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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一家连锁医院一年为30万病人提供了白内障手术,平均每位病人的收费标准仅为25美元。一家蚊帐制造商誓要预防坦桑尼亚每年1800万起疟疾和因疟疾导致的10万死亡病例。一家有企业家精神的自来水厂给印度20多个缺乏洁净水源的村庄提供安全低价的饮用水。
以上几家看似毫不相关的公司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其一,它们的经营模式多着重于以市场化方法为第三世界贫困人群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其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投资者——总部设在纽约的聪明人基金。
聪明人基金创始于2001年,它的主要宗旨是向专为贫困人群服务的企业投资。它是蒸蒸日上的影响力投资界的先驱者。影响力投资把风险资本融资和经营模式应用于社会活动。聪明人基金不是唯一的领导者,圈内还有其他举足轻重的玩家,譬如奥米迪亚网络(由易趣网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及其夫人帕姆创办)、草根资本组织、新学校风险基金、埃里法尔股票。由于这些组织资金多来源于善款,所以他们可以自由投资社会影响力。与此同时,基金组织将此类资金投入借贷和股票业务,帮助设立更适宜规模化和持续发展的企业,后者可从商业投资者处吸纳投资。
改造第三世界的慈善行业
这类投资者早期的投资额可能少于一流风险投资公司向初创企业投资的数额。然而,数百家成功企业,包括服务对象过百万的企业,之所以有今日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些早期投资者的远见和资助。
传统的风险投资公司向无数初创公司注资,希望能一本万利。投资初创慈善家也一样,他们希望投入资金后能够收获令人惊叹的社会回报。传统投资用利润说话,社会影响力投资用受益人群、创新方法这类社会回报指数说话。聪明人基金就是这样改变几百万人生活的,虽然它的年度预算只有1000万美元。它投资了非洲、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企业。在确定出六大因物资和公共服务匮乏导致贫困人群致富艰难的领域后,聪明人基金迅速投资这些领域,将投资资本兑换成社会影响力。获取农资的途径拓展后,庄稼产量提高了,许多家庭有钱给孩子们交学费了。自来水质量提高后,痢疾和其他水传播疾病发病率降低了,医疗保健成本也降低了。
基金创始人杰奎琳·诺沃格拉茨创设聪明人基金是为了彻底改造第三世界的慈善行业。它始于这样一个坚定而尖锐的信念:现有的慈善机构,虽有几十年的历史,却没有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聪明人基金工作的重点在于开辟服务贫困人群的市场,而不是援助那些腐败政府和以西方善款为生的机构。诺沃格拉茨说:“穷人们愿意购买那些他们重视的而且支付得起的服务。”基金会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贷款,一般期限为5~15年。诺沃格拉茨说,这样做是为了资助“那些愿意把穷人当作可以自由选择的顾客而不是单纯的救助对象的企业家”。
如今,全世界有35亿穷人被排除在传统顾客市场之外,他们仅能在非正式市场参与经济交易。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聪明人基金大规模资助那些把穷人纳入市场的企业。虽然聪明人基金走在这条路的前列,但是它后面有一大批组织陆续加入了这场运动。
将利润用于善举
不是所有的善举都能换来利润,但是利润却可用于善举。沃伦·巴菲特解释道,“我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里工作:在战场上挽救他人生命的人获得的回报是一枚勋章,在教学工作中做得出色的老师获得的回报是家长的感谢信,而那些会炒股的人获得的回报却是数以亿计的财富。”亿万富翁巴菲特承诺将其99%的资产捐赠给慈善组织。他的慈善之旅始于2006年,那时他承诺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悉数捐赠给公益事业。2010年,巴菲特、盖茨夫妇以及其他超级富豪代表承诺“把大部分财产捐赠给慈善”。在泰德·特纳宣布向联合国捐赠10亿美元的10年之后,巴菲特把价值15.2亿美元的股票捐给了盖茨基金会,改写了游戏规则。
迄今为止,190多位亿万富翁加入了巴菲特和盖茨的捐赠誓言,其中2/3的加盟者在《福布斯》美国财富400强榜上有名,这展示了慈善行业前所未有的和谐与规模。这些慈善家多数被写入了前文提到的《慈善资本主义》里。他们大多有具体的社会目标,比如乔治·卢卡斯向教育部门捐赠了40亿美元。这些捐赠宣誓为公益事业带来了亿万慈善资本,其中许多被用于意想不到的领域。
当然,巨额捐赠不是西方独有的风景。在非洲,首位加入捐赠誓言的是南非首富帕特里斯·莫特赛比。莫特赛比发迹于采矿业,他的善款主要用来改善南非和其他地区边缘群体的生活。
此时,移动通信大亨莫·易卜拉欣立志重塑非洲形象,以出色的领导和良好的治安而不是抢占头条的失败事迹给世界留下印象。2005年,他以34亿美元卖了塞尔特移动通信公司,这笔钱用于了慈善。他的基金会给以民主和商业促进国家发展的前非洲领导人颁发500万美元的终身成就奖。一些人批判富人们做慈善只是往社会疑难问题上砸钱而没有奉献他们的商业头脑和人脉关系,作为衡量非洲56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全球性指南的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数就是对这些质疑的有力反驳。另一位同样有影响力的慈善家是尼日利亚银行家、投资家托尼·依路米路,他把自己的巨额资产和商业头脑都投入到慈善中,以求增强非洲私营部门的竞争力。依路米路的善举引起了广泛反响,现在,非洲人民不仅可以克服困难并且还能在此过程中找到致富之路。
驱动方法经济的,除了巴菲特、易卜拉欣这样的亿万富翁和聪明人基金、斯科尔基金、奥米迪亚网络这种大型基金组织以外,还有很多重要的投资者。他们的形式各异,有政府部门,有影响力投资者,有多国组织,也有传统的基金组织。
2010年,美国慈善基金向外捐赠了1900亿美元。由于慈善资金源头拓宽并且普通公民创设慈善基金的路径增多,如今日全球慈善组织的影响力远非10年前所能比拟。事实上,较之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叶,慈善机构的资产实现了翻番。当然,发展速度最快的还是欧洲,他们的慈善组织数量增加了6倍。创新技术、自下而上的经营模式和激增的众筹网站加速了慈善行业的民主化进程。来自四面八方的善款可以被集中起来办大事了。2012年,社会责任和环境投资比2010年增长了22%,占全部美国资产的11%。
本文节选自《方法革命》一书,文字有删节。作者美国德勤全球研发中心主管威廉·D·艾格斯、加拿大行政管理研究所(IPAC)創始人保罗·麦克米伦
本文编辑:陈小慧。如对本文有任何意见或其他精彩观点,请加大众理财顾问读者QQ群:320188318进行即时交流
以上几家看似毫不相关的公司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其一,它们的经营模式多着重于以市场化方法为第三世界贫困人群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其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投资者——总部设在纽约的聪明人基金。
聪明人基金创始于2001年,它的主要宗旨是向专为贫困人群服务的企业投资。它是蒸蒸日上的影响力投资界的先驱者。影响力投资把风险资本融资和经营模式应用于社会活动。聪明人基金不是唯一的领导者,圈内还有其他举足轻重的玩家,譬如奥米迪亚网络(由易趣网创始人皮埃尔·奥米迪亚及其夫人帕姆创办)、草根资本组织、新学校风险基金、埃里法尔股票。由于这些组织资金多来源于善款,所以他们可以自由投资社会影响力。与此同时,基金组织将此类资金投入借贷和股票业务,帮助设立更适宜规模化和持续发展的企业,后者可从商业投资者处吸纳投资。
改造第三世界的慈善行业
这类投资者早期的投资额可能少于一流风险投资公司向初创企业投资的数额。然而,数百家成功企业,包括服务对象过百万的企业,之所以有今日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些早期投资者的远见和资助。
传统的风险投资公司向无数初创公司注资,希望能一本万利。投资初创慈善家也一样,他们希望投入资金后能够收获令人惊叹的社会回报。传统投资用利润说话,社会影响力投资用受益人群、创新方法这类社会回报指数说话。聪明人基金就是这样改变几百万人生活的,虽然它的年度预算只有1000万美元。它投资了非洲、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企业。在确定出六大因物资和公共服务匮乏导致贫困人群致富艰难的领域后,聪明人基金迅速投资这些领域,将投资资本兑换成社会影响力。获取农资的途径拓展后,庄稼产量提高了,许多家庭有钱给孩子们交学费了。自来水质量提高后,痢疾和其他水传播疾病发病率降低了,医疗保健成本也降低了。
基金创始人杰奎琳·诺沃格拉茨创设聪明人基金是为了彻底改造第三世界的慈善行业。它始于这样一个坚定而尖锐的信念:现有的慈善机构,虽有几十年的历史,却没有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聪明人基金工作的重点在于开辟服务贫困人群的市场,而不是援助那些腐败政府和以西方善款为生的机构。诺沃格拉茨说:“穷人们愿意购买那些他们重视的而且支付得起的服务。”基金会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贷款,一般期限为5~15年。诺沃格拉茨说,这样做是为了资助“那些愿意把穷人当作可以自由选择的顾客而不是单纯的救助对象的企业家”。
如今,全世界有35亿穷人被排除在传统顾客市场之外,他们仅能在非正式市场参与经济交易。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聪明人基金大规模资助那些把穷人纳入市场的企业。虽然聪明人基金走在这条路的前列,但是它后面有一大批组织陆续加入了这场运动。
将利润用于善举
不是所有的善举都能换来利润,但是利润却可用于善举。沃伦·巴菲特解释道,“我在这样一个经济环境里工作:在战场上挽救他人生命的人获得的回报是一枚勋章,在教学工作中做得出色的老师获得的回报是家长的感谢信,而那些会炒股的人获得的回报却是数以亿计的财富。”亿万富翁巴菲特承诺将其99%的资产捐赠给慈善组织。他的慈善之旅始于2006年,那时他承诺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悉数捐赠给公益事业。2010年,巴菲特、盖茨夫妇以及其他超级富豪代表承诺“把大部分财产捐赠给慈善”。在泰德·特纳宣布向联合国捐赠10亿美元的10年之后,巴菲特把价值15.2亿美元的股票捐给了盖茨基金会,改写了游戏规则。
迄今为止,190多位亿万富翁加入了巴菲特和盖茨的捐赠誓言,其中2/3的加盟者在《福布斯》美国财富400强榜上有名,这展示了慈善行业前所未有的和谐与规模。这些慈善家多数被写入了前文提到的《慈善资本主义》里。他们大多有具体的社会目标,比如乔治·卢卡斯向教育部门捐赠了40亿美元。这些捐赠宣誓为公益事业带来了亿万慈善资本,其中许多被用于意想不到的领域。
当然,巨额捐赠不是西方独有的风景。在非洲,首位加入捐赠誓言的是南非首富帕特里斯·莫特赛比。莫特赛比发迹于采矿业,他的善款主要用来改善南非和其他地区边缘群体的生活。
此时,移动通信大亨莫·易卜拉欣立志重塑非洲形象,以出色的领导和良好的治安而不是抢占头条的失败事迹给世界留下印象。2005年,他以34亿美元卖了塞尔特移动通信公司,这笔钱用于了慈善。他的基金会给以民主和商业促进国家发展的前非洲领导人颁发500万美元的终身成就奖。一些人批判富人们做慈善只是往社会疑难问题上砸钱而没有奉献他们的商业头脑和人脉关系,作为衡量非洲56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全球性指南的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数就是对这些质疑的有力反驳。另一位同样有影响力的慈善家是尼日利亚银行家、投资家托尼·依路米路,他把自己的巨额资产和商业头脑都投入到慈善中,以求增强非洲私营部门的竞争力。依路米路的善举引起了广泛反响,现在,非洲人民不仅可以克服困难并且还能在此过程中找到致富之路。
驱动方法经济的,除了巴菲特、易卜拉欣这样的亿万富翁和聪明人基金、斯科尔基金、奥米迪亚网络这种大型基金组织以外,还有很多重要的投资者。他们的形式各异,有政府部门,有影响力投资者,有多国组织,也有传统的基金组织。
2010年,美国慈善基金向外捐赠了1900亿美元。由于慈善资金源头拓宽并且普通公民创设慈善基金的路径增多,如今日全球慈善组织的影响力远非10年前所能比拟。事实上,较之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叶,慈善机构的资产实现了翻番。当然,发展速度最快的还是欧洲,他们的慈善组织数量增加了6倍。创新技术、自下而上的经营模式和激增的众筹网站加速了慈善行业的民主化进程。来自四面八方的善款可以被集中起来办大事了。2012年,社会责任和环境投资比2010年增长了22%,占全部美国资产的11%。
本文节选自《方法革命》一书,文字有删节。作者美国德勤全球研发中心主管威廉·D·艾格斯、加拿大行政管理研究所(IPAC)創始人保罗·麦克米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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