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法律上来说，夏华斯（Jenna Cook）的生日是1992年2月2日，她喜欢这个日子，“好记”。但在生命开始的20年中，这始终是她的挣扎——大概出生一个月左右，她被遗弃在武汉宗关办事处附近。之后，一个叫玛格丽特的美国单身女人领养了她。她也是中国开放国际领养的第一代孩子中的一员。
从5月17到7月12日，夏华斯在中国度过8周的时光，已经是耶鲁大学人类学专业学生的她，希望这次旅途可以为她找到亲生父母。借助媒体，在她的中国“故乡”武汉，她接到一二百个认亲电话，与44个家庭见面、聊天，倾听他们的故事，拥抱、流泪、合影，与36个家庭做了DNA比对，结果，皆是令人失望的阴性。
然而，这并不是一场一无所获的旅行。在那44个故事里，她读懂中国，玛格丽特读懂她，一些多年来为遗弃女儿而心存不安的人們，也得到各自内心的宽慰。
杭州来人
身穿粉色上衣的跛脚女人走进会议室。她的脸色暗红，有点慌张。男人跟在后面，有点不好意思地低着头。
这是6月6日认亲会的第一个家庭。
女人坐下来，在长桌把头的位置，男人坐在她的下首。对面是等候多时的夏华斯。她穿着干净的点饰深色连衣裙，那是她最喜欢的衣服。夏华斯右边是美国妈妈玛格丽特，再右边是武汉电视台编导柏玉娟，协助这对美国母女与中国家庭沟通。
粉衣服的女人开始讲述她的故事。他们是湖北应城人，在杭州打工，这次特意赶来，是因为他们在1992年二三月间第4个女儿出生后，遗弃了她。
“养不活。”女人说。
这个被遗弃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取名字，家人只叫她“四四”。她出生前，家里已经有3个女儿。她离开之后，男孩诞生了。这对农民夫妇终于停止了生育。
“四四”是被奶奶抱走的。他们隐约记得似乎是丢在武汉宝丰路，距离宗关办事处两三公路的路程。至于具体丢在哪里，现在无从得知——奶奶已去世了。
这次他们在报纸上看到夏华斯寻亲，回想当年迫于家境的选择，而今生存状况略略缓解，想了个心愿。
因为不想在家种地，这夫妻二人到杭州一家裁被子的工厂做工。“做的被子是出口到美国的。”男人解释说。他们每天做工10小时，除了周三周日，一周加班5天，一个月只休息一天。他们讲述这个在中国百万产业工人身上丝毫不稀罕的故事，夏华斯突然哭了。
她跑到桌子对面，拥抱那个女人。女人一下子控制不住，剧烈地流起眼泪：“不管是不是你，我都想来看看，看到你，就像看到了她。”
DNA测试需要600元。玛格丽特说，这个钱由我们来承担吧。此前他们见过11个家庭，与8个家庭做了DNA测试，都是对方付钱。
男人赶忙说，600元“无所谓”，自己可以承担。哭泣中的女人也暂时从伤感中抽离出来，连说“不用”。但玛格丽特和夏华斯也很坚持。
会面了半小时，离开时，女人拥抱玛格丽特，说：“谢谢你把她养大。”夏华斯摩挲着那个沉默男人的肩膀，送他们离开。
从上中学开始，夏华斯就对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兴趣。一方面是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去理解她出生的地方。她对中国工农的生活有初步的了解，是从《A Day in the Life of China》（《中国人的一天》），《Material World》（《物质世界》）这样的照片书籍里看到的。她看到当地的市场，所有的蔬菜水果鱼肉摆在摊位上，而美国的物品摆在超市的货架上，你不需要见到卖东西的人。还有扁担挑水，小推车运西瓜。她2008年来武汉时曾要求去武汉周边的乡下，看那里的人如何生活。她从美国的书本上看到的中国，逐渐真切地呈现在她眼前。
夏华斯知道，中国人喜欢用“幸运”来形容她。尤其是她听了应城夫妻的故事。
“那可能是我的生活。”想到这个，她突然就哭了。
可能务农，可能辍学，因为是女孩的缘故，要把宝贵的上学机会留给兄弟。夏华斯知道这一点。
“原本生在这里，结果人生却在那里。我不知道是否就是命运。”她说，这让她心存感激。“我尊重那些务农的家庭，尊重他们的体力劳动。……其实没有任何理由，我比他们更值得现在这样的生活。这让我感觉谦卑。”
端午节前后，又有两场认亲会，那次，“父母”们给夏华斯带来了粽子、早上家里的母鸡刚下的蛋、自家树上采摘的花。他们一路从偏远的山上走下来，来见这个被他们权当作“女儿”的外国女孩。夏华斯曾想过这些从溪流里抬水上山的人们，这些只有露天厕所的人们，虽然跟她的生活迥异，但他们跋山涉水赶到她的面前，让她看到自己的历史的一部分，“我的生命故事的一部分。”
“能见他们我就很高兴了，不管他们是谁，或穷或富，或者一般般，也不管他们是否处在人生的困难时期，就算他们是乞讨者或者罪犯，都没关系，我都接受，我不想让他们觉得，他们必须得是谁才行。他们就是他们，那就很好了。”
汉阳来人
第二个家庭是从汉阳来的。
依然是女人一马当先，坐在首位，她穿着黑色的旗袍，像个新闻发言人，一张嘴就说：“大家都爱这个孩子。”
可一回溯1992年的那个冬春之交，她就哭起来。是家里一个婶婶抱走孩子的，在出生半个月后。孩子被交给一个平时常跟他们家打麻将的人，那人拍着胸脯承诺：一定给娃找个好人家。
后来过了很久，黑旗袍女人再跟那人打麻将时，那人说：抱着孩子问了很多人，没人要，后来抱到硚口区（宗关办事处所在区），再后来被福利院接走了。
女人觉得夏华斯婴儿时的照片跟自己大女儿七八个月时很像，“左边的眼睛很像”。被送走的是第二个女儿，后来，他们生了个儿子。
“不是养不活。当时计生。”女人在二女儿的襁褓里留了张纸条：孩子可能不想认我，如果想认，记得她妈妈姓万。
柏玉娟打断她：姓万的人很多啊……
万妈妈说：我只是想让她知道。
几天前，武汉当地报纸大张旗鼓地报道“耶鲁女孩”夏华斯寻亲，万家姑父拿来报纸，说：这个孩子学习好，像我们家的。
万妈妈决定试一试。 “不恨我就够了。怕招恨啊，不敢找。”
女人的故事，是跟夏华斯挤在同一条板凳上讲述的。从她开始哭泣，华斯就走过去，搂着她。她更加激动了，但也得到力量完成讲述。
玛格丽特询问她是否愿意做DNA测试，女人说：“不用考虑，做吧。再贵我们也做。”
离开时，夏华斯说：我喜欢你的裙子。万妈妈说：我们以后还可以交往。夏华斯说：谢谢你们能来，很高兴认识你们。
似乎两个人都清楚，彼此的关联性有多强烈。以眼泪开始，以微笑结束。
夏华斯已经很了解，自己是当初家里“中间”的那个女孩，这样的规律每每得到印证，她甚至为这个“发现”有所自得。
她觉得自己从来就知道是被领养的，玛格丽特早早就告诉她，“我想我一开始就接受了。”
“小孩子很容易相信人。他们问，不是父母不想要我？你就说，不是的，是因为法律。违反法律会被惩罚。他们就相信了。”玛格丽特说。
但当孩子们渐渐长大，这种身份的挣扎就变得起伏不定。
“被领养的孩子，其实一生都在挣扎。（只是情绪强烈）有波峰有波谷。”
小时候她看动画片《亚瑟》（Arthur），主人公是只土豚（aardvark），他们全家都是土豚，还有其他家庭，像兔子，全家都是兔子，狗的全家都是狗。
“他们通常都跟他们的父母长得很像。他们都有一样颜色的头发、一样颜色的眼睛，或一样颜色的皮肤。”这个问题开始困扰她。她去杂货店，有人问：你从哪来？
从哪来？这个问题好像在说：你是从外太空来吗？
还有人问：你值多少钱？
值多少钱？我是一条面包吗？
夏华斯所在的社区白人居多，这也是为什么在选择大学时，她挑了一所国际型的大学校。
她有时觉得，领养并不是自己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应该“集中精力在学业和朋友相处上”，“就像普通人一样”。但有時这个问题又显得那么扎眼。比如在高中毕业典礼上，她会渴望中国的亲人在场。她跟一些年长的被收养者聊天，后者说，当他们有了孩子，会更加想念亲生父母。
“我想这个问题会反复地出现，这总是你身份问题的核心。”
当她来到武汉这座夏日雾瘴的火炉城市，情感就愈发强烈。“我在他们的国家，我在我最初的地方，我就更想念他们。”“我学了汉语，希望对他们说‘我爱你们’。”
她跑到福利院周边张贴“寻亲启事”，那里有个好听的名字——“胭脂路”，她与街边的小商店商量，把海报贴在他们的冰柜上，这样，正在争创文明城市的武汉的城管就不会立马撕掉它们了。她反复地去宗关办事处周边，那里有一个水厂客运站，每天百余辆大巴将迁徙的人来回运送于湖北农村、小城镇及首府之间。夏华斯跑去看那些大巴车，记下陌生的地名：孝感、安陆、广水、道桥、云梦……猜测哪里有可能是她的家乡。客运站的刘金花书记同意夏华斯把海报贴到大巴车上。
刘告诉她，20年前自己就在这里工作，看到好多孩子被留在车站。
“女孩儿们被遗弃在各种地方——厕所、座椅、售票柜台外。我们车站就有职工，孩子是这里捡来的。”刘说。以她的经验，夏华斯的父母来自云梦、道桥的可能性最大，那里曾经有很多“卖血的”，“丢孩子的多”。云梦线司机的哥哥就丢过孩子，只是年份与夏华斯不符。
在车站工作的一个黑脸大叔，猜测夏华斯是安陆人，因为“那里最穷”。
夏华斯看着这些大车开走，希望这些海报通过向乡村流动的人们，带到她的亲生父母那里。
山西来人
这一家是男人走在前面，衬衫西裤，扎着锃亮的皮带，夹着公文包，昂首阔步。女人跟在后面，背着虎皮纹路的皮包，一进屋就抱着夏华斯开始哭。
“你要是我的女儿，我就太高兴了。”
这对夫妻在山西打工，生活看起来即使不优越，也较为富庶。两人开始讲故事。当年的正月初十，孩子出生，男人的母亲见是女孩，主张扔掉。这已经是第二胎女孩了。夫妻俩不同意遗弃。出生一个月后，老人就趁他们上班，偷偷把孩子送走了。往后的日子里，婆媳之间争吵不休。不久，老人喝农药自杀。
1995年，夫妻俩还来武汉找过孩子，未果。
女人对华斯说：“我们很愧疚。你有什么要求？”女孩愣了：“我没什么要求。”
玛格丽特例行询问他们是否要做DNA，并告知要收取600元。男人立刻去拉公文包拉链：“要不我先留1万块钱？”
玛格丽特和夏华斯被吓了一跳，连忙摆手。
直到晚上母女两人回到房间，熄了灯，还在谈论那位自杀的老人。玛格丽特反复说，这个故事太悲伤了。
但她同时庆幸：“我很高兴她愿意我跟她一起来。……那些迁徙的工人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走了那么远的路来这里。我和Jenna可以谈论这些。有一个家庭妈妈去世了，有的家庭爸爸去世了。好些个悲伤的故事。我很庆幸我能在这里，每当她必须面对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后，回到这里，而我在这。”
夏华斯从小到大，玛格丽特都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这个内心敏感的女孩。
“她帮助我们的方式是询问我们发生了什么，问我们觉得为什么会发生那种事情，我们觉得做什么可以改变，通过问我们问题，让我们理解自己的感受，而不是直接告诉我们如何去感受，怎么处理。我想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让我们学会做决定。”华斯说的“我们”，包括她和妹妹Sara，同样从中国领养的女孩，今年16岁。
是夏华斯要求妈妈再领养一个跟自己长相相似的孩子，就跟社区里其他有兄弟姐妹的小伙伴一样。她们可以互相支持。Sara在学校的图书管理员总忘记她的名字，叫她丽丽，或梅梅，或其他亚裔的名字，她觉得特别伤心——她每天都到图书馆里去呀！可图书管理员只会叫她：“嘿，亚洲女孩。”说到这个苦恼，夏华斯就跟妹妹一起大笑，“因为笑是一种治愈的方式。”
但有时，她们也要分享难过。比如，每次开学时的特殊新生报到会，针对所有非白人学生。尽管她们几乎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也不得不去跟其他国际学生一起参加这个报到会。她们觉得，被歧视了。
国际领养的孩子们，在与自我内心和社会眼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玛格丽特发现，女儿的精神世界比自己强大得多。多年前她的老父亲重病，子女们无不慌张，只有夏华斯平静地坐在病榻前，与老人聊天，“好像她什么都不怕”。 至于寻亲，玛格丽特也曾担心女儿是否能够承受那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但当她看到夏华斯抱着一个个中国母亲哭泣，拉着她们的手，给她们宽慰的时候，玛格丽特释然了。
南京来人
一个男人闯了进来，他嗓门很大，激动时几乎破音。这个姓程的从南京第二次赶来的男人声称，夏华斯此前认回的寄养母亲（福利院为让孩子们感觉有个正常的家庭，会把一些身体状况没问题的孩子放到周边的老百姓家寄养）张妈妈，其实是拐卖孩子的。而华斯是他的亲生女儿。他此前给夏华斯发过微博私信，
这个故事看起来太可疑，张妈妈是被福利院承认的，声称自己从未去过南京。当时夏华斯只觉得这是一个无聊人的恶作剧。没想到，他真来了，坚持自己的观点。
没人知道程先生的故事是真是假，从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他，在楼下等候见面时还声称不信西医，这会儿也同意做DNA检测。但他最终只是控诉张妈妈，并劝诫夏华斯：“你听我的，别找了，回美国去吧，把玛格丽特女士当作你的亲生母亲来孝顺，你只需知道自己是中国的孩子。”
在场的记者朋友有的摇头，坚称程是个不可理喻的骗子，有的被他说动：他那么激动，也不图什么呀。
夏华斯保持着冷静，跟程先生聊天，看他带来的子女的照片，也主动要求跟他合影，像跟每一个其他的家庭一样。
“我觉得所有的家庭都值得被平等对待。他跟其他家庭一样，走了很远的路，想见我，所以为什么不能拍张照呢？”
吵吵嚷嚷中，程离开了。华斯继续她的寻亲，不会因為程的劝说而中止。
小时候到了中秋节，玛格丽特会带着华斯赏月，告诉她，在这个世界的另一端，你的父母也正在看着它。每到中国的春节，只要华斯或Sara愿意，玛格丽特都会到她们所在的教室，给孩子们讲中国文化，教他们做灯笼、春卷、包饺子。华斯和妹妹会非常骄傲，因为她们通常是那里惟一的中国人，而这是她们独一无二的节日。
但其实在华斯心里，亲生父母的存在，不是文化性的，而更像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在美国，亲人去世了，大家会认为他们回归自然，他们被埋葬在土里，或者火化，亲人会觉得他们化作灵魂，护佑所爱，在风中，在云里，在树上。美国文化这样看待死亡和死者。这也是我感知我的父母的方式……死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所爱逝去是什么感觉，作为父母、朋友或者情侣。作为一个被收养者，你失去对亲人的所有联系，你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就像他们逝去了，他们放弃我了，就像我已跟他们永远道别，所以我总是以感知自然的方式感知他们。比如我去森林，去海洋，看到自然的神秀，我会觉得，这是他们在呵护我，照看我。”
所以，寻亲绝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
“对我来说，这次这种真正‘见到’‘亲生父母’的感觉很异样。他们居然有手有脚、有血有肉，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在心理上，从一个孩子起，我就把他们视作灵魂式的存在……”
这种感觉一度让夏华斯难过万分，那是在她平静的外表下很难察觉的。
“我唯一一次感到难过，是第一次去我被捡到的地方，在2006年，宗关办事处。我以前从没去过那个地方。感觉像在拜访葬墓。因为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互道永别……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从不感到悲伤难过，而是安全，他们在照看我护佑我。只有那么一次，我感到悲伤。”
悲伤已经过去。“我想有机会再见到他们也是很高兴的事，就像重生，大家从死亡里重新站起来。”
武汉聚来的四姐妹
6月6日下午4点，这天的认亲会快要接近尾声。最后一个家庭是一支娘子军——四姐妹加上她们的妈妈。她们今天想来找的，是当初扔掉的老五，没有人知道，五妹被扔在哪里。只知道当初她穿的是手工制作的衣服，被花被包着，放在纸盒里，还留了个布条。
四姐妹都已结婚，还带来各自的丈夫。认亲现场热闹起来。“妈妈”扯着夏华斯，介绍道：“这是大姐、二姐、三姐、四姐。”
最丰腴的二姐最活泼，情绪也最激动，夏华斯上前抱她，她的眼圈立刻红了。姐妹们在华斯身上找“痣”，因为她们都有痣，长在不同的位置。她们甚至还比较脚趾头，是不是都像妈妈一样，二脚趾头长。
最后，“妈妈”和最小的“姐姐”做了DNA取样。离开的时候，玛格丽特对另一位妈妈说：“我喜欢你的家庭。”
她们互相拥抱，夏华斯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好像那些真的是她的姐姐。
“我会觉得那些能来的家庭特别不可思议，44个家庭的前来，对我来说是种惊喜，我知道他们需要多大的勇气。即便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是一种强大的leap of faith（天降神迹，信仰的飞跃），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原谅自己，你要相信我已经原谅你了。”
目前，夏华斯的DNA样本已经被采集入数据库，如果还有家庭希望相认，可去就近派出所采样，“免费、不疼”，她希望不止自己，也能有其他寻亲的人因此相认。或许，等到下一次再来中国，见到第45个家庭的时候，她的寻亲之旅就该结束了。
但是，耶鲁女孩的第45个故事在哪里呢？
从5月17到7月12日，夏华斯在中国度过8周的时光，已经是耶鲁大学人类学专业学生的她，希望这次旅途可以为她找到亲生父母。借助媒体，在她的中国“故乡”武汉，她接到一二百个认亲电话，与44个家庭见面、聊天，倾听他们的故事，拥抱、流泪、合影，与36个家庭做了DNA比对，结果，皆是令人失望的阴性。
然而，这并不是一场一无所获的旅行。在那44个故事里，她读懂中国，玛格丽特读懂她，一些多年来为遗弃女儿而心存不安的人們，也得到各自内心的宽慰。
杭州来人
身穿粉色上衣的跛脚女人走进会议室。她的脸色暗红，有点慌张。男人跟在后面，有点不好意思地低着头。
这是6月6日认亲会的第一个家庭。
女人坐下来，在长桌把头的位置，男人坐在她的下首。对面是等候多时的夏华斯。她穿着干净的点饰深色连衣裙，那是她最喜欢的衣服。夏华斯右边是美国妈妈玛格丽特，再右边是武汉电视台编导柏玉娟，协助这对美国母女与中国家庭沟通。
粉衣服的女人开始讲述她的故事。他们是湖北应城人，在杭州打工，这次特意赶来，是因为他们在1992年二三月间第4个女儿出生后，遗弃了她。
“养不活。”女人说。
这个被遗弃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取名字，家人只叫她“四四”。她出生前，家里已经有3个女儿。她离开之后，男孩诞生了。这对农民夫妇终于停止了生育。
“四四”是被奶奶抱走的。他们隐约记得似乎是丢在武汉宝丰路，距离宗关办事处两三公路的路程。至于具体丢在哪里，现在无从得知——奶奶已去世了。
这次他们在报纸上看到夏华斯寻亲，回想当年迫于家境的选择，而今生存状况略略缓解，想了个心愿。
因为不想在家种地，这夫妻二人到杭州一家裁被子的工厂做工。“做的被子是出口到美国的。”男人解释说。他们每天做工10小时，除了周三周日，一周加班5天，一个月只休息一天。他们讲述这个在中国百万产业工人身上丝毫不稀罕的故事，夏华斯突然哭了。
她跑到桌子对面，拥抱那个女人。女人一下子控制不住，剧烈地流起眼泪：“不管是不是你，我都想来看看，看到你，就像看到了她。”
DNA测试需要600元。玛格丽特说，这个钱由我们来承担吧。此前他们见过11个家庭，与8个家庭做了DNA测试，都是对方付钱。
男人赶忙说，600元“无所谓”，自己可以承担。哭泣中的女人也暂时从伤感中抽离出来，连说“不用”。但玛格丽特和夏华斯也很坚持。
会面了半小时，离开时，女人拥抱玛格丽特，说：“谢谢你把她养大。”夏华斯摩挲着那个沉默男人的肩膀，送他们离开。
从上中学开始，夏华斯就对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兴趣。一方面是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去理解她出生的地方。她对中国工农的生活有初步的了解，是从《A Day in the Life of China》（《中国人的一天》），《Material World》（《物质世界》）这样的照片书籍里看到的。她看到当地的市场，所有的蔬菜水果鱼肉摆在摊位上，而美国的物品摆在超市的货架上，你不需要见到卖东西的人。还有扁担挑水，小推车运西瓜。她2008年来武汉时曾要求去武汉周边的乡下，看那里的人如何生活。她从美国的书本上看到的中国，逐渐真切地呈现在她眼前。
夏华斯知道，中国人喜欢用“幸运”来形容她。尤其是她听了应城夫妻的故事。
“那可能是我的生活。”想到这个，她突然就哭了。
可能务农，可能辍学，因为是女孩的缘故，要把宝贵的上学机会留给兄弟。夏华斯知道这一点。
“原本生在这里，结果人生却在那里。我不知道是否就是命运。”她说，这让她心存感激。“我尊重那些务农的家庭，尊重他们的体力劳动。……其实没有任何理由，我比他们更值得现在这样的生活。这让我感觉谦卑。”
端午节前后，又有两场认亲会，那次，“父母”们给夏华斯带来了粽子、早上家里的母鸡刚下的蛋、自家树上采摘的花。他们一路从偏远的山上走下来，来见这个被他们权当作“女儿”的外国女孩。夏华斯曾想过这些从溪流里抬水上山的人们，这些只有露天厕所的人们，虽然跟她的生活迥异，但他们跋山涉水赶到她的面前，让她看到自己的历史的一部分，“我的生命故事的一部分。”
“能见他们我就很高兴了，不管他们是谁，或穷或富，或者一般般，也不管他们是否处在人生的困难时期，就算他们是乞讨者或者罪犯，都没关系，我都接受，我不想让他们觉得，他们必须得是谁才行。他们就是他们，那就很好了。”
汉阳来人
第二个家庭是从汉阳来的。
依然是女人一马当先，坐在首位，她穿着黑色的旗袍，像个新闻发言人，一张嘴就说：“大家都爱这个孩子。”
可一回溯1992年的那个冬春之交，她就哭起来。是家里一个婶婶抱走孩子的，在出生半个月后。孩子被交给一个平时常跟他们家打麻将的人，那人拍着胸脯承诺：一定给娃找个好人家。
后来过了很久，黑旗袍女人再跟那人打麻将时，那人说：抱着孩子问了很多人，没人要，后来抱到硚口区（宗关办事处所在区），再后来被福利院接走了。
女人觉得夏华斯婴儿时的照片跟自己大女儿七八个月时很像，“左边的眼睛很像”。被送走的是第二个女儿，后来，他们生了个儿子。
“不是养不活。当时计生。”女人在二女儿的襁褓里留了张纸条：孩子可能不想认我，如果想认，记得她妈妈姓万。
柏玉娟打断她：姓万的人很多啊……
万妈妈说：我只是想让她知道。
几天前，武汉当地报纸大张旗鼓地报道“耶鲁女孩”夏华斯寻亲，万家姑父拿来报纸，说：这个孩子学习好，像我们家的。
万妈妈决定试一试。 “不恨我就够了。怕招恨啊，不敢找。”
女人的故事，是跟夏华斯挤在同一条板凳上讲述的。从她开始哭泣，华斯就走过去，搂着她。她更加激动了，但也得到力量完成讲述。
玛格丽特询问她是否愿意做DNA测试，女人说：“不用考虑，做吧。再贵我们也做。”
离开时，夏华斯说：我喜欢你的裙子。万妈妈说：我们以后还可以交往。夏华斯说：谢谢你们能来，很高兴认识你们。
似乎两个人都清楚，彼此的关联性有多强烈。以眼泪开始，以微笑结束。
夏华斯已经很了解，自己是当初家里“中间”的那个女孩，这样的规律每每得到印证，她甚至为这个“发现”有所自得。
她觉得自己从来就知道是被领养的，玛格丽特早早就告诉她，“我想我一开始就接受了。”
“小孩子很容易相信人。他们问，不是父母不想要我？你就说，不是的，是因为法律。违反法律会被惩罚。他们就相信了。”玛格丽特说。
但当孩子们渐渐长大，这种身份的挣扎就变得起伏不定。
“被领养的孩子，其实一生都在挣扎。（只是情绪强烈）有波峰有波谷。”
小时候她看动画片《亚瑟》（Arthur），主人公是只土豚（aardvark），他们全家都是土豚，还有其他家庭，像兔子，全家都是兔子，狗的全家都是狗。
“他们通常都跟他们的父母长得很像。他们都有一样颜色的头发、一样颜色的眼睛，或一样颜色的皮肤。”这个问题开始困扰她。她去杂货店，有人问：你从哪来？
从哪来？这个问题好像在说：你是从外太空来吗？
还有人问：你值多少钱？
值多少钱？我是一条面包吗？
夏华斯所在的社区白人居多，这也是为什么在选择大学时，她挑了一所国际型的大学校。
她有时觉得，领养并不是自己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应该“集中精力在学业和朋友相处上”，“就像普通人一样”。但有時这个问题又显得那么扎眼。比如在高中毕业典礼上，她会渴望中国的亲人在场。她跟一些年长的被收养者聊天，后者说，当他们有了孩子，会更加想念亲生父母。
“我想这个问题会反复地出现，这总是你身份问题的核心。”
当她来到武汉这座夏日雾瘴的火炉城市，情感就愈发强烈。“我在他们的国家，我在我最初的地方，我就更想念他们。”“我学了汉语，希望对他们说‘我爱你们’。”
她跑到福利院周边张贴“寻亲启事”，那里有个好听的名字——“胭脂路”，她与街边的小商店商量，把海报贴在他们的冰柜上，这样，正在争创文明城市的武汉的城管就不会立马撕掉它们了。她反复地去宗关办事处周边，那里有一个水厂客运站，每天百余辆大巴将迁徙的人来回运送于湖北农村、小城镇及首府之间。夏华斯跑去看那些大巴车，记下陌生的地名：孝感、安陆、广水、道桥、云梦……猜测哪里有可能是她的家乡。客运站的刘金花书记同意夏华斯把海报贴到大巴车上。
刘告诉她，20年前自己就在这里工作，看到好多孩子被留在车站。
“女孩儿们被遗弃在各种地方——厕所、座椅、售票柜台外。我们车站就有职工，孩子是这里捡来的。”刘说。以她的经验，夏华斯的父母来自云梦、道桥的可能性最大，那里曾经有很多“卖血的”，“丢孩子的多”。云梦线司机的哥哥就丢过孩子，只是年份与夏华斯不符。
在车站工作的一个黑脸大叔，猜测夏华斯是安陆人，因为“那里最穷”。
夏华斯看着这些大车开走，希望这些海报通过向乡村流动的人们，带到她的亲生父母那里。
山西来人
这一家是男人走在前面，衬衫西裤，扎着锃亮的皮带，夹着公文包，昂首阔步。女人跟在后面，背着虎皮纹路的皮包，一进屋就抱着夏华斯开始哭。
“你要是我的女儿，我就太高兴了。”
这对夫妻在山西打工，生活看起来即使不优越，也较为富庶。两人开始讲故事。当年的正月初十，孩子出生，男人的母亲见是女孩，主张扔掉。这已经是第二胎女孩了。夫妻俩不同意遗弃。出生一个月后，老人就趁他们上班，偷偷把孩子送走了。往后的日子里，婆媳之间争吵不休。不久，老人喝农药自杀。
1995年，夫妻俩还来武汉找过孩子，未果。
女人对华斯说：“我们很愧疚。你有什么要求？”女孩愣了：“我没什么要求。”
玛格丽特例行询问他们是否要做DNA，并告知要收取600元。男人立刻去拉公文包拉链：“要不我先留1万块钱？”
玛格丽特和夏华斯被吓了一跳，连忙摆手。
直到晚上母女两人回到房间，熄了灯，还在谈论那位自杀的老人。玛格丽特反复说，这个故事太悲伤了。
但她同时庆幸：“我很高兴她愿意我跟她一起来。……那些迁徙的工人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走了那么远的路来这里。我和Jenna可以谈论这些。有一个家庭妈妈去世了，有的家庭爸爸去世了。好些个悲伤的故事。我很庆幸我能在这里，每当她必须面对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后，回到这里，而我在这。”
夏华斯从小到大，玛格丽特都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这个内心敏感的女孩。
“她帮助我们的方式是询问我们发生了什么，问我们觉得为什么会发生那种事情，我们觉得做什么可以改变，通过问我们问题，让我们理解自己的感受，而不是直接告诉我们如何去感受，怎么处理。我想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让我们学会做决定。”华斯说的“我们”，包括她和妹妹Sara，同样从中国领养的女孩，今年16岁。
是夏华斯要求妈妈再领养一个跟自己长相相似的孩子，就跟社区里其他有兄弟姐妹的小伙伴一样。她们可以互相支持。Sara在学校的图书管理员总忘记她的名字，叫她丽丽，或梅梅，或其他亚裔的名字，她觉得特别伤心——她每天都到图书馆里去呀！可图书管理员只会叫她：“嘿，亚洲女孩。”说到这个苦恼，夏华斯就跟妹妹一起大笑，“因为笑是一种治愈的方式。”
但有时，她们也要分享难过。比如，每次开学时的特殊新生报到会，针对所有非白人学生。尽管她们几乎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但也不得不去跟其他国际学生一起参加这个报到会。她们觉得，被歧视了。
国际领养的孩子们，在与自我内心和社会眼光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玛格丽特发现，女儿的精神世界比自己强大得多。多年前她的老父亲重病，子女们无不慌张，只有夏华斯平静地坐在病榻前，与老人聊天，“好像她什么都不怕”。 至于寻亲，玛格丽特也曾担心女儿是否能够承受那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但当她看到夏华斯抱着一个个中国母亲哭泣，拉着她们的手，给她们宽慰的时候，玛格丽特释然了。
南京来人
一个男人闯了进来，他嗓门很大，激动时几乎破音。这个姓程的从南京第二次赶来的男人声称，夏华斯此前认回的寄养母亲（福利院为让孩子们感觉有个正常的家庭，会把一些身体状况没问题的孩子放到周边的老百姓家寄养）张妈妈，其实是拐卖孩子的。而华斯是他的亲生女儿。他此前给夏华斯发过微博私信，
这个故事看起来太可疑，张妈妈是被福利院承认的，声称自己从未去过南京。当时夏华斯只觉得这是一个无聊人的恶作剧。没想到，他真来了，坚持自己的观点。
没人知道程先生的故事是真是假，从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他，在楼下等候见面时还声称不信西医，这会儿也同意做DNA检测。但他最终只是控诉张妈妈，并劝诫夏华斯：“你听我的，别找了，回美国去吧，把玛格丽特女士当作你的亲生母亲来孝顺，你只需知道自己是中国的孩子。”
在场的记者朋友有的摇头，坚称程是个不可理喻的骗子，有的被他说动：他那么激动，也不图什么呀。
夏华斯保持着冷静，跟程先生聊天，看他带来的子女的照片，也主动要求跟他合影，像跟每一个其他的家庭一样。
“我觉得所有的家庭都值得被平等对待。他跟其他家庭一样，走了很远的路，想见我，所以为什么不能拍张照呢？”
吵吵嚷嚷中，程离开了。华斯继续她的寻亲，不会因為程的劝说而中止。
小时候到了中秋节，玛格丽特会带着华斯赏月，告诉她，在这个世界的另一端，你的父母也正在看着它。每到中国的春节，只要华斯或Sara愿意，玛格丽特都会到她们所在的教室，给孩子们讲中国文化，教他们做灯笼、春卷、包饺子。华斯和妹妹会非常骄傲，因为她们通常是那里惟一的中国人，而这是她们独一无二的节日。
但其实在华斯心里，亲生父母的存在，不是文化性的，而更像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在美国，亲人去世了，大家会认为他们回归自然，他们被埋葬在土里，或者火化，亲人会觉得他们化作灵魂，护佑所爱，在风中，在云里，在树上。美国文化这样看待死亡和死者。这也是我感知我的父母的方式……死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所爱逝去是什么感觉，作为父母、朋友或者情侣。作为一个被收养者，你失去对亲人的所有联系，你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就像他们逝去了，他们放弃我了，就像我已跟他们永远道别，所以我总是以感知自然的方式感知他们。比如我去森林，去海洋，看到自然的神秀，我会觉得，这是他们在呵护我，照看我。”
所以，寻亲绝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
“对我来说，这次这种真正‘见到’‘亲生父母’的感觉很异样。他们居然有手有脚、有血有肉，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在心理上，从一个孩子起，我就把他们视作灵魂式的存在……”
这种感觉一度让夏华斯难过万分，那是在她平静的外表下很难察觉的。
“我唯一一次感到难过，是第一次去我被捡到的地方，在2006年，宗关办事处。我以前从没去过那个地方。感觉像在拜访葬墓。因为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互道永别……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从不感到悲伤难过，而是安全，他们在照看我护佑我。只有那么一次，我感到悲伤。”
悲伤已经过去。“我想有机会再见到他们也是很高兴的事，就像重生，大家从死亡里重新站起来。”
武汉聚来的四姐妹
6月6日下午4点，这天的认亲会快要接近尾声。最后一个家庭是一支娘子军——四姐妹加上她们的妈妈。她们今天想来找的，是当初扔掉的老五，没有人知道，五妹被扔在哪里。只知道当初她穿的是手工制作的衣服，被花被包着，放在纸盒里，还留了个布条。
四姐妹都已结婚，还带来各自的丈夫。认亲现场热闹起来。“妈妈”扯着夏华斯，介绍道：“这是大姐、二姐、三姐、四姐。”
最丰腴的二姐最活泼，情绪也最激动，夏华斯上前抱她，她的眼圈立刻红了。姐妹们在华斯身上找“痣”，因为她们都有痣，长在不同的位置。她们甚至还比较脚趾头，是不是都像妈妈一样，二脚趾头长。
最后，“妈妈”和最小的“姐姐”做了DNA取样。离开的时候，玛格丽特对另一位妈妈说：“我喜欢你的家庭。”
她们互相拥抱，夏华斯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好像那些真的是她的姐姐。
“我会觉得那些能来的家庭特别不可思议，44个家庭的前来，对我来说是种惊喜，我知道他们需要多大的勇气。即便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是一种强大的leap of faith（天降神迹，信仰的飞跃），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原谅自己，你要相信我已经原谅你了。”
目前，夏华斯的DNA样本已经被采集入数据库，如果还有家庭希望相认，可去就近派出所采样，“免费、不疼”，她希望不止自己，也能有其他寻亲的人因此相认。或许，等到下一次再来中国，见到第45个家庭的时候，她的寻亲之旅就该结束了。
但是，耶鲁女孩的第45个故事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