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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焕荣（1936-）男，江苏宜兴人，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要〕 文章就发现攀枝花铁矿过程中的几个问题，与刘庆华先生商椎。无论是常隆庆先生的遗墨或是《宁属七县地质矿产》，都无法支持刘庆华先生的“1936年说”。1936年常隆庆先生没有到攀枝花，没有发现攀枝花铁矿，更没有发现攀枝花钒铁磁铁矿。1940年8月发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这次调查，刘之祥是领队，是发现攀枝花矿产资源的代表，常隆庆只是临时加入的同行者，是没有分配具体任务的共同发现人。文章用充分的文献资料证明，刘庆华先生把常隆庆先生确立为这次调查中发现攀矿的“领导”，“代表”是没有根据的。发现攀枝花钒钛铁矿是中国地质矿产勘探史上的一件壮举，面对十多年来的是是非非，是历史屈从现实，还是现实回归历史？科学的要义是什么？再一次成为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 攀枝花;铁矿;刘之祥;常隆庆;刘之花;发现
〔中图分类号〕N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3-0055-09
近十年来，攀枝花市围绕着一件事、一个人，发生了使人印象深刻的变化。
2005年6月，攀枝花市把两条街道改名为隆庆街。
2007年，决定在兰家火火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内容之一是宣传常隆庆发现攀枝花铁矿的功绩。
2008年9月，体高85米、中国红花岗岩常隆庆雕像树立于攀枝花市密地广场。
2010年，隆庆公园建成，向群众开放。
2012年7月，刘庆华先生等人著作《常隆庆/攀枝花之父》 （以下简称“之父”）向全国公开发行。
在近十年中，围绕着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发现，围绕着塑造常隆庆先生的形象展开的重要活动，我们都可以看到刘庆华先生的身影，听到其声音，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和著作也出自刘庆华先生之手。
2009年北京大学地质系一百周年系庆，要出一本文集。刘庆华先生特为常隆庆写了一篇专文《先行者的足迹》，希望收入该系百年文集。此文写得很认真，说：“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翻找出珍藏了二十多年的几份资料，这些是我代表攀枝花的科技工作者为树立常隆庆雕像提出的建议和攀枝花市科协为促进这个建议实施而召开讨论会的会议简报”。在与此相关的一封信中还说：“遍观全国乃至全世界，为塑像建广场者，为其人设陈列室者，尊其人为钒钛之父者，全系竟有几人？”这些话无意中告诉我们，刘庆华先生为树立常隆庆至尊至高“之父”形象很自豪，而且坚持不懈，由来已久，是这些活动中的主要推手和核心代表。刘庆华先生先后任攀枝花市科协主席、政协副主席多年，在推动常隆庆形象的塑造活动中的作用，是一般人比不了的。这就是攀枝花铁矿的发现和常隆庆形象塑造中的相关问题，为什么此文要与刘庆华先生讨论的主要原因。
一、 刘庆华“1936年说”的辨析
1 刘庆华先生坚持的“1936年说”
攀枝花钒钛磁铁矿1940年9月发现后，一直沉睡着。解放后在进一步勘探的基础上，1965年3月毛主席发出开发建设攀枝花钢铁厂的指示，以后几十年攀矿、攀钢、攀市快速发展。现在探明储量100亿吨以上，其中铁占全国20 % ，钛94 % ，钒87 % ，还有其他多种稀有金属。攀矿、攀钢、攀市发展均源于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发现。刘庆华先生深知此关系，因此在攀枝花塑造常隆庆教授形象过程中，紧紧抓住了两句关键话：攀枝花钒铁磁铁矿最早是在1936年发现的，常隆庆是发现攀枝花钒铁磁铁矿的第一人。
刘庆华先生的《先行者的足迹》，写常隆庆先生一生的贡献，重点为发现攀枝花钒铁磁铁矿。北大地质系百年文集没有收录此文，后成为“之父”一书四个部分内容之一。这是刘庆华先生的一篇力作，也是刘庆华为树立常隆庆形象的一篇代表作，本文引用的刘庆华观点，主要源自此文。
在“之父”一书中，刘庆华说：“在诸多早期勘探攀枝花钒铁磁铁矿的老一辈工作者中，常隆庆是第一位对攀枝花矿产资源做出科学论断的专家，时间锁定在1936年！”（P 44）（引自“之父”一书第44页，下同。） “常隆庆第一次，也是第一人向世人揭开了攀西地区地下宝藏的神秘面纱。从此攀枝花钒铁磁铁矿资源载入了中国地质科学史册”（P 45）。
2013年1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重要丛书，收录了刘庆华精心撰写的著文《常隆庆》。文中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引入“之父”一书中前一段引文：“常隆庆第一次，也是第一人向世人揭开了攀西地区地下宝藏的神秘面纱。从此攀枝花钒铁磁铁矿资源载入了中国地质科学史册”。
刘庆华先生有时也采用模糊和迂回的方法，把常隆庆1936年宁属七县调查和1940年随刘之祥发现攀矿的调查捆绑打包。在“之父”一书中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常隆庆教授数次深入攀枝花调查勘探，探明了储量巨大的攀枝花钒铁磁铁矿，是发现攀枝花资源宝库的代表人物”（P 51）。“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避开了年代划界可能引出的麻烦
在这么多段引文中，刘庆华坚持的就是攀枝花钒铁磁铁矿是1936年发现的，常隆庆是攀枝花钒钛磁铁矿最早发现人、是发现的第一人、代表人。
2 常隆庆先生遗墨给出的回答
我们看到的常隆庆先生的遗墨不多，但在不多的遗墨中，对于攀枝花钒铁磁铁矿发现问题的回答，都是清楚的、确定的。
2009年举行过一次在常隆庆雕像前祭献文献的活动，文献名即：《常隆庆》。文中引证了若干年后常先生有关1936年宁属七县矿产调查的回忆：“这次我们在西昌地区去了七县，大小矿区看了不少。我认为这是四川矿产很丰富的地区，在写报告时，除了一般的说地质情况外，并把成矿原理也讲了一些，因此就写了好几万字，编成一本《宁属七县矿产调查》。在这本报告中，除了攀枝花矿外，其他较大的矿产大部分都有记载”。“除了攀枝花矿外”，说得十分肯定。 我们有幸看到了常先生七十年代的手迹，似象个人活动的编年史，从1914年读中学开始，至1974年。其中1936年记事：“1936年，因去冬马边西宁间和会理新堡子都曾发生相当剧烈的地震，我即同殷学忠前往调查……。”有关宁属七县调查一字未提，更别说攀枝花了。如果1936年调查确有攀枝花钒铁磁铁矿这么重大的发现，常先生断不会产生遗漏。
反之，我们在1940年记事中看到记述：“我于八月外出调查地质矿产，8月24日到盐源梅雨铺，9月6日到盐边攀枝花，发现了攀枝花铁矿，因此年终考核，得光华奖章。”这是这一编年史中第一次提到攀枝花铁矿，发现时间是1940年。
先听刘庆华先生说，再听常隆庆先生自己说，请问我们应该相信谁的呢？
3 《宁属七县地质矿产》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七县调查》——引者）提供的书证
1936年初常隆庆先生带助手殷学忠，受派调查会理一带前不久发生的地震情况，发现地震灾情不严重，遂把重点转向地质矿产调查，并于1937年9月公开出版《七县调查》（资料选自《四川资源调查报告之一·宁属七县地质矿产》版本）。在这份调查报告中，我们关注的是常先生1936年宁属七县矿产调查有没有到达攀枝花？有没有发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
《七县调查》“绪言”指出：“此行偏重矿产之调查。宁属产矿地带，经此次逐县查勘之结果，知会理及冕宁为金属矿产特丰之地。故对此二县，工作较详，凡较为重要之矿区，均测有五千分之一详图……，宁属之重要矿产，盖可于此见其大概矣”（P 1）（即《七县调查》第一页）。其中未提及盐边县或攀枝花。我们循着报告翻开第二编·矿产，介绍了不同矿产的成矿机理，以及宁属地质成矿条件（P 41）。该编第一章 ·铁·矿床：“宁属铁矿，有磁铁矿、赤铁矿、云母铁矿、菱铁矿等类”（P 42）。其中未提及钒钛磁铁矿。
根据编目，此章共六节：第一节 冕宁泸沽矿头山磁铁矿（P 43）;第二节 会理毛姑坝磁铁矿（P 46）;第三节 会理小关河麦子冲渣子树赤铁矿（P 51）;第四节 会理下村鹦哥嘴赤铁矿（P 52）;第五节 会理下村龙山云母铁矿（P 53）;第六节 会理小官河白桦树尖山赤铁矿。我们把调查报告中有关“铁”的编、章、节详细列出，就是想找到“攀枝花”、“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蛛丝马迹，遗憾的是找不出来。
《七县调查》有一页勾勒了常隆庆途经路线中的一段：“三堆子附近之金沙江岸……，经三堆子到岔河渡鸦砻江，更西南行到倮果，均属花岗岩”“由倮果向西南行，至密地，乃折向西北，到马坎（原文如此——引者），又折向西南经马颈子烂泥田到弄弄坪，均系沿金沙江左岸而行，皆属花岗岩”（P 20）。这一线路的某些地区，例如倒马坎等，距离攀枝花矿区确实不算远。但可惜，常先生报告中未见“攀枝花”，也未见有铁矿之类的矿藏发现，更不用说钒钛磁铁矿。
刘庆华先生为了给“1936年说”找到依据，在几万字的调查报告中，紧紧抓住了两行字，并且到处引用。照录这两行字：“盐边系岩石，接近花岗岩，受花岗岩的影响特大。当花岗岩侵入时熔点较高之金属等类矿物，随熔点上升，或侵入岩石中，或成为矿脉及浸染矿床。故盐边系中，有山金脉及侵染式之磁铁矿赤铁矿等，成为宁属极重要之含金属矿产之地层”（P 9）。这两行字能说明常先生1936年发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吗？
地质界都知道，全世界的钒钛磁铁矿都储存于基性——超基性侵入（不成火山喷出）岩浆中。所有“盐边系岩石”绝非基性——超基性侵入岩浆岩。当地花岗岩确实很多，包括上一段常先生走过的一段线路“皆属花岗岩”，但是花岗岩与钒钛磁铁矿风马牛不相及。其实“盐边系”的成矿机理，常隆庆说的也清楚：“磁铁矿有接触矿床及浸染矿床两种。接触矿床多在石灰岩与花岗岩之接触带”（P 42）。既然盐边系岩石“受花岗岩之影响特大”，那么这种岩层即使生成矿床也只能是磁铁矿或赤铁矿，不可能生成钒钛磁铁矿。这就是说，刘庆华先生们到处引用的“盐边系岩石……”这两行字，从地质理论上说，与攀枝花钒铁磁铁矿同样不相干。其次，关于“盐边系岩石……”这两行字的理论推断，确有一定价值，但常隆庆本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否则1937年 ～ 1938年他可以接着去做调查，1939年的那次也可以直接去“盐边系”，1940年更没有必要再随刘之祥去经受三个月的艰辛和危险。第三，常隆庆先生1936年调查和1937年出版的调查报告，社会影响可能也是很有限的。1940年调查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李书田，在刘之祥发现攀矿后向新闻界发布的新闻稿中说，这次调查勘探要求“特别注意从前未经调查之区域，以期发现有价值的新矿区”。如果当时知道有“盐边系岩石”这一说，李书田可能也就不这样说了。
有一篇文章，《攀枝花——一个因常隆庆而崛起的钢城》，说：“‘攀枝花’和‘攀枝花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早在1936年常隆庆教授与助理员殷学忠，‘费时半年，周历七县，突勘矿区五十余处’时，就发现了‘攀枝花’这个庞大的矿体，只是当时没有用这个名称来代表。”这一段话实在让人费解。作者说的“攀枝花”是何时何人定的？是不是说“攀枝花”相当于攀西、或七县、或五十余矿区？作者的真实意思应该是“攀枝花”包括“攀枝花矿”，因此常隆庆先生到了“攀枝花”，也就发现了“攀枝花矿”。这可能正是刘庆华先生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攀枝花”早就存在了，“只是当时没有用这个名称来代表”，读者们应该用什么语言来评价这位作者先生呢？作者这种有违常识的说词把生活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都搅混了。
综上所述，无论是常隆庆先生的遗墨或是《宁属七县地质矿产》，都无法支持刘庆华先生的“1936年说”。1936年常隆庆先生没有到攀枝花，没有发现攀枝花铁矿，更没有发现攀枝花钒铁磁铁矿。常隆庆是发现攀枝花钒铁磁铁矿的“第一人”、“代表”等等，都找不到根据。“1936年说”是刘庆华先生的主观臆想，是塑造常隆庆先生至高至尊“之父”形象需要的人为炒作。 二、 1940年8月调查过程中的是是非非
这次调查同样是刘庆华先生及其同仁非常看重的一次，文章、著作着墨多。刘庆华先生的目的依然是要塑造常隆庆至高至尊“之父”形象。这次调查需要探讨的问题较多。
1 调查的发起、组织和分工。
这次调查始于1940年8月17日，涵盖五个县，人员多，行程时间和路程长。这样一次调查，应该也必须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后人研究这次调查，首先应该说明其发起单位、发起人和组织者、经费来源、以及这支队伍的内部分工。但是，刘庆华先生及其同仁的著作和文章中，都找不到对这些问题的严肃答案，偶有提及，也是空泛、似是而非。
在“之父”一书中说：“由于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一大批知识分子荟萃西昌，推动了常隆庆急欲进行的地质调查工作……。1940年宁属地区雨季行将结束，常专员带着可观的勘察队伍离开西昌，向西开拔。” 、“常专员带着勘探队伍离开西昌” 、“在常隆庆率领下” 、“同行者刘之祥”， 这几乎成为刘庆华先生们的标准表述。常隆庆“率领”是谁任命的？刘之祥是怎样参加这支队伍的？ 经费从何而来？刘庆华先生都一概回避了。
史料表明，这次调查的策划和筹备工作很充分。这次调查是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和西康省建设厅合作，建设厅方面执行单位为西康地质调查所，发起人和组织者为康专校长李书田。李书田历任五所高校校长，其中多年任北洋大学校长，抗日战争期间他亲自创建三所学校。1939年底，他奉教育部之命到西昌创建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与此同时开始筹划宁属地区地质矿产调查。他分别与经济部官员陈华洲和地质调查所所长张伯颜洽商，最后与张商定，两单位合作开展地质矿产调查，并于1940年1月签订了《西康地质调查所与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合作调查宁属地区矿产办法》。“办法”共八条，明确高级技师由康专出，助理技师由地质所酌派;调查区域暂以宁属为范围;调查地点及路线由地质所商同，康专决定，先自与地方有切实急需之矿产入手，出发路线均以西昌为起点;调查路费由西康地质调查所调查费项下拨发;调查时所采集岩石矿物标本，以一份在西康地质调查所，一份存康专地质陈列室。余下三条为具体执行事项，包括经费的具体预算。此“办法”由李书田和地质所所长张伯颜（字铸渊）商定签署（此文原件存西昌学院）。
“合作办法”清楚表明，此次调查牵头单位是康专，校长李书田是发起人和组织者。康专内部，确定刘之祥完成“合作办法”规定的调查任务。
刘之祥的责任也有文献依据。1940年康专对多家媒体发布的新闻稿《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本年度各教授均已聘定》列出：“刘芝生（刘之祥字 — 引者）先生（北洋）为探矿副教授兼主持宁属地质矿产调查事宜”（原件存西昌学院）。
刘之祥1939年在会理铜矿任工程师半年多，略知当地周边地理、地质、矿产情况，这也是有利条件。
刘之祥为履行学校规定的“主持宁属地质矿产调查事宜”使命，1940年先后开展了宁属北部和康滇边区两次地质矿产调查。
宁属北部调查于1940年5月30日至7月14日，一人进入冕宁、越寯等地开展调查。回康专后撰写并递交了《宁属北部之地质与矿产调查报告》，于1941年7月，由康专公开出版，为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丛刊之二。
康滇边区调查于1940年8月17日至11月11日开展，历时三个月，行程1885公里，对西康和云南两省所属盐源、盐边、华坪、丽江、永宁五县的地质矿产进行勘探调查。在这次调查中发现了攀枝花铁矿。参加这次调查的有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刘之祥、西昌行辕常隆庆、两名助手、四名士兵。沿途社会环境复杂，士兵均备武器。由于人员多，李书田明确，刘之祥为领队，组织实施这次调查，并负有撰写递交地质矿产调查报告任务。常隆庆特殊，既非康专人，也非地质所人，是临时要求加入的。刘之祥在1985年2月口述录音和其他场合回忆，刘在出发前正准备行装，常找到刘，说希望加入，刘同意但不能决定，刘找李书田，李又找张伯颜，经商量同意常参加，没有分配他具体任务。刘、常在这次调查中的关系，李书田有书面资料为证。（四人帮倒台后，刘之祥教授和身在美国任开明大学校长的李书田，开始有通信交往。刘和李是同乡、学友，曾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关系密切。——引者） 1987年7月25日，刘之祥教授去世。笔者本人致信李书田告之刘之祥去世消息，同时请他回忆组织调查发现攀矿的情况。1987年10月17日，李书田给我回信《攀枝花巨型铁矿发现之由来》：“这两次调查是西康技专和西康地质调查所合作进行的。第二次调查时‘同行者有常兆宁君’（就是当时西康行辕的常隆庆先生），这次调查发现了攀枝花大铁矿。” “调查出发时，常隆庆先生临时加入，刘之祥为领队。” 这封信我手上有原件复印件。顺及，据李书田女儿李淑贞说，这封信是其父一生中的最后一件文字资料，《李书田传》收录了全文。《攀枝花史志》1990年曾刊发。
刘之祥在1941年7月出版的《康滇边区之地质与矿产》调查报告的“引言”中也记述：“同行者常兆宁，系西昌行辕地质专员。” 李书田1987年的回忆和1941年刘之祥的记述是一致的，常隆庆为“临时加入的” “同行者”。
刘庆华先生对这次调查的发起、组织、物质条件、组织分工都避而不谈，我们不得不说刘庆华先生一再重复这次调查“常隆庆率队”、“偕刘之祥”、“同行者刘之祥”等都是不实的。
2 攀枝花铁矿的发现和报矿
刘庆华先生及其同仁对这一环节很重视，讲过程绘声绘色，有些情节、资料也进行了精心处理。
在“之父”一书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常隆庆和山民摆龙门阵，山民说一次几个老乡在当地一家铁匠铺买了铁器，往回走到一个垭口” 、“肩上的担子突然变得特别沉重” 、“也许传说跟某种地质现象有联系。不久，常隆庆便采集到了磁铁矿石标本。”
刘庆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1936年……，这次进入攀枝花后……，有一天常隆庆教授用地质锤忽然在朱家包包山头的一块石头上叩击出点点火星，且这块石头对地质锤的引力极强。常隆庆当即断定为磁性异常。” 我们已经证明1936年常隆庆并未到攀枝花。 常隆庆发现攀枝花铁矿的过程，经过刘庆华先生和同仁的描绘，在当今攀枝花当地社会舆论中演绎，变得更富传奇色彩。兰家火火建了一座爱国主义教育纪念馆，凡有群众集体参观，都会播放王俊超先生编制的《神奇的攀西聚宝盆》视频，这种光盘有几个版本，其中之一，约放映十五分钟，开篇为几幅现代画面，之后即现广袤蛮荒之地，特写镜头出来一个人，就是常隆庆，常隆庆听说山民挑担到这里变得沉重，于是发现了攀枝花矿，万人空巷欢呼;切换到毛主席发出开发攀矿指示;切换到邓小平视察;切换到劳动大军建设攀枝花。群众历史传统教育应该告诉大家发现攀矿的真实历史，而大家看到的却是有些虚幻。常隆庆先生被神化了，而源头正是刘庆华先生和同仁那些著作和文章。在这个视频中，刘之祥连一个字都没提。类似情况在攀枝花旅游词中也存在。
发现攀枝花的实际情况，比刘庆华先生描绘的情况简单得多。刘之祥一行人9月5日经盐源、盐边来到攀枝花，住进保长罗明显家。吃过晚饭，刘在罗家院子散步。刘总是把这次出来找矿任务放心上，想起了中国钨矿专家李国卿在江西发现钨矿，是从住店“小妹”家看到砌在锅台的矿石得到启发，而后成为钨矿大王。刘扫视罗家院子周围，在墙边还真的发现了两块铁矿石。第二天早上告诉了常，并问罗矿石从何捡来，罗说这种石头这里很多。于是由罗给刘、常带路一起来到尖包包、营盘山、硫磺沟等山头，发现了多处铁矿露头。刘对尖包包、乱崖露头测量，两处露头储量为1126万4千多吨。
何人何时报矿，也是刘庆华先生们特别关心的一件事。在祭献于常隆庆雕像前的《常隆庆》文献中，引了常隆庆自己的一段话：“大致在11月底才回西昌，我匆忙地将笔记整理，认为攀枝花很有希望，书面报告写成之后，又将概况电告伪经济部地质调查所。” “文献”据此得出结论：“从而常隆庆先生成为攀枝花矿的第一正式报矿人。” 这段话被引用的文章颇多，可惜引用者们都没有说明常隆庆这份笔记整理的资料有些什么内容？是什么时间发出电告的？这样一些情节，如果没有文献资料为证，是无法作出判断的。
在“之父”一书中，有一段写得更巧妙些：“11月11日返回西昌。”（以下另起一行，标题 ：“ 攀枝花红 ” ） “在西昌，常专员整理笔记、资料、标本、修正描绘的地形图件，撰写成《盐边盐源华坪永胜等县矿产调查报告》，当月呈送西昌行辕，发表于《新宁远日报》第一卷第十二期煤铁专号上。”我们确知，引证者们引证常隆庆的话，回西昌整理笔记，是1940年11月11日之后的事，而撰写《盐边盐源华坪永胜等县矿产调查报告》（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负责人张鸿春局长提供的版本）并公开发表是1942年6月的事。“11月11日返回西昌” “在西昌……”，把1940年11月与1942年6月进行无间隔连接，而实际两者相隔一年零七个月，又把两个不同时段做的事搅合在一起，刘庆华先生们摆这样的龙门阵为的是什么呢？
调查队出来为的是找矿，发现了攀枝花大铁矿，大家都欣喜若狂。刘之祥是领队，负有报矿的责任，当即写信函告调查发起人、康专李书田校长。李也很高兴，亲自起草并签发新闻稿，寄送十家新闻媒体，新闻稿于10月28日签发，题为《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刘副教授芝生与西昌行辕常专员兆宁在盐边县发现大量铁矿煤矿》（原件存西昌学院）。新闻稿综述这次调查的发起和组织、刘之祥的两次调查、第二次的常隆庆参加、发现攀枝花矿的意义、第二次调查的艰辛和路遇危险。李书田在1987年10月17日《攀枝花巨型铁矿发现之由来》中忆述：“在九月六日发现攀枝花铁矿后，刘之祥写信向余报告，遂把这一消息通知了西昌的 《宁远日报》，该报刊登了国立西康技专刘之祥在盐边发现攀枝花大铁矿的消息”。对比刘、常两人报矿，刘于9月6日发现攀矿后即函告李书田，李10月28日签发新闻稿，而常11月11日回到西昌后整理笔记，电告省地质所，何时电告我们不知道。我们宁愿相信常隆庆先生说的过程是真实的，但刘、常谁应该是报矿第一人呢？不言而喻。而且刘之祥有文献资料为证。
3 调查发现攀枝花铁矿的成果和成果发布
1940年8月17日开始的康滇边区调查，11月11日结束回西昌后，刘之祥和常隆庆都写有调查报告，把他们各自的调查成果都汇总于报告之中。这是一个将实践的实证过程进行深化和理论论证的过程，因此也是科学化的过程。调查报告是一份经验成果，也成为一份理论成果。
为便于分析，先对两份调查报告作一简单对比。
表1 日常谈话基本语气种类（参 Eggins & Slade[2]（75））
作者
报告名称
发表时间
章 节
文字种类
页数
字数
插图
刘之祥
《康滇边区之地质与矿产》调查报告
1941年
7月
引言
第一章·地质 6节
第二章·矿产16节
中文
英文
共 23 页（其中中文17页 英文6页）
中文23200
英文未计
21幅
常隆庆
《盐边盐源华坪永胜等县矿产调查报告》
1942年
6月
无总论
无地质
矿产十一项
中文
共7页
中文
12000
无
刘之祥的调查报告是根据组织者要求、代表调查队写的，常隆庆是个人行为。
刘之祥调查报告用中英两种文字撰写，这在地质调查报告中不多见。常隆庆报告仅用中文。
刘之祥报告矿产部分内容渉盐源六节，盐边八节，华坪、永胜各一节。常隆庆报告渉盐边县七节，盐源、华坪、永胜各一节，刘比常多出5个调查点。刘之祥报告内容几乎涵盖了常隆庆报告内容。其中“地质”部分刘之祥6节，常隆庆未涉及。地理、地质、矿产图是一份完整调查报告不可或缺的，而常隆庆一幅也没有。 刘之祥的调查报告发表后，康专留五十份，刘之祥转合作单位地质调查所所长张伯颜五十份，矿冶所所长朱玉伦一份，建设厅厅长叶秀峰一份，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一份，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二份。为表彰刘之祥作出的成绩，康专为刘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会，教育部特奖励2000元，1943年授予刘为部聘教授。1944年西康省省长刘文辉，在康专作报告中表扬刘之祥为西康做出的贡献。李书田1987年10月17日的信中，也有记述：“调查结束后，刘之祥负责写了两份调查报告（其中之一为《宁属北部之地质与矿产》——引者），并受到教育部和西康省主席的表扬。”
采集回来的十箱矿物标本，刘之祥将一部分转交地质调查所，一部分留康专，亲手建起了康专矿物标本实验室，这也是康专的第一个实验室。
留康专标本，刘之祥请康专化工系教授龚准进行化验，发现含钒钛，首次经过科学检测，确认攀枝花矿为钒钛磁铁矿。不清楚刘庆华先生认定常隆庆“发现”的 “攀枝花钒铁磁铁矿”是何人、何时检验测定的？
刘庆华先生对常隆庆总结的成果进行了不适当的渲染。在《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地质卷·地质学分册（一）》系列丛书中，收录了刘庆华先生经过长时间精心准备而撰写的《常隆庆》专文。文中记述1940年发现攀矿调查内容占有重要地位。刘庆华先生为了突出常隆庆在这次调查中的贡献，在“常隆庆指出”后面引用了六句历史资料的原文。如：这次调查“其最有价值者，当属盐边县攀枝花磁铁矿”攀枝花“东侧之山为营盘山，西侧……”“磁铁矿出露于两山山顶之上。……”“居宁属第一，亦全国不可多得之大矿……”“为此次调查中最大之收获……”“如铁、铜、铅、锌、……”。经过查对，其中第一、第四句话引自刘之祥《康滇边区之地质与矿产》调查报告‘引言’;第五句引自刘之祥报告第一章·地质·第一节·盐边县境内;第二、三句引自常隆庆《盐边盐源华坪永胜等县矿产调查报告》一、盐边县攀枝花磁铁矿;第六句未查到出处。这套丛书总主编为钱伟长，2013年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极具权威性和历史价值。必须指出，此文引述的刘之祥关于发现攀矿的这些概括性整体评价，在刘庆华先生和同仁们的其他著作和文章中被一再反复引用，前面均冠以“常隆庆说”、“常隆庆指出”。刘庆华先生引用的这些内容是经过挑选的，这表明刘庆华们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都认真研究过刘之祥的重要资料。《常隆庆》中引用的内容，为刘庆华亲笔所写、亲笔篡用。以刘庆华先生的地位和学识，应该知道这种做法意味着什么，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刘庆华先生不担心自己的这些做法会使别人对自己写的其他内容引起质疑吗？笔者提出的问题郑重希望刘庆华先生自己和科学出版社联系，找到纠正办法，并把结果转告笔者。
三、 是历史屈从现实，还是现实回归历史
在我们讨论的论域中，历史就是七十多年前发现攀枝花铁矿的主人公们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活动以及活动产生的社会影响。现实主要是近十年来在刘庆华先生推动下围绕发现攀矿在攀枝花发生的种种变化。关于现实，笔者基本同意李燕副部长的评价，2000年之前是大致公平的，这意味着现实和历史是基本一致的。例如《攀枝花史志》刊发刘之祥和其他有些人有关发现攀矿的文章，以及李书田给笔者本人的回信。再如2000年出版的《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收录了汤克诚的《简报》、刘之祥的两份调查报告和两篇文章。没有收录常隆庆的资料，应该不是疏忽。2005年以后发生了变化，本文前面第一、第二个问题提供了与这些变化有关的重要历史和现实资料。还有一些问题，例如，我们如何评价这种变化？如何面对这些变化？这类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历史研究的是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产生了什么结果，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哪些人参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等等。这基本上是一个客观过程。就攀枝花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来说，应该是攀枝花树——攀枝花村——攀枝花矿——攀枝花钢铁公司——攀枝花市。其中转折是攀枝花矿的发现。“攀枝花磁铁矿”是刘之祥首先提出来的（见刘之祥《康滇边区之地质与矿产》调查报告“引言”），应该是因攀树和攀村自然引出的。有了攀矿才有攀钢，攀市这个移民城市也因攀钢的兴建、发展相伴而兴起和发展。历史的评价不一样，主要是后人做的，有鲜明的主观性。刘庆华先生和同仁做的工作属评价历史，本文和刘庆华先生商榷的也主要是评价。评价是不是正确，就要看评价是不是符合历史真相。1998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攀矿志》说：“《攀矿志》所述内容，始于1965年，部分史料追朔到1940年。”追朔到1940年，而非1936年，这是准确的。就发现攀枝花铁矿这件事来说，创造那段历史的主人公们都不能说话了，那就要靠历史文献，历史文献是七十多年前他们自己说的、自己写的文章，自己制定文件以规范他们各自的行为。我们现在研究那段历史，说话能不能立得住脚，都应该依据那时的文献。历史文献最有权威、最公正，也是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法理依据。
近十年来，刘庆华先生和几位同仁为在攀枝花树立常隆庆先生至高至尊“之父”的形象，出了很多力，想了很多办法，成果也很可观，街道、公园、雕像一应俱全。纸质、网络文章一大批，著作从探索地球奥秘的人、最后的贵族到攀枝花之父，一个比一个攀得高。社会舆论正如刘庆华先生自己说，攀枝花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知道发现攀枝花铁矿的是常隆庆。刘庆华先生取得这么大的成果，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首先，九十年代以来，是企业文化、城市文化建设大发展的时期，近十年来，进一步发展深化。所谓时势造英雄，刘庆华先生抓住了这个时机，把常隆庆先生推出来，塑造成攀枝花的城市文化形象。其次，刘庆华先生采取大动作的过程，刘之祥的晚辈被隔绝，刘庆华先生无论怎么说，怎么做都可一路畅通。第三，刘庆华地位特殊，上可得领导信任，下可聚集人气，这一点尤其重要。刘庆华先生综合了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力推常隆庆，形象树起来了，根据却难经受推敲。常隆庆1936年那次调查，调查报告几万字，找不到攀枝花一个字，“盐边系岩石”那两行字也做不出什么大文章;1940年那次调查，力挺常隆庆成为攀矿“发现人”“报矿第一人”，发现攀枝花的“代表人”，都立不住脚。刘庆华先生试图捆绑打包，创造出“综合贡献”印象，也难说服人。“1936年说”是虚构的，1940年这次调查从头至尾充满了刘庆华的主观因素，致使“综合贡献”不能成立，反而显出刘庆华先生把历史扭曲了。 近些年来，只要有机会，刘庆华先生总是想把常隆庆先生推向历史前台，有的在攀枝花热炒成功了，有的却没有那么容易。刘庆华先生在《先行者的足迹》一文中，首先亮出的就是攀枝花：“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发现，是我国地质史上可以留下浓墨重彩的一件大事。而攀枝花的开发和建设，又是我国西部开发史创下奇迹的一件成功佳作。”这就道出了刘庆华先生要紧紧抓住常隆庆是攀枝花钒钛磁铁矿最先发现人、代表人的内心动机。刘庆华希望此文收入北大地质系百年文集的愿望没能实现，于是耿耿于怀，发出抱怨。在2009年5月20日致北大地质系领导和校友的信中说：“攀枝花钒铁磁铁矿的发现，有过争论，但也早有定论。定论的依据十分充分，既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又有翔实的历史考证;既有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又有中央首长的正式表态;既有官方树立的正式丰碑，又有民间创作的文学作品。”刘庆华提出的题目大、涉及的问题多。所谓“定论”，只是刘庆华先生一家之言。“丰富的文献资料”“翔实的历史考证”，刘庆华先生能够提供给公众的就是常隆庆1937年9月出版的《宁属七县地质矿产》和1942年6月出版的《盐边盐源华坪永胜等县矿产调查报告》，但是这些资料不能佐证刘庆华的结论，如果还有别的什么有效资料，愿听其详。“既有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刘庆华先生提到过1982年和1983年间组织地质和史学方面人员进行过讨论，只是没有看到这类讨论是何人组织？何人参加？提出了哪些依据？形成了什么结论？这些问题至少在官方文件中找不到答案。刘庆华先生学的是地质专业，肯定参与了这次会议。用自导自演形成的结论是说服不了人的，最好能把当时讨论的资料公布出来。“又有中央首长的正式表态”，刘庆华先生指的是方毅副总理1979年讲的那句“攀枝花建设起来了，不要忘记攀枝花矿的发现人常隆庆教授。”我们查文献资料，据《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记载，1959年方毅副总理在攀枝花有三次讲话，没有找到刘庆华先生提到的这句话。退一步说，方毅副总理在其他场合说过这句话，也不是方毅副总理自己考证历史和文献资料后形成的意见，这种意见是在听了某些人的汇报后说出来的，汇报人的背景和汇报内容都值得考证。“既有官方树立的正式丰碑，又有民间创作的文学作品”。常隆庆先生的雕像是经过怎样一个过程树立的，刘庆华先生在给北大地质系领导信的表白中已说清楚，“官方”只是刘庆华先生借用的一面大旗。其实，不只是雕像，其他如街道、公园，也都如此。攀矿发现的历史只是攀枝花历史中的一个片段，而攀枝花历史又只是攀枝花建设和管理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市党政领导不可能亲自考证攀枝花矿发现史，领导对这类问题的决策，只能根据相关人员的汇报。以刘庆华在市政协的地位和北大地质系毕业的学识，发表的意见在市党政领导形成决策过程中应该具有独特作用。至于“民间创作的文学作品”，除了刘庆华先生和同仁的几部作品还有别的吗？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作品谓之“纪实文学”。“纪实文学”应以“纪实”为基础和前提，“文学”只是表现手法，不可以借用“文学”编造历史。林林总总一一回答刘庆华先生，就是希望刘庆华先生说的和做的都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客观地说，攀枝花矿发现的历史研究，有一个过程。1983年前后官方开始把这个问题提上了日程，但发现和掌握的资料不多。1983年后，攀枝花史志办开始和刘之祥取得联系，他们几次来北京，在居家和刘之祥亲自谈，1985年一次就长谈两天，刘之祥既兴奋又劳累，以致在向床边移动时坐空造成胯骨骨折，从此一病不起。这样的过程家属难忘。刘之祥一直关心攀枝花的发展，攀枝花来人如见亲人，热情真诚，毫无保留，把自己保存的1941年7月出版的两份调查报告都交给了来人，长期保存的那两次调查相册拿出来任来人挑选。其中包括刘之祥1940年8月带领一队人马从康专校门出发的“一马当先”照片、9月5日到达攀枝花后刘之祥在那棵巨大的攀枝花树旁的照片等（有些资料中把这些照片中的刘之祥人像标注为常隆庆，这都是误标。）刘之祥1987年7月25日去世后，史志办仍然和我们家属保持联系，直接联系人是笔者本人，笔者相继把1985年2月刘之祥关于发现攀枝花矿的四盘“口述录音磁带”和1987年10月李书田给我的回信复印件均寄交攀市史志办。1987年刘之祥去世前一个多月，攀方专程来人，赶拍刘之祥的各种角度的照片，说是为塑像用。1990年以后，史志办和我们中断了联系，我们做过努力，但无果。以后我们再没有得到攀枝花在这个问题上的消息，直到2013年10月，我们（包括北京科技大学校方代表）亲自去攀枝花。从现在情况看，刘庆华先生在2005年前后开始介入这个问题，也就从那时起，攀枝花在这个问题上的舆论倾向开始出现大幅度倾斜。在这一过程中，刘庆华先生们实际看到了我们交给攀市史志办的所有资料，否则就不会把刘之祥写的内容安到常隆庆名下。我阅读了刘庆华等先生多份资料和几部著作，发现在攀枝花矿问题上的既成现实，就是少数人扭曲历史，误导政策和社会舆论造成的。
笔者再次说明，常隆庆先生一生为四川省地质勘探作出了贡献，在和刘之祥一起开展的1940年对康滇边区调查、发现攀枝花铁矿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刘之祥本人在调查报告和1985年的口述录音中都有充分肯定，录音中还说，“攀枝花铁矿是我和常隆庆共同发现的”。刘之祥的态度从始至终都是大度的。我们作为刘之祥晚辈，同样尊敬和缅怀常隆庆先生。本文把历史文献都摆出来，把1936年那次调查刘庆华说的和常隆庆自己说的进行对照，把1940年那次调查过程的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进行具体对比分析，只是觉得刘庆华先生把发现攀矿的历史搞得离谱了，湮没了历史的真相，颠倒了在创造那段历史中刘之祥和常隆庆的地位和作用。刘庆华先生无论通过1936年或1940年调查来凸显常隆庆的地位，或捆绑打包，确立常隆庆在攀枝花至尊“之父”地位的方法和结论，都不敢苟同。
刘庆华先生年近70岁，笔者年近80岁，在我们这个年龄，都应该沉下心来，回过头去思考一下自己做过的一些事。本文提出攀枝花铁矿的发现问题，因为它有特殊意义。攀矿、攀钢、攀市都因攀矿的发现而兴起，它们的历史还要久久地延续下去。常隆庆现在在攀枝花的至高至尊“之父”地位，归根到底也是因攀矿、攀钢、攀市的兴起而塑造起来的，如果在常隆庆的事迹中摘去了发现攀枝花矿的“率队”“第一发现人”、“第一报矿人”、“代表人”这些桂冠，常隆庆先生在攀枝花的至高至尊“之父”形象还能立得住脚吗？刘之祥和常隆庆两人平凡，也不平凡，他们的一生都对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在他们一生的事业中，发现攀枝花铁矿可能都是一件不平凡的事，在这件事上他们理应得到各自都是公平的评价。笔者介入这件事，首先希望攀枝花近现代史的这个原点应该是清楚的、真实的;刘之祥虽然去世，但他的人格和尊严应该受到尊重，晚辈们也会继承前辈宽容大度的品质，但不会容忍刘之祥在攀矿发现中的作用受到人为的肆意贬损。笔者清楚，常隆庆现在在攀枝花形象都已是既成事实，这是刘庆华十年努力的结果，改也难。真要改变还涉及刘庆华先生的信誉和尊严，这也难。如果真是想改，也不是没有办法。但是，坚持不改，或者实质不改而做一点文字修饰，又会怎么样呢？发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这段真实的历史，现在既然放到桌面上来了，刘庆华先生接受也罢，不接受也罢，总是要解决的。还有正在建设中的三线建设博物馆，如果那段历史仍然被颠倒，那么在“常隆庆展厅”布展中将会遇到两难问题：一方面，不展出刘之祥和家属交给攀市的那些珍贵历史文献，那么那段历史就将失去真实性，经受不住历史检验;另一方面，如实地展出这批第一手历史资料，那么常隆庆先生在攀枝花的至尊“之父”地位，将会无法避免不断受到质疑。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在尊重历史和改变现实之间做出选择。随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深入，党内正气必将进一步确立权威。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任何人把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捂在一个小范围内的想法，也都已不切实际。本文是和刘庆华先生商榷，而且只限个人和个人之间的讨论。笔者真诚地期待刘庆华先生能提出有说服力的依据，同时也希望刘庆华先生有一个明智的态度。限于个人之间的讨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笔者对李燕副部长有过承诺，不希望因这个问题引起公开争论，也不希望在攀枝花这段历史问题上最终出现两种结论。这段时间家属中有人几次提出要求通过其他途径来明辨是非，都被笔者劝阻了。通过其他途径是不得已的办法。李燕副部长要协调上下左右关系，解决问题有一定难度，应该给她一些时间，而且她已责成有关部门在草拟一份文字意见，因此笔者现在仍然信守着承诺。刘庆华先生现在仍然充当着常隆庆先生的实际代言人，而且仍然在发挥作用。解铃还需系铃人。本文提出的问题，与其让市党政领导做出抉择，还不如说这些问题是谁制造出来的，谁就应当站出来承担责任，并提出解决办法。本文衷恳地促请刘庆华先生，能端正文风、摆正心态，回到攀枝花铁矿发现的原点，还历史真相。
（责任编辑：柯平）
〔摘要〕 文章就发现攀枝花铁矿过程中的几个问题，与刘庆华先生商椎。无论是常隆庆先生的遗墨或是《宁属七县地质矿产》，都无法支持刘庆华先生的“1936年说”。1936年常隆庆先生没有到攀枝花，没有发现攀枝花铁矿，更没有发现攀枝花钒铁磁铁矿。1940年8月发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这次调查，刘之祥是领队，是发现攀枝花矿产资源的代表，常隆庆只是临时加入的同行者，是没有分配具体任务的共同发现人。文章用充分的文献资料证明，刘庆华先生把常隆庆先生确立为这次调查中发现攀矿的“领导”，“代表”是没有根据的。发现攀枝花钒钛铁矿是中国地质矿产勘探史上的一件壮举，面对十多年来的是是非非，是历史屈从现实，还是现实回归历史？科学的要义是什么？再一次成为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 攀枝花;铁矿;刘之祥;常隆庆;刘之花;发现
〔中图分类号〕N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3-0055-09
近十年来，攀枝花市围绕着一件事、一个人，发生了使人印象深刻的变化。
2005年6月，攀枝花市把两条街道改名为隆庆街。
2007年，决定在兰家火火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内容之一是宣传常隆庆发现攀枝花铁矿的功绩。
2008年9月，体高85米、中国红花岗岩常隆庆雕像树立于攀枝花市密地广场。
2010年，隆庆公园建成，向群众开放。
2012年7月，刘庆华先生等人著作《常隆庆/攀枝花之父》 （以下简称“之父”）向全国公开发行。
在近十年中，围绕着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发现，围绕着塑造常隆庆先生的形象展开的重要活动，我们都可以看到刘庆华先生的身影，听到其声音，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和著作也出自刘庆华先生之手。
2009年北京大学地质系一百周年系庆，要出一本文集。刘庆华先生特为常隆庆写了一篇专文《先行者的足迹》，希望收入该系百年文集。此文写得很认真，说：“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翻找出珍藏了二十多年的几份资料，这些是我代表攀枝花的科技工作者为树立常隆庆雕像提出的建议和攀枝花市科协为促进这个建议实施而召开讨论会的会议简报”。在与此相关的一封信中还说：“遍观全国乃至全世界，为塑像建广场者，为其人设陈列室者，尊其人为钒钛之父者，全系竟有几人？”这些话无意中告诉我们，刘庆华先生为树立常隆庆至尊至高“之父”形象很自豪，而且坚持不懈，由来已久，是这些活动中的主要推手和核心代表。刘庆华先生先后任攀枝花市科协主席、政协副主席多年，在推动常隆庆形象的塑造活动中的作用，是一般人比不了的。这就是攀枝花铁矿的发现和常隆庆形象塑造中的相关问题，为什么此文要与刘庆华先生讨论的主要原因。
一、 刘庆华“1936年说”的辨析
1 刘庆华先生坚持的“1936年说”
攀枝花钒钛磁铁矿1940年9月发现后，一直沉睡着。解放后在进一步勘探的基础上，1965年3月毛主席发出开发建设攀枝花钢铁厂的指示，以后几十年攀矿、攀钢、攀市快速发展。现在探明储量100亿吨以上，其中铁占全国20 % ，钛94 % ，钒87 % ，还有其他多种稀有金属。攀矿、攀钢、攀市发展均源于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发现。刘庆华先生深知此关系，因此在攀枝花塑造常隆庆教授形象过程中，紧紧抓住了两句关键话：攀枝花钒铁磁铁矿最早是在1936年发现的，常隆庆是发现攀枝花钒铁磁铁矿的第一人。
刘庆华先生的《先行者的足迹》，写常隆庆先生一生的贡献，重点为发现攀枝花钒铁磁铁矿。北大地质系百年文集没有收录此文，后成为“之父”一书四个部分内容之一。这是刘庆华先生的一篇力作，也是刘庆华为树立常隆庆形象的一篇代表作，本文引用的刘庆华观点，主要源自此文。
在“之父”一书中，刘庆华说：“在诸多早期勘探攀枝花钒铁磁铁矿的老一辈工作者中，常隆庆是第一位对攀枝花矿产资源做出科学论断的专家，时间锁定在1936年！”（P 44）（引自“之父”一书第44页，下同。） “常隆庆第一次，也是第一人向世人揭开了攀西地区地下宝藏的神秘面纱。从此攀枝花钒铁磁铁矿资源载入了中国地质科学史册”（P 45）。
2013年1月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重要丛书，收录了刘庆华精心撰写的著文《常隆庆》。文中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引入“之父”一书中前一段引文：“常隆庆第一次，也是第一人向世人揭开了攀西地区地下宝藏的神秘面纱。从此攀枝花钒铁磁铁矿资源载入了中国地质科学史册”。
刘庆华先生有时也采用模糊和迂回的方法，把常隆庆1936年宁属七县调查和1940年随刘之祥发现攀矿的调查捆绑打包。在“之父”一书中说：“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常隆庆教授数次深入攀枝花调查勘探，探明了储量巨大的攀枝花钒铁磁铁矿，是发现攀枝花资源宝库的代表人物”（P 51）。“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避开了年代划界可能引出的麻烦
在这么多段引文中，刘庆华坚持的就是攀枝花钒铁磁铁矿是1936年发现的，常隆庆是攀枝花钒钛磁铁矿最早发现人、是发现的第一人、代表人。
2 常隆庆先生遗墨给出的回答
我们看到的常隆庆先生的遗墨不多，但在不多的遗墨中，对于攀枝花钒铁磁铁矿发现问题的回答，都是清楚的、确定的。
2009年举行过一次在常隆庆雕像前祭献文献的活动，文献名即：《常隆庆》。文中引证了若干年后常先生有关1936年宁属七县矿产调查的回忆：“这次我们在西昌地区去了七县，大小矿区看了不少。我认为这是四川矿产很丰富的地区，在写报告时，除了一般的说地质情况外，并把成矿原理也讲了一些，因此就写了好几万字，编成一本《宁属七县矿产调查》。在这本报告中，除了攀枝花矿外，其他较大的矿产大部分都有记载”。“除了攀枝花矿外”，说得十分肯定。 我们有幸看到了常先生七十年代的手迹，似象个人活动的编年史，从1914年读中学开始，至1974年。其中1936年记事：“1936年，因去冬马边西宁间和会理新堡子都曾发生相当剧烈的地震，我即同殷学忠前往调查……。”有关宁属七县调查一字未提，更别说攀枝花了。如果1936年调查确有攀枝花钒铁磁铁矿这么重大的发现，常先生断不会产生遗漏。
反之，我们在1940年记事中看到记述：“我于八月外出调查地质矿产，8月24日到盐源梅雨铺，9月6日到盐边攀枝花，发现了攀枝花铁矿，因此年终考核，得光华奖章。”这是这一编年史中第一次提到攀枝花铁矿，发现时间是1940年。
先听刘庆华先生说，再听常隆庆先生自己说，请问我们应该相信谁的呢？
3 《宁属七县地质矿产》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七县调查》——引者）提供的书证
1936年初常隆庆先生带助手殷学忠，受派调查会理一带前不久发生的地震情况，发现地震灾情不严重，遂把重点转向地质矿产调查，并于1937年9月公开出版《七县调查》（资料选自《四川资源调查报告之一·宁属七县地质矿产》版本）。在这份调查报告中，我们关注的是常先生1936年宁属七县矿产调查有没有到达攀枝花？有没有发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
《七县调查》“绪言”指出：“此行偏重矿产之调查。宁属产矿地带，经此次逐县查勘之结果，知会理及冕宁为金属矿产特丰之地。故对此二县，工作较详，凡较为重要之矿区，均测有五千分之一详图……，宁属之重要矿产，盖可于此见其大概矣”（P 1）（即《七县调查》第一页）。其中未提及盐边县或攀枝花。我们循着报告翻开第二编·矿产，介绍了不同矿产的成矿机理，以及宁属地质成矿条件（P 41）。该编第一章 ·铁·矿床：“宁属铁矿，有磁铁矿、赤铁矿、云母铁矿、菱铁矿等类”（P 42）。其中未提及钒钛磁铁矿。
根据编目，此章共六节：第一节 冕宁泸沽矿头山磁铁矿（P 43）;第二节 会理毛姑坝磁铁矿（P 46）;第三节 会理小关河麦子冲渣子树赤铁矿（P 51）;第四节 会理下村鹦哥嘴赤铁矿（P 52）;第五节 会理下村龙山云母铁矿（P 53）;第六节 会理小官河白桦树尖山赤铁矿。我们把调查报告中有关“铁”的编、章、节详细列出，就是想找到“攀枝花”、“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蛛丝马迹，遗憾的是找不出来。
《七县调查》有一页勾勒了常隆庆途经路线中的一段：“三堆子附近之金沙江岸……，经三堆子到岔河渡鸦砻江，更西南行到倮果，均属花岗岩”“由倮果向西南行，至密地，乃折向西北，到马坎（原文如此——引者），又折向西南经马颈子烂泥田到弄弄坪，均系沿金沙江左岸而行，皆属花岗岩”（P 20）。这一线路的某些地区，例如倒马坎等，距离攀枝花矿区确实不算远。但可惜，常先生报告中未见“攀枝花”，也未见有铁矿之类的矿藏发现，更不用说钒钛磁铁矿。
刘庆华先生为了给“1936年说”找到依据，在几万字的调查报告中，紧紧抓住了两行字，并且到处引用。照录这两行字：“盐边系岩石，接近花岗岩，受花岗岩的影响特大。当花岗岩侵入时熔点较高之金属等类矿物，随熔点上升，或侵入岩石中，或成为矿脉及浸染矿床。故盐边系中，有山金脉及侵染式之磁铁矿赤铁矿等，成为宁属极重要之含金属矿产之地层”（P 9）。这两行字能说明常先生1936年发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吗？
地质界都知道，全世界的钒钛磁铁矿都储存于基性——超基性侵入（不成火山喷出）岩浆中。所有“盐边系岩石”绝非基性——超基性侵入岩浆岩。当地花岗岩确实很多，包括上一段常先生走过的一段线路“皆属花岗岩”，但是花岗岩与钒钛磁铁矿风马牛不相及。其实“盐边系”的成矿机理，常隆庆说的也清楚：“磁铁矿有接触矿床及浸染矿床两种。接触矿床多在石灰岩与花岗岩之接触带”（P 42）。既然盐边系岩石“受花岗岩之影响特大”，那么这种岩层即使生成矿床也只能是磁铁矿或赤铁矿，不可能生成钒钛磁铁矿。这就是说，刘庆华先生们到处引用的“盐边系岩石……”这两行字，从地质理论上说，与攀枝花钒铁磁铁矿同样不相干。其次，关于“盐边系岩石……”这两行字的理论推断，确有一定价值，但常隆庆本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否则1937年 ～ 1938年他可以接着去做调查，1939年的那次也可以直接去“盐边系”，1940年更没有必要再随刘之祥去经受三个月的艰辛和危险。第三，常隆庆先生1936年调查和1937年出版的调查报告，社会影响可能也是很有限的。1940年调查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李书田，在刘之祥发现攀矿后向新闻界发布的新闻稿中说，这次调查勘探要求“特别注意从前未经调查之区域，以期发现有价值的新矿区”。如果当时知道有“盐边系岩石”这一说，李书田可能也就不这样说了。
有一篇文章，《攀枝花——一个因常隆庆而崛起的钢城》，说：“‘攀枝花’和‘攀枝花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早在1936年常隆庆教授与助理员殷学忠，‘费时半年，周历七县，突勘矿区五十余处’时，就发现了‘攀枝花’这个庞大的矿体，只是当时没有用这个名称来代表。”这一段话实在让人费解。作者说的“攀枝花”是何时何人定的？是不是说“攀枝花”相当于攀西、或七县、或五十余矿区？作者的真实意思应该是“攀枝花”包括“攀枝花矿”，因此常隆庆先生到了“攀枝花”，也就发现了“攀枝花矿”。这可能正是刘庆华先生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攀枝花”早就存在了，“只是当时没有用这个名称来代表”，读者们应该用什么语言来评价这位作者先生呢？作者这种有违常识的说词把生活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都搅混了。
综上所述，无论是常隆庆先生的遗墨或是《宁属七县地质矿产》，都无法支持刘庆华先生的“1936年说”。1936年常隆庆先生没有到攀枝花，没有发现攀枝花铁矿，更没有发现攀枝花钒铁磁铁矿。常隆庆是发现攀枝花钒铁磁铁矿的“第一人”、“代表”等等，都找不到根据。“1936年说”是刘庆华先生的主观臆想，是塑造常隆庆先生至高至尊“之父”形象需要的人为炒作。 二、 1940年8月调查过程中的是是非非
这次调查同样是刘庆华先生及其同仁非常看重的一次，文章、著作着墨多。刘庆华先生的目的依然是要塑造常隆庆至高至尊“之父”形象。这次调查需要探讨的问题较多。
1 调查的发起、组织和分工。
这次调查始于1940年8月17日，涵盖五个县，人员多，行程时间和路程长。这样一次调查，应该也必须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后人研究这次调查，首先应该说明其发起单位、发起人和组织者、经费来源、以及这支队伍的内部分工。但是，刘庆华先生及其同仁的著作和文章中，都找不到对这些问题的严肃答案，偶有提及，也是空泛、似是而非。
在“之父”一书中说：“由于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一大批知识分子荟萃西昌，推动了常隆庆急欲进行的地质调查工作……。1940年宁属地区雨季行将结束，常专员带着可观的勘察队伍离开西昌，向西开拔。” 、“常专员带着勘探队伍离开西昌” 、“在常隆庆率领下” 、“同行者刘之祥”， 这几乎成为刘庆华先生们的标准表述。常隆庆“率领”是谁任命的？刘之祥是怎样参加这支队伍的？ 经费从何而来？刘庆华先生都一概回避了。
史料表明，这次调查的策划和筹备工作很充分。这次调查是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和西康省建设厅合作，建设厅方面执行单位为西康地质调查所，发起人和组织者为康专校长李书田。李书田历任五所高校校长，其中多年任北洋大学校长，抗日战争期间他亲自创建三所学校。1939年底，他奉教育部之命到西昌创建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与此同时开始筹划宁属地区地质矿产调查。他分别与经济部官员陈华洲和地质调查所所长张伯颜洽商，最后与张商定，两单位合作开展地质矿产调查，并于1940年1月签订了《西康地质调查所与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合作调查宁属地区矿产办法》。“办法”共八条，明确高级技师由康专出，助理技师由地质所酌派;调查区域暂以宁属为范围;调查地点及路线由地质所商同，康专决定，先自与地方有切实急需之矿产入手，出发路线均以西昌为起点;调查路费由西康地质调查所调查费项下拨发;调查时所采集岩石矿物标本，以一份在西康地质调查所，一份存康专地质陈列室。余下三条为具体执行事项，包括经费的具体预算。此“办法”由李书田和地质所所长张伯颜（字铸渊）商定签署（此文原件存西昌学院）。
“合作办法”清楚表明，此次调查牵头单位是康专，校长李书田是发起人和组织者。康专内部，确定刘之祥完成“合作办法”规定的调查任务。
刘之祥的责任也有文献依据。1940年康专对多家媒体发布的新闻稿《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本年度各教授均已聘定》列出：“刘芝生（刘之祥字 — 引者）先生（北洋）为探矿副教授兼主持宁属地质矿产调查事宜”（原件存西昌学院）。
刘之祥1939年在会理铜矿任工程师半年多，略知当地周边地理、地质、矿产情况，这也是有利条件。
刘之祥为履行学校规定的“主持宁属地质矿产调查事宜”使命，1940年先后开展了宁属北部和康滇边区两次地质矿产调查。
宁属北部调查于1940年5月30日至7月14日，一人进入冕宁、越寯等地开展调查。回康专后撰写并递交了《宁属北部之地质与矿产调查报告》，于1941年7月，由康专公开出版，为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丛刊之二。
康滇边区调查于1940年8月17日至11月11日开展，历时三个月，行程1885公里，对西康和云南两省所属盐源、盐边、华坪、丽江、永宁五县的地质矿产进行勘探调查。在这次调查中发现了攀枝花铁矿。参加这次调查的有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刘之祥、西昌行辕常隆庆、两名助手、四名士兵。沿途社会环境复杂，士兵均备武器。由于人员多，李书田明确，刘之祥为领队，组织实施这次调查，并负有撰写递交地质矿产调查报告任务。常隆庆特殊，既非康专人，也非地质所人，是临时要求加入的。刘之祥在1985年2月口述录音和其他场合回忆，刘在出发前正准备行装，常找到刘，说希望加入，刘同意但不能决定，刘找李书田，李又找张伯颜，经商量同意常参加，没有分配他具体任务。刘、常在这次调查中的关系，李书田有书面资料为证。（四人帮倒台后，刘之祥教授和身在美国任开明大学校长的李书田，开始有通信交往。刘和李是同乡、学友，曾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关系密切。——引者） 1987年7月25日，刘之祥教授去世。笔者本人致信李书田告之刘之祥去世消息，同时请他回忆组织调查发现攀矿的情况。1987年10月17日，李书田给我回信《攀枝花巨型铁矿发现之由来》：“这两次调查是西康技专和西康地质调查所合作进行的。第二次调查时‘同行者有常兆宁君’（就是当时西康行辕的常隆庆先生），这次调查发现了攀枝花大铁矿。” “调查出发时，常隆庆先生临时加入，刘之祥为领队。” 这封信我手上有原件复印件。顺及，据李书田女儿李淑贞说，这封信是其父一生中的最后一件文字资料，《李书田传》收录了全文。《攀枝花史志》1990年曾刊发。
刘之祥在1941年7月出版的《康滇边区之地质与矿产》调查报告的“引言”中也记述：“同行者常兆宁，系西昌行辕地质专员。” 李书田1987年的回忆和1941年刘之祥的记述是一致的，常隆庆为“临时加入的” “同行者”。
刘庆华先生对这次调查的发起、组织、物质条件、组织分工都避而不谈，我们不得不说刘庆华先生一再重复这次调查“常隆庆率队”、“偕刘之祥”、“同行者刘之祥”等都是不实的。
2 攀枝花铁矿的发现和报矿
刘庆华先生及其同仁对这一环节很重视，讲过程绘声绘色，有些情节、资料也进行了精心处理。
在“之父”一书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常隆庆和山民摆龙门阵，山民说一次几个老乡在当地一家铁匠铺买了铁器，往回走到一个垭口” 、“肩上的担子突然变得特别沉重” 、“也许传说跟某种地质现象有联系。不久，常隆庆便采集到了磁铁矿石标本。”
刘庆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1936年……，这次进入攀枝花后……，有一天常隆庆教授用地质锤忽然在朱家包包山头的一块石头上叩击出点点火星，且这块石头对地质锤的引力极强。常隆庆当即断定为磁性异常。” 我们已经证明1936年常隆庆并未到攀枝花。 常隆庆发现攀枝花铁矿的过程，经过刘庆华先生和同仁的描绘，在当今攀枝花当地社会舆论中演绎，变得更富传奇色彩。兰家火火建了一座爱国主义教育纪念馆，凡有群众集体参观，都会播放王俊超先生编制的《神奇的攀西聚宝盆》视频，这种光盘有几个版本，其中之一，约放映十五分钟，开篇为几幅现代画面，之后即现广袤蛮荒之地，特写镜头出来一个人，就是常隆庆，常隆庆听说山民挑担到这里变得沉重，于是发现了攀枝花矿，万人空巷欢呼;切换到毛主席发出开发攀矿指示;切换到邓小平视察;切换到劳动大军建设攀枝花。群众历史传统教育应该告诉大家发现攀矿的真实历史，而大家看到的却是有些虚幻。常隆庆先生被神化了，而源头正是刘庆华先生和同仁那些著作和文章。在这个视频中，刘之祥连一个字都没提。类似情况在攀枝花旅游词中也存在。
发现攀枝花的实际情况，比刘庆华先生描绘的情况简单得多。刘之祥一行人9月5日经盐源、盐边来到攀枝花，住进保长罗明显家。吃过晚饭，刘在罗家院子散步。刘总是把这次出来找矿任务放心上，想起了中国钨矿专家李国卿在江西发现钨矿，是从住店“小妹”家看到砌在锅台的矿石得到启发，而后成为钨矿大王。刘扫视罗家院子周围，在墙边还真的发现了两块铁矿石。第二天早上告诉了常，并问罗矿石从何捡来，罗说这种石头这里很多。于是由罗给刘、常带路一起来到尖包包、营盘山、硫磺沟等山头，发现了多处铁矿露头。刘对尖包包、乱崖露头测量，两处露头储量为1126万4千多吨。
何人何时报矿，也是刘庆华先生们特别关心的一件事。在祭献于常隆庆雕像前的《常隆庆》文献中，引了常隆庆自己的一段话：“大致在11月底才回西昌，我匆忙地将笔记整理，认为攀枝花很有希望，书面报告写成之后，又将概况电告伪经济部地质调查所。” “文献”据此得出结论：“从而常隆庆先生成为攀枝花矿的第一正式报矿人。” 这段话被引用的文章颇多，可惜引用者们都没有说明常隆庆这份笔记整理的资料有些什么内容？是什么时间发出电告的？这样一些情节，如果没有文献资料为证，是无法作出判断的。
在“之父”一书中，有一段写得更巧妙些：“11月11日返回西昌。”（以下另起一行，标题 ：“ 攀枝花红 ” ） “在西昌，常专员整理笔记、资料、标本、修正描绘的地形图件，撰写成《盐边盐源华坪永胜等县矿产调查报告》，当月呈送西昌行辕，发表于《新宁远日报》第一卷第十二期煤铁专号上。”我们确知，引证者们引证常隆庆的话，回西昌整理笔记，是1940年11月11日之后的事，而撰写《盐边盐源华坪永胜等县矿产调查报告》（攀枝花三线建设博物馆负责人张鸿春局长提供的版本）并公开发表是1942年6月的事。“11月11日返回西昌” “在西昌……”，把1940年11月与1942年6月进行无间隔连接，而实际两者相隔一年零七个月，又把两个不同时段做的事搅合在一起，刘庆华先生们摆这样的龙门阵为的是什么呢？
调查队出来为的是找矿，发现了攀枝花大铁矿，大家都欣喜若狂。刘之祥是领队，负有报矿的责任，当即写信函告调查发起人、康专李书田校长。李也很高兴，亲自起草并签发新闻稿，寄送十家新闻媒体，新闻稿于10月28日签发，题为《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刘副教授芝生与西昌行辕常专员兆宁在盐边县发现大量铁矿煤矿》（原件存西昌学院）。新闻稿综述这次调查的发起和组织、刘之祥的两次调查、第二次的常隆庆参加、发现攀枝花矿的意义、第二次调查的艰辛和路遇危险。李书田在1987年10月17日《攀枝花巨型铁矿发现之由来》中忆述：“在九月六日发现攀枝花铁矿后，刘之祥写信向余报告，遂把这一消息通知了西昌的 《宁远日报》，该报刊登了国立西康技专刘之祥在盐边发现攀枝花大铁矿的消息”。对比刘、常两人报矿，刘于9月6日发现攀矿后即函告李书田，李10月28日签发新闻稿，而常11月11日回到西昌后整理笔记，电告省地质所，何时电告我们不知道。我们宁愿相信常隆庆先生说的过程是真实的，但刘、常谁应该是报矿第一人呢？不言而喻。而且刘之祥有文献资料为证。
3 调查发现攀枝花铁矿的成果和成果发布
1940年8月17日开始的康滇边区调查，11月11日结束回西昌后，刘之祥和常隆庆都写有调查报告，把他们各自的调查成果都汇总于报告之中。这是一个将实践的实证过程进行深化和理论论证的过程，因此也是科学化的过程。调查报告是一份经验成果，也成为一份理论成果。
为便于分析，先对两份调查报告作一简单对比。
表1 日常谈话基本语气种类（参 Eggins & Slade[2]（75））
作者
报告名称
发表时间
章 节
文字种类
页数
字数
插图
刘之祥
《康滇边区之地质与矿产》调查报告
1941年
7月
引言
第一章·地质 6节
第二章·矿产16节
中文
英文
共 23 页（其中中文17页 英文6页）
中文23200
英文未计
21幅
常隆庆
《盐边盐源华坪永胜等县矿产调查报告》
1942年
6月
无总论
无地质
矿产十一项
中文
共7页
中文
12000
无
刘之祥的调查报告是根据组织者要求、代表调查队写的，常隆庆是个人行为。
刘之祥调查报告用中英两种文字撰写，这在地质调查报告中不多见。常隆庆报告仅用中文。
刘之祥报告矿产部分内容渉盐源六节，盐边八节，华坪、永胜各一节。常隆庆报告渉盐边县七节，盐源、华坪、永胜各一节，刘比常多出5个调查点。刘之祥报告内容几乎涵盖了常隆庆报告内容。其中“地质”部分刘之祥6节，常隆庆未涉及。地理、地质、矿产图是一份完整调查报告不可或缺的，而常隆庆一幅也没有。 刘之祥的调查报告发表后，康专留五十份，刘之祥转合作单位地质调查所所长张伯颜五十份，矿冶所所长朱玉伦一份，建设厅厅长叶秀峰一份，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一份，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二份。为表彰刘之祥作出的成绩，康专为刘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会，教育部特奖励2000元，1943年授予刘为部聘教授。1944年西康省省长刘文辉，在康专作报告中表扬刘之祥为西康做出的贡献。李书田1987年10月17日的信中，也有记述：“调查结束后，刘之祥负责写了两份调查报告（其中之一为《宁属北部之地质与矿产》——引者），并受到教育部和西康省主席的表扬。”
采集回来的十箱矿物标本，刘之祥将一部分转交地质调查所，一部分留康专，亲手建起了康专矿物标本实验室，这也是康专的第一个实验室。
留康专标本，刘之祥请康专化工系教授龚准进行化验，发现含钒钛，首次经过科学检测，确认攀枝花矿为钒钛磁铁矿。不清楚刘庆华先生认定常隆庆“发现”的 “攀枝花钒铁磁铁矿”是何人、何时检验测定的？
刘庆华先生对常隆庆总结的成果进行了不适当的渲染。在《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地质卷·地质学分册（一）》系列丛书中，收录了刘庆华先生经过长时间精心准备而撰写的《常隆庆》专文。文中记述1940年发现攀矿调查内容占有重要地位。刘庆华先生为了突出常隆庆在这次调查中的贡献，在“常隆庆指出”后面引用了六句历史资料的原文。如：这次调查“其最有价值者，当属盐边县攀枝花磁铁矿”攀枝花“东侧之山为营盘山，西侧……”“磁铁矿出露于两山山顶之上。……”“居宁属第一，亦全国不可多得之大矿……”“为此次调查中最大之收获……”“如铁、铜、铅、锌、……”。经过查对，其中第一、第四句话引自刘之祥《康滇边区之地质与矿产》调查报告‘引言’;第五句引自刘之祥报告第一章·地质·第一节·盐边县境内;第二、三句引自常隆庆《盐边盐源华坪永胜等县矿产调查报告》一、盐边县攀枝花磁铁矿;第六句未查到出处。这套丛书总主编为钱伟长，2013年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极具权威性和历史价值。必须指出，此文引述的刘之祥关于发现攀矿的这些概括性整体评价，在刘庆华先生和同仁们的其他著作和文章中被一再反复引用，前面均冠以“常隆庆说”、“常隆庆指出”。刘庆华先生引用的这些内容是经过挑选的，这表明刘庆华们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都认真研究过刘之祥的重要资料。《常隆庆》中引用的内容，为刘庆华亲笔所写、亲笔篡用。以刘庆华先生的地位和学识，应该知道这种做法意味着什么，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刘庆华先生不担心自己的这些做法会使别人对自己写的其他内容引起质疑吗？笔者提出的问题郑重希望刘庆华先生自己和科学出版社联系，找到纠正办法，并把结果转告笔者。
三、 是历史屈从现实，还是现实回归历史
在我们讨论的论域中，历史就是七十多年前发现攀枝花铁矿的主人公们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活动以及活动产生的社会影响。现实主要是近十年来在刘庆华先生推动下围绕发现攀矿在攀枝花发生的种种变化。关于现实，笔者基本同意李燕副部长的评价，2000年之前是大致公平的，这意味着现实和历史是基本一致的。例如《攀枝花史志》刊发刘之祥和其他有些人有关发现攀矿的文章，以及李书田给笔者本人的回信。再如2000年出版的《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收录了汤克诚的《简报》、刘之祥的两份调查报告和两篇文章。没有收录常隆庆的资料，应该不是疏忽。2005年以后发生了变化，本文前面第一、第二个问题提供了与这些变化有关的重要历史和现实资料。还有一些问题，例如，我们如何评价这种变化？如何面对这些变化？这类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历史研究的是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产生了什么结果，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哪些人参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等等。这基本上是一个客观过程。就攀枝花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来说，应该是攀枝花树——攀枝花村——攀枝花矿——攀枝花钢铁公司——攀枝花市。其中转折是攀枝花矿的发现。“攀枝花磁铁矿”是刘之祥首先提出来的（见刘之祥《康滇边区之地质与矿产》调查报告“引言”），应该是因攀树和攀村自然引出的。有了攀矿才有攀钢，攀市这个移民城市也因攀钢的兴建、发展相伴而兴起和发展。历史的评价不一样，主要是后人做的，有鲜明的主观性。刘庆华先生和同仁做的工作属评价历史，本文和刘庆华先生商榷的也主要是评价。评价是不是正确，就要看评价是不是符合历史真相。1998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攀矿志》说：“《攀矿志》所述内容，始于1965年，部分史料追朔到1940年。”追朔到1940年，而非1936年，这是准确的。就发现攀枝花铁矿这件事来说，创造那段历史的主人公们都不能说话了，那就要靠历史文献，历史文献是七十多年前他们自己说的、自己写的文章，自己制定文件以规范他们各自的行为。我们现在研究那段历史，说话能不能立得住脚，都应该依据那时的文献。历史文献最有权威、最公正，也是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法理依据。
近十年来，刘庆华先生和几位同仁为在攀枝花树立常隆庆先生至高至尊“之父”的形象，出了很多力，想了很多办法，成果也很可观，街道、公园、雕像一应俱全。纸质、网络文章一大批，著作从探索地球奥秘的人、最后的贵族到攀枝花之父，一个比一个攀得高。社会舆论正如刘庆华先生自己说，攀枝花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知道发现攀枝花铁矿的是常隆庆。刘庆华先生取得这么大的成果，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首先，九十年代以来，是企业文化、城市文化建设大发展的时期，近十年来，进一步发展深化。所谓时势造英雄，刘庆华先生抓住了这个时机，把常隆庆先生推出来，塑造成攀枝花的城市文化形象。其次，刘庆华先生采取大动作的过程，刘之祥的晚辈被隔绝，刘庆华先生无论怎么说，怎么做都可一路畅通。第三，刘庆华地位特殊，上可得领导信任，下可聚集人气，这一点尤其重要。刘庆华先生综合了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力推常隆庆，形象树起来了，根据却难经受推敲。常隆庆1936年那次调查，调查报告几万字，找不到攀枝花一个字，“盐边系岩石”那两行字也做不出什么大文章;1940年那次调查，力挺常隆庆成为攀矿“发现人”“报矿第一人”，发现攀枝花的“代表人”，都立不住脚。刘庆华先生试图捆绑打包，创造出“综合贡献”印象，也难说服人。“1936年说”是虚构的，1940年这次调查从头至尾充满了刘庆华的主观因素，致使“综合贡献”不能成立，反而显出刘庆华先生把历史扭曲了。 近些年来，只要有机会，刘庆华先生总是想把常隆庆先生推向历史前台，有的在攀枝花热炒成功了，有的却没有那么容易。刘庆华先生在《先行者的足迹》一文中，首先亮出的就是攀枝花：“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发现，是我国地质史上可以留下浓墨重彩的一件大事。而攀枝花的开发和建设，又是我国西部开发史创下奇迹的一件成功佳作。”这就道出了刘庆华先生要紧紧抓住常隆庆是攀枝花钒钛磁铁矿最先发现人、代表人的内心动机。刘庆华希望此文收入北大地质系百年文集的愿望没能实现，于是耿耿于怀，发出抱怨。在2009年5月20日致北大地质系领导和校友的信中说：“攀枝花钒铁磁铁矿的发现，有过争论，但也早有定论。定论的依据十分充分，既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又有翔实的历史考证;既有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又有中央首长的正式表态;既有官方树立的正式丰碑，又有民间创作的文学作品。”刘庆华提出的题目大、涉及的问题多。所谓“定论”，只是刘庆华先生一家之言。“丰富的文献资料”“翔实的历史考证”，刘庆华先生能够提供给公众的就是常隆庆1937年9月出版的《宁属七县地质矿产》和1942年6月出版的《盐边盐源华坪永胜等县矿产调查报告》，但是这些资料不能佐证刘庆华的结论，如果还有别的什么有效资料，愿听其详。“既有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刘庆华先生提到过1982年和1983年间组织地质和史学方面人员进行过讨论，只是没有看到这类讨论是何人组织？何人参加？提出了哪些依据？形成了什么结论？这些问题至少在官方文件中找不到答案。刘庆华先生学的是地质专业，肯定参与了这次会议。用自导自演形成的结论是说服不了人的，最好能把当时讨论的资料公布出来。“又有中央首长的正式表态”，刘庆华先生指的是方毅副总理1979年讲的那句“攀枝花建设起来了，不要忘记攀枝花矿的发现人常隆庆教授。”我们查文献资料，据《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记载，1959年方毅副总理在攀枝花有三次讲话，没有找到刘庆华先生提到的这句话。退一步说，方毅副总理在其他场合说过这句话，也不是方毅副总理自己考证历史和文献资料后形成的意见，这种意见是在听了某些人的汇报后说出来的，汇报人的背景和汇报内容都值得考证。“既有官方树立的正式丰碑，又有民间创作的文学作品”。常隆庆先生的雕像是经过怎样一个过程树立的，刘庆华先生在给北大地质系领导信的表白中已说清楚，“官方”只是刘庆华先生借用的一面大旗。其实，不只是雕像，其他如街道、公园，也都如此。攀矿发现的历史只是攀枝花历史中的一个片段，而攀枝花历史又只是攀枝花建设和管理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市党政领导不可能亲自考证攀枝花矿发现史，领导对这类问题的决策，只能根据相关人员的汇报。以刘庆华在市政协的地位和北大地质系毕业的学识，发表的意见在市党政领导形成决策过程中应该具有独特作用。至于“民间创作的文学作品”，除了刘庆华先生和同仁的几部作品还有别的吗？需要指出的是，有些作品谓之“纪实文学”。“纪实文学”应以“纪实”为基础和前提，“文学”只是表现手法，不可以借用“文学”编造历史。林林总总一一回答刘庆华先生，就是希望刘庆华先生说的和做的都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客观地说，攀枝花矿发现的历史研究，有一个过程。1983年前后官方开始把这个问题提上了日程，但发现和掌握的资料不多。1983年后，攀枝花史志办开始和刘之祥取得联系，他们几次来北京，在居家和刘之祥亲自谈，1985年一次就长谈两天，刘之祥既兴奋又劳累，以致在向床边移动时坐空造成胯骨骨折，从此一病不起。这样的过程家属难忘。刘之祥一直关心攀枝花的发展，攀枝花来人如见亲人，热情真诚，毫无保留，把自己保存的1941年7月出版的两份调查报告都交给了来人，长期保存的那两次调查相册拿出来任来人挑选。其中包括刘之祥1940年8月带领一队人马从康专校门出发的“一马当先”照片、9月5日到达攀枝花后刘之祥在那棵巨大的攀枝花树旁的照片等（有些资料中把这些照片中的刘之祥人像标注为常隆庆，这都是误标。）刘之祥1987年7月25日去世后，史志办仍然和我们家属保持联系，直接联系人是笔者本人，笔者相继把1985年2月刘之祥关于发现攀枝花矿的四盘“口述录音磁带”和1987年10月李书田给我的回信复印件均寄交攀市史志办。1987年刘之祥去世前一个多月，攀方专程来人，赶拍刘之祥的各种角度的照片，说是为塑像用。1990年以后，史志办和我们中断了联系，我们做过努力，但无果。以后我们再没有得到攀枝花在这个问题上的消息，直到2013年10月，我们（包括北京科技大学校方代表）亲自去攀枝花。从现在情况看，刘庆华先生在2005年前后开始介入这个问题，也就从那时起，攀枝花在这个问题上的舆论倾向开始出现大幅度倾斜。在这一过程中，刘庆华先生们实际看到了我们交给攀市史志办的所有资料，否则就不会把刘之祥写的内容安到常隆庆名下。我阅读了刘庆华等先生多份资料和几部著作，发现在攀枝花矿问题上的既成现实，就是少数人扭曲历史，误导政策和社会舆论造成的。
笔者再次说明，常隆庆先生一生为四川省地质勘探作出了贡献，在和刘之祥一起开展的1940年对康滇边区调查、发现攀枝花铁矿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刘之祥本人在调查报告和1985年的口述录音中都有充分肯定，录音中还说，“攀枝花铁矿是我和常隆庆共同发现的”。刘之祥的态度从始至终都是大度的。我们作为刘之祥晚辈，同样尊敬和缅怀常隆庆先生。本文把历史文献都摆出来，把1936年那次调查刘庆华说的和常隆庆自己说的进行对照，把1940年那次调查过程的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进行具体对比分析，只是觉得刘庆华先生把发现攀矿的历史搞得离谱了，湮没了历史的真相，颠倒了在创造那段历史中刘之祥和常隆庆的地位和作用。刘庆华先生无论通过1936年或1940年调查来凸显常隆庆的地位，或捆绑打包，确立常隆庆在攀枝花至尊“之父”地位的方法和结论，都不敢苟同。
刘庆华先生年近70岁，笔者年近80岁，在我们这个年龄，都应该沉下心来，回过头去思考一下自己做过的一些事。本文提出攀枝花铁矿的发现问题，因为它有特殊意义。攀矿、攀钢、攀市都因攀矿的发现而兴起，它们的历史还要久久地延续下去。常隆庆现在在攀枝花的至高至尊“之父”地位，归根到底也是因攀矿、攀钢、攀市的兴起而塑造起来的，如果在常隆庆的事迹中摘去了发现攀枝花矿的“率队”“第一发现人”、“第一报矿人”、“代表人”这些桂冠，常隆庆先生在攀枝花的至高至尊“之父”形象还能立得住脚吗？刘之祥和常隆庆两人平凡，也不平凡，他们的一生都对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在他们一生的事业中，发现攀枝花铁矿可能都是一件不平凡的事，在这件事上他们理应得到各自都是公平的评价。笔者介入这件事，首先希望攀枝花近现代史的这个原点应该是清楚的、真实的;刘之祥虽然去世，但他的人格和尊严应该受到尊重，晚辈们也会继承前辈宽容大度的品质，但不会容忍刘之祥在攀矿发现中的作用受到人为的肆意贬损。笔者清楚，常隆庆现在在攀枝花形象都已是既成事实，这是刘庆华十年努力的结果，改也难。真要改变还涉及刘庆华先生的信誉和尊严，这也难。如果真是想改，也不是没有办法。但是，坚持不改，或者实质不改而做一点文字修饰，又会怎么样呢？发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这段真实的历史，现在既然放到桌面上来了，刘庆华先生接受也罢，不接受也罢，总是要解决的。还有正在建设中的三线建设博物馆，如果那段历史仍然被颠倒，那么在“常隆庆展厅”布展中将会遇到两难问题：一方面，不展出刘之祥和家属交给攀市的那些珍贵历史文献，那么那段历史就将失去真实性，经受不住历史检验;另一方面，如实地展出这批第一手历史资料，那么常隆庆先生在攀枝花的至尊“之父”地位，将会无法避免不断受到质疑。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在尊重历史和改变现实之间做出选择。随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深入，党内正气必将进一步确立权威。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发展，任何人把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捂在一个小范围内的想法，也都已不切实际。本文是和刘庆华先生商榷，而且只限个人和个人之间的讨论。笔者真诚地期待刘庆华先生能提出有说服力的依据，同时也希望刘庆华先生有一个明智的态度。限于个人之间的讨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笔者对李燕副部长有过承诺，不希望因这个问题引起公开争论，也不希望在攀枝花这段历史问题上最终出现两种结论。这段时间家属中有人几次提出要求通过其他途径来明辨是非，都被笔者劝阻了。通过其他途径是不得已的办法。李燕副部长要协调上下左右关系，解决问题有一定难度，应该给她一些时间，而且她已责成有关部门在草拟一份文字意见，因此笔者现在仍然信守着承诺。刘庆华先生现在仍然充当着常隆庆先生的实际代言人，而且仍然在发挥作用。解铃还需系铃人。本文提出的问题，与其让市党政领导做出抉择，还不如说这些问题是谁制造出来的，谁就应当站出来承担责任，并提出解决办法。本文衷恳地促请刘庆华先生，能端正文风、摆正心态，回到攀枝花铁矿发现的原点，还历史真相。
（责任编辑：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