向我提出要派赵声良来我们《文史知识》编辑部进修，为了能解决声良来京后在办公楼住宿的难题，段先生让我跟书局总务处的负责人允诺，事后可以免费邀请一位总务人员到敦煌参观。敦煌吐鲁番学会提出并实施在北京、兰州、吐鲁番建立资料中心时，研究院已经有了自己的资料室，段先生在与北京图书馆徐自强先生沟通后，决定利用与国内外艺术研究机构交换、赠送图书资料的便利条件，着重充实艺术类图书，加强研究院资料室的建设，突出自己的特色。购买图书资料需要经费，但段先生说：“我们也缺钱，但更缺乏经验，缺乏人，需要大家的支持。”学会和北京图书馆共建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后，专门设立了学者资料库。我将此情况报告给段先生，他很重视，指示敦煌研究院的资料室也要借鉴北图的经验，希望能够做到“资料共享，情报互通”。
1991年下半年，段先生出于进一步整合甘肃省内敦煌学研究力量的考虑，也是为了实现他“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期盼，发起成立甘肃省敦煌学会。此举开始在北京引起了“另立山头”的误解。经秘书处请示季羡林会长、宁可秘书长后，我写信给在兰州大学的齐陈骏副秘书长，请他代表学会出席12月16日举行的甘肃省敦煌学会成立大会并致贺词，基本上消除了疑虑。20年来的事实证明，甘肃省敦煌学会为敦煌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许多积极贡献，段先生功不可没。1991年，学会派沙知、齐陈骏二位教授和我同赴苏联列宁格勒考察东方学研究分所所藏敦煌写卷，开启了我和俄罗斯敦煌学研究者交流合作的新阶段。段先生在向我们仔细询问相关情况后，深感俄藏敦煌文献和艺术品在拓展与深化研究中的重要性，1994年，委托我与孟列夫先生接洽，促成了1995年他率敦煌研究院代表团对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分所和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访问，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众所周知，段先生任院长期间，敦煌研究院的对外交流达到了空前广泛、深入的程度。总之，为了推进敦煌研究院的各项工作，段先生积极奉行“走出去，请进来”的正确方针，“敦煌人”的足迹遍及敦煌文物收藏地。
诚如樊锦诗院长在纪念段先生的文章中所写：“段文杰先生特别重视培养人才，可以说是爱才如命。”我听说，段先生担任院长期间，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是“挖人才”。除了公开刊登广告在全国招聘人才外，段先生特别注意培养有志留在敦煌工作的年轻人，大胆使用，花重金送到国内外高校培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使用基金会资金及其他科研经费资助院内青年学者出版学术著作上，段先生是尤其慷慨的，而且他自己从不因此要求列名或挂名。我作为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首届理事会的副理事长，还曾经觉得段先生对院内人员过于大方而提过不同意见。现在想来，他是为了鼓励院内年轻学者多出成果，也是为了让研究院能够留住人才，苦心可嘉。他的“挖人才”，我本人也有亲身感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希望能从外单位引进学术带头人和接班人，曾经亲自出面先后邀请中山大学姜伯勤、四川大学项楚、北京大学荣新江三位教授调到敦煌研究院工作，后来又在北京亲自劝说我去敦煌工作。有一次，还特意请樊院长到《文史知识》编辑部转达他的意思。我们几个，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无缘应召，却都很感谢段先生的信任，也都真切地感受到他为推进敦煌学事业求贤若渴的心情。
段文杰先生已经乘鹤仙逝，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敦煌学研究事业正不断推进，在樊锦诗院长和其他研究院领导的带领下，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也蒸蒸日上，敦煌研究院各类人才不仅活跃在名副其实的敦煌学研究的核心阵地上，也在国内外学术界赢得了声誉。我想，这是对段先生最大的安慰和最好的纪念。
1982年夏，我和部分参加敦煌文学座谈会的代表，从兰州坐火车到柳园，当天没有去敦煌的班车，只能各自想法搭便车前往。我和南京大学高国藩先生同搭一辆货运卡车到了敦煌。非常幸运，第一回参观莫高窟，就是段先生亲自为我们引领、讲解。那天的心情仿佛朝圣，一直沉浸在肃穆而兴奋的氛围之中，看了几个洞窟，都有哪些内容，今天都已经记不清了，但段先生讲解敦煌艺术时如数家珍般地自豪、虔诚、娴熟，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当时更让我们深有感触的是段先生希望“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他说：“我们整天守着莫高窟这座宝库，如果出不了研究成果，将愧对祖宗、愧对子孙啊！”当时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他的这种心情，已经在付诸实际行动。1979年，兰州大学建立敦煌学研究小组后，段先生即为兰大历史系进修班讲授了敦煌学课程。80年代初，几所高校盛传有人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对中国学者刺激甚大。从1979年起，段先生开始带领所里研究人员撰写学术论文，一年后结集为《敦煌研究文集》，于1982年初正式出版发行，正如我在怀念文章中所写，此书“应该是中国敦煌学界沉寂了十多年后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犹如严冬过后的震撼人心的第一声春雷，其在敦煌学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段先生在1981年即提出“组织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并写入研究所的《十年规划》之中。后来经上级部门批准，又积极联络全国的敦煌学研究者，组织实施繁重的筹备工作。出于对敦煌学研究动态的关切和对年轻人的扶植，他很仔细地询问了我们各自的研究计划，提出希望在条件具备时聘请我们做敦煌研究院的兼职研究人员。也就在我第一次参观莫高窟之后回到北京不久，就接到了敦煌研究院邀我参加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的请柬。后来，这次学术讨论会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大会同时在兰州举行，我们这些会议的代表也成为了学会的首批会员。后来，我和国藩又都受聘为研究院的兼职研究员。应该说，这与段先生对年轻学人的提携和关怀是分不开的。不讲资历，不分年龄大小，不论院内院外，而以培养敦煌学研究的后继人才为重，这正是段先生的一贯态度。我想，在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会上之所以会产生一些争议，恐怕和段先生期盼研究院能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敦煌学的研究中心的急切心情不无关系，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段先生担任了首届理事会的第一副会长。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带领甘肃地区，尤其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力量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组织与协调全国会员的责任，则主要落在设于首都师范大学的秘书处和秘书长宁可先生的肩上。1984年起，段先生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工作十分繁忙，除了带领研究人员继续开展各级
课题研究外，还必须做好石窟保护和其他行政事务。这时候，他亲自担任主编的《敦煌研究》杂志已经试刊印行。他深知这份刊物办好与否对敦煌学界的影响，因此花费了许多心血来征询学术界的意见。因为我在出版社当编辑，段先生多次托人带话给我，希望给编刊工作提供意见和建议。从1987年4月起，我负责《文史知识》编辑部的工作，段先生很高兴，更是要求我们为研究院提供办刊经验。1988年下半年，段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多次向我提出要派赵声良来我们《文史知识》编辑部进修，为了能解决声良来京后在办公楼住宿的难题，段先生让我跟书局总务处的负责人允诺，事后可以免费邀请一位总务人员到敦煌参观。敦煌吐鲁番学会提出并实施在北京、兰州、吐鲁番建立资料中心时，研究院已经有了自己的资料室，段先生在与北京图书馆徐自强先生沟通后，决定利用与国内外艺术研究机构交换、赠送图书资料的便利条件，着重充实艺术类图书，加强研究院资料室的建设，突出自己的特色。购买图书资料需要经费，但段先生说：“我们也缺钱，但更缺乏经验，缺乏人，需要大家的支持。”学会和北京图书馆共建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后，专门设立了学者资料库。我将此情况报告给段先生，他很重视，指示敦煌研究院的资料室也要借鉴北图的经验，希望能够做到“资料共享，情报互通”。
1991年下半年，段先生出于进一步整合甘肃省内敦煌学研究力量的考虑，也是为了实现他“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期盼，发起成立甘肃省敦煌学会。此举开始在北京引起了“另立山头”的误解。经秘书处请示季羡林会长、宁可秘书长后，我写信给在兰州大学的齐陈骏副秘书长，请他代表学会出席12月16日举行的甘肃省敦煌学会成立大会并致贺词，基本上消除了疑虑。20年来的事实证明，甘肃省敦煌学会为敦煌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许多积极贡献，段先生功不可没。1991年，学会派沙知、齐陈骏二位教授和我同赴苏联列宁格勒考察东方学研究分所所藏敦煌写卷，开启了我和俄罗斯敦煌学研究者交流合作的新阶段。段先生在向我们仔细询问相关情况后，深感俄藏敦煌文献和艺术品在拓展与深化研究中的重要性，1994年，委托我与孟列夫先生接洽，促成了1995年他率敦煌研究院代表团对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分所和爱尔米塔什博物馆的访问，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众所周知，段先生任院长期间，敦煌研究院的对外交流达到了空前广泛、深入的程度。总之，为了推进敦煌研究院的各项工作，段先生积极奉行“走出去，请进来”的正确方针，“敦煌人”的足迹遍及敦煌文物收藏地。
诚如樊锦诗院长在纪念段先生的文章中所写：“段文杰先生特别重视培养人才，可以说是爱才如命。”我听说，段先生担任院长期间，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是“挖人才”。除了公开刊登广告在全国招聘人才外，段先生特别注意培养有志留在敦煌工作的年轻人，大胆使用，花重金送到国内外高校培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使用基金会资金及其他科研经费资助院内青年学者出版学术著作上，段先生是尤其慷慨的，而且他自己从不因此要求列名或挂名。我作为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首届理事会的副理事长，还曾经觉得段先生对院内人员过于大方而提过不同意见。现在想来，他是为了鼓励院内年轻学者多出成果，也是为了让研究院能够留住人才，苦心可嘉。他的“挖人才”，我本人也有亲身感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希望能从外单位引进学术带头人和接班人，曾经亲自出面先后邀请中山大学姜伯勤、四川大学项楚、北京大学荣新江三位教授调到敦煌研究院工作，后来又在北京亲自劝说我去敦煌工作。有一次，还特意请樊院长到《文史知识》编辑部转达他的意思。我们几个，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无缘应召，却都很感谢段先生的信任，也都真切地感受到他为推进敦煌学事业求贤若渴的心情。
段文杰先生已经乘鹤仙逝，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敦煌学研究事业正不断推进，在樊锦诗院长和其他研究院领导的带领下，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也蒸蒸日上，敦煌研究院各类人才不仅活跃在名副其实的敦煌学研究的核心阵地上，也在国内外学术界赢得了声誉。我想，这是对段先生最大的安慰和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