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年前，我作为一个股份公司的监事长，没有能够有效击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丑恶势力的侵扰，让我一手策划成功改制的股份公司遭到毁灭，让那些无辜的股东受到经济损失，至今想起来还时时自责。如果当初我尽了职责，结果是有效维护股东们的经济利益，还是根本无力维护股东们经济利益，却也让我陷入某种困境，现在看来都是难以臆测的。用来安慰我自己的，只是这样的一些理由：严冬没有过去，提早破壳而出的雏燕，其命运不在自己的手中。
　　1987年春，我受到大学同学林涯的鼓动，从经济科学出版社调到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我看中的是研究所的作息时间灵活，比在经济科学出版社还“自由”，没有所谓的考勤，但是人人都很自觉，大家都一门心思做该做的事情。当时我也是怀着做一番宏大事业的雄心来到这个可以“通天”的独一无二的超级机构。说它“独一无二”是有理由的，所长陈一咨是赵紫阳总书记的经济顾问，副所长周小川同时担任着外经贸部的部长助理职务，全中国也没有这么牛的研究单位了。
　　研究所的机关刊物叫做《中国：发展与改革》，我去以前编辑部只有两个没有编辑职称的女青年做编辑工作，她们在编辑方面显得不十分专业。主任王小龙是主持编辑部工作的一把手，但是我后来知道他也参与研究所的许多其他重大项目，所以很需要我这样的熟手编辑来充实力量。当时能调进体改所的，绝不是庸庸之辈，除了像我这样的特需的编辑专业人员。
　　研究所的成员都很年轻，我这个四十岁的编辑就算是大龄青年了，我记得只有所长陈一咨比我年龄大几岁，此外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了。80年代后期，那可是个充满激情的时代，单位里、社会上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都在为中国的改革大业奔波忙碌着，人们的心气很旺盛，上上下下充满了活力。研究所每周有两天的下午是开辩论会，辩论的话题在今天看来绝对高大上，那口气都是“天下兴亡，舍我其谁”，好像今后国家这艘航船的舵把子，就握在自己的手心里。辩论是热烈的，有时也会因为歧见突然爆发冲突。有一次吴敬琏的学生高梁（顾准的儿子）听到有人发表了曲解吴敬琏先生主张的发言，当即大发脾气，一下子会场就静了下来，只听他一人滔滔不绝地发泄愤怒，好一会才在主持人李俊副所长的斡旋下回到辩题上。但是人们那时的动机都很纯正，似乎所有人在乎的只是“真理”，激烈的争论甚至争吵并不会对当事人的人际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我很是珍视那段时间的经历，我是在不经意间，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到那个中国改革大潮的浪尖上的，身处其间后发现，这里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具有活力、最勇敢、最富有献身精神的精英，我自愧不如，甘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后台工作，如编辑、调研、文字加工和文稿审定方面的工作。
　　由于早先结识了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创业的几个朋友，没有几天我就主动地提出报告，做一次把在中关村的科技企业改造成股份制企业的尝试，这是在做编辑工作之余的额外工作，我这是主动给自己加码，希望能做出让同事们敬佩的成绩来。所领导很认同我的这个主意，很快就得到了批准。
　　现在人们都知道了，大部分第一批得到机会勇敢地站出来“吃螃蟹”的人多多少少都是有来头的。我所结识的那两个在中关村创业的哥们也是有背景的。陶晓峰，他父亲是陶鲁笳，中央委员、山西省长；杨传智，是韩伯平（北京市副市长）的女婿，两个人都很敬业单纯，他们两人合伙开办了一个科技企业，开始时叫“通用技术研究所”，他们都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专业方向是流体力学的应用工程，最接近完成进入产品化的成果是伺服流量计，已经投入了不少精力和资金。在资金感到紧张的时候，一个新入伙的叫吕平的人利用倒腾小型机挣了一些钱，给这个研究所增添了不小的能量。“通用技术研究所”的地址在魏公村3号的一个小院子里，这是杨传智在1985年花了3000元买下的。3000元钱人民币，能买魏公村的一个有六间正房的小院子，现在的人们很难相信吧，现在如果那个小院子还在，3000万您也别想惦记着了。在后来，还想把院子后面有个小院子的两间房买下，对方出价8000元，却迟迟不办手续，最后花了一万多才办妥，这已经是1988年的事情了。说现在房价飞涨，其实涨价的加速度最疯狂的时期是80年代初期。
　　得到体改所的领导认可后，我把我的想法先跟介绍我和他们相识的陶小兵说了，陶小兵是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跟我同住在马甸附近的一个院子里，——他是东北人，跟陶晓峰不是同宗关系。陶小兵转天就约我和杨传智他们见面，我刚刚一说开头，他们马上表态赞同，杨传智当即就给我支了200元备用金，并催促我尽快开展工作。又过没几天杨传智就给我开了数额很让我颇感意外的兼职工资。既有利益诱惑，又有兴趣在先，当时我的劲头可足了。此后我跑了许多的相关的政府部门，有海淀区政府、工商局、税务局、海淀区科委、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人才交流中心……，最后时间拖在了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因为把普通的民办企业改成股份公司在北京没有先例，在全国也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企业要更名，可是工商局又要求先改制——研究所不能直接变成为股份公司，那时要想报批一个公司手续都特别麻烦，更何况是股份公司了。反反复复不知道在工商局和人民银行之间来回跑了多少路，最后是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金融处副处长刘逢年同志给做劲，才拿到了北京市分行的批文，工商局随后给办理了更名手续。其中给予关键性帮助的还有张克俭同志，他被我请到工商局帮助说服专管企业注册登记的办事人，这才破了例。当一切妥当之后，杨传智叫我想办法对提供这些巨大帮助的有关人士“表示表示”，也不知道是我无能还是人家小心翼翼保持廉洁，我都没有“表示”成功。
　　然后是印制股票。我找到先前在一起开过会的王四海，他是教育科学出版社的美编，他也很做劲，两天的时间就做好了，样票是彩色的，参照了我提供的法国银行的金融券。拿回来以后，杨传智、陶晓峰都很满意，就开始付印了。与此同时，我找到好朋友王松奇和林涯，请他们俩做独立董事，他们也很愿意承当此任，很快我安排他们到海威公司（魏公村3号那个小院子）跟杨传智见面谈了话。
　　让我最为操心的事情是后来公开发售股票的那一天。记得是10月初的一天贴出的公告，说是10月8日上午9点在海威股份公司门市部临街的铺面门脸房发售海威公司的股票，我还煞有介事地规定了限制每人的购买数量，害怕那天遭遇冷场，没有人来光顾。没想到当我早早地来到门市部的时候，早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我当时很兴奋，公司的所有人都很兴奋。一开门气氛热烈，但是这些准股东们都是讲秩序的人，没有出现令人不快的局面。到最后，先来排队的那一大群人过后，到中午就渐渐地不那么拥挤了。我们几个一看这么个势头，就动了个心思，商量一下就对外宣布股票已经售罄，到了下午还有了陆续上门来买股票的，只好用好言相劝。真有执着的，死磨硬泡，硬是要我们偷偷地卖给了他。那一天一共卖了80多万股，每股1元，这80万元那么一大堆，那时还没有百元大钞，钱多得让我害怕。保险柜放不下了，就放在办公桌的柜门里，最后，还是几个人一齐保驾趁着天还没有黑把钱运到银行才算是把心放下。 　　股票发售成功，在报知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等有关部门以后，就开始筹措召开股东大会的事情了。没想到此时发生了变数，海威公司的副总经理吕平从中作梗，说什么也不让我邀请两位独立董事参会，说什么“咱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哪能让别人轻轻松松地拿走”，就硬是把“独立董事”这一项给撤掉了。这个人说话那么硬气，连杨传智也没有勇气否决他这个没有见识的意见，原因后面还会提及。
　　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是在中央民族学院的大礼堂，我这个监事长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连写会标都是我亲笔写的，累归累，可是心里别提多兴奋了，想到自己的一个创意马上就要实现了，这可是一件在中国开先河的大事啊。……前前后后一共花了我小半年的时间。
　　临到开会的那天上午，有一件事情让我不开心了，原先说好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的刘逢年副处长不来了，说是有事，来通知这个消息的张克俭也只是在场外跟我合了个影，就匆匆离去，这是什么意思？我心里开始打鼓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感到对先前的“激进”做法有些后悔，大概是受到了来自上面的压力。是啊，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都是要担风险的，何况是机制内端着铁饭碗的官员呢。股东大会倒是开得很顺利，一切都按照预先设计好的议程进行，原先设想的种种意外的情况都没有发生，我也被选为股份公司的监事长。统计票数的时候，还发现有一些股东在选举董事长时还在选票上写上了我的名字。
　　但是后来的事情却让我感到无奈。我原先想，改制成股份公司以后，公司的运作就应当按照股份公司的规矩办，实际上不是，一切照旧，所有大的资金运作仍然是杨传智和吕平两个人的博弈，或者说他们之间的“暗箱操作”，我这个监事长根本没有被他们放在眼里。做大经营决策，如杨传智主导的开办海威大酒家这个项目都签约了，我才知道。出于面子的考虑，我没有做出反应，这是我的不是。这个大酒家是预先租下老北京风情街的一个酒家（租下时还是刚刚完工的毛坯房），预先交付20年的租金，这是个大的投资项目，记得有50万元。最要命的条款（这都是我事后才知道的）是要认可经营这个酒家的，是“跑”来这个项目的一个姓伊的人。对他的人品、资质、能力根本不了解，事后果真出事就出在那个人的人品上。酒家开业时，真叫是好不热闹，社会知名人士来了不少，跟我坐一桌的是罗京，他话不多，总像是对所有人都怀有戒心似的。我只是在这次宴会上品尝了燕窝鱼翅这样的高等级的佳肴，我还真感觉它们远没有红烧排骨好吃。
　　开业不久，就见代表股份公司最高层被派往酒家的公司办公室主任李金生（担任酒家的副总经理）不时往公司跑，开始时是跟杨传智抱怨那伙人不地道，后来就是我们几个核心人物商量怎么个对策。过了一个多月李金生竟然被赶了回来，情况越来越糟，酒家的资金的运用成了公司运营资金的无底洞，危机已经酿成，无可挽回。公司的内部也出了事，公司的副总经理吕平一看自己辛辛苦苦倒腾计算机挣来的钱都给那群饿狼卷了去，也动了歪心眼，开始不择手段地往外转移资金，引发了两个最高决策人之间激烈的冲突。本来两个人就是不同类型的人，一个是技术专业的人（杨传智），开创期间花的钱多，效益远远地没有收回，一个是商人（商人），利用与华北计算机厂的特殊关系搞来当时很紧俏的最新型的计算机，挣了不少钱，能让海威公司这么迅速地崛起，绝对离不开他掏来的这第一桶金，这也让他在公司里说话办事特别有底气。
　　我在这档口很是为难， 一个是身份——兼职人员，我的正式身份还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个是职位——监事长，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人能认识到监事长对股份公司的权限有多大，老板说不认就不认，没有地方说理，只好试图从实际的问题抓起。于是我决定深入酒家，先清查酒家在资金运用方面的问题，就以股份公司的监事长的名义检查酒家的资金情况。那群没有文化素养的人根本不把我看在眼里，在我耐着性子坚持下，终于看到的是一堆烂账，根本不按照会计准则做账，一大堆白条子，数额进项出项对不上。回来向杨传智汇报，只记得他直着双眼，一言不发。我也理解，他比我更为难，里里外外的压力比我大多了。……那些天，我吃不好睡不着，肠子都悔青了，把书本上的条条框框和自己的热枕当成了现实需求，辛辛苦苦地落了个这样的结局，真不知道今后怎么收场。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陷入困境不知所措时，正好我原来的单位：经济科学出版社打电话要我去参加建社五周年庆祝会，我心想，我已经离开了出版社怎么还邀请我参加呢？好在时间有的是，又能让我分一分心，就按时去参加了。虽然离开一年了，见到老同事还都很亲热。庆祝会也开得温馨热闹，吃吃喝喝，还拉节目唱歌朗诵，全然没有把我们几个已经调出的当成外人，跟几个已经调离出版社的编辑见面后也有一大推的话要说，让我暂时忘记了海威公司那些的堵心事。会后，总编辑李松年先生专门找我到他的办公室谈话，后来我才悟出来，这是出版社的初衷。又一阵寒暄之后，他问我近来的情况，我没敢如实汇报，只说外面“风浪挺大”，老先生似乎听出了什么，就说：“出版社现在拓展业务很需要人，尤其是编辑，人手不够。出版社还引进了计算机管理系统——0520系统，你又在国家计算机管理局待过，比我们早接触了这个先进的玩意，借助它肯定能帮助出版社改进管理水平。因此希望我尽量考虑最好能调回来。”他还说，这不是他个人的意思，出版社其他的几个领导也对我印象也不错，动员我回来是社领导的集体意见。
　　你想想，在我的面前摆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冷飕飕，时时得提防小人的尔虞我诈；一个是暖烘烘，人走了可还想着你，还这么热情地希望你能调回来……。我能怎么办？当时我就答应下来了。手续办的极快，一两天的功夫就完成了调动的手续，又回到出版社当起了编辑。
　　体改所是个超速运转的旋风眼，人员调动很频繁，进来一个不太容易，进来的人想走，——就一句话，根本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可是海威那头的事情没有算完哪！没过几天，海威的两个股东代表（也是股东监事）就找上门来，其中一个我记得叫黄吉连，到出版社找到了我，当时管会议室的人不在，没有钥匙，我只在院子里接待了他们，我也知道这样很不礼貌，但是我怕这些糗事让别人听见，好像是我在外面捅了篓子逃回来的似的。他们拿着一个文件的复印件给我看，我一看就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是股东们把情况捅到了最高层，我都没有注意是那是哪个部门的文件，只看到文件的眉批就眼前一黑，定了定神，看清楚是李鹏签署的意见是“一定要追查到底”，赵紫阳写的是“以后不要再搞海威这样的事情了”。那一天我已经不记得是怎样送那两位股东代表走的，只记那段时间干什么也提不起兴趣，度日如年，听任什么更糟糕的事情临头。还好，事情后来竟然变得悄无声息了，我也没敢再去一趟海威公司。
　　后来海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当然地没有了，那些股东的损失也当然地找不回来了，主要的责任虽然不在我，但是，要是没有我当初那个“异想天开”，也不会让那些股东遭受经济损失。日子渐渐地平静下来，以后也没人来找我的麻烦了，可是这段经历让我从此收敛了“野心”，从此我知道了，做大事首先需要的是一个人的胆量和毅力，也认识到我不是一个能担当事情的人，今后只有老老实实地伏在案头做自己所擅长的文字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