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单程的旅行，没有导航，充满变数。网上流行一个金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
　　当“明天”成为“昨天”，“意外”已成了“回忆”，那些“事情”“事故”也渐渐模糊，浓缩为“故事”。
　　霍举芳，上世纪50年代初出生在上海市普陀区。朝阳路上的一栋二层小阁楼，留下了她关于童年的记忆。
　　11岁那年，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她和家人一起，突然被车子拉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安徽定远。后来，她从大人嘴里断断续续知道，他们“下放”了。
　　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学校，陌生的住处，最先让她和姐妹们感受到的，不是新鲜，不是好奇，而是城乡之间巨大的反差。霍举芳是家里的老二，她倒是心宽：天塌下来，有大姐撑着。她和乡村的孩子很快就打成一片。
　　一个意外出现之后，往往新的意外会接踵而至。
　　16岁那年，霍举芳已经辍学两年，姐姐出嫁了，她也被介绍给大队的一个会计，并且很快与对方定下婚期。
　　这段不被家人也不被外人看好的婚姻，安静地走了下来。他们生育了六个子女，最后的一儿一女实在养不起了，被外地人登门抱养走。过了几天，霍举芳和老公有些反悔，又觍着脸上门要了回来。
　　后来，根据新政策，上海下放户可以回城，但是，已经在农村成家的除外。霍举芳和姐妹都被排除在外，这时，她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
　　在偏僻的定远乡村，也发生过让人开心的意外，只是来得有点晚了。2007年3月的一天，乡邮政局的邮递员突然找到霍举芳，递给她一张汇款单，上面写的名字是：霍小妹。那是她多年未用的乳名。是谁给她汇来100元呢？她搞不清楚，只知道来自故乡上海。自此之后，她每个月都会准时收到一张汇款单。直到现在，汇款金额已经涨到每月815元。好几年之后，霍举芳才弄清来龙去脉，这是上海民政部门给当年未回城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费，从他们退休之时开始发放。
　　这笔意外的汇款，让霍举芳常常回想起温暖的童年，回想起父亲的拿手好菜。父亲原来在上海武宁路开过饭店，后来改成公私合营。不幸的是，她的小姨父是国民党高级官员，1949年败退台湾前，偷偷跑到霍举芳家住过一宿。有人写大字报举报她的父亲，他因此入狱，坐了几年大牢，因为生病，才被保外就医。最受打击的是母亲，她一气之下，把近200平方米的二层阁楼卖了，得了800元钱。而后，她带着三个女儿，匆匆离开伤心地，去了定远，一“定”很“远”，竟是终生。
　　在人生的过山车上摸爬滚打的霍举芳，比许多同龄人更为开朗、豁达。即使人到晚年，在最不能忍受的家庭意外面前，她依然选择了坚强。
　　2018年2月，霍举芳最小的儿子张健——当年被人抱走又给抱回来的那个男孩，突发脑溢血。在医院抢救了两周，他还是走了，年仅35岁。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该多疼。可是，霍举芳跟老伴还是在儿子的器官捐献志愿书上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早逝的儿子，最后让四个人重见光明，三个人的生命得以延续——这是一个乡村农妇令人刮目相看的举动。
　　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年近古稀的霍举芳，有一种独特的解压方式，一天两顿，一顿二两白酒。桌上有了菜，杯里有了酒，一啄一饮，话渐渐多起来，她常常说起自己的陈年旧事。小辈们知道，真正的放下，不是绝口不提，而是笑着谈起。
　　每一个酒杯里，都斟满故事。霍小妹，来，跟往事干一杯！
　　實习编辑 王晨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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