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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京东商城的独立奢侈品网站360top.com正式上线后，笔者就预感到京东对利润的攫取度越来越高了。很快又有消息称，一向实行全场免运费的京东商城调整物流策略，宣布对金额不足39元的订单收取5元运费。这也意味着在电商行业遭遇巨大压力下开始考虑降低成本。事实上，此前免运费也是京东吸引买家的一个筹码，如今免运费被取缔之后，会不会对买家也是一种打击?对在京东购买的欲望是不是也会降低?
要知道昔日刘强东可是最喜欢在微博上为京东的如何如何便宜摇旗呐喊的。昔日和当当力拼价格，让用户是怦然心动，但如今看来京东是不是已经率先撑不下去了?要知道京东还是拥有自己的物流系统的，如今收取运费，说明物流给京东带来的压力正在陡增。当然更主要的是，运营成本的增加已经让京东感受到了越采越大的压力，无奈之下才开始收取运费的吧。
京东商城在公告里称采取此举是为“确保配送服务质量”，并且是“参照行业做法”。其实涨价就涨价吧，收取运费就收取吧，不用为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了。当很多快递公司都开始涨价的时候，京东拥有自己的物流体系，价格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想长期免费下去，那么京东需要付出的恐怕会更多。在这样的状况下，收费或许也是一种最好的解脱。当然，对普通买家而言，京东收取快递费，那么大家也可以抛弃在京东的购买权，毕竟哪里便宜哪里合算才是正道。因此，运费的收取必会让一部分用户远离京东而去，毕竟在采购不多的用品时，需要承担的运费相加起来应该已经没有多少价格诱惑了。既然如此，买家怎么会固守京东呢?
盘子越来越大的京东面临的压力也颇大，虽然京东的融资一直很彪悍，但是迟迟不能盈利以及不断累积的亏损也让投资人对京东的未来担忧起来。这是不是也是京东要收取运费的原因之一?京东的广告投放也非常庞大，这是不是也是成本控制的难点?此外，坊间一直有传闻称，京东商城在2010年年底已经花完了前两轮投资，为解燃眉之急，铤而走险跟PE(私募股权投资)签署对赌协议融得第三笔投资，其代价是两年内销售额要达到750亿元，否则刘强东就要出局走人。2010年，京东商城销售额100亿左右，刘强东要达到对赌协议要求，极其困难。当然这也是坊间传闻，究竟如何，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大量的平台用户而言，京东收取运费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事实、京东的改变，带来的可能会给竞争对手更多的机会，这样京东的市场能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迟迟不能上市的京东，或许也进入到一个相对困难期。如果成本不能取得有效的控制，那么京东还靠什么取悦投资人?但是在控制成本的过程中，必然会转嫁给买家一部分压力，在这样的过程中，当市场的选择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京东优势也将荡然无存了。国美、苏宁、当当、亚马逊、1号店会出现更多的机会和用户群，电商的发展总是给我们更多的选择机会，这正是电商影响市场的关键所在
发改委降药价史——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李玲
最近，“药价”再次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先有央视抛出“部分药中间利润超6500％”的惊人报道，一时激起千层浪；后有发改委出台药价调查办法(11月22日印发了《药品出厂价格调查办法(试行)》，将对国家发改委定价范围内的药品开展出厂价格调查)，媒体对此的评论是“发改委将掀药价老底”。
然而，理性看待就会发现，药价虚高既不是新鲜词汇，发改委降药价也不是历史头遭。
这些年，发改委降药价很频繁，很辛苦。回顾一下历史报道：2005年12月2日，时任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的周军介绍：“自1996年以来，国家已经连续17次对药品进行了降价，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依然如故。与以往不同的是，新一轮的药价调控政策，不再是单一的针对某些药品的降价，它将涉及药品生产、流通、医院、医疗卫生体制等多个方面。”媒体当时对这次降价的评论是“发改委重拳出击”，但药价和药费涨声依旧。
今年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又发出通知，决定从3月28日起降低部分主要用于治疗感染和心血管疾病的抗生素和循环系统类药品最高零售价格，共涉及162个品种，近1300个剂型规格。据称，调整后的价格比现行规定价格平均降低21％，预计每年可减轻群众负担近100亿元。
而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国家发改委8月5日再次宣布。决定从今年9月1日起降低部分激素、调节内分泌类和神经系统类等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共涉及82个品种、400多个剂型规格，平均降价幅度为14％。这是发改委今年第2次下调药品价格。
据粗略统计，不算这次，近年来发改委降低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已进行多达28次。反观效果，“药价频频降，百姓却始终没感觉”。于是便早有民间说法——说到降药价，连隔壁买菜大妈也知道了。
然而，戏言过后，我们必须冷静思考，为何药费越降越高?
第一，降价目录不等于用药目录，高价药替代降价药的机制未改变。从我国历史经验来看，降价药品总是“见光就死”，也就是说，一旦降价了，就会从市场上消失，转而以其他方式重新出现在市场上，价格甚至更高。医院和医生在目前的趋利机制下，愿意卖责的药，这样拿到的正式利润(目前尚未取消的15％加成率)和非正式的好处(回扣)就高，所以，医生就会以高价药替代降价药，患者也不能识别哪一种更合适，于是多数都要听医生，这就使得老百姓药单上的药价总是降不下。例如，根据中国非处方药协会秘书长王伟2005年的一次统计，阿莫西林曾出现在2004年降价范围内，这使得它在医院用药的排位从2003年的58位下降到105位，因此实际降价效果并不明显。
第二，降药价不等于降药费，不合理用药的深层次原因仍来改变。老百姓真正的负担是药费高，绝不仅仅体现在“价”贵，还反映在“量”多上。以抗生素为例，据2006-2007年度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结果显示，全国医院抗茵药物年使用率高达74％。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医院的抗生素使用率仅为22％－25％。而中国的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则高达70％，其中外科患者几乎人人都用抗生素，比例高达97％。“不合理用药”的深层次原因仍然在于医院和医生的趋利机制上，永远是医生在替患者决定“需求量”。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医生手中握着的“处方权”直接指向患者的口袋，而非患者的健康；患者却无法辨别什么是合理用药，什么是过度用药，因此只能被动接受。根据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9年比2008年综合医院门诊病人医药费、出院病人人均医药费分别增长9.7％和9.1‰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分别为8.83％和8.23％(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由此可见，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医生过度开药的激励机制，百姓药费负担只能不断加重。
那么，面临着药价高的巨大社会舆论压力， 为何价格部门总是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乐此不疲地重复着过去的故事，而不是想点新招从根本上做出改变?其中原因，耐人寻味。
“排队不超20人”不过是纸上谈兵 赵志疆
10月18日，铁道部曾承诺将努力创新服务方式手段，组织对《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进行修订完善，尽快向社会公布。目前，铁道部最新修订的《标准》要求铁路部门加大信息公开，采取多种方式及时准确公告票务、列车运行、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等信息。
新《标准》中有很多亮点，无论是“窗口分工、工作时间等文字标志清晰”，还是“售票、退票时唱收唱付”，抑或要求“车站环境整洁，候车室空气清新”，甚至是规定“候车室内温度冬季18℃～20℃，夏季26℃-28℃”，都不失为对社会舆论的正面回应，同时这些规定都具有较强的实际可造作性。不过，唯独“日常购票排队等候不超过20人”的规定，看了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
根本不需要列举什么具体事例，每个人都可以凭借基本的生活经验对此作出判断——人头攒动的火车站购票大厅内，能在排队等候20人的队伍中购得车票已属幸事，如何敢奢望“门前冷落鞍马稀”。
与火车站内部硬件设施与软件服务相比，购票人数无疑具有不确定性，也是很难为铁路部门所掌握调控的。如果说小型车站或许有望实现不超过20人排队购票的话，在一些大型铁路枢纽执行同样的规定无异于痴人说梦，更何况，新《标准》虽然做出了这样的规定，但却并未制定相应的罚则，由此使得看起来很美的规定不过是一张大大的空头支票。
铁道部积极回应民间舆论，针对热点问题进行整改，没想到却因为一条不严谨的规定，招来一片挪揄讽刺，这样的尴尬，恐怕是事前所始料未及。究其原因，这条无法执行的规定，不仅不足以安抚民心，反而使公众有了一种更深的被愚弄感。
以购买火车票为例，在公众眼中，公平的重要性显然更甚于效率。实际上，在火车运力有限的背景中，买票难本身并非不难理解，使公众难以接受的是，在此基础上公平规则的缺失——人头攒动的售票大厅，有多少窗口始终紧闭?一票难求的背后，多少黄牛党在高价兜售?铁路部门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尽最大可能满足公众出行的需要，同时还要尽可能地实现买票出行过程的公平。
毋庸置疑，职责范围之内的管理越细致越好，然而那些无法执行的规定却并非越细致越好，实际上，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即使出现无法掌控的细节瑕疵，公众也能够理解，反之，在本职工作中尚且存在程序瑕疵的前提下，描述无法掌控的完美细节不免授人以柄。
年终将至，虽然还没有进入节前运输高峰，但火车站人头攒动的场景，已经依稀使人嗅到春运急促的气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最迫切的需要也许不是铁路隔三岔五的提速，不是看起来很美的排队新规，而只是薄薄一张承栽着乡愁的车票。如何满足公众这最基本的需求，是衡量铁路部门服务质量的核心要素。
“两桶油”的炼油亏损额不应成谜 盛大林
发改委日前披露的数据显示，9月份炼油行业扭亏为盈，实现利润约4亿元。不过炼油行业受全年原油价格整体高位运行影响，前9月净亏损11.7亿元。这一数据与两大石油公司前9月炼油亏损645亿元的巨额数据相差甚远。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地方炼油厂灵活生产导致盈利，有人认为地炼成本低导致盈利，也有人认为两大油企亏损数据有问题。
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内70％的炼油能力掌握在“两桶油”即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手上。以民营为主的地方炼油厂的产能本来就不大，由于两大石油公司每年只配给170万吨原油，地炼因无油源导致开工率甚至不足30％。然而，全行业亏损额竟然仅是两大石油公司亏损额的1.8％，也就是说在“两桶油”亏损645亿的情况下，其他炼厂赚了633亿元，这太不可思议了!
民营炼厂机制灵活，为了追求利润，理论上确实存在“有利可图时开工，无利可图时停工”的可能，而“两桶油”肩负着保障供给的任务，即使亏损也要生产。即使果真如此，地方炼厂的利润也不可能很多，因为地炼的产能很小。数据显示，目前地炼的实际开工量只有0.4亿吨，怎么可能在9个月的时间内赚633亿呢?
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成本普遍比国有企业低，这是一般规律。但这一优势也不可能带来那么多的利润。要知道，由于经常无米下锅，地方炼厂不得不进口燃料油来加工成品油，成本比两大石油公司原油成本每吨高出1300元，因此，地炼的利润率并不高。在“两桶油”巨亏的情况下，它们不可能获得暴利。
因此，“两桶油”巨亏的原因出在数据上的可能性更大。这不仅因为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不足以导致亏损额的大幅落差，而且因为这样的数据最符合“两桶油”的自身利益及诉求。一来，它们可以借巨亏而要求提高成品油价格；二来，它们也可以以巨亏为由向国家伸手要补贴。事实上，此前早就有人指出，亏损是两大石油公司自己“做”出来的，公司以较高的原油价格入账计算自然导致炼油板块亏损。
当然，“做亏”之说只是传言，并没有相关的证据曝光。由于详细的经营数据不公开，局外人也不可能获得证据。那么，怎么办?一方面，发改委、审计署等部门应该加强对“两桶油”的审计；另一方面，“两桶油”也应该提高信息公开的力度，不能只公开一个亏损总额。作为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两桶油”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也就没有商业秘密可言。
由于“两桶油”号称巨亏，国内成品油价格经常上涨，成为推动物价上涨及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同时，国家每年还向“两桶油”补贴高迭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财政资金。可以说，“两桶油”的真实经营状况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两桶油”的炼油亏损及赢亏数据绝不能成为一个谜。
“房地产至少再辉煌20年”像梦呓 余丰慧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又语出惊人了：中国房地产业的辉煌期仍将会持续20至30年。
笔者仔细从报道中寻找陈专家关于“房地产辉煌期仍将会持续20至30年”的理由，结果找到的是“那种以为政策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市场价格的认识，其实是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对客观规律的影响作用，实际上是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的。”这段话语似乎是以批判当前的调控政策来佐证其辉煌20至30年的观点。
细读陈专家谈话的全部内容，几乎都是在讲房价不会下降，房价无论如何都将上涨。“开发商利润少了房价也不会降”，“房子盖得越多越涨价”，“税收政策也不会将房价调控下来”，等等。这就非常明确了，陈专家的“中国房地产业的辉煌期仍将会持续20至30年”可以理解为“房价最少还要上涨20至30年”论。这种话语其实不稀奇，也可谓馊饭而已，因为，在房价疯涨时期，一位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房地产大鳄曾经不断重复这种话语。而人家开发商放出此话语是为了谋取开发利润，殊不知陈专家意 欲何求?
在房地产调控处于最关键时期，作为住建部政策研究机构和智囊部门的专家放出此言的目的何在?是试图干扰正在形成的房价走低的市场预期吗?这种话语绝对是在给已经初见效果的楼市调控拉偏套，是在给憋足劲誓将调控进行到底的决心大肆放气。同时，也是一种不顾事实、大睁眼说瞎话的行为。目前现实是，房地产辉煌已经不在，许多房企包括大型房企都或多或少出现一些问题：包括资金链条紧张甚至断裂威胁，房价向下拐点迹象明显。土地低价成交或流拍正在发生。岂能不顾眼前正在发生的事实而胡诌呢?
“房地产辉煌最少20年至30年”这个不断炒作的话题，其理由可能还是老生常谈的所谓中国正处于城市化高潮期，中国人口众多、刚需很大等等。其实城市化只不过是炒作的噱头而已。如果按照这些专家把13亿人口都赶进城市的城市化模式，那么，必将导致农民和市民两头利益都受到侵害，而大赚特赚、受益最大的是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这种城市化其实是伪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城镇化必须走将现有村镇“化”成城市城镇之路。推进城市化，房地产就辉煌，房价就上涨，站不住脚。竭力推高房价的不外乎四种势力：开发商、地方政府、投资投机者和贪官们。被查处的贪官除了大多都拥有情妇情夫外，哪个不是十套八套房产。这四股势力也最不愿因看到房价下跌。
笔者认为，中国房地产经过10年的辉煌，房价经过将近10年的暴涨，最少透支了未来20年的上涨空间。从房价与家庭收入比看，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1，联合国制定的标准是3：1。现实中，美国3：1，日本4：1，发达国家最高的城市是悉尼8.5：1，纽约7.9：1，伦敦6.9：1，首尔7.7：1，东京7.9：1，新加坡5：1，而中国20-30：1，北京上海深圳等地40：1。中国如果达到5：1的标准，房价必须停涨20年左右，城市家庭收入按照6％速度增长20年以上。
如果房价停涨20年，必将换来一个结构优化、稳定健康、安全良好的中国经济新局面，中国经济就能够完全走上以质量、效益、绿色、惠民的良性发展轨道。从投资上说，大量资金资本将从炒作投机的房地产流出而进入实体经济实业企业里，进入到第三产业里。当然还需要给实体实业以宽松的宏观环境和政策，使其足以吸引资本资金人才等资源。从启动消费上说，居民不再为拥有一房而耗尽几代人的积蓄，可以腾出庞大个人家庭积蓄用于消费，启动内需。这是著名评论家牛刀先生所言的“房价下降50％可保未来中国10年盛世”的原因之一。
近期，从李稻葵的“房价下跌10％比上涨30％危害更大论”到樊纲的“房地产永远是支柱产业”论；从人民大学某专家主持的研究报告预测明年取消限贷限购政策观点，到陈淮先生的“中国房地产业的辉煌期仍将会持续20至30年”论调，这些围绕在决策层身边的重量级专家如此高密度接连“狂吠”，说明楼市调控正在真正动着利益集团的奶酪，真正进入了深度博弈期。日前，成都放松限购令被叫停，是又一佐证。
衷心希望决策层珍惜来之不易的调控成果，坚决hold住，誓将楼市调控进行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沙县小吃的好大一盘棋 信海光
最近的新闻告诉我们，沙县当地政府正准备“下一盘很大的棋”。11月28日媒体报道称，遍布全国各地的沙县小吃店，有可能被整合起来成立一家企业集团，甚至在未来会成为一家上市公司。沙县县委为沙县小吃定的发展目标是：“保牌、提质、连锁、上市”。
政府要推沙县小吃整合上市，这盘大棋听起来很振奋人心，做大做强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前景上说，拥有几十种“中华名小吃”产品的沙县小吃未来未必就不能发展成中国的麦当劳与肯德基。小吃虽小，一样能有自己的远大前程，这道理谁都懂，但问题是，是否一定要政府出手一统江湖才能把沙县小吃推向辉煌呢?我看未必，而且弄不好还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事实上，从沙县小吃走向全国的发展过程看，一部沙县小吃发展史，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民间经济野草般洒遍全国的自由成长史，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一群跑路者把沙县小吃带到了全国各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像今天的温州一样，沙县民间融资崩盘，老板们纷纷赤身跑路，“逃出”沙县，在外地只能靠贩售沙县小吃的小本经营为生……没想到，竟因此而催生了中国最大的小吃产业之一。
全国那么多地方名小吃，为什么偏偏是沙县小吃能开遍全国，沙县小吃快速发展的传家宝是什么?是靠了政府的主导，还是靠沙县百姓吃苦耐劳善于经营市场制胜?政府在下这盘大棋前首先应该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传家宝不能丢。
沙县小吃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积极引导与扶持，但政府作用的本质仍只是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而已，其真正的成功，还是来自市场竞争，来自于小吃的口味，来自于沙县人的勤劳经营。从这个角度讲，在沙县小吃未来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仍将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政府仍应立足于服务，不宜越俎代庖。
爆发式增长给沙县小吃带来很多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比如良莠不齐，质量参差，不给开发票等，但这些市场问题并不是政府强势介入加以主导就能够解决的，除非当地政府能够垄断沙县小吃的品牌，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把它发展成一个国企，但这样的话，良莠不齐是解决了，企业活力却又没有了。
外界当然不能恶意的揣测当地政府是为了政绩、圈钱、GDP之类才要推动沙县小吃整合上市。但所谓欲速则不达，即便完全出于公益，面对沙县小吃今天的大好形势，政府其实也没必要急于一口吃个胖子，与其插手推动整合上市，不如做好服务，相信市场，通过市场的冶炼静待大浪淘沙后自动产生出沙县小吃里的超级企业，就像兰州拉面里的马兰拉面，意餐里的必胜客，绍兴黄酒里的古越龙山……比较以政府之力把所有沙县小吃罗列在一家上市公司旗下和在沙县小吃的品牌下诞生出几家上市公司，哪个意味着沙县小吃整体的更大更强?显然是后者。
污染灾难，原来都是“历史”惹的祸? 惠铭生
农田抛荒。癌症高发……在江西德兴市，江西铜业集团下属的多家矿山企业，多年将工业废水排入乐安河，祸及下游数十万群众。面对群众质疑，排污企业仍依据20年前一次调查结论的标准赔偿，摊到受害群众手上，人均不足一元。
土地，是民众赖以生存的土壤；水，是维持生命的源泉。然而，历史上被江西德兴、乐平两市百姓称为“母亲河”的乐安河流域，因矿山企业的不断扩张而深受污染之害，涉及9个乡镇约42万人。在那片土地上，水源被污染，附近数十万群众喝水“简直就是喝慢性毒药”；土地被污染，农民种的莱，市场上没人敢要；癌症及奇异怪病高发……
沿岸数十万群众深受乐安河污染之苦，但当地矿山企业和环保部门却异口同声，将主要责任椎到“历史”头上。理由是：德兴早在唐宋年间就有采铜历史，污染主要是由于历代废弃的采矿区产生的，现代企业不应代历史受过。 污染灾难，原来是“历史”惹的祸!如此胡搅蛮缠的推诿之词，让人啧啧称奇，且极度愤慨。机关出“丑闻”，就推卸给“农民工”；工程出安全事故，就拿“天气”当遮羞布，甚至诓编出“破坏性实验”理由欺上瞒下。如今，环境被严重污染，竟然搬出“老祖宗”、用“历史”当自己卸责的“挡箭牌”，这种乖张的强词夺理，有些无耻，令人恶心。
是的，德兴早在唐宋年问就有采铜历史，但那时规模小，污染轻，乐安河两岸居民之所以生生不息繁衍至今，就是明证。退一步讲，即便有历史的成因，但现在是文明进步、科技发达的社会。我们也有能力改善环境，最起码不应该去变本加厉地污染环境。
该地的官方和污染大户似乎“吃定”了历史，不仅将污染之因推卸给历史，甚至连赔偿数额过低也归结为历史。从报道看，乐安河流域被污染，包括相关污染大户也有赔偿，但赔偿数额每年18万元，这对于受污染影响的40多万人来说，人均还不到1块钱。与污染造成的巨大损失相比，排污企业仅有的赔偿，依据的竞是20年前的一次调查结果，只有区区18万余元。很显然，花钱买排污、低赔偿，过错还是“历史”。
一言以蔽之，环境污染千错万错，都是“历史”的错，就是污染企业和监管部门没有错。既然无错，何来整改污染环境?何来合理赔偿百姓损失?百姓要抱怨，只能迁罪老祖宗吧!这，就是当地污染企业和官员的霸王逻辑。
“把污染责任推给‘历史’的人，难道想让‘历史’出面解决问题吗?”当地百姓的这声呐喊，充满悲怆和无奈!污染问题久拖不决，乐安河沿岸群众四处申诉已历时4(1年……我们不禁要问，公众利益与排污企业甚至地方政府的“持久战”还要打多久?
用什么保证城市街头不再有流浪儿童 姚文晖
针对流浪儿童乞讨现象，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表示，民政部、公安部等部门将很快部署开展接送流浪儿童回家行动，明年年底前将消除城市街头流浪儿童乞讨现象，切实保障这些儿童权益。
“明年年底前消除城市街头流浪儿童乞讨现象”，这句话从一位公安部高官口里说出来，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拐卖儿童和儿童乞讨一直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隐痛，举目望去，几乎所有城市的街头都有流浪儿童乞讨的身影。“明年年底”是一个很短的期限，而在全国范围内消除城市街头流浪儿童乞讨现象，其难度之大超乎想象。凭什么相信陈士渠先生的这番话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呢?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虑。
我认为陈士渠先生敢于以公安部官员的身份说出这样一番豪言壮语，还是有一定底气的，并非一时冲动之下的痴人说梦。而他的底气，主要来自于打拐行动的“升级换代”和流浪儿童救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今年年初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发起“网络打拐”行动，此举迅速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各地公安机关也给予积极回应。借助微博这一平台，官方、民间力量形成强大合力，从而使得“打拐”由公安机关的专项行动迅速升级为“全民战争”，且战果颇丰，广东东莞“丐帮”、安徽阜阳“瘫子村”等拐卖和组织儿童乞讨的犯罪团伙皆因此进入公安机关的视线。此前人贩子们跨区域大范围流窜作案，给公安机关侦查、抓捕、解救造成很大困难，现如今在“全民皆兵”的巨大威慑力下，人贩子们自然陷入“上天入地、无所遁形”的窘境。
比打拐机制创新更值得称道的是，自今年7月起，公安部要求各地对发现的被拐儿童一律解救全部送福利院妥善安置，不得由买主抚养，并依法追究买主的刑事责任。这才是釜底抽薪之计——买方市场的存在才是拐卖犯罪屡打不绝的根本性原因，只打击人贩子而不制裁收买儿童一方，甚至纵容买主收养被拐卖儿童，就是对拐卖儿童这一犯罪行为的变相鼓励。不允许买主抚养被拐儿童并追究其法律责任，就是要让这些买主人财两空，并且让他们知道，“买人”不仅有悖天理人伦，还要冒很大的法律风险。
有了打拐力度的超前强化和救助体系的合理化安排，再辅之以公安机关“零容忍”的坚强决心和雷霆万钧之势的专项行动，我们或许可以期待那些在襁褓之中就被卖入别人家的懵懂婴儿，那些流浪在城市街头的乞讨儿童，能够尽快走上回家之路。到明年年底，城市街头“乞儿绝迹”并非是一个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并不是终点。
拐卖儿童和城市街头流浪儿童乞讨现象有着相当复杂的社会根源，违法犯罪只是表征，其背后涉及到社会转型期贫富不均、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诸多现实问题。每一个城市流浪儿童的具体情况都是不尽相同的，有的是被人贩子拐卖并沦为犯罪团伙的敛财工具，有的是受家长或亲属指使而外出乞讨，有的因家庭贫困，而失学，只好流落街头。纵然公安机关能够从人贩子手中将他们解救出来，民政部门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甚至将他们送回家，又用什么保证他们不会再次流浪在城市的街头?他们需要的是真正回归家庭、回归课堂、回归正常的童年生活。
因此，拐卖儿童以及儿童乞讨现象很多时候并不是单纯的治安问题或刑事案件，故而从根本上解救城市流浪儿童并非公安部、民政部等一两个部门就可以完成的任务，也超出了民间爱心人士的能力范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发力。这其中，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更大范围内消除贫穷，是从源头上遏制买卖人口、强迫儿童乞讨这些人性之恶的治本之策。
脱离收入与国外比电价不科学 余丰慧
发改委资料显示，我国居民电价远低于国外其他国家。
从报道中的对比表格看，2010年，我国居民电价平均水平为每千瓦时0.51元，发改委按照1美元兑换6.8元人民币的汇率折算为0.075美元。从这张表格列举的15个国家中，中国居民电价确实最低。最高的是丹麦每度电0.35美元，次高的是意大利0.263美元，次低的是墨西哥0.089美元。美国为0.116美元，英国为0.199，美元，法国为0.157美元，加拿大为0.095美元，日本为0.232美元。然而，用居民用电的绝对价格对比是否科学呢?这需要弄清楚进行对比的目的何在?
笔者认为，各国进行包括电价在内的各种商品价格对比的目的在于，了解各自国家居民对商品价格的承受能力和负担程度，在于了解各个国家商品价格对居民生活构成的压力大小。因此，简单拿一个居民电价绝对数进行对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但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反而掩盖许多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比呢?
笔者认为，对比商品价格特别是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包括电价在内绝对不能脱离居民收入状况。用各国物价收入比对比要比单纯绝对价格对比要科学一些。比如，各个国家居民用电价格对比。欧洲国家居民年收入在4万美金左右，电价最高的丹麦是0.35美元，电价与居民日平均收入比为0.003／1；美国年人均收入在5万美金左右，电价与居民日平均收入比为0.00086／1。中国内地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电价与居民日均收入比分别为0.01／1、0.03／1。中国内地城镇居民电价与日平均收入之比是欧洲电价最高的丹麦的3.33倍、美国的11.6倍；中国农村居民电价与日均收入之比是欧洲电价最高的丹麦的10倍、美国的35倍。虽然中国内地绝对电价低于美欧国家，但相对于收入来说远远高于美欧国家，电价负担远远大于美欧国家。
因此，如果用绝对电价简单对比，不但结论不科学，更加严重的是给决策层传递一个中国电价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讯息，从而严重误导决策层在电价上的决策，而最终加重百姓负担，误导决策的后果由百姓承担。
居民用电是电力产品的终端消费，而企业用电成本打入到了终端商品成本里。企业高电价最终也是消费使用终端产品的百姓负担。同时，我国工业企业用电价格为欧洲国家平均水平的70％，为日本的56％，但已比韩国、美国工业电价高，分别为韩国的132％，美国的127％。欧洲国家与日本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不能说与构成生产成本的电价过高没有一点关系。美国、韩国经济持续向好、活力四射，与基础成本的电力价格低不无关系。
中国内地工业企业用电价格已经超过美国、韩国三成，这绝对不是好现象。一方面增大企业生产成本，制约企业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微型企业的发展，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推高了物价、加重了百姓生活负担。
因此，与其他国家比较物价包括电价应该采取科学、能够反映实际情况的比较方法，以避免百姓误解和误导决策。
要知道昔日刘强东可是最喜欢在微博上为京东的如何如何便宜摇旗呐喊的。昔日和当当力拼价格，让用户是怦然心动，但如今看来京东是不是已经率先撑不下去了?要知道京东还是拥有自己的物流系统的，如今收取运费，说明物流给京东带来的压力正在陡增。当然更主要的是，运营成本的增加已经让京东感受到了越采越大的压力，无奈之下才开始收取运费的吧。
京东商城在公告里称采取此举是为“确保配送服务质量”，并且是“参照行业做法”。其实涨价就涨价吧，收取运费就收取吧，不用为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了。当很多快递公司都开始涨价的时候，京东拥有自己的物流体系，价格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想长期免费下去，那么京东需要付出的恐怕会更多。在这样的状况下，收费或许也是一种最好的解脱。当然，对普通买家而言，京东收取快递费，那么大家也可以抛弃在京东的购买权，毕竟哪里便宜哪里合算才是正道。因此，运费的收取必会让一部分用户远离京东而去，毕竟在采购不多的用品时，需要承担的运费相加起来应该已经没有多少价格诱惑了。既然如此，买家怎么会固守京东呢?
盘子越来越大的京东面临的压力也颇大，虽然京东的融资一直很彪悍，但是迟迟不能盈利以及不断累积的亏损也让投资人对京东的未来担忧起来。这是不是也是京东要收取运费的原因之一?京东的广告投放也非常庞大，这是不是也是成本控制的难点?此外，坊间一直有传闻称，京东商城在2010年年底已经花完了前两轮投资，为解燃眉之急，铤而走险跟PE(私募股权投资)签署对赌协议融得第三笔投资，其代价是两年内销售额要达到750亿元，否则刘强东就要出局走人。2010年，京东商城销售额100亿左右，刘强东要达到对赌协议要求，极其困难。当然这也是坊间传闻，究竟如何，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大量的平台用户而言，京东收取运费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事实、京东的改变，带来的可能会给竞争对手更多的机会，这样京东的市场能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迟迟不能上市的京东，或许也进入到一个相对困难期。如果成本不能取得有效的控制，那么京东还靠什么取悦投资人?但是在控制成本的过程中，必然会转嫁给买家一部分压力，在这样的过程中，当市场的选择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京东优势也将荡然无存了。国美、苏宁、当当、亚马逊、1号店会出现更多的机会和用户群，电商的发展总是给我们更多的选择机会，这正是电商影响市场的关键所在
发改委降药价史——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李玲
最近，“药价”再次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先有央视抛出“部分药中间利润超6500％”的惊人报道，一时激起千层浪；后有发改委出台药价调查办法(11月22日印发了《药品出厂价格调查办法(试行)》，将对国家发改委定价范围内的药品开展出厂价格调查)，媒体对此的评论是“发改委将掀药价老底”。
然而，理性看待就会发现，药价虚高既不是新鲜词汇，发改委降药价也不是历史头遭。
这些年，发改委降药价很频繁，很辛苦。回顾一下历史报道：2005年12月2日，时任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的周军介绍：“自1996年以来，国家已经连续17次对药品进行了降价，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依然如故。与以往不同的是，新一轮的药价调控政策，不再是单一的针对某些药品的降价，它将涉及药品生产、流通、医院、医疗卫生体制等多个方面。”媒体当时对这次降价的评论是“发改委重拳出击”，但药价和药费涨声依旧。
今年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又发出通知，决定从3月28日起降低部分主要用于治疗感染和心血管疾病的抗生素和循环系统类药品最高零售价格，共涉及162个品种，近1300个剂型规格。据称，调整后的价格比现行规定价格平均降低21％，预计每年可减轻群众负担近100亿元。
而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国家发改委8月5日再次宣布。决定从今年9月1日起降低部分激素、调节内分泌类和神经系统类等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共涉及82个品种、400多个剂型规格，平均降价幅度为14％。这是发改委今年第2次下调药品价格。
据粗略统计，不算这次，近年来发改委降低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已进行多达28次。反观效果，“药价频频降，百姓却始终没感觉”。于是便早有民间说法——说到降药价，连隔壁买菜大妈也知道了。
然而，戏言过后，我们必须冷静思考，为何药费越降越高?
第一，降价目录不等于用药目录，高价药替代降价药的机制未改变。从我国历史经验来看，降价药品总是“见光就死”，也就是说，一旦降价了，就会从市场上消失，转而以其他方式重新出现在市场上，价格甚至更高。医院和医生在目前的趋利机制下，愿意卖责的药，这样拿到的正式利润(目前尚未取消的15％加成率)和非正式的好处(回扣)就高，所以，医生就会以高价药替代降价药，患者也不能识别哪一种更合适，于是多数都要听医生，这就使得老百姓药单上的药价总是降不下。例如，根据中国非处方药协会秘书长王伟2005年的一次统计，阿莫西林曾出现在2004年降价范围内，这使得它在医院用药的排位从2003年的58位下降到105位，因此实际降价效果并不明显。
第二，降药价不等于降药费，不合理用药的深层次原因仍来改变。老百姓真正的负担是药费高，绝不仅仅体现在“价”贵，还反映在“量”多上。以抗生素为例，据2006-2007年度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结果显示，全国医院抗茵药物年使用率高达74％。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医院的抗生素使用率仅为22％－25％。而中国的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则高达70％，其中外科患者几乎人人都用抗生素，比例高达97％。“不合理用药”的深层次原因仍然在于医院和医生的趋利机制上，永远是医生在替患者决定“需求量”。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医生手中握着的“处方权”直接指向患者的口袋，而非患者的健康；患者却无法辨别什么是合理用药，什么是过度用药，因此只能被动接受。根据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9年比2008年综合医院门诊病人医药费、出院病人人均医药费分别增长9.7％和9.1‰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分别为8.83％和8.23％(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由此可见，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医生过度开药的激励机制，百姓药费负担只能不断加重。
那么，面临着药价高的巨大社会舆论压力， 为何价格部门总是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乐此不疲地重复着过去的故事，而不是想点新招从根本上做出改变?其中原因，耐人寻味。
“排队不超20人”不过是纸上谈兵 赵志疆
10月18日，铁道部曾承诺将努力创新服务方式手段，组织对《铁路旅客运输服务质量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进行修订完善，尽快向社会公布。目前，铁道部最新修订的《标准》要求铁路部门加大信息公开，采取多种方式及时准确公告票务、列车运行、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等信息。
新《标准》中有很多亮点，无论是“窗口分工、工作时间等文字标志清晰”，还是“售票、退票时唱收唱付”，抑或要求“车站环境整洁，候车室空气清新”，甚至是规定“候车室内温度冬季18℃～20℃，夏季26℃-28℃”，都不失为对社会舆论的正面回应，同时这些规定都具有较强的实际可造作性。不过，唯独“日常购票排队等候不超过20人”的规定，看了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
根本不需要列举什么具体事例，每个人都可以凭借基本的生活经验对此作出判断——人头攒动的火车站购票大厅内，能在排队等候20人的队伍中购得车票已属幸事，如何敢奢望“门前冷落鞍马稀”。
与火车站内部硬件设施与软件服务相比，购票人数无疑具有不确定性，也是很难为铁路部门所掌握调控的。如果说小型车站或许有望实现不超过20人排队购票的话，在一些大型铁路枢纽执行同样的规定无异于痴人说梦，更何况，新《标准》虽然做出了这样的规定，但却并未制定相应的罚则，由此使得看起来很美的规定不过是一张大大的空头支票。
铁道部积极回应民间舆论，针对热点问题进行整改，没想到却因为一条不严谨的规定，招来一片挪揄讽刺，这样的尴尬，恐怕是事前所始料未及。究其原因，这条无法执行的规定，不仅不足以安抚民心，反而使公众有了一种更深的被愚弄感。
以购买火车票为例，在公众眼中，公平的重要性显然更甚于效率。实际上，在火车运力有限的背景中，买票难本身并非不难理解，使公众难以接受的是，在此基础上公平规则的缺失——人头攒动的售票大厅，有多少窗口始终紧闭?一票难求的背后，多少黄牛党在高价兜售?铁路部门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尽最大可能满足公众出行的需要，同时还要尽可能地实现买票出行过程的公平。
毋庸置疑，职责范围之内的管理越细致越好，然而那些无法执行的规定却并非越细致越好，实际上，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即使出现无法掌控的细节瑕疵，公众也能够理解，反之，在本职工作中尚且存在程序瑕疵的前提下，描述无法掌控的完美细节不免授人以柄。
年终将至，虽然还没有进入节前运输高峰，但火车站人头攒动的场景，已经依稀使人嗅到春运急促的气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最迫切的需要也许不是铁路隔三岔五的提速，不是看起来很美的排队新规，而只是薄薄一张承栽着乡愁的车票。如何满足公众这最基本的需求，是衡量铁路部门服务质量的核心要素。
“两桶油”的炼油亏损额不应成谜 盛大林
发改委日前披露的数据显示，9月份炼油行业扭亏为盈，实现利润约4亿元。不过炼油行业受全年原油价格整体高位运行影响，前9月净亏损11.7亿元。这一数据与两大石油公司前9月炼油亏损645亿元的巨额数据相差甚远。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地方炼油厂灵活生产导致盈利，有人认为地炼成本低导致盈利，也有人认为两大油企亏损数据有问题。
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内70％的炼油能力掌握在“两桶油”即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手上。以民营为主的地方炼油厂的产能本来就不大，由于两大石油公司每年只配给170万吨原油，地炼因无油源导致开工率甚至不足30％。然而，全行业亏损额竟然仅是两大石油公司亏损额的1.8％，也就是说在“两桶油”亏损645亿的情况下，其他炼厂赚了633亿元，这太不可思议了!
民营炼厂机制灵活，为了追求利润，理论上确实存在“有利可图时开工，无利可图时停工”的可能，而“两桶油”肩负着保障供给的任务，即使亏损也要生产。即使果真如此，地方炼厂的利润也不可能很多，因为地炼的产能很小。数据显示，目前地炼的实际开工量只有0.4亿吨，怎么可能在9个月的时间内赚633亿呢?
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成本普遍比国有企业低，这是一般规律。但这一优势也不可能带来那么多的利润。要知道，由于经常无米下锅，地方炼厂不得不进口燃料油来加工成品油，成本比两大石油公司原油成本每吨高出1300元，因此，地炼的利润率并不高。在“两桶油”巨亏的情况下，它们不可能获得暴利。
因此，“两桶油”巨亏的原因出在数据上的可能性更大。这不仅因为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不足以导致亏损额的大幅落差，而且因为这样的数据最符合“两桶油”的自身利益及诉求。一来，它们可以借巨亏而要求提高成品油价格；二来，它们也可以以巨亏为由向国家伸手要补贴。事实上，此前早就有人指出，亏损是两大石油公司自己“做”出来的，公司以较高的原油价格入账计算自然导致炼油板块亏损。
当然，“做亏”之说只是传言，并没有相关的证据曝光。由于详细的经营数据不公开，局外人也不可能获得证据。那么，怎么办?一方面，发改委、审计署等部门应该加强对“两桶油”的审计；另一方面，“两桶油”也应该提高信息公开的力度，不能只公开一个亏损总额。作为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两桶油”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也就没有商业秘密可言。
由于“两桶油”号称巨亏，国内成品油价格经常上涨，成为推动物价上涨及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同时，国家每年还向“两桶油”补贴高迭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财政资金。可以说，“两桶油”的真实经营状况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两桶油”的炼油亏损及赢亏数据绝不能成为一个谜。
“房地产至少再辉煌20年”像梦呓 余丰慧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又语出惊人了：中国房地产业的辉煌期仍将会持续20至30年。
笔者仔细从报道中寻找陈专家关于“房地产辉煌期仍将会持续20至30年”的理由，结果找到的是“那种以为政策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市场价格的认识，其实是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对客观规律的影响作用，实际上是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的。”这段话语似乎是以批判当前的调控政策来佐证其辉煌20至30年的观点。
细读陈专家谈话的全部内容，几乎都是在讲房价不会下降，房价无论如何都将上涨。“开发商利润少了房价也不会降”，“房子盖得越多越涨价”，“税收政策也不会将房价调控下来”，等等。这就非常明确了，陈专家的“中国房地产业的辉煌期仍将会持续20至30年”可以理解为“房价最少还要上涨20至30年”论。这种话语其实不稀奇，也可谓馊饭而已，因为，在房价疯涨时期，一位在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房地产大鳄曾经不断重复这种话语。而人家开发商放出此话语是为了谋取开发利润，殊不知陈专家意 欲何求?
在房地产调控处于最关键时期，作为住建部政策研究机构和智囊部门的专家放出此言的目的何在?是试图干扰正在形成的房价走低的市场预期吗?这种话语绝对是在给已经初见效果的楼市调控拉偏套，是在给憋足劲誓将调控进行到底的决心大肆放气。同时，也是一种不顾事实、大睁眼说瞎话的行为。目前现实是，房地产辉煌已经不在，许多房企包括大型房企都或多或少出现一些问题：包括资金链条紧张甚至断裂威胁，房价向下拐点迹象明显。土地低价成交或流拍正在发生。岂能不顾眼前正在发生的事实而胡诌呢?
“房地产辉煌最少20年至30年”这个不断炒作的话题，其理由可能还是老生常谈的所谓中国正处于城市化高潮期，中国人口众多、刚需很大等等。其实城市化只不过是炒作的噱头而已。如果按照这些专家把13亿人口都赶进城市的城市化模式，那么，必将导致农民和市民两头利益都受到侵害，而大赚特赚、受益最大的是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这种城市化其实是伪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城镇化必须走将现有村镇“化”成城市城镇之路。推进城市化，房地产就辉煌，房价就上涨，站不住脚。竭力推高房价的不外乎四种势力：开发商、地方政府、投资投机者和贪官们。被查处的贪官除了大多都拥有情妇情夫外，哪个不是十套八套房产。这四股势力也最不愿因看到房价下跌。
笔者认为，中国房地产经过10年的辉煌，房价经过将近10年的暴涨，最少透支了未来20年的上涨空间。从房价与家庭收入比看，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1，联合国制定的标准是3：1。现实中，美国3：1，日本4：1，发达国家最高的城市是悉尼8.5：1，纽约7.9：1，伦敦6.9：1，首尔7.7：1，东京7.9：1，新加坡5：1，而中国20-30：1，北京上海深圳等地40：1。中国如果达到5：1的标准，房价必须停涨20年左右，城市家庭收入按照6％速度增长20年以上。
如果房价停涨20年，必将换来一个结构优化、稳定健康、安全良好的中国经济新局面，中国经济就能够完全走上以质量、效益、绿色、惠民的良性发展轨道。从投资上说，大量资金资本将从炒作投机的房地产流出而进入实体经济实业企业里，进入到第三产业里。当然还需要给实体实业以宽松的宏观环境和政策，使其足以吸引资本资金人才等资源。从启动消费上说，居民不再为拥有一房而耗尽几代人的积蓄，可以腾出庞大个人家庭积蓄用于消费，启动内需。这是著名评论家牛刀先生所言的“房价下降50％可保未来中国10年盛世”的原因之一。
近期，从李稻葵的“房价下跌10％比上涨30％危害更大论”到樊纲的“房地产永远是支柱产业”论；从人民大学某专家主持的研究报告预测明年取消限贷限购政策观点，到陈淮先生的“中国房地产业的辉煌期仍将会持续20至30年”论调，这些围绕在决策层身边的重量级专家如此高密度接连“狂吠”，说明楼市调控正在真正动着利益集团的奶酪，真正进入了深度博弈期。日前，成都放松限购令被叫停，是又一佐证。
衷心希望决策层珍惜来之不易的调控成果，坚决hold住，誓将楼市调控进行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沙县小吃的好大一盘棋 信海光
最近的新闻告诉我们，沙县当地政府正准备“下一盘很大的棋”。11月28日媒体报道称，遍布全国各地的沙县小吃店，有可能被整合起来成立一家企业集团，甚至在未来会成为一家上市公司。沙县县委为沙县小吃定的发展目标是：“保牌、提质、连锁、上市”。
政府要推沙县小吃整合上市，这盘大棋听起来很振奋人心，做大做强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前景上说，拥有几十种“中华名小吃”产品的沙县小吃未来未必就不能发展成中国的麦当劳与肯德基。小吃虽小，一样能有自己的远大前程，这道理谁都懂，但问题是，是否一定要政府出手一统江湖才能把沙县小吃推向辉煌呢?我看未必，而且弄不好还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事实上，从沙县小吃走向全国的发展过程看，一部沙县小吃发展史，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民间经济野草般洒遍全国的自由成长史，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一群跑路者把沙县小吃带到了全国各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像今天的温州一样，沙县民间融资崩盘，老板们纷纷赤身跑路，“逃出”沙县，在外地只能靠贩售沙县小吃的小本经营为生……没想到，竟因此而催生了中国最大的小吃产业之一。
全国那么多地方名小吃，为什么偏偏是沙县小吃能开遍全国，沙县小吃快速发展的传家宝是什么?是靠了政府的主导，还是靠沙县百姓吃苦耐劳善于经营市场制胜?政府在下这盘大棋前首先应该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传家宝不能丢。
沙县小吃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积极引导与扶持，但政府作用的本质仍只是锦上添花或雪中送炭而已，其真正的成功，还是来自市场竞争，来自于小吃的口味，来自于沙县人的勤劳经营。从这个角度讲，在沙县小吃未来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仍将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政府仍应立足于服务，不宜越俎代庖。
爆发式增长给沙县小吃带来很多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比如良莠不齐，质量参差，不给开发票等，但这些市场问题并不是政府强势介入加以主导就能够解决的，除非当地政府能够垄断沙县小吃的品牌，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把它发展成一个国企，但这样的话，良莠不齐是解决了，企业活力却又没有了。
外界当然不能恶意的揣测当地政府是为了政绩、圈钱、GDP之类才要推动沙县小吃整合上市。但所谓欲速则不达，即便完全出于公益，面对沙县小吃今天的大好形势，政府其实也没必要急于一口吃个胖子，与其插手推动整合上市，不如做好服务，相信市场，通过市场的冶炼静待大浪淘沙后自动产生出沙县小吃里的超级企业，就像兰州拉面里的马兰拉面，意餐里的必胜客，绍兴黄酒里的古越龙山……比较以政府之力把所有沙县小吃罗列在一家上市公司旗下和在沙县小吃的品牌下诞生出几家上市公司，哪个意味着沙县小吃整体的更大更强?显然是后者。
污染灾难，原来都是“历史”惹的祸? 惠铭生
农田抛荒。癌症高发……在江西德兴市，江西铜业集团下属的多家矿山企业，多年将工业废水排入乐安河，祸及下游数十万群众。面对群众质疑，排污企业仍依据20年前一次调查结论的标准赔偿，摊到受害群众手上，人均不足一元。
土地，是民众赖以生存的土壤；水，是维持生命的源泉。然而，历史上被江西德兴、乐平两市百姓称为“母亲河”的乐安河流域，因矿山企业的不断扩张而深受污染之害，涉及9个乡镇约42万人。在那片土地上，水源被污染，附近数十万群众喝水“简直就是喝慢性毒药”；土地被污染，农民种的莱，市场上没人敢要；癌症及奇异怪病高发……
沿岸数十万群众深受乐安河污染之苦，但当地矿山企业和环保部门却异口同声，将主要责任椎到“历史”头上。理由是：德兴早在唐宋年间就有采铜历史，污染主要是由于历代废弃的采矿区产生的，现代企业不应代历史受过。 污染灾难，原来是“历史”惹的祸!如此胡搅蛮缠的推诿之词，让人啧啧称奇，且极度愤慨。机关出“丑闻”，就推卸给“农民工”；工程出安全事故，就拿“天气”当遮羞布，甚至诓编出“破坏性实验”理由欺上瞒下。如今，环境被严重污染，竟然搬出“老祖宗”、用“历史”当自己卸责的“挡箭牌”，这种乖张的强词夺理，有些无耻，令人恶心。
是的，德兴早在唐宋年问就有采铜历史，但那时规模小，污染轻，乐安河两岸居民之所以生生不息繁衍至今，就是明证。退一步讲，即便有历史的成因，但现在是文明进步、科技发达的社会。我们也有能力改善环境，最起码不应该去变本加厉地污染环境。
该地的官方和污染大户似乎“吃定”了历史，不仅将污染之因推卸给历史，甚至连赔偿数额过低也归结为历史。从报道看，乐安河流域被污染，包括相关污染大户也有赔偿，但赔偿数额每年18万元，这对于受污染影响的40多万人来说，人均还不到1块钱。与污染造成的巨大损失相比，排污企业仅有的赔偿，依据的竞是20年前的一次调查结果，只有区区18万余元。很显然，花钱买排污、低赔偿，过错还是“历史”。
一言以蔽之，环境污染千错万错，都是“历史”的错，就是污染企业和监管部门没有错。既然无错，何来整改污染环境?何来合理赔偿百姓损失?百姓要抱怨，只能迁罪老祖宗吧!这，就是当地污染企业和官员的霸王逻辑。
“把污染责任推给‘历史’的人，难道想让‘历史’出面解决问题吗?”当地百姓的这声呐喊，充满悲怆和无奈!污染问题久拖不决，乐安河沿岸群众四处申诉已历时4(1年……我们不禁要问，公众利益与排污企业甚至地方政府的“持久战”还要打多久?
用什么保证城市街头不再有流浪儿童 姚文晖
针对流浪儿童乞讨现象，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表示，民政部、公安部等部门将很快部署开展接送流浪儿童回家行动，明年年底前将消除城市街头流浪儿童乞讨现象，切实保障这些儿童权益。
“明年年底前消除城市街头流浪儿童乞讨现象”，这句话从一位公安部高官口里说出来，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拐卖儿童和儿童乞讨一直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隐痛，举目望去，几乎所有城市的街头都有流浪儿童乞讨的身影。“明年年底”是一个很短的期限，而在全国范围内消除城市街头流浪儿童乞讨现象，其难度之大超乎想象。凭什么相信陈士渠先生的这番话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呢?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虑。
我认为陈士渠先生敢于以公安部官员的身份说出这样一番豪言壮语，还是有一定底气的，并非一时冲动之下的痴人说梦。而他的底气，主要来自于打拐行动的“升级换代”和流浪儿童救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今年年初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发起“网络打拐”行动，此举迅速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各地公安机关也给予积极回应。借助微博这一平台，官方、民间力量形成强大合力，从而使得“打拐”由公安机关的专项行动迅速升级为“全民战争”，且战果颇丰，广东东莞“丐帮”、安徽阜阳“瘫子村”等拐卖和组织儿童乞讨的犯罪团伙皆因此进入公安机关的视线。此前人贩子们跨区域大范围流窜作案，给公安机关侦查、抓捕、解救造成很大困难，现如今在“全民皆兵”的巨大威慑力下，人贩子们自然陷入“上天入地、无所遁形”的窘境。
比打拐机制创新更值得称道的是，自今年7月起，公安部要求各地对发现的被拐儿童一律解救全部送福利院妥善安置，不得由买主抚养，并依法追究买主的刑事责任。这才是釜底抽薪之计——买方市场的存在才是拐卖犯罪屡打不绝的根本性原因，只打击人贩子而不制裁收买儿童一方，甚至纵容买主收养被拐卖儿童，就是对拐卖儿童这一犯罪行为的变相鼓励。不允许买主抚养被拐儿童并追究其法律责任，就是要让这些买主人财两空，并且让他们知道，“买人”不仅有悖天理人伦，还要冒很大的法律风险。
有了打拐力度的超前强化和救助体系的合理化安排，再辅之以公安机关“零容忍”的坚强决心和雷霆万钧之势的专项行动，我们或许可以期待那些在襁褓之中就被卖入别人家的懵懂婴儿，那些流浪在城市街头的乞讨儿童，能够尽快走上回家之路。到明年年底，城市街头“乞儿绝迹”并非是一个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并不是终点。
拐卖儿童和城市街头流浪儿童乞讨现象有着相当复杂的社会根源，违法犯罪只是表征，其背后涉及到社会转型期贫富不均、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诸多现实问题。每一个城市流浪儿童的具体情况都是不尽相同的，有的是被人贩子拐卖并沦为犯罪团伙的敛财工具，有的是受家长或亲属指使而外出乞讨，有的因家庭贫困，而失学，只好流落街头。纵然公安机关能够从人贩子手中将他们解救出来，民政部门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甚至将他们送回家，又用什么保证他们不会再次流浪在城市的街头?他们需要的是真正回归家庭、回归课堂、回归正常的童年生活。
因此，拐卖儿童以及儿童乞讨现象很多时候并不是单纯的治安问题或刑事案件，故而从根本上解救城市流浪儿童并非公安部、民政部等一两个部门就可以完成的任务，也超出了民间爱心人士的能力范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发力。这其中，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更大范围内消除贫穷，是从源头上遏制买卖人口、强迫儿童乞讨这些人性之恶的治本之策。
脱离收入与国外比电价不科学 余丰慧
发改委资料显示，我国居民电价远低于国外其他国家。
从报道中的对比表格看，2010年，我国居民电价平均水平为每千瓦时0.51元，发改委按照1美元兑换6.8元人民币的汇率折算为0.075美元。从这张表格列举的15个国家中，中国居民电价确实最低。最高的是丹麦每度电0.35美元，次高的是意大利0.263美元，次低的是墨西哥0.089美元。美国为0.116美元，英国为0.199，美元，法国为0.157美元，加拿大为0.095美元，日本为0.232美元。然而，用居民用电的绝对价格对比是否科学呢?这需要弄清楚进行对比的目的何在?
笔者认为，各国进行包括电价在内的各种商品价格对比的目的在于，了解各自国家居民对商品价格的承受能力和负担程度，在于了解各个国家商品价格对居民生活构成的压力大小。因此，简单拿一个居民电价绝对数进行对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但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反而掩盖许多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比呢?
笔者认为，对比商品价格特别是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包括电价在内绝对不能脱离居民收入状况。用各国物价收入比对比要比单纯绝对价格对比要科学一些。比如，各个国家居民用电价格对比。欧洲国家居民年收入在4万美金左右，电价最高的丹麦是0.35美元，电价与居民日平均收入比为0.003／1；美国年人均收入在5万美金左右，电价与居民日平均收入比为0.00086／1。中国内地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电价与居民日均收入比分别为0.01／1、0.03／1。中国内地城镇居民电价与日平均收入之比是欧洲电价最高的丹麦的3.33倍、美国的11.6倍；中国农村居民电价与日均收入之比是欧洲电价最高的丹麦的10倍、美国的35倍。虽然中国内地绝对电价低于美欧国家，但相对于收入来说远远高于美欧国家，电价负担远远大于美欧国家。
因此，如果用绝对电价简单对比，不但结论不科学，更加严重的是给决策层传递一个中国电价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讯息，从而严重误导决策层在电价上的决策，而最终加重百姓负担，误导决策的后果由百姓承担。
居民用电是电力产品的终端消费，而企业用电成本打入到了终端商品成本里。企业高电价最终也是消费使用终端产品的百姓负担。同时，我国工业企业用电价格为欧洲国家平均水平的70％，为日本的56％，但已比韩国、美国工业电价高，分别为韩国的132％，美国的127％。欧洲国家与日本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不能说与构成生产成本的电价过高没有一点关系。美国、韩国经济持续向好、活力四射，与基础成本的电力价格低不无关系。
中国内地工业企业用电价格已经超过美国、韩国三成，这绝对不是好现象。一方面增大企业生产成本，制约企业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微型企业的发展，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推高了物价、加重了百姓生活负担。
因此，与其他国家比较物价包括电价应该采取科学、能够反映实际情况的比较方法，以避免百姓误解和误导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