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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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曾在《顾维钧回忆录》中记述了1912年秋天与袁世凯的一次谈话。当时，顾维钧向袁世凯报告他和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报告完毕后，顾维钧起身告辞，但袁世凯让他稍待，说要和他谈话。他向顾维钧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共和的含义是什么？ 顾维钧在讲述了共和国以及民主政治的起源与发展后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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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曾在《顾维钧回忆录》中记述了1912年秋天与袁世凯的一次谈话。当时，顾维钧向袁世凯报告他和英国公使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谈情况。报告完毕后，顾维钧起身告辞，但袁世凯让他稍待，说要和他谈话。他向顾维钧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共和的含义是什么？
顾维钧在讲述了共和国以及民主政治的起源与发展后说：共和这个词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袁世凯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当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物和脏土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保持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
顾维钧说：那是自然的，那是由于她们无知。但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定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定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世凯问这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吗？顾答：时间是需要的，不过他认为用不了那么久……
袁世凯虽然做了大总统，但对“共和”的含义却不甚明了；他口头上表示支持共和，骨子里却始终认为共和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因为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公民不具备管理国家的素质。这也是他在大总统任上极力加强专制、独裁统治，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复辟帝制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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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输入外国文明与其资本，是国家主义，而实世界主义，世界文明之极，无非以己之有余，济人之不足，使社会各得其所，几无国界可言。孔子喜言大同，吾國现行共和，则闭关时代之旧思想必当扫除净绝。
——袁世凯
其他文献
辛弃疾，南宋豪放派词人，他的词多爱国伤时及复国之作，充满济世爱国的热情，洋溢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之思想。《摸鱼儿》中“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归去”，如今已是暮春天气，哪里还能经得起几次风雨的吹打淋湿啊！眼看着春天就这样匆匆忙忙地离去。本是表达对春天逝去的无限惋惜之情，这里却用“更能消”三字，正话反说，很有笔力。结合作者的身世，不难理解，这里作者显然并不是单纯地惋惜春天的流逝，而应该另有所指
作为湖南人，我为曾国藩骄傲。晚清重臣曾国藩不但在军事上是个难得的人才，在治家上，也让后人赞赏，此外，他在养生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着与众不同的经验。总而言之，曾国藩的养生可以归纳为“三戒”与“三练”： 一、戒贪。作为晚清重臣的曾国藩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手握重权的曾国藩有许多贪污的机会，但曾国藩严
李克相人很有一套。 吳起因为杀妻为将而不被鲁国所容，狼狈逃向魏国。魏文侯问李克，吴起这个人怎么样？李克说，吴起贪而好色，然而用兵打仗，即使司马穰苴也超不过他。 这就是李克。他相人的眼光，犀利而独到。 有一天，魏文侯问李克相人之术，李克说了五条，即：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人，看他富贵或通达的时候做什么，困厄
俗语云：“药补不如食补。”说明饮食营养是身健体康的根本。在古代养生家看来：“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精气。”这是说，药物的作用只在“攻邪”，而人的机体要得到补益，精气要获得充实，必须服用“五谷”（粳米、麦、小豆、大豆、黄黍）、“五果”（桃、李、杏、栗、枣）“五畜”（牛、羊、豕、鸡、犬）、“五菜”（葵、藿、薤、葱、韭）。金元时期的医学家李东垣认为，人的健
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太容易得到就不会珍惜。对下属的奖掖和提拔也是如此，好处要一点点地给，如此才能持续地提高下属的幸福感。 在南宋初年，金人大举入侵，面对大敌，当时号称名将的刘光世、张浚等人，只是一味地避敌逃跑，都不敢奋起反击。这一方面因为他们天生患有软骨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官已高，位已尊，自认为即使立了大功，也没有更大的升迁空间。没有了前面的那把“青草”，他们便很安于现状，什么国
董卓专权，祸乱宫廷，王允巧设美人计，借吕布之手除掉了董卓。可是王允主导政权后，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或是由于偏执的政治洁癖，没能团结改造董卓部属旧臣，结果葬送大好局面，招致杀身之祸。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记述了两件事，很值得今人深思：一是董卓死后，西北军群龙无首，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四大头领一时惊慌失措，逃往陕西，曾派人至长安上表要求赦罪。主政的王允却说：“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虽大赦天下
海外汉学家小传 包弼德（Peter Bol），男，美国汉学家。1985年起任哈佛大学副教授、教授、讲座教授。1997—2002年任东亚语言文明系系主任及东亚国家资源中心主任，现任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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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样的生活可以叫作新生活呢？ 我想来想去，只有一句话：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 你听了，必定要问我，有意思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呢？ 我且先说一两件实在的事情做个例子，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前天你没有事做，闲得不耐烦了，你跑到街上的一个酒店里，打了四两白干，喝完了，又要四两，再添上四两。喝得大醉，同张大哥吵了一回嘴，几乎打起架来。后来李四哥来把你拉开，你气愤愤地又要了四两白干，喝得人事不
两千四百九十年前，66岁的孔子结束周游列国的旅程，怅惘地踏上了归国之路。一位名叫接舆的楚国隐士悄然而至，高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唱完，人就飘然而逝。又过了八百二十五年，41岁的陶渊明挂冠隐去，留下一首千古传颂的《归去来兮辞》，开篇言道：“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去”意即退隐。站在儒学传统精神的立场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