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匾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爬梳古代文献，亦有城乡“无处不匾、无室不匾”的描述。也就是说，一块古朴的匾额，往往会反映一个历史人物或一个家族的故事，展示着历史文风、时政、地理、历史以及书法艺术的变迁，也是我们研究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实物例证。
　　早春时节，我前往双凤亭桥头的黎世炎先生府上“访古”，老人的住所虽然是数十年不变的陋室，但里面的陈列犹如一间民间博物馆，从卧室到书房摆满了古玩。不经意间我看到茶几后面摆放着一块两米多长、一米来宽的旧木板。我猜想，这也许又是一件老古董。果然不出所料，他笑眯眯地告诉我道：这是他花了一年的薪金从麻城淘来的清代榜眼郎刘彬士所题寿匾。一提到刘彬士的名字，湖北史学人就会联想到当年“文武三榜眼”的奇闻轶事，而我脑海里则浮现出在台北故宫查阅《清史稿》中的刘彬士原始档案的情形。
　　那是2013年6月11日上午九时许，我与台北故宫女掌门冯明珠在台首次相会，当我向她求证是黄陂哪个村子时，她不加思索地回答：“我老家是黄陂冯家滂。幼年时家父曾告诉我冯家的字派，至今仍记得‘太祖光明，任重道远’八个字。”由于当年的清宫珍贵档案大都被运到台北故宫收藏，而她又是在此校注《清史稿》中崭露头角的，我就请她谈谈清宫中关于武昌首义的记载，并希望看看《清史稿》中黄陂“文武三榜眼”的原始档案。她满口应允，随即吩咐秘书让文献处调阅档案，而后与我侃侃而谈清宫秘史趣闻。
　　约莫半个多小时，一位女士拿来了一摞案卷，一卷刘彬士的档案首先闪入眼帘。我打开“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清国史馆传稿，1886号”卷十五《刘彬士列传》显示：刘彬士，乾隆三十五年至道光十八年（1770-1838），字辅文，号筱圃、筠圃，湖北省汉阳府黄陂县人。乾隆五十九年湖北乡试第三十八名举人嘉庆四年考取宗学教习，嘉庆六年（1801）辛酉恩科会试第二十名进士、殿试一甲二名（文）榜眼及第。自此，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官、会试同考官、兵科掌印给事中、提督湖南学政、光禄寺少卿、礼部侍郎、刑部左侍郎、浙江巡抚、刑部尚书等职。著述《艺经堂时文存稿》、《刘筠圃司寇日记节略》、《海塘纪略》、《春山堂诗文》等。而且刘家是一门两进士，其子刘诚倬，号稚筠，道光十五年乙未科（1835）进士，曾任山西泽州知府。我记得在清同治《黄陂县志·人物志》中，对刘彬士为官之道多有赞誉，称其为人谨厚，动止遵礼法，父老多器重之。他虽身居高官，却不以结纳植私党，不以参劾沽真名，无苞直之私，无声色之好。执掌文衡（科场主考官）多年，他唯才是举，忠爱自矢，喜怒不形，享有“盛德君子”之誉。
　　另一方面，我从刘松余兄收藏的“敦睦堂”《刘氏宗谱》上，也曾欣赏过刘彬士的序文。这篇写于道光元年（1821）的序言，叙介了明初黄陂县令刘拱宸（字守中）由治陂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事略，既言简意赅，又文史兼备，文末还盖有“刘彬士”与“筠圃”两方篆书印章。文中写道：“守中先生，自明初宰陂邑入陂籍，善政炳炳勒于石，遗事煌煌载于志，子孙蕃昌，科名相继，诚为西陵巨族。予幼与公之裔孙等同考交游，久既习闻其事，谒乡贤、名宦二祠，复见庙食馨香焉。而谱之法则自五世观察公访江右而来，取而读之，祖系明，先德著，疏戚定，同异昭，其为例也。”序文的语言则生动活泼，充满了激情。他说：“阅世家大族谱派，少有详明若此者。兹因付梓板刻，赴京索叙于余。余寄身台阁公务，旁午于退食，自公之余重阅谱谍，益觉原原本本，条分而缕析，脉贯而丝联，不禁欣然起舞，曰：‘美哉。’”这里的“西陵”即黄陂县旧稱，“名宦”是指刘拱宸事略曾入选清雍正《湖广通志》卷四十三“名宦志”。《通志》云：“刘拱宸，字守中，吉水人。洪武二年，以贤才荐知黄陂县。性廉洁。邑民郭俊英掘地得黄金极多，以三斤十二两进，拱宸正色却还之。时文庙倾颓，与广文周贤合力捐建补葺，二程读书处访得裔孙名祖川者，令其守护。暇即训课士子，一时人才蔚起。在任七年，士民纪其善政十二条于石，以志不忘。后以老乞休，贫不能归，遂家于陂。”刘彬士只在落款中称“同宗”，未道其承接关系。而“同宗”有同一家族或同姓两层含义，所以刘彬士与刘拱宸是否一脉相承，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

　　穿过百年时间隧道，如今能够亲眼目睹清代榜眼郎刘彬士所题匾额，我不禁为黎老竖起了大姆指点赞。我对文物收藏是门外汉，但却十分喜欢欣赏古朴的匾额，每每到故宫、孔府与五台山、九华山名刹等，都会站在匾额前仔细观瞻，觉得读匾如读史一样，颇有韵味。我曾在多部拙作中，收入了北京孔庙大成殿、汉阳归元寺、台南赤崁楼等文物匾额图片。因为一块优秀的匾额不仅可以令人欣赏到凝练而传神的匾文，而且能够完美地再现书家俊逸的掌上风云，还可观赏那巧夺天工的背景纹饰图案与雕刻工艺，这是一种语言艺术、书法艺术、绘画雕刻艺术的三度审美享受，颇具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正所谓：“以匾研史，可以佐证；以匾研诗，可得诗眼；以匾学书，可得笔髓。”
　　了解一块匾额所承载的文化，可从匾文、雕刻及其制作等方面入手。作为民间综合性技艺的展示，匾额历经长期的积累与演变，形成了融词赋诗文、书法雕刻、绘画篆印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身的特点。为了弄清这块榜眼郎所题木匾承载的历史与文化，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这个几百斤的笨重木匾挪到走廊，一看究竟。刘氏所题木匾的外观尺寸，是一个长二点五米、宽零点九六米、厚零点零四米的横式长方体。这块匾额之所以历经百年沧桑，大体保存完好，是因为其材质为珍贵树种楠木。古往今来，无论是皇帝、大臣，还是黎民百姓，或是学者、古典专家，均对国产珍贵木材——楠木情有独钟。诸如，明十三陵长陵的祾恩殿是现存最大的楠木殿，殿内的六十根巨柱，都是用整根金丝楠木制成的，直径很粗，得要两人合抱。承德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也是目前首屈一指的楠木宫殿。民间收藏者也不乏楠木家具、牌匾、楹联等。细看这块匾额的正面，除几排突起的文字外，几乎是平如镜面的一个整体，装饰也十分考究，以漆包金缠枝暗花图案为底色，符合清代中期的风格。如今，这些花纹图案虽风蚀百年，仍清晰可见，暗黄金色亦熠熠生辉。再看背面方知，匾额并非一块木板，而是由四块楠木拼制而成。 　　匾额上的文字是一块匾额的主题与灵魂。匾文包括款识和正文组成，其中款识的前后（或上下）部分，又依据题款者和受匾者的身份不同而格式迥异。一般而论，优秀匾额的文字往往是引经据典，字字珠玑，多凝聚了中华人文要义，承载着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等优秀道德，也与中华文明的神、魂、道血肉相融。刘彬士所题之这块匾文，用每个高70厘米、宽50厘米的四个行楷大字“双寿同珍”贺寿，可谓匠心独运，不落俗套。这位榜眼公笔下匾文的绝妙之处，就在于他用人们常见的福寿双全（双寿）之类的用语，深入浅出地诠释典故“珍寿”：古人往往将一百一十一岁以上或一百二岁以上的寿星称之为“珍寿”，意即能活到这么长寿是相当珍稀的事。由于珍寿一词不常用，所以刘公就用喜事成双的“双”和白头偕老之意的“同”，将“珍寿”重新排列组合为“双寿同珍”，文雅与别致，恰到好处地将白氏夫妇长命百岁的意蕴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失为中国文辞之美与工艺之美的集大成者。

三

　　观瞻匾额的款识，可以明了题匾人与受匾人的关系，以及当事人的身份。我们将这块清代匾额拍照放大后，仔细辨认，方知右上角有“筱圃”二字，略显红色印迹，此乃刘彬士的别号闲章。现今的匾额与书画作品款识，也沿用此法。据笔者目力所及，清代匾额的题款格式大抵有两种：一是题匾人将自己的身份题在上款（或称右款），一是将受匾者身份及题匾原由书于上款。这块匾额的题款属于后者，款识文字放大后大体可以辨认，上款为“恭祝玉翁年长兄白老先生、德配白母王老夫人”；下款：“钦命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光禄寺少卿、提督湖南学政加三级年家弟刘彬士。”美中不足的是，此匾下款的刘彬士印和闲章均已脱落，木匾背后也稍有损坏。这位白玉翁先生何许人也，刘彬士为何给他题匾？从上款的称呼得知，白氏是刘彬士的“年长”。这里的年长不是单纯年龄大一些，而是科举时代同科或同榜取得功名的专有名词，诸如年长、同年等。也就是说，他们是参加科举考试时，同时金榜题名，只是在年龄上白氏比刘氏稍长。作为“同年”，他们大抵有三种可能：同科秀才、同科举人或同科进士。经查阅清代《清代湖北进士题名录》，嘉庆六年辛酉恩科（1801）湖北省共有十四人中进士，其中黄陂、黄冈、江夏、监利四县各二人，武昌、竹溪、蕲水、江陵、兴国、汉阳六县各一人，就是没有麻城人，也没有白氏的名字。而根据当时黄陂与麻城分别属于汉阳府与黄州府的不同行政区，刘彬士与白氏不可能是同科秀才。据此分析，他们只有一种可能：同科举人。而下款中的“年家”，则是科举时代同年登科者两家之间的互称。至于题款时间，下款中末尾被风蚀掉，我们只能从“光禄寺少卿”与“提督湖南学政”的任职时间来判定题匾时间。经查对，刘彬士被授予“光禄寺少卿”为嘉庆十九年（1814），“提督湖南学政”嘉庆十八年（1813）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二者交叉分析，其题匾时间应为嘉庆十九年至嘉庆二十一年之间。此时，刘彬士时年三十五岁左右。
　　为详细了解该匾的来龙去脉，我们来到该匾的原主人、麻城市中館驿镇浦兴集村王远倭家。王家是一栋连三间的老屋，青砖素瓦，大门、窗户从未动过。走进一重大厅，有天井及鼓皮隔扇。这位七十四岁老人说，大匾就挂在这面墙上，他小的时候这块匾就挂在这里了。“文革”时，将大匾藏在阁楼上和杂物放在一起，才得以保存下来。由此看来，此匾悬挂于白玉翁夫人王氏的娘家。

四

　　作为一代文星和朝廷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刘彬士生平桃李满天下，所题匾额近年来也在湖北、湖南多次现身。从刘氏家族发现的两块刘彬士题匾中，可窥见其尊老爱亲、忠孝节义情怀。七年前，笔者在撰述《无陂不成镇》时，在刘彬士传中就曾配发了一帧刘彬士为其母亲六十大寿所题“萱粲花甲”的木匾图片。此匾的款识文字十分清晰，只是款识中的上下款位置，正好与“双寿同珍”匾互换。即上款为“钦命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备兼理粮饷加三级刘彬士拜题”；下款为“大懿德凤母陈太夫人荣进花甲，道光七年（1827）岁次丁亥仲冬月毂旦立”。而且“刘彬士印”与“筠圃”的两方篆书印章的笔划边框一清二楚，与《刘氏宗谱》上的印章完全吻合。从书法风格看，“萱粲花甲”与“双寿同珍”虽同是行楷，前者彰显豪放之风，后者似以拙为美；二者的雕刻手法迥异，前者每个字与版面的分界线泾渭分明，因受风蚀更强一些，几乎接近阴刻；后者也许是强调装饰效果，四个大字则更凸出一些，款识相对弱化，近乎于油漆书写一般。按款识判断，时年四十七岁的刘彬士，此时已经是位高权重的大员。可是，他为母亲贺寿的匾额竟是一块纯木质，没有像白氏那样用漆包金进行精心装饰。从这一实物，再次印证了榜眼公的简朴行事之风。
　　无独有偶，湖南邵阳的一位藏家也收藏了黄陂刘彬士为陈母蒋氏七十一岁所题寿匾“淑德遐龄”。该匾上款为“钦命大理寺少卿、提督湖南学政加一级刘彬士题”，下款为“嘉庆二十三年仲秋月毂旦立，母蒋孺人七十晋一寿，庠生陈学礼立”。题匾时间是嘉庆二十三年即1818年，这比“双寿同珍”匾额迟两年。而匾文的书法风格，跟“淑德遐龄”与“萱粲花甲”的字体更为相似。也许是这两块匾额同为纯木、没有漆包金装饰之故，其风蚀程度大体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