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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口学意义上，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包括运作的动力、调节的动力与分配的动力。运作的目的在于创新与传递生产观念与技术，调节的目的是习得新的组织意识与规范，分配的目的在于习得利用便捷手段获取资源的能力。以此为基础，农民教育发展的向度主要包括以新型农民的培养为目标，以实践性课程为支撑，以学习共同体的创建为手段，以丰富的教育资源为保障。
关键词 农民教育；人口学；动力；向度
中图分类号 G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07-0065-05
有资料显示，我国经济发展源于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红利，但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转型，“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用这种方式获得的生产率提升可能会越来越少”[1]。人口红利的日趋消失势必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因此，要维继我国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需要对现有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使其产生知识与技术上的红利，以弥补纯人口红利消失留下的缺口。这是我国经济从粗放型向节约型转变对劳动力提出的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意味着生产力、生产技术的提升，也意味着社会权力结构与分配方式的转变。上述转变是以人口高质量的生存与发展为目的的，从发展动力的视角来看，人口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促进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与分配方式等方面的转变。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与分配方式的转变是以人口素质的提升为基础的，而人口素质的提升以教育的发展为前提。在此意义上，人为追求高质量的生活以及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权力结构与分配方式的转变是教育发展的动力源泉。运用人口学理论分析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与向度，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农民教育的发展。
一、斯宾塞的人口学理论
人口学理论家马尔萨斯首次提出人口规模及其承受能力之间有一个均衡点，如果超出承受能力，人口将会遭遇战争、疾病、瘟疫和饥荒，同时人口规模下降，直到生产能力和人口规模达到重新平衡。马尔萨斯的人口观是一种消极的人口观，忽略了人口规模扩张过程中其本身的张力，即通过自身的创造力以持续创造新的平衡。著名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Spencer）提出，马尔萨斯四个“灾难”之外的另一种解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物质匮乏的路径，即人口能通过自身的创造力解决因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战争、疾病、瘟疫和饥荒等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会导致两类物流负载的上升，即维持人口增长所需的物流与调节人口增长所需的其他基本物流。维持人口增长的物流指生产足够的经济剩余物以及生产具有充分生产能力的新成员所需的物流。调节人口增长的其他物流指对资源进行合理调配与对人口进行管理等方面的物流。两类物流负载的增长给人口的生存施加压力，人类为规避因人口增长所导致的资源匮乏会带来的战争、疾病、死亡与瘟疫等灾难，此种压力则转化为动力。在此意义上，平衡物流负载与人口自身发展的需求是人口创造力的源泉。在人口持续增长与人口的生活水平要求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为平衡人口消费与物流负载之间的关系，人们通常从三个维度进行创新，即创造“‘运作’过程（生产和再生产）的新基础，‘调节’过程（权力的巩固和运用），以及‘分配’（包括人、信息以及资源通过促进‘运作’和‘调节’的方式而产生的更高效、高速的运动）的新机制”[2]。从创新主体的视角看，创新通常包括统治阶层宏观层面的创新与源自民间的小团体或个体创新两类。两种类型的创新最终须通过个体人落到实处，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扮演着必须的促动者的角色。在此意义上，人口为解决马尔萨斯提出的四个“灾难”，在“运作”、“调节”与“分配”方面进行创新是教育发展的驱力。
二、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及其归因
我国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家，建国以来，农民一直是我国人口的主体。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出生率的降低以及经济发展的转型，我国传统人口红利所产生的经济增长已难以维继，从而给人口发展带来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文化强国建设、城镇化建设以及农民职业化等政策。此类政策可归结为对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运作”、“调节”与“分配”过程进行改革与创新的手段。农民为维持自身对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需求，也会努力参与到“运作”、“调节”及“分配”过程的创新中。
（一）运作的动力：创新与传递生产观念与技术
斯宾塞认为，运作过程指物质资料的扩大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过程，其目的在于提升生产力。在原始的物质资源与人口生产方式不变的情况下，这种生产力的提升需要相应的新观念、知识与技术作保障。观念、知识与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人，人的知识、观念与技术创新是以教育为前提和基础的。在此意义上，社会运作的动力转化为教育发展的动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需要充裕的物质生活资料与具有充分创造力的人口，这要求农民具有足够的创造力。农民创造力的获得主要体现在观念、知识与技术的更新上，而教育是农民获得新观念、知识与技术的必需路径。因此，创新与传递新的生产观念、知识与技术成为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物质资料的扩大生产对农民教育提出的要求是通过教育使农民转变生产观念、创造或习得新的生产知识与技能，以此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人口再生产是具有再生产能力的人口再生产，其对农民教育提出的要求是转变农民传统的重数量轻质量的生育观，使其掌握基本的教育理念、方式与方法，以此提升其后代的素质。总而言之，基于运作过程的农民教育发展动力主要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观念、知识、技能创新与传递的动力以及人口再生产相关观念、知识、技能创新与传递的动力。
首先，物质资料生产的观念、知识、技能的创新与传递成为我国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人口的持续增长需要生产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二是人口对更高水平的生活的期待需要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事实上，两种需求都是人口压力的表现形式。正如博塞鲁普所言，“人口压力可以推动技术变革，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以及资源基础的增长”[3]。农民教育则是把人口压力转化为经济增长与资源基础增长的工具。教育使农民习得新的观念、知识与技术，农民用其创造更多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这样人口数量增长与其对高水平生活质量的追求、对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消耗与实际所生产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之间才能维持平衡。其次，人口再生产成为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是从生产主体生产能力代际传递的角度而言。人口再生产即生产具有再生产能力的后代，其是保证生产力延续与发展的最核心要素。人口的再生产主要包括生与育两个环节。科学的生育观念与知识以及技能是人口再生产质量的保证，因此为保证生育优质的后代，农民需要学习关于生育的新观念、知识与技能。此类观念、知识与技能的习得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持续运作对新的具有生产能力的劳动人口的需求。 （二）调节的动力：习得新的组织意识与规范
生产力的变革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在社会层面上则表现为社会结构的重组，社会结构的重组即形成新的组织机构与新的组织规范。斯宾塞认为，“一切社会公共机构都具有自我保存的本能，这产生于和它们有联系的那些人的自私。他们总是植根于过去和现在，而决非将来。改变会威胁他们，修改他们，最终毁灭他们”[4]。社会组织机构的核心是人，人对新事物的接受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意义上，社会结构的重组总会受到原组织结构的牵绊。新组建的组织机构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而言的，因此组织成员必须尽快适应新的组织关系，遵循新的组织规范，组织机构才能与生产力发展之间保持一致。在此意义上，教育的动力源自适应新的组织关系与遵循新的组织规范。
城镇化与农民职业化是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其逐渐打破传统以宗族关系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形成以现代生产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城镇式组织结构。农民旧的思想观念、相关的原则与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民顺利参与到新组织中的障碍。然而，教育总是“与改变紧密联系的，总是在使人们适应于更高级的事物，而不适应于事物的现状”[5]。鉴于教育这种向前看的积极功能，农民对城镇化与职业化的适应也需要教育的促动，反之，城镇化与职业化成为我国当前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城镇化与农民职业化的过程即农村社会组织结构重组的过程，农民对此过程的适应需具备相应的观念、知识和技能，其才能在新型的社会组织中生活得幸福。因此，农民为适应城镇化与职业化去习得相关观念、知识与技能是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
（三）分配的动力：习得利用便捷手段获取资源的能力
斯宾塞认为，分配是指“包括人、信息以及资源通过促进‘运作’和‘调节’的方式而产生更高效、高速的运动”[6]。现代社会的发展已超越传统的以小聚落为圈子的交流与分配范围，在交通与通信技术的支持下，分配范围愈发加大，从村庄、集镇到城市、整个国家，甚至全球。因此，人在掌握生产与再生产技术以及新的组织运行方式的基础上，为使自己的生活更加便利，需掌握相关资源分配技术与方式。这种资源分配方式是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而现代市场分配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性日益增大，因此农民欲获取自己不能直接生产的资源，需具备现代信息技术指导的资源分配意识与技术。反之，可视为现代的市场分配方式促动农民掌握该种技术，在此意义上，现代市场分配意识与能力的习得成为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
这种动力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首先，形成分配意识的动力。传统的市场分配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换，无论是货币与物之间的交换还是物物交换都是在实物呈现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现代便捷的交通与科技支持下，城镇居民的分配方式逐渐开始脱离实物而以图片为载体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交换方式会愈发成熟。这就要求现代农民需具备这种交换意识。其次，习得现代交换技术的动力。现代市场经济是以高速发展的信息、交通技术为依托。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现代交换方式对农民提出掌握新的交换技术的要求。电话营销、网络营销以及现实中的送货上门服务等都属于以现代技术手段为依托的市场交换方式。农民在市场交换中首先要掌握现代化的交换技术。三是习得现代市场交换道德素养的动力。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致使单个人自产自销的产品种类愈发减少，同时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刺激，农民参与市场交换的时间与机会日益增多。为减少甚至避免市场分配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农民需掌握市场交换相关的道德素养，这是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因素之一。现代市场交换道德行为的掌握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功能，一是农民能尽可能避免被欺诈二是农民自身不参与欺诈他人。总体而言，习得分配意识是基于分配过程的农民教育的前提，习得现代交换意识是农民教育的基础，而习得现代市场交换道德素养则是农民教育的保障。三种学习需求共同作用于基于分配的农民教育，同时推动农民教育的不断深化。
三、农民教育的发展向度
（一）以新型农民培养为目标
农民教育发展的原始动力是解决农民人口增长以及农民对更高生活水平所需的物流负载的问题，其最终目的在于为农民幸福生活指数的提升服务。农民是农民教育的主体，是自己幸福生活的创造者，因此其必须参与到解决斯宾塞所提出的物流负载问题的过程中。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以及农民职业化是解决斯宾塞所提出的物流负载问题的手段，农民只有积极加入到这“四化”过程中，以此为契机或平台，农民教育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因此，新型农民可以说是基于当前社会发展趋势，以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农民职业化为导向的农民。新型农民的“新”不仅强调社会发展过程中时间序列上的先后关系，也重点突出农民适应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农民职业化过程中为适应当前与未来的生活需承载的与传统农民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知识与技能。这种农民事实上也就是有文化、有技术、懂经营、会学习的农民。
文化既是人类历史上生产生活经验的结晶，也是人类前进的动力。有文化的农民主要指农民要具备与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文化素养、道德素养以及生态意识等，其是农民在新的组织结构中与人相处、与自然相处所必备的素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资源的能力都对农民技术提出了要求，包括生产的技术与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获取资源的能力，其价值在于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来源。懂经营是从农民职业化的视角而言，农民职业化的目的是让农民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向规模农业生产方向转变，是在降低生产耗能的同时提升生产效率方式，让农民不仅仅是生产者，而且要成为专业的农业生产管理者。会学习是针对现代社会知识更新速度而言，现代社会的生产技术、沟通技术与交通技术日益更新，且知识与技能更新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农民为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改变传统的离开学校即不再学习的观念，主动积极地学习新知识与技能，同时掌握学习的技能与方法，这样农民不至于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遭到淘汰。 （二）以农民实践性课程为支撑
20世纪70年代，T. Coles归纳出成人学习的动机包括“获取较佳工作必需的资格，取得必备的资格以便进行更高深的研讨计划（例如进入大学），获取资格的过程是有趣且有益的。所参与的学习过程，可使他与他在正式教育制度下的子女与时俱进”[7]。成人学习的动机与儿童学习的差异在于成人学习的动机明确，且与其日常的生活与工作关系密切，关注的是学习的实用性。与此对应的是，成人学习需要实践性强的课程，这样才能解决其生活与工作中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问题。
农民教育的实践性课程有两个维度的含义：一是课程内容的实践性。在人口学意义上，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在于解决人口发展中的运作问题、调节问题与分配问题，而此三类问题的解决与农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尤其关系到其物质生产与生活。对于已独立承担社会责任的成人而言，其没有更多的时间面对预期未来，因此农民教育的发展要以解决实际生产生活问题为目的，而此类问题是与农民实际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的。有研究显示，“从事农林牧渔的成人学习者，十分重视‘兽医科学、农业及相关主题’的学习”[8]。农民主要以农林牧渔为其主要生活来源，而兽医科学、农业与其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其生产生活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农民教育课程内容需要具备实践性。二是课程实施方式的实践性。与实践性相对的是理论性，课程实施方式的理论性通常指成人采用非在场的形式学习，例如阅读书籍、听讲座。课程实施方式的实践性指课程实施要以实践的生活与工作过程为基础的现场学习，把课程实施场所搬进生活与工作场所，少理论多实践操作，这样的课程实施过程能使农民产生学习共鸣，体验学习给其生活与工作带来的益处，从而增加学习的动力与兴趣。
（三）以农民学习共同体的创建为手段
1887年，丹麦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d Tonnies）首次提出共同体的概念。共同体指有共同信仰、亲缘关系的个体所构成的社会单位。该概念被引申到学习领域，形成了与学习相关的共同体概念，如彼得·圣吉（1990）提出的“学习型组织”，纽曼等提出的“学习共同体”（Newman
关键词 农民教育；人口学；动力；向度
中图分类号 G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5）07-0065-05
有资料显示，我国经济发展源于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红利，但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转型，“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用这种方式获得的生产率提升可能会越来越少”[1]。人口红利的日趋消失势必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因此，要维继我国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需要对现有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使其产生知识与技术上的红利，以弥补纯人口红利消失留下的缺口。这是我国经济从粗放型向节约型转变对劳动力提出的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意味着生产力、生产技术的提升，也意味着社会权力结构与分配方式的转变。上述转变是以人口高质量的生存与发展为目的的，从发展动力的视角来看，人口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促进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与分配方式等方面的转变。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与分配方式的转变是以人口素质的提升为基础的，而人口素质的提升以教育的发展为前提。在此意义上，人为追求高质量的生活以及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权力结构与分配方式的转变是教育发展的动力源泉。运用人口学理论分析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与向度，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农民教育的发展。
一、斯宾塞的人口学理论
人口学理论家马尔萨斯首次提出人口规模及其承受能力之间有一个均衡点，如果超出承受能力，人口将会遭遇战争、疾病、瘟疫和饥荒，同时人口规模下降，直到生产能力和人口规模达到重新平衡。马尔萨斯的人口观是一种消极的人口观，忽略了人口规模扩张过程中其本身的张力，即通过自身的创造力以持续创造新的平衡。著名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Spencer）提出，马尔萨斯四个“灾难”之外的另一种解决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物质匮乏的路径，即人口能通过自身的创造力解决因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战争、疾病、瘟疫和饥荒等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会导致两类物流负载的上升，即维持人口增长所需的物流与调节人口增长所需的其他基本物流。维持人口增长的物流指生产足够的经济剩余物以及生产具有充分生产能力的新成员所需的物流。调节人口增长的其他物流指对资源进行合理调配与对人口进行管理等方面的物流。两类物流负载的增长给人口的生存施加压力，人类为规避因人口增长所导致的资源匮乏会带来的战争、疾病、死亡与瘟疫等灾难，此种压力则转化为动力。在此意义上，平衡物流负载与人口自身发展的需求是人口创造力的源泉。在人口持续增长与人口的生活水平要求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为平衡人口消费与物流负载之间的关系，人们通常从三个维度进行创新，即创造“‘运作’过程（生产和再生产）的新基础，‘调节’过程（权力的巩固和运用），以及‘分配’（包括人、信息以及资源通过促进‘运作’和‘调节’的方式而产生的更高效、高速的运动）的新机制”[2]。从创新主体的视角看，创新通常包括统治阶层宏观层面的创新与源自民间的小团体或个体创新两类。两种类型的创新最终须通过个体人落到实处，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扮演着必须的促动者的角色。在此意义上，人口为解决马尔萨斯提出的四个“灾难”，在“运作”、“调节”与“分配”方面进行创新是教育发展的驱力。
二、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及其归因
我国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家，建国以来，农民一直是我国人口的主体。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出生率的降低以及经济发展的转型，我国传统人口红利所产生的经济增长已难以维继，从而给人口发展带来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文化强国建设、城镇化建设以及农民职业化等政策。此类政策可归结为对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运作”、“调节”与“分配”过程进行改革与创新的手段。农民为维持自身对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需求，也会努力参与到“运作”、“调节”及“分配”过程的创新中。
（一）运作的动力：创新与传递生产观念与技术
斯宾塞认为，运作过程指物质资料的扩大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过程，其目的在于提升生产力。在原始的物质资源与人口生产方式不变的情况下，这种生产力的提升需要相应的新观念、知识与技术作保障。观念、知识与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人，人的知识、观念与技术创新是以教育为前提和基础的。在此意义上，社会运作的动力转化为教育发展的动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需要充裕的物质生活资料与具有充分创造力的人口，这要求农民具有足够的创造力。农民创造力的获得主要体现在观念、知识与技术的更新上，而教育是农民获得新观念、知识与技术的必需路径。因此，创新与传递新的生产观念、知识与技术成为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物质资料的扩大生产对农民教育提出的要求是通过教育使农民转变生产观念、创造或习得新的生产知识与技能，以此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人口再生产是具有再生产能力的人口再生产，其对农民教育提出的要求是转变农民传统的重数量轻质量的生育观，使其掌握基本的教育理念、方式与方法，以此提升其后代的素质。总而言之，基于运作过程的农民教育发展动力主要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观念、知识、技能创新与传递的动力以及人口再生产相关观念、知识、技能创新与传递的动力。
首先，物质资料生产的观念、知识、技能的创新与传递成为我国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人口的持续增长需要生产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二是人口对更高水平的生活的期待需要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事实上，两种需求都是人口压力的表现形式。正如博塞鲁普所言，“人口压力可以推动技术变革，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以及资源基础的增长”[3]。农民教育则是把人口压力转化为经济增长与资源基础增长的工具。教育使农民习得新的观念、知识与技术，农民用其创造更多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这样人口数量增长与其对高水平生活质量的追求、对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消耗与实际所生产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之间才能维持平衡。其次，人口再生产成为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是从生产主体生产能力代际传递的角度而言。人口再生产即生产具有再生产能力的后代，其是保证生产力延续与发展的最核心要素。人口的再生产主要包括生与育两个环节。科学的生育观念与知识以及技能是人口再生产质量的保证，因此为保证生育优质的后代，农民需要学习关于生育的新观念、知识与技能。此类观念、知识与技能的习得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持续运作对新的具有生产能力的劳动人口的需求。 （二）调节的动力：习得新的组织意识与规范
生产力的变革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在社会层面上则表现为社会结构的重组，社会结构的重组即形成新的组织机构与新的组织规范。斯宾塞认为，“一切社会公共机构都具有自我保存的本能，这产生于和它们有联系的那些人的自私。他们总是植根于过去和现在，而决非将来。改变会威胁他们，修改他们，最终毁灭他们”[4]。社会组织机构的核心是人，人对新事物的接受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意义上，社会结构的重组总会受到原组织结构的牵绊。新组建的组织机构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而言的，因此组织成员必须尽快适应新的组织关系，遵循新的组织规范，组织机构才能与生产力发展之间保持一致。在此意义上，教育的动力源自适应新的组织关系与遵循新的组织规范。
城镇化与农民职业化是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其逐渐打破传统以宗族关系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形成以现代生产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城镇式组织结构。农民旧的思想观念、相关的原则与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民顺利参与到新组织中的障碍。然而，教育总是“与改变紧密联系的，总是在使人们适应于更高级的事物，而不适应于事物的现状”[5]。鉴于教育这种向前看的积极功能，农民对城镇化与职业化的适应也需要教育的促动，反之，城镇化与职业化成为我国当前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城镇化与农民职业化的过程即农村社会组织结构重组的过程，农民对此过程的适应需具备相应的观念、知识和技能，其才能在新型的社会组织中生活得幸福。因此，农民为适应城镇化与职业化去习得相关观念、知识与技能是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
（三）分配的动力：习得利用便捷手段获取资源的能力
斯宾塞认为，分配是指“包括人、信息以及资源通过促进‘运作’和‘调节’的方式而产生更高效、高速的运动”[6]。现代社会的发展已超越传统的以小聚落为圈子的交流与分配范围，在交通与通信技术的支持下，分配范围愈发加大，从村庄、集镇到城市、整个国家，甚至全球。因此，人在掌握生产与再生产技术以及新的组织运行方式的基础上，为使自己的生活更加便利，需掌握相关资源分配技术与方式。这种资源分配方式是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而现代市场分配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性日益增大，因此农民欲获取自己不能直接生产的资源，需具备现代信息技术指导的资源分配意识与技术。反之，可视为现代的市场分配方式促动农民掌握该种技术，在此意义上，现代市场分配意识与能力的习得成为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
这种动力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首先，形成分配意识的动力。传统的市场分配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换，无论是货币与物之间的交换还是物物交换都是在实物呈现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现代便捷的交通与科技支持下，城镇居民的分配方式逐渐开始脱离实物而以图片为载体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交换方式会愈发成熟。这就要求现代农民需具备这种交换意识。其次，习得现代交换技术的动力。现代市场经济是以高速发展的信息、交通技术为依托。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现代交换方式对农民提出掌握新的交换技术的要求。电话营销、网络营销以及现实中的送货上门服务等都属于以现代技术手段为依托的市场交换方式。农民在市场交换中首先要掌握现代化的交换技术。三是习得现代市场交换道德素养的动力。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致使单个人自产自销的产品种类愈发减少，同时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刺激，农民参与市场交换的时间与机会日益增多。为减少甚至避免市场分配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农民需掌握市场交换相关的道德素养，这是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因素之一。现代市场交换道德行为的掌握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功能，一是农民能尽可能避免被欺诈二是农民自身不参与欺诈他人。总体而言，习得分配意识是基于分配过程的农民教育的前提，习得现代交换意识是农民教育的基础，而习得现代市场交换道德素养则是农民教育的保障。三种学习需求共同作用于基于分配的农民教育，同时推动农民教育的不断深化。
三、农民教育的发展向度
（一）以新型农民培养为目标
农民教育发展的原始动力是解决农民人口增长以及农民对更高生活水平所需的物流负载的问题，其最终目的在于为农民幸福生活指数的提升服务。农民是农民教育的主体，是自己幸福生活的创造者，因此其必须参与到解决斯宾塞所提出的物流负载问题的过程中。当前我国的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以及农民职业化是解决斯宾塞所提出的物流负载问题的手段，农民只有积极加入到这“四化”过程中，以此为契机或平台，农民教育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因此，新型农民可以说是基于当前社会发展趋势，以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农民职业化为导向的农民。新型农民的“新”不仅强调社会发展过程中时间序列上的先后关系，也重点突出农民适应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农民职业化过程中为适应当前与未来的生活需承载的与传统农民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知识与技能。这种农民事实上也就是有文化、有技术、懂经营、会学习的农民。
文化既是人类历史上生产生活经验的结晶，也是人类前进的动力。有文化的农民主要指农民要具备与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文化素养、道德素养以及生态意识等，其是农民在新的组织结构中与人相处、与自然相处所必备的素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利用现代化手段获取资源的能力都对农民技术提出了要求，包括生产的技术与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获取资源的能力，其价值在于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来源。懂经营是从农民职业化的视角而言，农民职业化的目的是让农民从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向规模农业生产方向转变，是在降低生产耗能的同时提升生产效率方式，让农民不仅仅是生产者，而且要成为专业的农业生产管理者。会学习是针对现代社会知识更新速度而言，现代社会的生产技术、沟通技术与交通技术日益更新，且知识与技能更新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农民为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改变传统的离开学校即不再学习的观念，主动积极地学习新知识与技能，同时掌握学习的技能与方法，这样农民不至于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遭到淘汰。 （二）以农民实践性课程为支撑
20世纪70年代，T. Coles归纳出成人学习的动机包括“获取较佳工作必需的资格，取得必备的资格以便进行更高深的研讨计划（例如进入大学），获取资格的过程是有趣且有益的。所参与的学习过程，可使他与他在正式教育制度下的子女与时俱进”[7]。成人学习的动机与儿童学习的差异在于成人学习的动机明确，且与其日常的生活与工作关系密切，关注的是学习的实用性。与此对应的是，成人学习需要实践性强的课程，这样才能解决其生活与工作中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问题。
农民教育的实践性课程有两个维度的含义：一是课程内容的实践性。在人口学意义上，农民教育发展的动力在于解决人口发展中的运作问题、调节问题与分配问题，而此三类问题的解决与农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尤其关系到其物质生产与生活。对于已独立承担社会责任的成人而言，其没有更多的时间面对预期未来，因此农民教育的发展要以解决实际生产生活问题为目的，而此类问题是与农民实际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的。有研究显示，“从事农林牧渔的成人学习者，十分重视‘兽医科学、农业及相关主题’的学习”[8]。农民主要以农林牧渔为其主要生活来源，而兽医科学、农业与其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其生产生活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农民教育课程内容需要具备实践性。二是课程实施方式的实践性。与实践性相对的是理论性，课程实施方式的理论性通常指成人采用非在场的形式学习，例如阅读书籍、听讲座。课程实施方式的实践性指课程实施要以实践的生活与工作过程为基础的现场学习，把课程实施场所搬进生活与工作场所，少理论多实践操作，这样的课程实施过程能使农民产生学习共鸣，体验学习给其生活与工作带来的益处，从而增加学习的动力与兴趣。
（三）以农民学习共同体的创建为手段
1887年，丹麦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d Tonnies）首次提出共同体的概念。共同体指有共同信仰、亲缘关系的个体所构成的社会单位。该概念被引申到学习领域，形成了与学习相关的共同体概念，如彼得·圣吉（1990）提出的“学习型组织”，纽曼等提出的“学习共同体”（New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