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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从现代化与全球化双重维度进行审视，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理论的高度。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三者均具有现代性，现代性是其本质特征。但民族主义存在现代性悖论，即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强化剂，而全球化则是民族主义的溶解剂。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在方法论上对全球史和新社会史的研究具有示范性的意义；在战略对策上对于民族国家的建设和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霍布斯鲍姆；民族主义；现代性；全球史
中图分类号：D0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５０２（２０12）０5－００31－07
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新社会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他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学养和深切人类关怀的历史学家。其民族主义研究，从历史、现实与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从政府、知识分子和民众三个主体维度，从唯物史观、全球史观和新社会史三个方法论维度，使得民族与民族主义得到合理的、充分的、具体的理解。民族主义在塑造和再造现代世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1]霍布斯鲍姆在《对民族主义的一些思考》（1972）一文里指出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与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的不相称性。霍布斯鲍姆本人高度重视民族主义这一现代社会现象，他以一个社会历史学家的眼光，在综合分析各种民族概念与民族主义观点的基础上，严肃认真地审视了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并以全球化的视野展望其未来。
一、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的理论特点
（一）“民族”概念具有不确定性与现代性
霍布斯鲍姆在比较分析了各种“民族”概念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民族”概念具有不确定性。“民族”概念到今天，已被滥用到足以混淆是非，不具任何严肃意义的程度。不论是民族的主观认定还是客观标准，都不能令人满意。霍布斯鲍姆本人对“民族”概念没有给出确切定义，而是认为，当任何一个足够大的人群宣称他们属于同一民族时，就可以接纳他们的自我认定，视为他们对“民族”的暂时假设。但霍布斯鲍姆也指出，我们不能只从政治人物宣称他们是在为“民族”奋斗，就假定那个“民族”的人们已认为他们属于同一民族，对此需要进行具体的和历史的探讨。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这一概念并非“与人类历史共久长”，直到18世纪，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才出现。[2]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概念的主要建构者，民族概念既需要主观认同，也需要注意其历史实践。划分民族既有客观标准，也有主观标准，有时用单一标准，有时则交杂着各种标准，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二）民族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现代性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三者均具有现代性。现代性是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民族”与“民族主义”也同样属于现代性之生成。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是息息相关的，现代民族国家即是主权国家、民族性与现代性三者的融合形式。因为形成一个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至少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就是国家独立（有稳固的政府和主权性的国际地位）与人民民主（多数国民命运要与国家息息相关）。[3]人民与国家，是“民族”建构的两大主体。“民族”具有强烈的国家色彩，民族与国家几乎是不可分离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爱国主义” 。[1](181)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主义早于民族建立，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民族主义无疑地是现代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4]社会人类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ner）并不否认前现代也可能形成类似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东西，但霍布斯鲍姆却认为这些只是“民族主义原型”，它并没有与以特定领土为单位的政治组织建立必然联系，因此并不是民族主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必然联系，是了解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关键所在。
（三）民族主义的建构者是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的强化剂乃是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源于民族国家的人为建构。霍布斯鲍姆在一定的意义上认同安德森所说的“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民族是民族主义想象的产物，我们可以借助民族主义来预想民族存在的各种情况；但是，霍布斯鲍姆也严格地指出，真实的民族却只能是历史实践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与民族主义不是固有的，乃是人为建构的。霍布斯鲍姆强调在民族建立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这些人为因素包括激发民族情感的宣传与制度设计等。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并非天生的，也不是上帝对人类的分类，而是民族主义的建构。民族主义时而利用文化传统作为凝聚民族的手段，时而因应新民族成立的需要而将文化传统加以革新，甚至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调。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一书中指出了民族主义者的“发明传统”对于民族建构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提醒历史学家不要被这些“被发明的传统”误导，因为这些关于民族的概念“本身必须包含一种建构的或是‘发明’的成分”。[5]
（四）全球化是民族主义的溶解剂
民族主义的溶解剂乃是全球化的力量。霍布斯鲍姆观察到，全球化在近几十年来的深入发展，对人类的流动性和移民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二者的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20世纪末全球航线每年运输26亿人口，全球化的国际大迁徙，在经济富裕且执行宽松移民政策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类国家，尤其明显。1974-1998年这三个国家大约接受了2200万移民，比1914年以前的“伟大移民时代”的总和还要多，且年均涌入人数是1914年之前的2倍。单是1998-2001年，这三个国家就流入移民360万人。长期以来大量输出移民的欧洲也开始大量吸纳国际移民。1999-2001年，大约450万移民进入欧盟15国境内。富裕国家的大都市的国际化现象令人咋舌。国际运输和全球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国际移民无须切断与故乡的联系，不必在两国之间作出永久性选择。21世纪代表一个人的身份的不再是民族国家的出生证明，而是代表国际身份的文件——护照。民族国家认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均受到考验。大规模的合法和非法迁徙，促使国家控制境内事务的能力日益衰弱，甚至对其境内的人口数也越来越无法明确掌握。全球化的新迁徙运动，也已经强化了长久以来大众对于大规模移民的仇视，并对群体文化的认同产生威胁感和抗拒心理。[6] （五）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现代性悖论
现代性悖论是霍布斯鲍姆民族主义观最重要的理论特点。民族主义的现代性悖论是，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强化剂，而全球化则是民族主义的溶解剂。正是民族国家创建和激发了民族主义，而全球化却不断侵蚀和消解民族主义。就民族主义而言，影响其发展的力量主要是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这两个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其中，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主要建构力量，基于自身的建立、维护、巩固和壮大的需要，推动民族主义发展；而全球化则是主要的抑制和消解力量，使得民族主义得以缓和、冷却和逐渐消散。吉野耕作不同意霍布斯鲍姆的民族消解说，提出“民族活性化”说，认为情感归属与人际纽带需要“民族复兴”。[7]与霍布斯鲍姆一样，海斯也认为民族主义具有现代性悖论，但其表现为民族主义与普世化的现代性一体两面。海斯揭示出：“工业革命虽则具有世界主义的可能性，事实上却是大半民族主义化的。”[4](228)
（六）民族主义具有历史性与阶段性
民族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世长存的，它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是现代性的一个表现。民族既须具备客观基础，但也需要国家建构和维护，更需要人民认同。民族不是天生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种相当晚近时期的人类发明。“民族”不是凭空创造的，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问题，实则牵涉到政治、科技与社会转型。民族并不只是领土国家或民族情操的产物，同时也深受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标准化的民族语言，无论是口语或书写文字，若不借助于印刷术的发明、识字率的普及，还有公立学校的广泛设立，将不可能出现。民族以及相应的民族活动，都应该纳入国家体制、行政官僚、科技发展、经济状况、历史情境与社会背景下进行讨论。
19～20世纪是民族主义的盛世，当前，民族主义已经被全球化所严重侵蚀，未来的民族主义将被边缘化，再难以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与国际政治话语的主流。霍布斯鲍姆从历史角度考察了民族概念与民族主义演化的历史，勾勒出六个基本阶段：1780年以前，属于“民族主义原型”时期，民族主义尚未成型。1780～1870年，属于“民族”与“民族国家创建”（在西欧）时期，自由民族主义占主导地位。1870-1918年，属于“民族主义转型”时期，自由民族主义观点逐渐被放弃，非国家民族主义、右翼民族主义等主导了民族主义潮流。1918～1950年，属于“民族主义最高峰”时期，民族认同等于国家认同的观念已经得到普遍认同。民族运动在世界各地广泛开展，并且陆续衍生出欧洲民族主义的新变形。欧洲民族主义的主流，是老牌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以及各民族的恢复国土主义。右翼民族主义得势，与经济大萧条有密切关系。1930年代中期，民族主义与左派逐渐结盟，一直影响到1970年代之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1950～1989年，属于强权体系下的民族国家的相对稳定时期。1989年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以来，随着世界体系重组和全球化加剧，民族主义尽管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还会继续发挥作用，但已经过了其鼎盛期，而处于日益受到全球化力量的侵蚀和衰退时期。关于民族主义的未来，霍布斯鲍姆预言：“虽然民族主义耀眼如昔，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已逐渐西斜。它不可能再现19世纪或20世纪早期的风采，再度化身为全球各地的政治纲领。它至多只能扮演一个使历史复杂化的角色，或充任其他发展的触媒。” [2](183)霍布斯鲍姆认为，强权体系瓦解、苏联解体与深度全球化，决定了民族主义在未来历史中难以再充当显要角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民族国家出现了明显的碎片化，民族分离主义有所加强。
二、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的方法论特点
霍布斯鲍姆在探讨历史发展时，着力运用全球史与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民族概念史与民族主义史的研究即为其中的显例。
（一）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
霍布斯鲍姆以全球史的视野和方法来考察民族主义的历史，首先是民族主义史的考察范围遍及欧、亚、非、美、澳等五大洲，虽然以欧洲为重点，但并不局限于欧洲。其次是以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互动的视角来分析民族主义的消长过程，把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视为影响民族主义史的基本力量。再次是把全球史与新社会史研究相互融合。以唯物史观、现代性史观和社会学、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全球史。霍布斯鲍姆指出，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降的世界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民族所衍生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2](1)强调对民族主义的历史影响进行反思,是霍布斯鲍姆民族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8]
反思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是战后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1962年7月《过去与现在》杂志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召开了一次关于欧洲与非洲民族主义的会议，霍布斯鲍姆作了题为“19世纪的民族主义和民众观点”的报告。会议的目的旨在探索民族主义的比较研究问题，特别检讨了西方学术界民族主义研究的一个共同假设，即西欧民族主义的历史，能够提供理解新兴世界的民族主义的普遍模式。[9]霍布斯鲍姆虽然努力践行全球史观，但也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并限于所获得的史料与知识背景而没有完全展现。霍布斯鲍姆虽然明确表示反对西方人的种族中心论、种族优越论以及西方人“完全不合理的自我满足感”，但也承认西方国家在19～20世纪成为“人类的主人”。20世纪历史发展的动力主要仍然是外源性的。非西方民族国家极力模仿的仍然是西方民族国家的社会进步模式，而此外则没有其他的可操作性模式。[10]19世纪虽然创造了真正的世界历史，但却是“欧洲时代”，“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来说，在这个时代，其以往的所有历史，不论有多悠久、多杰出，都到了必须停止的时候。”[11]同时，霍布斯鲍姆还承认《民族与民族主义》的主题仍然是倾向欧洲中心观点，甚至可以说是特别针对发达地区的讨论。[2](1)整体看来，霍布斯鲍姆的社会历史观经历了一个由“西方中心论”到“全球历史观”的思想转变过程。但难免表现出全球历史观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矛盾与冲突。[12] （二）新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
霍布斯鲍姆是新社会史学派的重要创始人，这一学派融唯物史观、整体社会史、底层视野于一体。霍布斯鲍姆等新社会史学家明确要求把社会史研究转变为社会的历史研究，并认为马克思为全面地理解和解释以往的社会和社会变迁提供了最有效的概念方法。[13]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衰落，他提出的问题继续萦绕在试图理解过去与现在的人们脑海中。[14]霍布斯鲍姆强调，马克思对于历史学家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在于，迄今为止他是唯一在方法学上试图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阐述，并设想和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的学者。[15]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经济生活和市民社会是整个历史的基础。霍布斯鲍姆赞成唯物史观，但指出唯物史观不是经济决定论和单线发展论，任何发展都是混合的发展。[16]霍布斯鲍姆期待年轻的历史学者对唯物史观的历史诠释投入更多心力。[17]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主体论、动力论与多力量论，霍布斯鲍姆重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历史视野与理论方法的结合。[12](213)霍布斯鲍姆关于新社会史的一系列学术观点及其所建构的研究体系，在西方社会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18]基于新社会史视角，霍布斯鲍姆对民族与民族主义采取双元性的研究范式, 注重从平民大众的角度去观察。[19]霍布斯鲍姆认为只有“民族”建构主体的双元性才能导向“民族”认同的普遍性。民族必定是由居上位者所创建，但却也一定得从平民百姓的观点分析才能完全理解，也就是说，要探讨一般人的假想、希望、需求、憧憬和利益。霍布斯鲍姆既关注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观点，也关注农民的民族主义情感，对双方的态度异同和互动关系对民族主义形成的影响非常重视。[9](66)他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里主要通过民谣、语言、族群符号、宗教信仰等发掘“民族主义原型”的民众视角与民众观点；通过战争时代的士兵书信探讨民族主义倾向问题。虽然霍布斯鲍姆努力展现民众视角，但基于民众表达的有限，史料也是很有限的。霍布斯鲍姆反对民族主义者或怀着其他用意的人为了需要去篡改或发明历史，他指出，“今天，更多的历史被那些不想要真实过去的人篡改或发明出来，他们仅仅需要一个合乎其目的的过去，历史学者面临比以前更严峻的捍卫历史任务。” [14](15)
（三）对人类历史命运的深切关怀
霍布斯鲍姆本人是一个犹太人（当然他更乐意认同为一个西方人），同时他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从小对公共事务的浓厚兴趣，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责任，以及对民族国家不稳定性后果的忧虑，使他对民族与民族主义这个研究主题具有持久的兴趣。他亲历了20世纪的历史,“参加过无与伦比的课程，领教了真正的历史冲击力”，[17](490)对民族主义的是是非非与消长兴衰，有着长期的观察和体验。他觉得整个人类的兴亡，毁灭人类的核战争的根源，可能就在解开民族与民族主义这个奥秘上面，这也是他写作《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的强烈动机。当然，由于民族主义历史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如何处理研究者个人经历与集体经历之间的关系,如何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如何跨越现实与未来的鸿沟,则是研究的困境。[20]霍布斯鲍姆清醒地意识到：今天，当人类的日常事务被解决问题的技术标准所主导的时候，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世界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14](15)历史研究需要冷眼旁观，需要与激情、非理性、意识形态、畏惧和认同感保持距离。但霍布斯鲍姆也严肃指出，即使不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也未必能够写出很好的历史来，因为“过去的时代终属于另外一个国度，只有旅行者能够跨越其边界”。由于对外地情况的无知，“纵使阅读的书籍再多、想象的能力再丰富，也很难克服管窥之见”。[17](491)
三、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的价值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主要是回顾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虽然历史的后来者未必会认真吸取过往历史的经验教训，同时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往往会带有研究者本人的强烈的个人体验色彩，未必符合历史本身的发展实践，但总会对于人们有所启发的。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对历史、现实和未来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通过对民族概念与民族主义盛衰的历史的考察，系统总结民族国家建构的经验教训
厄内斯特·盖尔纳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单位和民族单位一致性的政治合法化的理论。[1]列宁曾经从阶级视角界定民族主义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主张民族应该按阶级划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均有自由建国的权利。[21]霍布斯鲍姆尽管对民族主义的消极面大加挞伐，但认为民族主义提供了现代民族国家所需要的不同于传统神权或王权国家的合法化形式。民族主义最初的想法是创造一个更大的国家，这种统一和扩张功能十分重要。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或对某一特定人群的认同，并不必然是从种族意义上进行界定的，而是赋予政府合法性以很大优点。民族自决的威尔逊主义的形成不仅是美国人蛊惑人心的口号，而且有着强烈的群众利益诉求。“自1870年开始，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群众运动在奋力争取自己独立国家的利益。这自然产生了民族自决的威尔逊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也曾经一时成为“创建大民族国家的部分动力”。“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大大促进了卡拉布里亚和翁布里亚并入意大利的历史进程”；直到1934年“德国人才被确定为德国人”。[22]霍布斯鲍姆还指出民族主义的集体认同是从与其他人对立的角度来定义的，不是以他们的成员所拥有的共同点为基础的。[23]其民族语言建构论也“为人们了解世界民族主义的特点和走向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思考和研究的学术范式”。[24]
（二）通过对民族国家建设和民族主义运动历史的考察，寻找关于民族国家稳定的对策
虽然民族国家注定要消亡，全球化也在加速其衰落，但民族国家的长期稳定仍然对于人类是有益的。霍布斯鲍姆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恐外（恐惧外国人）主义、民族分离主义、臆造民族历史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并提出了自己的若干对策。首先，霍布斯鲍姆意识到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权的崩塌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如卢旺达的胡图族人极端残酷地杀害80万图西族人这一事件。[25]霍布斯鲍姆指出他写作《民族与民族主义》意在批判族群—语言民族主义，[17](370)因此，保留同化的基本规则是必要的，特定国家的公民应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并拥有特定的权利。这些应该能够对他们进行界定并且不应该因为多元文化的主张而被削弱。[22]其次，欧洲民族国家没有必要追踪美国的霸权政策，“原有的那种认为它与美国之间自然而然地存在着亲密关系的想法已不再适用了。这是冷战时期的残余物。欧洲应当制定自己的政策”。[26]再次，创建像民族国家一样的国家并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已不再是民族主义的基础。在今天，需要特别警惕和防止的是民族主义中的恐外因素。因为政治活动越是民主化，它的潜力越大。[22]最后，需要提防民族分离主义者臆造历史的行为。霍布斯鲍姆指出，当前的一个大危险是,随着民族主义情结的增长,民族主义政党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需要历史的帮助。他们需要一个过去。没有过去的民族是不存在的,而这个过去则通常是神话的、臆造的。[27] （三）通过分析全球化进程与民族主义消长关系的历史，展望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未来
民族主义为什么会在现代盛行，未来民族主义将向何处去？海斯反对大众本能说、现代经济发展说、民主主义说、宗教说、国家说等，认为对民族主义在现代盛行的原因的分析均存在缺陷，但又找不到确切答案，因此，对民族主义的将来无法准确预测。但海斯还是倾向于文化说，即，“视民族国家为文化获得最大保障与最大进展的媒介物”。[4](238)霍布斯鲍姆更认同民族国家说。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相消长，随着民族国家的衰落，民族主义也会消退。从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的重构出发，霍布斯鲍姆设想的未来历史主体将主要是“超民族”和“下民族”。取代民族主义的则是“超民族主义”。“在民族架构内，政治越来越难以与全球化的竞争保持同步。”[28]霍布斯鲍姆发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20世纪可以轻易做到的事情，即迫使公民为自己的祖国献身。1970 年代以来，国家出现了深刻危机。霍布斯鲍姆将其归结为：部分是革命时代和冷战时期的后果, 部分是由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所驱动的消费社会的发展决定的。还有就是国家失去了从前的合法性和通过惯用方式动员公民的能力。[25]哈贝马斯设想第一步是建设区域联邦制。霍布斯鲍姆认为，取代“民族国家”的“人民政府新形式”并不清晰，但“跨国的世界体系”成必然之势。[2](183)
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系统考察了民族主义的历史，总结了民族国家构建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民族国家稳定的对策，展望了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未来。他努力践行全球史观，但仍留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印记。他竭力展示民众观点，但受制于史料的短缺。他深切关怀人类命运，但最终发现未来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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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新社会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他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学养和深切人类关怀的历史学家。其民族主义研究，从历史、现实与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从政府、知识分子和民众三个主体维度，从唯物史观、全球史观和新社会史三个方法论维度，使得民族与民族主义得到合理的、充分的、具体的理解。民族主义在塑造和再造现代世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1]霍布斯鲍姆在《对民族主义的一些思考》（1972）一文里指出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与人们对它的重视程度的不相称性。霍布斯鲍姆本人高度重视民族主义这一现代社会现象，他以一个社会历史学家的眼光，在综合分析各种民族概念与民族主义观点的基础上，严肃认真地审视了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并以全球化的视野展望其未来。
一、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的理论特点
（一）“民族”概念具有不确定性与现代性
霍布斯鲍姆在比较分析了各种“民族”概念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民族”概念具有不确定性。“民族”概念到今天，已被滥用到足以混淆是非，不具任何严肃意义的程度。不论是民族的主观认定还是客观标准，都不能令人满意。霍布斯鲍姆本人对“民族”概念没有给出确切定义，而是认为，当任何一个足够大的人群宣称他们属于同一民族时，就可以接纳他们的自我认定，视为他们对“民族”的暂时假设。但霍布斯鲍姆也指出，我们不能只从政治人物宣称他们是在为“民族”奋斗，就假定那个“民族”的人们已认为他们属于同一民族，对此需要进行具体的和历史的探讨。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这一概念并非“与人类历史共久长”，直到18世纪，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才出现。[2]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概念的主要建构者，民族概念既需要主观认同，也需要注意其历史实践。划分民族既有客观标准，也有主观标准，有时用单一标准，有时则交杂着各种标准，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二）民族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现代性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三者均具有现代性。现代性是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民族”与“民族主义”也同样属于现代性之生成。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是息息相关的，现代民族国家即是主权国家、民族性与现代性三者的融合形式。因为形成一个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至少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就是国家独立（有稳固的政府和主权性的国际地位）与人民民主（多数国民命运要与国家息息相关）。[3]人民与国家，是“民族”建构的两大主体。“民族”具有强烈的国家色彩，民族与国家几乎是不可分离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爱国主义” 。[1](181)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主义早于民族建立，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民族主义无疑地是现代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4]社会人类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ner）并不否认前现代也可能形成类似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东西，但霍布斯鲍姆却认为这些只是“民族主义原型”，它并没有与以特定领土为单位的政治组织建立必然联系，因此并不是民族主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必然联系，是了解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关键所在。
（三）民族主义的建构者是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的强化剂乃是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源于民族国家的人为建构。霍布斯鲍姆在一定的意义上认同安德森所说的“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民族是民族主义想象的产物，我们可以借助民族主义来预想民族存在的各种情况；但是，霍布斯鲍姆也严格地指出，真实的民族却只能是历史实践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与民族主义不是固有的，乃是人为建构的。霍布斯鲍姆强调在民族建立的过程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这些人为因素包括激发民族情感的宣传与制度设计等。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并非天生的，也不是上帝对人类的分类，而是民族主义的建构。民族主义时而利用文化传统作为凝聚民族的手段，时而因应新民族成立的需要而将文化传统加以革新，甚至造成传统文化的失调。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一书中指出了民族主义者的“发明传统”对于民族建构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提醒历史学家不要被这些“被发明的传统”误导，因为这些关于民族的概念“本身必须包含一种建构的或是‘发明’的成分”。[5]
（四）全球化是民族主义的溶解剂
民族主义的溶解剂乃是全球化的力量。霍布斯鲍姆观察到，全球化在近几十年来的深入发展，对人类的流动性和移民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二者的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20世纪末全球航线每年运输26亿人口，全球化的国际大迁徙，在经济富裕且执行宽松移民政策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类国家，尤其明显。1974-1998年这三个国家大约接受了2200万移民，比1914年以前的“伟大移民时代”的总和还要多，且年均涌入人数是1914年之前的2倍。单是1998-2001年，这三个国家就流入移民360万人。长期以来大量输出移民的欧洲也开始大量吸纳国际移民。1999-2001年，大约450万移民进入欧盟15国境内。富裕国家的大都市的国际化现象令人咋舌。国际运输和全球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国际移民无须切断与故乡的联系，不必在两国之间作出永久性选择。21世纪代表一个人的身份的不再是民族国家的出生证明，而是代表国际身份的文件——护照。民族国家认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均受到考验。大规模的合法和非法迁徙，促使国家控制境内事务的能力日益衰弱，甚至对其境内的人口数也越来越无法明确掌握。全球化的新迁徙运动，也已经强化了长久以来大众对于大规模移民的仇视，并对群体文化的认同产生威胁感和抗拒心理。[6] （五）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存在现代性悖论
现代性悖论是霍布斯鲍姆民族主义观最重要的理论特点。民族主义的现代性悖论是，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强化剂，而全球化则是民族主义的溶解剂。正是民族国家创建和激发了民族主义，而全球化却不断侵蚀和消解民族主义。就民族主义而言，影响其发展的力量主要是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这两个现代性的基本要素。其中，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主要建构力量，基于自身的建立、维护、巩固和壮大的需要，推动民族主义发展；而全球化则是主要的抑制和消解力量，使得民族主义得以缓和、冷却和逐渐消散。吉野耕作不同意霍布斯鲍姆的民族消解说，提出“民族活性化”说，认为情感归属与人际纽带需要“民族复兴”。[7]与霍布斯鲍姆一样，海斯也认为民族主义具有现代性悖论，但其表现为民族主义与普世化的现代性一体两面。海斯揭示出：“工业革命虽则具有世界主义的可能性，事实上却是大半民族主义化的。”[4](228)
（六）民族主义具有历史性与阶段性
民族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世长存的，它只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是现代性的一个表现。民族既须具备客观基础，但也需要国家建构和维护，更需要人民认同。民族不是天生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种相当晚近时期的人类发明。“民族”不是凭空创造的，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霍布斯鲍姆指出，民族问题，实则牵涉到政治、科技与社会转型。民族并不只是领土国家或民族情操的产物，同时也深受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标准化的民族语言，无论是口语或书写文字，若不借助于印刷术的发明、识字率的普及，还有公立学校的广泛设立，将不可能出现。民族以及相应的民族活动，都应该纳入国家体制、行政官僚、科技发展、经济状况、历史情境与社会背景下进行讨论。
19～20世纪是民族主义的盛世，当前，民族主义已经被全球化所严重侵蚀，未来的民族主义将被边缘化，再难以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与国际政治话语的主流。霍布斯鲍姆从历史角度考察了民族概念与民族主义演化的历史，勾勒出六个基本阶段：1780年以前，属于“民族主义原型”时期，民族主义尚未成型。1780～1870年，属于“民族”与“民族国家创建”（在西欧）时期，自由民族主义占主导地位。1870-1918年，属于“民族主义转型”时期，自由民族主义观点逐渐被放弃，非国家民族主义、右翼民族主义等主导了民族主义潮流。1918～1950年，属于“民族主义最高峰”时期，民族认同等于国家认同的观念已经得到普遍认同。民族运动在世界各地广泛开展，并且陆续衍生出欧洲民族主义的新变形。欧洲民族主义的主流，是老牌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以及各民族的恢复国土主义。右翼民族主义得势，与经济大萧条有密切关系。1930年代中期，民族主义与左派逐渐结盟，一直影响到1970年代之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1950～1989年，属于强权体系下的民族国家的相对稳定时期。1989年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以来，随着世界体系重组和全球化加剧，民族主义尽管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还会继续发挥作用，但已经过了其鼎盛期，而处于日益受到全球化力量的侵蚀和衰退时期。关于民族主义的未来，霍布斯鲍姆预言：“虽然民族主义耀眼如昔，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已逐渐西斜。它不可能再现19世纪或20世纪早期的风采，再度化身为全球各地的政治纲领。它至多只能扮演一个使历史复杂化的角色，或充任其他发展的触媒。” [2](183)霍布斯鲍姆认为，强权体系瓦解、苏联解体与深度全球化，决定了民族主义在未来历史中难以再充当显要角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民族国家出现了明显的碎片化，民族分离主义有所加强。
二、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的方法论特点
霍布斯鲍姆在探讨历史发展时，着力运用全球史与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民族概念史与民族主义史的研究即为其中的显例。
（一）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
霍布斯鲍姆以全球史的视野和方法来考察民族主义的历史，首先是民族主义史的考察范围遍及欧、亚、非、美、澳等五大洲，虽然以欧洲为重点，但并不局限于欧洲。其次是以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互动的视角来分析民族主义的消长过程，把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视为影响民族主义史的基本力量。再次是把全球史与新社会史研究相互融合。以唯物史观、现代性史观和社会学、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全球史。霍布斯鲍姆指出，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降的世界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民族所衍生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2](1)强调对民族主义的历史影响进行反思,是霍布斯鲍姆民族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8]
反思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是战后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1962年7月《过去与现在》杂志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召开了一次关于欧洲与非洲民族主义的会议，霍布斯鲍姆作了题为“19世纪的民族主义和民众观点”的报告。会议的目的旨在探索民族主义的比较研究问题，特别检讨了西方学术界民族主义研究的一个共同假设，即西欧民族主义的历史，能够提供理解新兴世界的民族主义的普遍模式。[9]霍布斯鲍姆虽然努力践行全球史观，但也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并限于所获得的史料与知识背景而没有完全展现。霍布斯鲍姆虽然明确表示反对西方人的种族中心论、种族优越论以及西方人“完全不合理的自我满足感”，但也承认西方国家在19～20世纪成为“人类的主人”。20世纪历史发展的动力主要仍然是外源性的。非西方民族国家极力模仿的仍然是西方民族国家的社会进步模式，而此外则没有其他的可操作性模式。[10]19世纪虽然创造了真正的世界历史，但却是“欧洲时代”，“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来说，在这个时代，其以往的所有历史，不论有多悠久、多杰出，都到了必须停止的时候。”[11]同时，霍布斯鲍姆还承认《民族与民族主义》的主题仍然是倾向欧洲中心观点，甚至可以说是特别针对发达地区的讨论。[2](1)整体看来，霍布斯鲍姆的社会历史观经历了一个由“西方中心论”到“全球历史观”的思想转变过程。但难免表现出全球历史观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矛盾与冲突。[12] （二）新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
霍布斯鲍姆是新社会史学派的重要创始人，这一学派融唯物史观、整体社会史、底层视野于一体。霍布斯鲍姆等新社会史学家明确要求把社会史研究转变为社会的历史研究，并认为马克思为全面地理解和解释以往的社会和社会变迁提供了最有效的概念方法。[13]霍布斯鲍姆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衰落，他提出的问题继续萦绕在试图理解过去与现在的人们脑海中。[14]霍布斯鲍姆强调，马克思对于历史学家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在于，迄今为止他是唯一在方法学上试图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系统阐述，并设想和解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的学者。[15]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经济生活和市民社会是整个历史的基础。霍布斯鲍姆赞成唯物史观，但指出唯物史观不是经济决定论和单线发展论，任何发展都是混合的发展。[16]霍布斯鲍姆期待年轻的历史学者对唯物史观的历史诠释投入更多心力。[17]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主体论、动力论与多力量论，霍布斯鲍姆重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历史视野与理论方法的结合。[12](213)霍布斯鲍姆关于新社会史的一系列学术观点及其所建构的研究体系，在西方社会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18]基于新社会史视角，霍布斯鲍姆对民族与民族主义采取双元性的研究范式, 注重从平民大众的角度去观察。[19]霍布斯鲍姆认为只有“民族”建构主体的双元性才能导向“民族”认同的普遍性。民族必定是由居上位者所创建，但却也一定得从平民百姓的观点分析才能完全理解，也就是说，要探讨一般人的假想、希望、需求、憧憬和利益。霍布斯鲍姆既关注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观点，也关注农民的民族主义情感，对双方的态度异同和互动关系对民族主义形成的影响非常重视。[9](66)他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里主要通过民谣、语言、族群符号、宗教信仰等发掘“民族主义原型”的民众视角与民众观点；通过战争时代的士兵书信探讨民族主义倾向问题。虽然霍布斯鲍姆努力展现民众视角，但基于民众表达的有限，史料也是很有限的。霍布斯鲍姆反对民族主义者或怀着其他用意的人为了需要去篡改或发明历史，他指出，“今天，更多的历史被那些不想要真实过去的人篡改或发明出来，他们仅仅需要一个合乎其目的的过去，历史学者面临比以前更严峻的捍卫历史任务。” [14](15)
（三）对人类历史命运的深切关怀
霍布斯鲍姆本人是一个犹太人（当然他更乐意认同为一个西方人），同时他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从小对公共事务的浓厚兴趣，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责任，以及对民族国家不稳定性后果的忧虑，使他对民族与民族主义这个研究主题具有持久的兴趣。他亲历了20世纪的历史,“参加过无与伦比的课程，领教了真正的历史冲击力”，[17](490)对民族主义的是是非非与消长兴衰，有着长期的观察和体验。他觉得整个人类的兴亡，毁灭人类的核战争的根源，可能就在解开民族与民族主义这个奥秘上面，这也是他写作《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的强烈动机。当然，由于民族主义历史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当代性，如何处理研究者个人经历与集体经历之间的关系,如何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如何跨越现实与未来的鸿沟,则是研究的困境。[20]霍布斯鲍姆清醒地意识到：今天，当人类的日常事务被解决问题的技术标准所主导的时候，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世界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14](15)历史研究需要冷眼旁观，需要与激情、非理性、意识形态、畏惧和认同感保持距离。但霍布斯鲍姆也严肃指出，即使不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也未必能够写出很好的历史来，因为“过去的时代终属于另外一个国度，只有旅行者能够跨越其边界”。由于对外地情况的无知，“纵使阅读的书籍再多、想象的能力再丰富，也很难克服管窥之见”。[17](491)
三、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的价值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主要是回顾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虽然历史的后来者未必会认真吸取过往历史的经验教训，同时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往往会带有研究者本人的强烈的个人体验色彩，未必符合历史本身的发展实践，但总会对于人们有所启发的。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对历史、现实和未来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通过对民族概念与民族主义盛衰的历史的考察，系统总结民族国家建构的经验教训
厄内斯特·盖尔纳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单位和民族单位一致性的政治合法化的理论。[1]列宁曾经从阶级视角界定民族主义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主张民族应该按阶级划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均有自由建国的权利。[21]霍布斯鲍姆尽管对民族主义的消极面大加挞伐，但认为民族主义提供了现代民族国家所需要的不同于传统神权或王权国家的合法化形式。民族主义最初的想法是创造一个更大的国家，这种统一和扩张功能十分重要。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或对某一特定人群的认同，并不必然是从种族意义上进行界定的，而是赋予政府合法性以很大优点。民族自决的威尔逊主义的形成不仅是美国人蛊惑人心的口号，而且有着强烈的群众利益诉求。“自1870年开始，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群众运动在奋力争取自己独立国家的利益。这自然产生了民族自决的威尔逊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也曾经一时成为“创建大民族国家的部分动力”。“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大大促进了卡拉布里亚和翁布里亚并入意大利的历史进程”；直到1934年“德国人才被确定为德国人”。[22]霍布斯鲍姆还指出民族主义的集体认同是从与其他人对立的角度来定义的，不是以他们的成员所拥有的共同点为基础的。[23]其民族语言建构论也“为人们了解世界民族主义的特点和走向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思考和研究的学术范式”。[24]
（二）通过对民族国家建设和民族主义运动历史的考察，寻找关于民族国家稳定的对策
虽然民族国家注定要消亡，全球化也在加速其衰落，但民族国家的长期稳定仍然对于人类是有益的。霍布斯鲍姆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恐外（恐惧外国人）主义、民族分离主义、臆造民族历史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进行了谴责，并提出了自己的若干对策。首先，霍布斯鲍姆意识到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权的崩塌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如卢旺达的胡图族人极端残酷地杀害80万图西族人这一事件。[25]霍布斯鲍姆指出他写作《民族与民族主义》意在批判族群—语言民族主义，[17](370)因此，保留同化的基本规则是必要的，特定国家的公民应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并拥有特定的权利。这些应该能够对他们进行界定并且不应该因为多元文化的主张而被削弱。[22]其次，欧洲民族国家没有必要追踪美国的霸权政策，“原有的那种认为它与美国之间自然而然地存在着亲密关系的想法已不再适用了。这是冷战时期的残余物。欧洲应当制定自己的政策”。[26]再次，创建像民族国家一样的国家并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已不再是民族主义的基础。在今天，需要特别警惕和防止的是民族主义中的恐外因素。因为政治活动越是民主化，它的潜力越大。[22]最后，需要提防民族分离主义者臆造历史的行为。霍布斯鲍姆指出，当前的一个大危险是,随着民族主义情结的增长,民族主义政党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需要历史的帮助。他们需要一个过去。没有过去的民族是不存在的,而这个过去则通常是神话的、臆造的。[27] （三）通过分析全球化进程与民族主义消长关系的历史，展望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未来
民族主义为什么会在现代盛行，未来民族主义将向何处去？海斯反对大众本能说、现代经济发展说、民主主义说、宗教说、国家说等，认为对民族主义在现代盛行的原因的分析均存在缺陷，但又找不到确切答案，因此，对民族主义的将来无法准确预测。但海斯还是倾向于文化说，即，“视民族国家为文化获得最大保障与最大进展的媒介物”。[4](238)霍布斯鲍姆更认同民族国家说。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相消长，随着民族国家的衰落，民族主义也会消退。从全球化与世界体系的重构出发，霍布斯鲍姆设想的未来历史主体将主要是“超民族”和“下民族”。取代民族主义的则是“超民族主义”。“在民族架构内，政治越来越难以与全球化的竞争保持同步。”[28]霍布斯鲍姆发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到20世纪可以轻易做到的事情，即迫使公民为自己的祖国献身。1970 年代以来，国家出现了深刻危机。霍布斯鲍姆将其归结为：部分是革命时代和冷战时期的后果, 部分是由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所驱动的消费社会的发展决定的。还有就是国家失去了从前的合法性和通过惯用方式动员公民的能力。[25]哈贝马斯设想第一步是建设区域联邦制。霍布斯鲍姆认为，取代“民族国家”的“人民政府新形式”并不清晰，但“跨国的世界体系”成必然之势。[2](183)
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主义研究，系统考察了民族主义的历史，总结了民族国家构建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民族国家稳定的对策，展望了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未来。他努力践行全球史观，但仍留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印记。他竭力展示民众观点，但受制于史料的短缺。他深切关怀人类命运，但最终发现未来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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