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通过对上世纪下半叶美国与欧、日、俄贸易战的回顾及总结，可看出美国在贸易战中擅长多维打击，凭借其绝对优势的国际地位及科技水平对贸易战对手进行经济制裁和技术封锁；被打击对象的反制手段却相对单一，缺少灵活多变的应对之策，导致了贸易战的结局往往更偏向于美国的初衷。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中国加入WTO组织的时间为分水岭，分析了当前中美贸易战中的中国反制能力。
关键词：贸易战；反制手段；多维打击；经济制裁
引言
随着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签署，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得以构建，但美国与各经济体的贸易摩擦仍时常发生，而欧共体（欧盟）、日本、及苏联（1992年后为俄罗斯）的经济体量可观，也有一定的反制能力。本文以研究美国与上述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为基础，分析目前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过程中我国的反制能力。
一、美欧贸易战回顾与分析
（一）20世纪70年代农产品及钢铁领域贸易战
1967年欧共体成立后，统一共同体内政策利好提升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逐渐从农业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进而影响到美国的出口市场，美国对欧共体的指责也从征收高额关税等“贸易保护行为”转为出口补贴等“不公平贸易手段”上。在钢铁领域，美国七家钢铁企业以西欧钢铁公司接受政府补贴、并以低于成本以下的价格向美国倾销钢材为由，在1982年向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了“反倾销”与“反补贴”诉讼，启动了钢铁领域的贸易战。
（二）20世纪90年代初公共采购领域贸易战
欧共体在1993年1月出台了关于政府采购商品的法令，要求欧共体成员国在政府采购时优先采购欧共体自身生产的产品。针对这项规定，美国也禁止其政府采购欧共体生产的产品及提供的服务。双方于1993年4月21日关于机电设备市场的开放达成一致，尽管此后双方在部分领域仍在互相进行制裁，但保持了斗而不破的状态。整体看，美国由于相关领域垄断厂商市场在国内市场的控制力强，成本端优势较明显，在该贸易战中受到的损失显著低于欧共体。
（三）21世纪初钢铁贸易战
2002年3月，在全球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美国以欧盟钢铁进口违反“201条款”为由，对大多数种类钢材进口征收为期3年最高达30%的关税。受此影响，欧盟钢材出口量大减，并做出反制措施——同年3月27日通过了临时钢材保障措施，决定对进口钢材征收最高达26%的关税，同时进行进口配额制度。另外，欧盟联合其它七国也通过向WTO申诉及提高相应关税税率进行反制。
二、美日贸易战回顾与分析
日美贸易战肇始于1960年代，激化于1970年代，高潮于1980年代，基本上跟日本制造业的重生、崛起、鼎盛三个阶段相契合。
（一）六次行业贸易战
1.纺织品战（1957年-1972年）：日本纺织品开始抢占美国市场，是最早进入美国贸易保护者视野的日本商品。1957年开始密集通过限制日本纺织品的法案，最终以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的妥协而告终。
2.钢铁战（1968年-1978年）：日本钢铁行业在此期间成为对美出口主力，并遭到美国钢铁行业工会的强烈阻击，1977年美国发起反倾销起诉，最终以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的妥协而告终，日本钢铁业在10年内被迫3次自主限制对美出口。
3.彩电战（1970年-1980年）：日本家电行业在此期间接棒钢铁行业，巅峰时对美出口占彩电出口的90%，囊括三成美国市场份额。1977年美日签订贸易协议，日本”自愿限制出口“。
4.汽车战（1979年-1987年）：该时期日本汽车对美出口飙升，成为高额贸易顺差的核心产业，对美国就业造成大规模影响，进而导致全美范围内的抗议潮。最终以日本汽车厂家赴美投资、自愿限制出口、取消国内关税等妥协手段告终。
5.半导体战（1987年-1991年）：日本凭借低价芯片对美国产业造成重大冲击，美国以反倾销、反投资、反并购等手段进行贸易保护，最高时加收100%关税。最终以日本对美出口产品进行价格管制等手段结束。
6.电信战（1980年-1995年）：八十年代开始，美国用贸易保护条款来敲开日本电信行业大门，1985年在美日首脑峰会上，共同启动了电信行业开放，最终移除了日本在电信行业的贸易壁垒，系统性的开放了全市场。
（二）两次宏观层面贸易战
同时，在这些行业层面的贸易战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发动了两次宏观层面贸易决战，试图一劳永逸地遏制日本经济的崛起。
1.结构总决战（1989年-1994年）：启动超级301条款，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并直接强制日本修改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如逼迫日本承诺公共投资开支、修改不利外企的法律、调查商品价格等，最终与日本签订了“美日结构性贸易障碍协议”。
2.汇率总决战（1985年）：在美国的主导和强制下，美、日、德、法、英等五国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达成了著名的“广场协议”。
三、美苏贸易战回顾与分析
（一）20世纪70年代石油与粮食贸易战
1970年前的美苏贸易战主要针对石油相关领域。当时还是原油净出口国的美国，出于抑制苏联石油产业复苏的意图，通过出台《出口管制法》及组建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同时联合西欧等盟友来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战略物资的禁运。上世纪60-70年代，苏联遭遇粮食短缺危机。美国在1975年下半年意图将廉价原油进口与农产品出口绑定，但苏联态度强硬，最终美国不得不放弃将两者绑定的想法，美苏之间达成600-800万吨/年规模的农产品贸易协定。美苏之间的粮食与石油贸易带动了70年代美蘇贸易的回暖，也适当缓和了紧张的美苏关系。 （二）20世纪80年代多维度贸易战
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波兰危机标志着美苏争霸开始进入高潮，两国关系再次转冷。美国开始对苏联实行覆盖众多领域的经济制裁，美苏全面贸易战开打。美国分别在高端技术、农产品、军事设备、电子、通讯、化工、机械、自动化设备等领域对苏联实行禁止贸易、出口配额、中止投资等严厉政策以阻止苏联在广泛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实力提升，甚至还要求第三方国家对苏联相关领域的出口必须经过美国的许可。在外交领域，美国联合西欧及日韩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进行联合贸易制裁。在政治领域，美国利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联合欧日等国，同时通过与中国加深外交与经贸合作来匹配对苏联的经济技术封锁。在文化领域，美国对苏联及其影响下的各国进行文化战略渗透，宣传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精神。
四、国际贸易战博弈与反制手段
二战后的美欧贸易战都是在经济遇到危机或行业遇到困境的状况下爆发，并且贸易战的手段进步明显，贸易战方式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 —— “反倾销”与“反补贴”惩罚、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自产比例限制以及根据国内的贸易法条款进行调查后制裁等正成为普遍的贸易战举措。结果上看，尽管欧盟经济实力较美国相差不大，但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使得欧盟在各次贸易战中大多被动，且略占下风。
美、日双方在贸易战中仅进行了进口限制与投诉反制，而《广场协议》给美国带来的综合战略优势不容忽视。在协议框架下，日本政府缺少政策调整空间，处处陷于被动。在贸易战中，也只能采取投诉等相对温和的处理方式。在1985-1995年间，美国在贸易战中利用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展开贸易、金融、汇率等维度的多维打击，日本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最终结果仍然偏向美国的初衷。
80年代美苏之间的贸易战可以说是美国多维打击的“经典“ —— 除了经济金融领域，美苏此轮贸易战还综合了外交、政治、文化等更广泛的维度。美国针对苏联经济结构与体制的弱点进行突破，通过外交、政治、文化多领域的配合，最终在贸易战中取胜。
总结二战后美国与欧、日、苏的贸易战可以发现，美国的贸易战策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演进。战前的关税壁垒发展为更复杂隐蔽的非关税壁垒，同时金融战、汇率战与贸易战相融合，并辅以外交、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配合，进行多维打击。从反制手段看，欧共体在经济手段上较为丰富，基本可以做到与美国在手段方式上相匹配，但力度上会有适当的放宽；日本反制手段相对单一而简单，力度较弱，这也与其欠缺经验及《广场协议》的限制有关；苏联虽然态度较强硬，但经济结构的失衡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不灵活制约了其反制美国的能力与空间，仅仅依靠军事实力不仅难以持续给美国形成显著压力，且会给内部脆弱的经济体系造成严重打击。
五、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中国的反制能力
（一）中国加入WTO之前，贸易战反制手段简单
2001年加入WTO之前，中国尚被排除在主流贸易体系之外，1980年对外贸易几近于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八九十年代的进出口贸易占比接近90%，服务贸易仅有10%左右。进出口贸易差额在90年代中后期上升明显，服务贸易差额则有所下行。1993年前中国出口以一般贸易为主，但之后加工贸易成为主流。工业制品贸易额远高于初级产品，且差距呈现扩大走势。考虑到200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金额仅为当时全球贸易总额的4.1%，只有2017年中国贸易额的12.4%，出口规模尚小使得美国仅会在某些特定领域及行业与中国开打贸易战。
1997年3月底美国在《美国对华贸易评估报告》中指责中国通过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进口限制、进口替代等方式形成贸易保护，妨碍美国产业进入中国市场。改革开放至2001年，中美贸易摩擦的领域从纺织服装、鞋帽等初级手工品蔓延至钢铁、汽车等工业制品，甚至服务业贸易领域。争议范围也从简单的行业产品贸易纠纷蔓延至知识产权、人权问题甚至政治问题。美国在贸易摩擦中频频动用其习以为常的反倾销、“301条款”、“超级301条款”等手段来抑制中国的出口。但中国由于尚未加入WTO，且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反制手段相对单一简单，除在部分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及调整国内行业规范外，并没有能够给美国施以足够强硬有效的反制手段。从结果上看，中国虽短期受损，但贸易战周期较短，并没有显著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二）中国加入WTO之后，贸易战反制能力有所加强
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贸易额快速增长，贸易额占全球比重也从2001年的4.1%增长为11.6%；中国实际GDP与贸易额增长显著，除2009及2015-2016年外，中美贸易额均为正增长。中美贸易顺差随着中美贸易合作深入而有所扩大。
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对中国纺织品、钢铁、汽车、化工、轻工等领域的贸易战时有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生频率明显加快，这也符合贸易战易在经济危机期间爆发的历史规律。在贸易战中，中国在逐渐适应WTO相关规则后开始利用反倾销、反补贴政策在农产品、汽车、医疗设备等领域展开反制。可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贸易战反制能力也相应有所加强。
从国际和历史经验上看，美国擅长组织多维贸易战。回顾中美贸易战历史，尚没有过全面升级的状况，中国在应对跨领域多维度的贸易战上仍相对缺乏经验。若此次贸易战全面升级，缺乏经验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中国需在经济、金融、汇率及外交、政治、文化等多领域做好充足的应对之策，以避免贸易战全面升级后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本可避免的损失。
作者简介：
沈雁飞（1975 - ），男，江苏省苏州人，副教授，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关键词：贸易战；反制手段；多维打击；经济制裁
引言
随着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签署，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得以构建，但美国与各经济体的贸易摩擦仍时常发生，而欧共体（欧盟）、日本、及苏联（1992年后为俄罗斯）的经济体量可观，也有一定的反制能力。本文以研究美国与上述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为基础，分析目前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过程中我国的反制能力。
一、美欧贸易战回顾与分析
（一）20世纪70年代农产品及钢铁领域贸易战
1967年欧共体成立后，统一共同体内政策利好提升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逐渐从农业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进而影响到美国的出口市场，美国对欧共体的指责也从征收高额关税等“贸易保护行为”转为出口补贴等“不公平贸易手段”上。在钢铁领域，美国七家钢铁企业以西欧钢铁公司接受政府补贴、并以低于成本以下的价格向美国倾销钢材为由，在1982年向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提交了“反倾销”与“反补贴”诉讼，启动了钢铁领域的贸易战。
（二）20世纪90年代初公共采购领域贸易战
欧共体在1993年1月出台了关于政府采购商品的法令，要求欧共体成员国在政府采购时优先采购欧共体自身生产的产品。针对这项规定，美国也禁止其政府采购欧共体生产的产品及提供的服务。双方于1993年4月21日关于机电设备市场的开放达成一致，尽管此后双方在部分领域仍在互相进行制裁，但保持了斗而不破的状态。整体看，美国由于相关领域垄断厂商市场在国内市场的控制力强，成本端优势较明显，在该贸易战中受到的损失显著低于欧共体。
（三）21世纪初钢铁贸易战
2002年3月，在全球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美国以欧盟钢铁进口违反“201条款”为由，对大多数种类钢材进口征收为期3年最高达30%的关税。受此影响，欧盟钢材出口量大减，并做出反制措施——同年3月27日通过了临时钢材保障措施，决定对进口钢材征收最高达26%的关税，同时进行进口配额制度。另外，欧盟联合其它七国也通过向WTO申诉及提高相应关税税率进行反制。
二、美日贸易战回顾与分析
日美贸易战肇始于1960年代，激化于1970年代，高潮于1980年代，基本上跟日本制造业的重生、崛起、鼎盛三个阶段相契合。
（一）六次行业贸易战
1.纺织品战（1957年-1972年）：日本纺织品开始抢占美国市场，是最早进入美国贸易保护者视野的日本商品。1957年开始密集通过限制日本纺织品的法案，最终以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的妥协而告终。
2.钢铁战（1968年-1978年）：日本钢铁行业在此期间成为对美出口主力，并遭到美国钢铁行业工会的强烈阻击，1977年美国发起反倾销起诉，最终以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的妥协而告终，日本钢铁业在10年内被迫3次自主限制对美出口。
3.彩电战（1970年-1980年）：日本家电行业在此期间接棒钢铁行业，巅峰时对美出口占彩电出口的90%，囊括三成美国市场份额。1977年美日签订贸易协议，日本”自愿限制出口“。
4.汽车战（1979年-1987年）：该时期日本汽车对美出口飙升，成为高额贸易顺差的核心产业，对美国就业造成大规模影响，进而导致全美范围内的抗议潮。最终以日本汽车厂家赴美投资、自愿限制出口、取消国内关税等妥协手段告终。
5.半导体战（1987年-1991年）：日本凭借低价芯片对美国产业造成重大冲击，美国以反倾销、反投资、反并购等手段进行贸易保护，最高时加收100%关税。最终以日本对美出口产品进行价格管制等手段结束。
6.电信战（1980年-1995年）：八十年代开始，美国用贸易保护条款来敲开日本电信行业大门，1985年在美日首脑峰会上，共同启动了电信行业开放，最终移除了日本在电信行业的贸易壁垒，系统性的开放了全市场。
（二）两次宏观层面贸易战
同时，在这些行业层面的贸易战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发动了两次宏观层面贸易决战，试图一劳永逸地遏制日本经济的崛起。
1.结构总决战（1989年-1994年）：启动超级301条款，要求日本开放部分国内市场，并直接强制日本修改国内经济政策和方针，如逼迫日本承诺公共投资开支、修改不利外企的法律、调查商品价格等，最终与日本签订了“美日结构性贸易障碍协议”。
2.汇率总决战（1985年）：在美国的主导和强制下，美、日、德、法、英等五国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达成了著名的“广场协议”。
三、美苏贸易战回顾与分析
（一）20世纪70年代石油与粮食贸易战
1970年前的美苏贸易战主要针对石油相关领域。当时还是原油净出口国的美国，出于抑制苏联石油产业复苏的意图，通过出台《出口管制法》及组建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同时联合西欧等盟友来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战略物资的禁运。上世纪60-70年代，苏联遭遇粮食短缺危机。美国在1975年下半年意图将廉价原油进口与农产品出口绑定，但苏联态度强硬，最终美国不得不放弃将两者绑定的想法，美苏之间达成600-800万吨/年规模的农产品贸易协定。美苏之间的粮食与石油贸易带动了70年代美蘇贸易的回暖，也适当缓和了紧张的美苏关系。 （二）20世纪80年代多维度贸易战
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波兰危机标志着美苏争霸开始进入高潮，两国关系再次转冷。美国开始对苏联实行覆盖众多领域的经济制裁，美苏全面贸易战开打。美国分别在高端技术、农产品、军事设备、电子、通讯、化工、机械、自动化设备等领域对苏联实行禁止贸易、出口配额、中止投资等严厉政策以阻止苏联在广泛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实力提升，甚至还要求第三方国家对苏联相关领域的出口必须经过美国的许可。在外交领域，美国联合西欧及日韩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进行联合贸易制裁。在政治领域，美国利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联合欧日等国，同时通过与中国加深外交与经贸合作来匹配对苏联的经济技术封锁。在文化领域，美国对苏联及其影响下的各国进行文化战略渗透，宣传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精神。
四、国际贸易战博弈与反制手段
二战后的美欧贸易战都是在经济遇到危机或行业遇到困境的状况下爆发，并且贸易战的手段进步明显，贸易战方式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 —— “反倾销”与“反补贴”惩罚、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自产比例限制以及根据国内的贸易法条款进行调查后制裁等正成为普遍的贸易战举措。结果上看，尽管欧盟经济实力较美国相差不大，但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使得欧盟在各次贸易战中大多被动，且略占下风。
美、日双方在贸易战中仅进行了进口限制与投诉反制，而《广场协议》给美国带来的综合战略优势不容忽视。在协议框架下，日本政府缺少政策调整空间，处处陷于被动。在贸易战中，也只能采取投诉等相对温和的处理方式。在1985-1995年间，美国在贸易战中利用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展开贸易、金融、汇率等维度的多维打击，日本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最终结果仍然偏向美国的初衷。
80年代美苏之间的贸易战可以说是美国多维打击的“经典“ —— 除了经济金融领域，美苏此轮贸易战还综合了外交、政治、文化等更广泛的维度。美国针对苏联经济结构与体制的弱点进行突破，通过外交、政治、文化多领域的配合，最终在贸易战中取胜。
总结二战后美国与欧、日、苏的贸易战可以发现，美国的贸易战策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演进。战前的关税壁垒发展为更复杂隐蔽的非关税壁垒，同时金融战、汇率战与贸易战相融合，并辅以外交、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配合，进行多维打击。从反制手段看，欧共体在经济手段上较为丰富，基本可以做到与美国在手段方式上相匹配，但力度上会有适当的放宽；日本反制手段相对单一而简单，力度较弱，这也与其欠缺经验及《广场协议》的限制有关；苏联虽然态度较强硬，但经济结构的失衡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不灵活制约了其反制美国的能力与空间，仅仅依靠军事实力不仅难以持续给美国形成显著压力，且会给内部脆弱的经济体系造成严重打击。
五、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和中国的反制能力
（一）中国加入WTO之前，贸易战反制手段简单
2001年加入WTO之前，中国尚被排除在主流贸易体系之外，1980年对外贸易几近于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八九十年代的进出口贸易占比接近90%，服务贸易仅有10%左右。进出口贸易差额在90年代中后期上升明显，服务贸易差额则有所下行。1993年前中国出口以一般贸易为主，但之后加工贸易成为主流。工业制品贸易额远高于初级产品，且差距呈现扩大走势。考虑到200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金额仅为当时全球贸易总额的4.1%，只有2017年中国贸易额的12.4%，出口规模尚小使得美国仅会在某些特定领域及行业与中国开打贸易战。
1997年3月底美国在《美国对华贸易评估报告》中指责中国通过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进口限制、进口替代等方式形成贸易保护，妨碍美国产业进入中国市场。改革开放至2001年，中美贸易摩擦的领域从纺织服装、鞋帽等初级手工品蔓延至钢铁、汽车等工业制品，甚至服务业贸易领域。争议范围也从简单的行业产品贸易纠纷蔓延至知识产权、人权问题甚至政治问题。美国在贸易摩擦中频频动用其习以为常的反倾销、“301条款”、“超级301条款”等手段来抑制中国的出口。但中国由于尚未加入WTO，且经济实力相对较弱，反制手段相对单一简单，除在部分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及调整国内行业规范外，并没有能够给美国施以足够强硬有效的反制手段。从结果上看，中国虽短期受损，但贸易战周期较短，并没有显著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二）中国加入WTO之后，贸易战反制能力有所加强
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贸易额快速增长，贸易额占全球比重也从2001年的4.1%增长为11.6%；中国实际GDP与贸易额增长显著，除2009及2015-2016年外，中美贸易额均为正增长。中美贸易顺差随着中美贸易合作深入而有所扩大。
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对中国纺织品、钢铁、汽车、化工、轻工等领域的贸易战时有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生频率明显加快，这也符合贸易战易在经济危机期间爆发的历史规律。在贸易战中，中国在逐渐适应WTO相关规则后开始利用反倾销、反补贴政策在农产品、汽车、医疗设备等领域展开反制。可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贸易战反制能力也相应有所加强。
从国际和历史经验上看，美国擅长组织多维贸易战。回顾中美贸易战历史，尚没有过全面升级的状况，中国在应对跨领域多维度的贸易战上仍相对缺乏经验。若此次贸易战全面升级，缺乏经验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中国需在经济、金融、汇率及外交、政治、文化等多领域做好充足的应对之策，以避免贸易战全面升级后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本可避免的损失。
作者简介：
沈雁飞（1975 - ），男，江苏省苏州人，副教授，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