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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太古地产于三里屯Village橙色大厅呈献了第15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都市系列——与音乐节朋友们的对话”音乐会。
当晚，“中国摇滚教父”崔健、“华语流行乐教父”罗大佑、作曲家谭盾以及指挥家余隆四人不仅各自表演了自己的曲目，还一同合作了一曲约翰·凯奇的《4分33秒》，谭盾担任指挥，罗大佑演奏钢琴，崔健操起了老本行吹小号，余隆则拿起了30年未练的低音鼓棒，这可能是《4分33秒》迄今阵容最强的演奏版本。
他们也谈及他们音乐生涯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怎么理解音乐？”
这四人分属摇滚乐、流行乐、交响乐等不同领域，但对于音乐的理解却无界限之分。罗大佑认为音乐为人而作，崔健认为摇滚乐弘扬生命，余隆认为“音乐好比是水，人好比是容器”，谭盾则说“不是人听音乐，而是音乐听人”。
余隆：音乐是水，人是容器
音乐对于我来说，好比是水，每个人是容器，水流入容器会变成不同的形状，不要苛求把音乐听成什么样。一定要把音乐说明白是什么，也是很难的事情。那是你自己的想象力，你自己的私人的空间，是你自己心灵的对话。我认为摇滚也好，流行也好，现代也好，古典也好，不一定要区分出界限来，音乐本身就是音乐，只是形式的不同。
罗大佑：音乐的创作都跟人有关系
我女儿出生那一天正好是世界大战结束那一天，也是香港人登上钓鱼岛那一天。（女儿）这个作品，到目前为止，是我最重要的作品，这个作品自己会动，眼睛会眨。
很多人应该有子女了，我是一个比较迟到的人，不过迟到总比不到好吧。我一辈子都从事音乐的创作，到今天才发现，所有音乐的创作其实都跟人有关系，因为它毕竟是人创作出来的。音乐都是写给人的，写给动物是很少的。
有了女儿，终于让我有一个新的冲动，想再写歌，就像《恋曲2100·家》那首歌，回到最基本的家的感觉——三个人，一个家的感觉。我到最近才有了家，来得晚不晚？我真的来得很晚，但是我毕竟真的有家了。
崔健：摇滚乐是为了弘扬生命
音乐包罗万象，现在的摇滚乐还增加了一些文学的东西，说唱音乐还有超越文学的东西，比如说人的状态，自由说唱的人没有组织文字，而是自由地把自己所想的任何东西放在音乐里，音乐这个载体实在是太大了。
我只能说我个人对音乐的理解，除了节奏、旋律、和声和它里面深深的逻辑，每个人对音乐附加自己情感之外，还有我们从小被灌输到耳朵里面的音乐，像政治歌曲、革命歌曲等等，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可能性。
自从我做了摇滚之后，我最关注的是摇滚音乐的能量。摇滚乐是你思考、忍受、学习、积累的所有情感，我的音乐创作期特别慢，平均三五年出一张专辑，不是我不想做东西，而是我宁可犯错误，也不愿复制自己，这是摇滚乐储蓄能量和释放能量的节奏。
它所体现的一些东西，很多人会认为我们弘扬了体制，弘扬了国家，或者弘扬了我们的传统。我最近才搞明白，其实都错了，摇滚乐不是唱颂歌，也不是弘扬历史的，摇滚乐就是要弘扬生命，而且永远弘扬年轻人的生命和幼小的生命。
所以我们摇滚乐才能找到始终跟大家接轨、跟大家产生共鸣的渠道，我们都是生命，而且我们生命能量越大，就越能够表示人的生命珍贵。
很多人认为摇滚乐的能量是不是有点邪恶的东西，有点诡异或者不和谐。其实恰恰相反，摇滚乐里面出现的所谓的不和谐或者说一种反叛或者说噪音，恰恰说明了玩这些音乐的人是对生命有热情，有对生命的一种关注或者是一种崇拜。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摇滚乐和政治音乐不一样，摇滚乐是永远不会强加于人的，如果大家不喜欢可以转身就走，可以不用买票，摇滚音乐确实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变成了和平的载体。
谭盾：不是人听音乐，是音乐听人
刚才余隆讲水和容器，我觉得都说人听音乐是错的，其实应该是音乐听人。为什么人听音乐是错的？其实我们作为作曲家写音乐的时候，常常想这个音乐写出来，他是写什么样的人，写给什么样的人听，你最希望写到什么样的人心、人生。
我做音乐的心理状态，你根本没有一个所谓要把这个归于摇滚，这个归于流行，那个归于古典，其实音乐没有界限，因为心没有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心界。
我是“七八级”的，在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宿舍中，有两件事特别特别令人难忘，一是它的脚臭味很重，因为那个宿舍里面“住了几条腿”——四川的郭文景，上海的叶小纲，还有贵州的瞿小松，还有湖南的我。我们当时就觉得写什么样的音乐，其实就是写什么样的人，写你自己，还是写你的朋友，写你的祖先，还是写你的兄弟姐妹。
约翰·凯奇说所有的声音都是音乐，老子（李耳）也这样说。但是，所有的音乐，如果你没有把种子播下，在指挥棒下组织好的话，这不叫音乐。其实音乐听的是一种路数，一种节奏，一种思想，还有听到你自己的心境。
当时我们四个人上曲式课，老师讲声音是人类心灵的镜子，当你有好的声音的时候，那不是人去听它，而是音乐去听人。音乐是水，人是容器，没有容器哪有水，没有水哪来的容器之说，所以心和音乐其实是一对孪生姐妹，是肉和血的关系。
当晚，“中国摇滚教父”崔健、“华语流行乐教父”罗大佑、作曲家谭盾以及指挥家余隆四人不仅各自表演了自己的曲目，还一同合作了一曲约翰·凯奇的《4分33秒》，谭盾担任指挥，罗大佑演奏钢琴，崔健操起了老本行吹小号，余隆则拿起了30年未练的低音鼓棒，这可能是《4分33秒》迄今阵容最强的演奏版本。
他们也谈及他们音乐生涯中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怎么理解音乐？”
这四人分属摇滚乐、流行乐、交响乐等不同领域，但对于音乐的理解却无界限之分。罗大佑认为音乐为人而作，崔健认为摇滚乐弘扬生命，余隆认为“音乐好比是水，人好比是容器”，谭盾则说“不是人听音乐，而是音乐听人”。
余隆：音乐是水，人是容器
音乐对于我来说，好比是水，每个人是容器，水流入容器会变成不同的形状，不要苛求把音乐听成什么样。一定要把音乐说明白是什么，也是很难的事情。那是你自己的想象力，你自己的私人的空间，是你自己心灵的对话。我认为摇滚也好，流行也好，现代也好，古典也好，不一定要区分出界限来，音乐本身就是音乐，只是形式的不同。
罗大佑：音乐的创作都跟人有关系
我女儿出生那一天正好是世界大战结束那一天，也是香港人登上钓鱼岛那一天。（女儿）这个作品，到目前为止，是我最重要的作品，这个作品自己会动，眼睛会眨。
很多人应该有子女了，我是一个比较迟到的人，不过迟到总比不到好吧。我一辈子都从事音乐的创作，到今天才发现，所有音乐的创作其实都跟人有关系，因为它毕竟是人创作出来的。音乐都是写给人的，写给动物是很少的。
有了女儿，终于让我有一个新的冲动，想再写歌，就像《恋曲2100·家》那首歌，回到最基本的家的感觉——三个人，一个家的感觉。我到最近才有了家，来得晚不晚？我真的来得很晚，但是我毕竟真的有家了。
崔健：摇滚乐是为了弘扬生命
音乐包罗万象，现在的摇滚乐还增加了一些文学的东西，说唱音乐还有超越文学的东西，比如说人的状态，自由说唱的人没有组织文字，而是自由地把自己所想的任何东西放在音乐里，音乐这个载体实在是太大了。
我只能说我个人对音乐的理解，除了节奏、旋律、和声和它里面深深的逻辑，每个人对音乐附加自己情感之外，还有我们从小被灌输到耳朵里面的音乐，像政治歌曲、革命歌曲等等，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可能性。
自从我做了摇滚之后，我最关注的是摇滚音乐的能量。摇滚乐是你思考、忍受、学习、积累的所有情感，我的音乐创作期特别慢，平均三五年出一张专辑，不是我不想做东西，而是我宁可犯错误，也不愿复制自己，这是摇滚乐储蓄能量和释放能量的节奏。
它所体现的一些东西，很多人会认为我们弘扬了体制，弘扬了国家，或者弘扬了我们的传统。我最近才搞明白，其实都错了，摇滚乐不是唱颂歌，也不是弘扬历史的，摇滚乐就是要弘扬生命，而且永远弘扬年轻人的生命和幼小的生命。
所以我们摇滚乐才能找到始终跟大家接轨、跟大家产生共鸣的渠道，我们都是生命，而且我们生命能量越大，就越能够表示人的生命珍贵。
很多人认为摇滚乐的能量是不是有点邪恶的东西，有点诡异或者不和谐。其实恰恰相反，摇滚乐里面出现的所谓的不和谐或者说一种反叛或者说噪音，恰恰说明了玩这些音乐的人是对生命有热情，有对生命的一种关注或者是一种崇拜。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摇滚乐和政治音乐不一样，摇滚乐是永远不会强加于人的，如果大家不喜欢可以转身就走，可以不用买票，摇滚音乐确实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变成了和平的载体。
谭盾：不是人听音乐，是音乐听人
刚才余隆讲水和容器，我觉得都说人听音乐是错的，其实应该是音乐听人。为什么人听音乐是错的？其实我们作为作曲家写音乐的时候，常常想这个音乐写出来，他是写什么样的人，写给什么样的人听，你最希望写到什么样的人心、人生。
我做音乐的心理状态，你根本没有一个所谓要把这个归于摇滚，这个归于流行，那个归于古典，其实音乐没有界限，因为心没有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心界。
我是“七八级”的，在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宿舍中，有两件事特别特别令人难忘，一是它的脚臭味很重，因为那个宿舍里面“住了几条腿”——四川的郭文景，上海的叶小纲，还有贵州的瞿小松，还有湖南的我。我们当时就觉得写什么样的音乐，其实就是写什么样的人，写你自己，还是写你的朋友，写你的祖先，还是写你的兄弟姐妹。
约翰·凯奇说所有的声音都是音乐，老子（李耳）也这样说。但是，所有的音乐，如果你没有把种子播下，在指挥棒下组织好的话，这不叫音乐。其实音乐听的是一种路数，一种节奏，一种思想，还有听到你自己的心境。
当时我们四个人上曲式课，老师讲声音是人类心灵的镜子，当你有好的声音的时候，那不是人去听它，而是音乐去听人。音乐是水，人是容器，没有容器哪有水，没有水哪来的容器之说，所以心和音乐其实是一对孪生姐妹，是肉和血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