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概只有在极端缺乏或者极端富足中,才开始寻求意义,才开始执著,才开始梦想。不论是为了什么由头。恩情,可以;爱情,当然;国家?为什么不!
　　
　　电影过半,我忍不住对身边的朋友说,今天大概不会有这样的人了吧。
　　银幕上,李重光对阿四说的那句话是:阿四,你说你闭上眼,满脑子都是阿纯,我闭上眼,满脑子都是中国的明天。然后李重光颤抖着倒数时间,迎接他活了十七年所要等待的那一个小时。
　　这是《十月围城》里最为煽情的场景之一。事实上,如果整部戏不是那么刻意煽情,我想我可能会更加喜欢它。而陈可辛对此给大陆观众的解释是:“因为你们从小老师都说要爱国……而我心里的爱国真的就是发自内心,因为我们从小没国可爱,所以我们对爱国有种梦想。”
　　也许正是因为出于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教育和文化背景,所以当梁家辉们慷慨陈词却没有观众笑场时,我几乎要觉得那是一个奇迹。
　　十多年前,我的一个大学老师常常喜欢在课堂上用“无名”一词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后的文学。“无名”是相对于“共名”讲的,说的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后者意味着有个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他惋惜地说,在“无名”时代,不太可能出现伟大的作家,只可能有优秀的作品。我到现在才真正体会出这“无名”里所包含的失落,特别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在这个时代,你是无法为理想再增添一些什么的。
　　我周围的朋友,三十岁以上的,大部分已经把梦想留给了下一代;二十多岁的,也不敢有自己的梦想。七成的80后年轻人被高房价压着抬不起头,这是新闻里的统计;而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女孩子跟我说,看看她周围的同学朋友,至少有九成。
　　同样地,也没有了执著。我的朋友调侃这部电影说,要是当年有Email就什么都解决了,哪用这样兴师动众。现代科技的确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我们的观念,用迅捷替代了持久。有了Email,谁还需要遥寄家书?有了手机,谁还需要思念和诗歌?一个网络把远的近的了解的不了解的都端到面前,又有谁还会面对弱水三千执意只取一瓢?
　　人大概只有在极端缺乏或者极端富足中,才开始寻求意义,才开始执著,才开始梦想。不论是为了什么由头。恩情,可以;爱情,当然;国家?为什么不!
　　对那些硬邦邦的口号和血淋淋的革命总是心生怀疑和恐惧,虽然无名状态下长大的我,并没有真正面对过革命。但人在那样的环境里很容易变得激动,变得群体无意识是个不争的事实,就像巴特尔演的那个少林和尚,一热血就沸腾了。然而到底为了什么?阿四不明白,李重光也不明白,他的父亲李玉堂也不明白,甚至包括他的老师陈少白——他说,“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然而西方文明舶来中国,无不掐头去尾,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什么都会走样。没有人记得那个无所不在又不明所以的“天”。革命并未如陈少白所言,换来李重光这一代的幸福,反而牺牲了他们的性命。也许,那就是孙中山说的“欲求文明之幸福”所必不可少的代价。
　　但什么是文明之幸福呢?
　　戏的末尾,黑底白字羅列了接下来各地的起义,直至清朝被推翻。那一大段史实,映照着先辈的理想,似乎仍缺乏说服力。这让人不由想起《耶利米书》里的话——
　　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