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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正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步履维艰地行走在凹凸不平、湿滑泥泞的山道上时，忽然从后面传来一声：‘同志们加油！’我们回头一看，只见毛主席一身水、两腿泥，长发贴在脸上还在不停地往下滴水，在两名警卫员的搀扶下艰难地向我们走来……”
1947年3月，蒋介石令胡宗南纠集兵力向延安进犯。中共中央决定诱敌深入，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从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去考量，决定与周恩来等率领党中央机关继续留在陕北。他表示绝对不过黄河，要在这里和敌人周旋。为此，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不断转移，行程1000多公里，途经12个县，这次战略转移被称为“转战陕北”。在这期间，中共中央经历了哪些艰险？
转战陕北甚至比长征还苦
转战陕北是中共中央的又一次战略大转移，可以说是又进行了一次长征。长征重在甩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而转战陕北则是中共中央要通过兜圈子来拖住胡宗南的部队。转战陕北的条件极其艰苦和危险，这是因为陕北地区沟壑遍布，虽然大大增加了胡宗南寻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难度，但这样的地形地貌也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转战路上险象环生。转战陕北历时一年多，仅大的转移就有8次。他们有时和国民党军队擦肩而过，有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前后夹击，有时两军相距仅四五里路，有时仅隔一个山头。
1947年4月，陕北的大雨几乎下个不停。经常是山路行军一夜，雨淋一夜，背包都成了水包，沉重的行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同时，忧虑、烦闷也在困扰着每个人。当时负责电务工作的杜牧平后来回忆：“大家正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步履维艰地行走在凹凸不平、湿滑泥泞的山道上时，忽然从后面传来一声：‘同志們加油！’我们回头一看，只见毛主席一身水、两腿泥，长发贴在脸上还在不停地往下滴水，在两名警卫员的搀扶下艰难地向我们走来……”
4月1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转移到靖边县的王家湾村，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住在窑洞里。办公时，他们就坐在木墩子上，一边看电报、文件，一边批。腿麻了，就伏在锅台上继续工作。
在陕北，冬季吃菜历来困难。来到王家湾村后，中央机关先是买老乡的酸菜吃，后来酸菜也供应不了。一天，毛泽东在村外散步时，发现附近的山里有很多黄花菜、苦菜等。他便动员部队去挖野菜，他每顿再吃一碗黑豆钱钱饭（压扁的黑豆或黄豆和小米混煮的稀饭），吃得津津有味。为了克服粮食困难，毛泽东还指示把他的马用料减少一半，他说以后出去尽量少骑马、多步行。
接二连三的险局
毛泽东、周恩来等在王家湾村停留了57天后就遇到了危险。当时，中共中央公开宣布仍留在陕北，所以国民党军又集中主力追赶中共中央机关。胡宗南下令：“就是损失两个师也要捉住中共首脑！”
6月6日，国民党飞机开始到王家湾村一带盘旋侦察。第二天，国民党刘戡所部第二十九军4个旅先头部队向王家湾村扑来。6月8日早晨，国民党部队推进到离王家湾村仅有15里的地方，情况十分危急。天快黑时下起了大雨，毛泽东迅即决定冒雨离开，向西北方向转移。走了一段山路，下起了大暴雨，道路泥泞，人和马行走都很困难。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都下了马，和大家手拉手连成一线慢慢地步行。直到破晓时分，才到达离王家湾村40多里远的靖边县小河村。
到了小河村，刚要做饭、架电台，敌机又来低空盘旋。随后骑兵侦察员也来报告，敌军越来越近了。依靠老乡做向导，毛泽东等冒雨悄悄离开，于6月10日晨到达天赐湾村。
天赐湾村的条件更艰苦，连喝水都要到很远的山沟去挑，毛泽东、周恩来等只能挤在一间小窑洞里住。大家刚要生火做饭，传来消息，敌军正在向天赐湾村方向逼近，离这里只有20多里。
当时，中央警卫部队只有300多人。毛泽东判断，敌军可能只是经过这里向保安方向去。他把地图摊开，仔细分析敌情：“我估计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因此12点以后可能要退。”果然，到了下午，侦察小组纷纷回来报告，敌人在东南方向没有任何发现，就不再西进，而是顺沟向保安方向去了。人们都惊叹毛泽东这一神机妙算，毛泽东指着地图介绍了其中的奥妙：“我们现在的位置正好处于胡宗南和马鸿逵防线的接合部。胡马勾心斗角，矛盾很深。双方都想保存实力，削弱对方。所以他们谁也不想来，让我们钻了空子。”
过的是一种游击生活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由于敌军不断追赶，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驻少行多，过的是一种游击生活。
经过多次转移，8月17日黎明，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到达佳县白龙庙村。
国民党军队发现中央机关住到佳县白龙庙村后，随即大部队和飞机向这里扑来。毛泽东一行紧急向五女川转移，虽然连日大雨致河水暴涨，但毛泽东等不敢怠慢，于18日冒雨过河。18日晚，队伍到达佳县杨家园则村。19日上午，毛泽东等人离开杨家园则村，转移到佳县朱官寨村，中央机关终于结束了转战陕北最为艰辛的岁月。
之后，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于11月22日来到米脂县杨家沟村，这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点，也是中共中央在陕北的最后一个居住点。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时，中央和军委两大机关其实分成了三个部分。除了毛泽东、周恩来率党中央机关（简称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之外，刘少奇、朱德等则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进入河北平山县，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进驻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1948年3月，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任务胜利完成。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到华北去和中央工委、中央后委会合。
毛泽东说：“经过一年的较量，全国各战区的斗争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我们在全国范国由被动变为主动了。我看过黄河的时机到了，中央在适当时机与中央工委、后委会合，有利于指挥全国的战争。”
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结束了在陕北的转战岁月。
（水云间荐自《文史博览》）
1947年3月，蒋介石令胡宗南纠集兵力向延安进犯。中共中央决定诱敌深入，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从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去考量，决定与周恩来等率领党中央机关继续留在陕北。他表示绝对不过黄河，要在这里和敌人周旋。为此，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不断转移，行程1000多公里，途经12个县，这次战略转移被称为“转战陕北”。在这期间，中共中央经历了哪些艰险？
转战陕北甚至比长征还苦
转战陕北是中共中央的又一次战略大转移，可以说是又进行了一次长征。长征重在甩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而转战陕北则是中共中央要通过兜圈子来拖住胡宗南的部队。转战陕北的条件极其艰苦和危险，这是因为陕北地区沟壑遍布，虽然大大增加了胡宗南寻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难度，但这样的地形地貌也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转战路上险象环生。转战陕北历时一年多，仅大的转移就有8次。他们有时和国民党军队擦肩而过，有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前后夹击，有时两军相距仅四五里路，有时仅隔一个山头。
1947年4月，陕北的大雨几乎下个不停。经常是山路行军一夜，雨淋一夜，背包都成了水包，沉重的行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同时，忧虑、烦闷也在困扰着每个人。当时负责电务工作的杜牧平后来回忆：“大家正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步履维艰地行走在凹凸不平、湿滑泥泞的山道上时，忽然从后面传来一声：‘同志們加油！’我们回头一看，只见毛主席一身水、两腿泥，长发贴在脸上还在不停地往下滴水，在两名警卫员的搀扶下艰难地向我们走来……”
4月1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转移到靖边县的王家湾村，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住在窑洞里。办公时，他们就坐在木墩子上，一边看电报、文件，一边批。腿麻了，就伏在锅台上继续工作。
在陕北，冬季吃菜历来困难。来到王家湾村后，中央机关先是买老乡的酸菜吃，后来酸菜也供应不了。一天，毛泽东在村外散步时，发现附近的山里有很多黄花菜、苦菜等。他便动员部队去挖野菜，他每顿再吃一碗黑豆钱钱饭（压扁的黑豆或黄豆和小米混煮的稀饭），吃得津津有味。为了克服粮食困难，毛泽东还指示把他的马用料减少一半，他说以后出去尽量少骑马、多步行。
接二连三的险局
毛泽东、周恩来等在王家湾村停留了57天后就遇到了危险。当时，中共中央公开宣布仍留在陕北，所以国民党军又集中主力追赶中共中央机关。胡宗南下令：“就是损失两个师也要捉住中共首脑！”
6月6日，国民党飞机开始到王家湾村一带盘旋侦察。第二天，国民党刘戡所部第二十九军4个旅先头部队向王家湾村扑来。6月8日早晨，国民党部队推进到离王家湾村仅有15里的地方，情况十分危急。天快黑时下起了大雨，毛泽东迅即决定冒雨离开，向西北方向转移。走了一段山路，下起了大暴雨，道路泥泞，人和马行走都很困难。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都下了马，和大家手拉手连成一线慢慢地步行。直到破晓时分，才到达离王家湾村40多里远的靖边县小河村。
到了小河村，刚要做饭、架电台，敌机又来低空盘旋。随后骑兵侦察员也来报告，敌军越来越近了。依靠老乡做向导，毛泽东等冒雨悄悄离开，于6月10日晨到达天赐湾村。
天赐湾村的条件更艰苦，连喝水都要到很远的山沟去挑，毛泽东、周恩来等只能挤在一间小窑洞里住。大家刚要生火做饭，传来消息，敌军正在向天赐湾村方向逼近，离这里只有20多里。
当时，中央警卫部队只有300多人。毛泽东判断，敌军可能只是经过这里向保安方向去。他把地图摊开，仔细分析敌情：“我估计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因此12点以后可能要退。”果然，到了下午，侦察小组纷纷回来报告，敌人在东南方向没有任何发现，就不再西进，而是顺沟向保安方向去了。人们都惊叹毛泽东这一神机妙算，毛泽东指着地图介绍了其中的奥妙：“我们现在的位置正好处于胡宗南和马鸿逵防线的接合部。胡马勾心斗角，矛盾很深。双方都想保存实力，削弱对方。所以他们谁也不想来，让我们钻了空子。”
过的是一种游击生活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由于敌军不断追赶，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驻少行多，过的是一种游击生活。
经过多次转移，8月17日黎明，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到达佳县白龙庙村。
国民党军队发现中央机关住到佳县白龙庙村后，随即大部队和飞机向这里扑来。毛泽东一行紧急向五女川转移，虽然连日大雨致河水暴涨，但毛泽东等不敢怠慢，于18日冒雨过河。18日晚，队伍到达佳县杨家园则村。19日上午，毛泽东等人离开杨家园则村，转移到佳县朱官寨村，中央机关终于结束了转战陕北最为艰辛的岁月。
之后，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于11月22日来到米脂县杨家沟村，这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点，也是中共中央在陕北的最后一个居住点。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时，中央和军委两大机关其实分成了三个部分。除了毛泽东、周恩来率党中央机关（简称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之外，刘少奇、朱德等则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进入河北平山县，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进驻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1948年3月，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任务胜利完成。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到华北去和中央工委、中央后委会合。
毛泽东说：“经过一年的较量，全国各战区的斗争形势对我们越来越有利，我们在全国范国由被动变为主动了。我看过黄河的时机到了，中央在适当时机与中央工委、后委会合，有利于指挥全国的战争。”
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结束了在陕北的转战岁月。
（水云间荐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