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中国古代的众多小说中，创作者渐渐地把“罪财”这一观念作为叙述的主体引入到小说当中，故事情节围绕着被罪恶化的“钱财”展开想象，刻画出一段段悲喜交加、形式各异的不同类型的作品。其中多以是非之财为切入点，出人意料的结局收尾；或是为了钱财二字心生异念，谱写出世态炎凉、冷暖自知的现实写照；再或是受传统宗教文化的熏染，为财运增添了一些命运色彩的小说。
[关键词]古代 小说 罪与财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6-0101-02
“金钱”长久以来对于人们来说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吸引力，在让人心生向往的同时，又会心怀恐惧，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积虑深重的“罪财”之说，也就是把社会上所发生的诸多风波源头指向恶性的钱财。在这种传统“罪财”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们不断地把兼具“万能”与“万恶”于一身的“钱财”这把双刃剑贯穿于小说情节当中，并生动刻画出如惊奇型公案叙述、冷热型世态叙述和悲喜型命运叙述等富有张力的多种审美类型作品。
一、因钱财引发的奇案风波
中国古代小说抓住了人们具有好奇心的这一心理特点，特别重视在叙述过程中带给人们的惊奇感。例如凌蒙初所撰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以“奇”命名的小说集或是被称为“奇书”的小说系列等，不胜枚举。而其中大多数以谋财害命、行骗为惊奇型的公案选材，并且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用叙事学理论来解释的话，“惊奇”的发生是由故事出人意料的突然转折所造成的，而因为钱财引发的风波起到的突转功能恰好推动了各种类型“财案”小说的形成。
从古至今，许多亡命之徒为钱财采取各种手段并不惜伤人性命，而这些人在古时多数是在江河湖海上制造祸端。明清时期的离奇命案故事更是紛纷围绕着主人公在水域中遭遇祸事而叙述，并成为那一时期小说的叙事母题。故事基本上是由某达官显贵或某巨贾富商与家人在经由水路途中遭遇歹人见钱眼开而故意惹起事端，遇事者有的是劫后余生历尽千辛万苦和家人重新团聚，有的是其后代为了寻找真凶而历经种种波折最后终于手刃仇人等诸如此类的框架构成。从唐代李公佐著的传奇小说《谢小娥传》，其中描写少妇谢小娥一家在江上行商，不幸在途中遇到歹人，其父亲和夫婿一同罹难，后来父、婿二人托梦告诉她凶手姓名的隐语，但却在数年之后小娥机缘巧合下遇到作者才得以破解谜题，历经艰辛找到并杀死仇人；到明代李昌祺的小说集《剪灯余话》中的《芙蓉屏记》，书中叙述崔英在带着妻子前去就任县尉的途中，船家见财起意，将崔英沉入江中，逼迫王氏做自己的儿媳。幸运的是夫妻二人劫后逃生，并凭借芙蓉屏得以相见，等等。除此之外，凌蒙初在《拍案惊奇》中还就社会底层中发生的谋财害命、欺诈行骗行为作了大量的描述。如卷十一《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说的是奸诈贪财的船家和书生的狠毒仆人联手借浮尸勒索其钱财，并栽赃陷害，以此呈现了赋予惊奇审美观的公案作品。另外，在这个崇尚金钱的世界中，五花八门的行骗敲诈故事也是惊奇感十足。如卷十六《张溜儿巧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写的就是把媳妇当作诱饵的张溜儿进行钱财诈骗。还有《杜骗新书》《瞎骗奇闻》等，都突出体现了因财而产生风波的惊奇之处，也为“罪财”的叙述提供了依托，以上可以看出在当时惊奇类财案小说非常盛行。
二、因钱财而促发世态炎凉的叙述转折
在古人的眼中“钱财”不仅能够招惹祸事，还能够败坏伦常。在“财欲”的面前，人情的冷暖一试便知。在《史记》和《战国策》中描写苏秦在游说秦王失败回到家中“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而在他功成名就之后“父母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四拜自跪而谢”，由此可以看出两种截然不同态度发生的诱因是“财”，人情的冷暖、世态炎凉皆由此而来。明代徐石麟写了一组《钱难自度曲》，其中的《大旗风》慷慨激昂，愤情溢表，直斥钱恶：“呀，你硬牙根逞说伎俩多，我屈指数你罪名儿大。为什么父子们平地起风波？为什么兄弟们顷刻间成冰火？为什么朋友们陡的动干戈？见只见贪赃的欺了父君，爱小的灭了公婆。下多少钻谋，添多少絮聒，直吵得六亲无可靠，九族不相和，你罪也如何？”
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些“罪财”的文化环境下，中国古代小说便顺应这一世态转变的规律，刻画出人情冷暖相互映衬的故事情节。
四大名著中《水浒传》一书，其中也有描写“钱财”驱使下的“冷热”转变性能。例如在此书的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中，写林冲在沧州牢房中送钱前后所受到差拨两种全然不同的态度。林冲未送钱时，差拨怒目而视指着他骂：“你这个贼配军！见我如何不下拜，却来唱喏！…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骨碎身！少间叫你便见功效！”等差拨发作完了，林冲陪着笑脸送上钱时，差拨又笑脸相迎道：“林教头，我也闻你的好名字。…这表人物，必不是等闲之人，久后必做大官！”由此可见笔者的用心，虽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差拨小吏，却通过两人之间的对话，让我们看到一个见钱眼开、极其丑恶的形象，也道出了钱财可以左右世道人心冷暖的现实。这种前后对比相互映衬的叙事手段更能深刻地触及到人物灵魂。
在生活中，人们一旦把金钱视为最终选择，伦常关系便会遭受到无情的破坏。由“财”而引发的各种伦常关系败坏的世态炎凉是《金瓶梅》这部作品的一大引人注视的亮点，即使在一个帮衬下的家庭小圈子也可以营造出冷热交替的氛围。例如在其五十六回《西门庆捐金助朋友、常时节得钞傲妻儿》特别注重展现了钱财对于朋友、夫妻之间的作用。在家里常时节因为没有钱总是遭到媳妇的白眼，但在向西门庆借了钱后却得到了媳妇从未有过的亲近。“财”之意向掌控了小说中人物的人情冷暖，转折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富贵多士，贫贱寡友”充分揭示了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因财而结交的朋友多是利尽而疏的现实。中国古代小说对这种现实的冷热之交颇有感悟，如《型世言》第十五回《灵台山老仆守义，合溪县败子回头》写沈刚在有钱时，有几个破落户和小帮闲与他结拜成“十兄弟”；当沈刚丧尽家财时，马上就与沈刚疏远了。第二十三回《白镪动心交谊绝 双猪入梦死冤明》写因为看中朱恺有钱而与其结交的姚明等人，因为朱恺不肯借钱给他，于是将其杀死夺其财物。这种因钱财而引发的人情冷热多变的故事不在少数，在《金瓶梅》中也表现的尤为明显。在西门庆有权有势的时候，一群各怀心思的清客无赖和妻妾在西门庆的面前前倨后恭，场面烘托得很“热”。但当西门庆一死，这群人就很快聚拢到新的主子那里，世态瞬间变“冷”。而更为让人心寒的是应伯爵这群帮闲为新主子张二官出谋划策迎娶了西门庆的五妾潘金莲，连原应该有的兔死狐悲都不曾发生，这许多不仁义之事，正应了那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由此可以看出，“财”就像一个温控器，能够调控人情的“冷热”，也有利于作者通过世态炎凉情节的转换来烘托出对比映衬的审美效果。 三、因财而幻化出命运的悲喜交加
一直以来，“财运”的飘忽不定、无常变化早已经有所表现。晋代王嘉的《拾遗记·蜀》：“人生财运有限，不得盈溢，惧为身之祸害。”表明了这一观点，人们认定了人的命运是决定发财致富的关键，而人的财运又是捉摸不定的，这就为“财”之意象下的叙事情节增添了一抹浓重的悲剧色彩。而自宋元以来，在日益膨胀“贪欲”的社会大环境下，受到佛教贪财者必有恶报等因果报应观念的影响，让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到“财色”的害处，并且由此达到领悟人生的宗教化、哲理化的新高度。其中广泛流传的有“无常”“空幻”等财运观念，再加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运退黄金失色，时来铁也生光”等种种“财运”观念影响着中国古代小说，并在其调控下，为了警醒世人而借助落空转幻的“财”之意象作为故事具有悲剧性的结尾。
中国古代小说通常以“财运”进行叙事，为了表现出一种理念化的人伦之真、道德之恒，把钱财看作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身外之物，既捉摸不定，又难以掌控。如《二刻拍案惊奇》的卷二十八《程朝奉单遇无头妇，王通判双雪不明冤》中描写财主程朝奉垂涎于酒肆店主李方哥妻子的美色，而李方哥则贪图程朝奉“平白无故送来”的十两银子，为此劝自己的妻子顺从了程朝奉，这等有伤风化的事情之后，李方哥并未能如愿，而因此招来了“破家辱身”的祸事，落得个人财两空的结局。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也常出现一度富可敌国、钱堆如山，而最终的下场却是不得善终的悲惨结局的人物形象，如邓通、石崇，对后世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关于石崇，在《晋书·石苞传》这样描述他“性粗强、贪而好利、富拟王者”，自恃富有，而爱与人争奢斗富，与“贵戚王恺、羊诱之徒以奢靡相尚”等等。石崇因为其很早就实践了“四贪”意识，所以在后世的小说中被符号化。如在《金瓶梅》中，石崇的意象也随处可见，第十五回写“佳人笑赏玩灯楼”的楼景：“围屏画石崇之锦帐，珠帘绘梅月之双清。”把西门庆摆设的豪华场面在有意无意之间与石崇当年的情景做比较；在第十回写西门庆“妻妾玩赏芙蓉亭”，用“毕竟压赛孟尝君，只此敢欺石崇富”来表现吃喝用度的奢华程度；可见石崇在“财”之意象中有着不容忽视作用。
有些故事虽然没有直接的提及“石崇”，但却可以隐约看到他的影子。换言之，中国古代很多小说都争相效仿石崇故事情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作，所以说或多或少都有着石崇虽然富贵但不能善终的影子，这种“影喻”叙事同样能够带给人们空幻、悲凉感。如在《三国演义》第六十七回中写杨松卖主求荣，投奔在曹操的帐下，但最后却被曹操斩之于街头示众。后人有诗感叹：“妨贤卖主逞奇功，积得金银总是空。家未荣华身受戮，令人千载笑杨松！”由此可见作者在抨击见利忘义之举的同时，也流露出空幻的观念。在一系列描写财生空幻、悲喜交织的命运而展現“罪财”意象的小说，让世人无不感叹金钱的罪恶面。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罪财”叙述的结构功能既展现在个别无足轻重的地方，更突出展现在故事整体框架的构建、重点人物命运的把握、情节的跌宕起伏、审美意蕴的错落等诸多方面，小说作者遵循大众普遍认同的金钱最恶化的思维逻辑来构建小说的情节，从而形成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不同类型的作品。
【参考文献】
[1]张乡里.以今律古与文化原我——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研究现状[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6（05）.
[2]姜建.在“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01）.
[3]李桂奎.“物欲”叙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视角[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
[4]王海萍.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疾病隐喻[J].青年文学家，2014（02）.
[5]程国赋.资料完备 史论结合——评《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03）.
[6]李桂奎.“物欲”叙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视角[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
[7]刘方，孙逊.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历史生成[J].文艺研究，2007（12）.
[8]谭帆，王庆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研究论略[J].文艺理论研究，2006（03）.
责任编辑：张丽
[关键词]古代 小说 罪与财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6-0101-02
“金钱”长久以来对于人们来说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吸引力，在让人心生向往的同时，又会心怀恐惧，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积虑深重的“罪财”之说，也就是把社会上所发生的诸多风波源头指向恶性的钱财。在这种传统“罪财”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们不断地把兼具“万能”与“万恶”于一身的“钱财”这把双刃剑贯穿于小说情节当中，并生动刻画出如惊奇型公案叙述、冷热型世态叙述和悲喜型命运叙述等富有张力的多种审美类型作品。
一、因钱财引发的奇案风波
中国古代小说抓住了人们具有好奇心的这一心理特点，特别重视在叙述过程中带给人们的惊奇感。例如凌蒙初所撰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以“奇”命名的小说集或是被称为“奇书”的小说系列等，不胜枚举。而其中大多数以谋财害命、行骗为惊奇型的公案选材，并且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用叙事学理论来解释的话，“惊奇”的发生是由故事出人意料的突然转折所造成的，而因为钱财引发的风波起到的突转功能恰好推动了各种类型“财案”小说的形成。
从古至今，许多亡命之徒为钱财采取各种手段并不惜伤人性命，而这些人在古时多数是在江河湖海上制造祸端。明清时期的离奇命案故事更是紛纷围绕着主人公在水域中遭遇祸事而叙述，并成为那一时期小说的叙事母题。故事基本上是由某达官显贵或某巨贾富商与家人在经由水路途中遭遇歹人见钱眼开而故意惹起事端，遇事者有的是劫后余生历尽千辛万苦和家人重新团聚，有的是其后代为了寻找真凶而历经种种波折最后终于手刃仇人等诸如此类的框架构成。从唐代李公佐著的传奇小说《谢小娥传》，其中描写少妇谢小娥一家在江上行商，不幸在途中遇到歹人，其父亲和夫婿一同罹难，后来父、婿二人托梦告诉她凶手姓名的隐语，但却在数年之后小娥机缘巧合下遇到作者才得以破解谜题，历经艰辛找到并杀死仇人；到明代李昌祺的小说集《剪灯余话》中的《芙蓉屏记》，书中叙述崔英在带着妻子前去就任县尉的途中，船家见财起意，将崔英沉入江中，逼迫王氏做自己的儿媳。幸运的是夫妻二人劫后逃生，并凭借芙蓉屏得以相见，等等。除此之外，凌蒙初在《拍案惊奇》中还就社会底层中发生的谋财害命、欺诈行骗行为作了大量的描述。如卷十一《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说的是奸诈贪财的船家和书生的狠毒仆人联手借浮尸勒索其钱财，并栽赃陷害，以此呈现了赋予惊奇审美观的公案作品。另外，在这个崇尚金钱的世界中，五花八门的行骗敲诈故事也是惊奇感十足。如卷十六《张溜儿巧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写的就是把媳妇当作诱饵的张溜儿进行钱财诈骗。还有《杜骗新书》《瞎骗奇闻》等，都突出体现了因财而产生风波的惊奇之处，也为“罪财”的叙述提供了依托，以上可以看出在当时惊奇类财案小说非常盛行。
二、因钱财而促发世态炎凉的叙述转折
在古人的眼中“钱财”不仅能够招惹祸事，还能够败坏伦常。在“财欲”的面前，人情的冷暖一试便知。在《史记》和《战国策》中描写苏秦在游说秦王失败回到家中“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而在他功成名就之后“父母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四拜自跪而谢”，由此可以看出两种截然不同态度发生的诱因是“财”，人情的冷暖、世态炎凉皆由此而来。明代徐石麟写了一组《钱难自度曲》，其中的《大旗风》慷慨激昂，愤情溢表，直斥钱恶：“呀，你硬牙根逞说伎俩多，我屈指数你罪名儿大。为什么父子们平地起风波？为什么兄弟们顷刻间成冰火？为什么朋友们陡的动干戈？见只见贪赃的欺了父君，爱小的灭了公婆。下多少钻谋，添多少絮聒，直吵得六亲无可靠，九族不相和，你罪也如何？”
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些“罪财”的文化环境下，中国古代小说便顺应这一世态转变的规律，刻画出人情冷暖相互映衬的故事情节。
四大名著中《水浒传》一书，其中也有描写“钱财”驱使下的“冷热”转变性能。例如在此书的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中，写林冲在沧州牢房中送钱前后所受到差拨两种全然不同的态度。林冲未送钱时，差拨怒目而视指着他骂：“你这个贼配军！见我如何不下拜，却来唱喏！…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骨碎身！少间叫你便见功效！”等差拨发作完了，林冲陪着笑脸送上钱时，差拨又笑脸相迎道：“林教头，我也闻你的好名字。…这表人物，必不是等闲之人，久后必做大官！”由此可见笔者的用心，虽是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差拨小吏，却通过两人之间的对话，让我们看到一个见钱眼开、极其丑恶的形象，也道出了钱财可以左右世道人心冷暖的现实。这种前后对比相互映衬的叙事手段更能深刻地触及到人物灵魂。
在生活中，人们一旦把金钱视为最终选择，伦常关系便会遭受到无情的破坏。由“财”而引发的各种伦常关系败坏的世态炎凉是《金瓶梅》这部作品的一大引人注视的亮点，即使在一个帮衬下的家庭小圈子也可以营造出冷热交替的氛围。例如在其五十六回《西门庆捐金助朋友、常时节得钞傲妻儿》特别注重展现了钱财对于朋友、夫妻之间的作用。在家里常时节因为没有钱总是遭到媳妇的白眼，但在向西门庆借了钱后却得到了媳妇从未有过的亲近。“财”之意向掌控了小说中人物的人情冷暖，转折起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富贵多士，贫贱寡友”充分揭示了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因财而结交的朋友多是利尽而疏的现实。中国古代小说对这种现实的冷热之交颇有感悟，如《型世言》第十五回《灵台山老仆守义，合溪县败子回头》写沈刚在有钱时，有几个破落户和小帮闲与他结拜成“十兄弟”；当沈刚丧尽家财时，马上就与沈刚疏远了。第二十三回《白镪动心交谊绝 双猪入梦死冤明》写因为看中朱恺有钱而与其结交的姚明等人，因为朱恺不肯借钱给他，于是将其杀死夺其财物。这种因钱财而引发的人情冷热多变的故事不在少数，在《金瓶梅》中也表现的尤为明显。在西门庆有权有势的时候，一群各怀心思的清客无赖和妻妾在西门庆的面前前倨后恭，场面烘托得很“热”。但当西门庆一死，这群人就很快聚拢到新的主子那里，世态瞬间变“冷”。而更为让人心寒的是应伯爵这群帮闲为新主子张二官出谋划策迎娶了西门庆的五妾潘金莲，连原应该有的兔死狐悲都不曾发生，这许多不仁义之事，正应了那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由此可以看出，“财”就像一个温控器，能够调控人情的“冷热”，也有利于作者通过世态炎凉情节的转换来烘托出对比映衬的审美效果。 三、因财而幻化出命运的悲喜交加
一直以来，“财运”的飘忽不定、无常变化早已经有所表现。晋代王嘉的《拾遗记·蜀》：“人生财运有限，不得盈溢，惧为身之祸害。”表明了这一观点，人们认定了人的命运是决定发财致富的关键，而人的财运又是捉摸不定的，这就为“财”之意象下的叙事情节增添了一抹浓重的悲剧色彩。而自宋元以来，在日益膨胀“贪欲”的社会大环境下，受到佛教贪财者必有恶报等因果报应观念的影响，让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到“财色”的害处，并且由此达到领悟人生的宗教化、哲理化的新高度。其中广泛流传的有“无常”“空幻”等财运观念，再加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运退黄金失色，时来铁也生光”等种种“财运”观念影响着中国古代小说，并在其调控下，为了警醒世人而借助落空转幻的“财”之意象作为故事具有悲剧性的结尾。
中国古代小说通常以“财运”进行叙事，为了表现出一种理念化的人伦之真、道德之恒，把钱财看作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身外之物，既捉摸不定，又难以掌控。如《二刻拍案惊奇》的卷二十八《程朝奉单遇无头妇，王通判双雪不明冤》中描写财主程朝奉垂涎于酒肆店主李方哥妻子的美色，而李方哥则贪图程朝奉“平白无故送来”的十两银子，为此劝自己的妻子顺从了程朝奉，这等有伤风化的事情之后，李方哥并未能如愿，而因此招来了“破家辱身”的祸事，落得个人财两空的结局。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也常出现一度富可敌国、钱堆如山，而最终的下场却是不得善终的悲惨结局的人物形象，如邓通、石崇，对后世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关于石崇，在《晋书·石苞传》这样描述他“性粗强、贪而好利、富拟王者”，自恃富有，而爱与人争奢斗富，与“贵戚王恺、羊诱之徒以奢靡相尚”等等。石崇因为其很早就实践了“四贪”意识，所以在后世的小说中被符号化。如在《金瓶梅》中，石崇的意象也随处可见，第十五回写“佳人笑赏玩灯楼”的楼景：“围屏画石崇之锦帐，珠帘绘梅月之双清。”把西门庆摆设的豪华场面在有意无意之间与石崇当年的情景做比较；在第十回写西门庆“妻妾玩赏芙蓉亭”，用“毕竟压赛孟尝君，只此敢欺石崇富”来表现吃喝用度的奢华程度；可见石崇在“财”之意象中有着不容忽视作用。
有些故事虽然没有直接的提及“石崇”，但却可以隐约看到他的影子。换言之，中国古代很多小说都争相效仿石崇故事情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作，所以说或多或少都有着石崇虽然富贵但不能善终的影子，这种“影喻”叙事同样能够带给人们空幻、悲凉感。如在《三国演义》第六十七回中写杨松卖主求荣，投奔在曹操的帐下，但最后却被曹操斩之于街头示众。后人有诗感叹：“妨贤卖主逞奇功，积得金银总是空。家未荣华身受戮，令人千载笑杨松！”由此可见作者在抨击见利忘义之举的同时，也流露出空幻的观念。在一系列描写财生空幻、悲喜交织的命运而展現“罪财”意象的小说，让世人无不感叹金钱的罪恶面。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罪财”叙述的结构功能既展现在个别无足轻重的地方，更突出展现在故事整体框架的构建、重点人物命运的把握、情节的跌宕起伏、审美意蕴的错落等诸多方面，小说作者遵循大众普遍认同的金钱最恶化的思维逻辑来构建小说的情节，从而形成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不同类型的作品。
【参考文献】
[1]张乡里.以今律古与文化原我——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研究现状[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6（05）.
[2]姜建.在“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01）.
[3]李桂奎.“物欲”叙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视角[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
[4]王海萍.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疾病隐喻[J].青年文学家，2014（02）.
[5]程国赋.资料完备 史论结合——评《韩国所见中国古代小说史料》[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03）.
[6]李桂奎.“物欲”叙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新视角[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
[7]刘方，孙逊.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现代学术范式的历史生成[J].文艺研究，2007（12）.
[8]谭帆，王庆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流变研究论略[J].文艺理论研究，2006（03）.
责任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