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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认知环境是它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在关联理论和关联翻译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分析英语读者和汉语读者认知环境中文化因素的差异，认为为使译语读者在认知推理的过程中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佳关联，明晰化是必要的翻译手段。
关键词：关联理论关联翻译理论认知环境翻译明晰化一、引言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译语读者在翻译文本的接受和传播中起决定性作用，离开译语读者，翻译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译者作为桥梁和媒介，必须考虑到译语读者的接受和理解能力，通过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使得译语读者能够成功理解源语作者的交际意图。源语作者和源语读者能够成功进行交际，是因为二者具有相似的认知环境和相互认同的语用预设，因此源语读者能够获取文本中隐含的话语意义，从而推断出作者的意图。然而源语读者所拥有的文化信息、社会经验、先有知识在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并不存在或不尽相同，因此译语读者可能无法正确理解原文中的文化内涵、逻辑关系和作者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由此可见，认知环境是翻译这项跨文化交际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根据关联理论，言语交际是一种明示-推理的认知活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作为受话人，由源语作者的明示激活有关认知环境，寻找最佳关联，并进行推理，以明白源语作者的交际意图。然后，译者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和对原文的期待，对原文信息进行重构。在译者寻求最佳关联时，文本势必会产生一些变化。王克非（2003）通过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考察英汉/汉英译本的文字量变化，发现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译本都发生目标语扩增现象。他认为明晰化的翻译手段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本文在关联理论和关联翻译理论的框架下，以典籍翻译为例，通过分析英语读者和汉语读者认知环境中文化因素的差异，认为为使译语读者在认知推理的过程中成功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佳关联，明晰化是必要的翻译手段之一。
二、关联理论和关联翻译理论
（一）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由Sperber和Wilson在其专著《关联性：交际与认知》（1986/1995）中提出。它将交际当作是一种认知活动，认为“人类认知过程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投入去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为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就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最关联的信息上”（Sperber&Wilson，1986、1995：Preface）。关联理论有两条重要原则：第一条原则（认知关联原则）：人类的认知倾向于同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相吻合；第二条原则（交际关联原则）：每个话语在交际中都应设想为具备最佳的关联性（Sperber&Wilson，1986、1995：260）。“关联性”的强弱跟两个因素有关：处理努力和语境效果。在同等条件下，处理努力越大，则关联性越弱；语境效果越小，则关联性越弱。可以被假设存在的关联性程度既考虑到了说话者的利益，又考虑到了听话者的利益，Sperber和Wilson把它叫作最佳关联性程度。他们提出了“最佳关联性假说”：1.该明示性刺激信号具有足够关联性，值得听话者付出精力进行加工；2.该明示性刺激信号是听话者能力和意愿所获取的关联性最大的信号（Sperber&Wilson，1986、1995：270）。
根据关联理论，语境是一个心理结构体，是一系列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假设。Sperber和Wilson提出了“认知环境”的概念：“一个人的总的认知环境是他所明白的一系列能感知并推断的事实构成的集合：这所有的事实对于他来说是显明的。一个人的总认知环境是由他的认知能力和其所处的物理环境所决定的”（Sperber&Wilson，1986、1995：39）。只有当说话者对受话者的认知环境的假设和理解的期待符合受话者真实的认知环境和推理结果时，交际才算成功。交际双方在认知环境上越趋同，交际也就越容易成功。
（二）关联翻译理论
关联翻译理论由Sperber和Wilson的学生Gutt于《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1991）中提出。Gutt将关联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中，指出翻译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是与大脑机制密切联系的推理过程，它不仅涉及语码，更重要的是根据动态的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而推理所依据的就是关联性。作为交际的翻译，在源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语码的选择根据的也是关联性。
翻译最明显也是最普遍的限制是源语和译语语言上的差异，另一大限制是存在着语境差异。人们通过结合命题和语境的信息来获取话语含义，“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处理，翻译才有可能成功”（Gutt，1991：230）。为使源语作者的意图与译语读者的期盼相吻合，译者必须考虑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Gutt认为，译者在翻译时应“寻求最佳关联”，即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具体包括两点：1.译文要“与译语读者产生充分的关联”，即“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2.译文的表达方式“让译语读者无须付出不必要的努力”（Gutt，1991：107）。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
三、明晰化和翻译
明晰化这一术语在西方是由Vinay和Darbelnet（1958、1995）最早提出来的（Shuttle worth&Cowie，1997：55）。“明晰化”作为一种翻译技巧，指将原作的信息在译作中以更为明确的方式表述出来；它与增词法技巧密切相关，但还包括增加额外的解释、直接表达出原作隐含的意思、添加连接词，等等。（贺显斌，2003）
Klaudy（2004：81）则依据明晰化形成的原因，将明晰化分成强制性明晰化、非强制性明晰化、语用明晰化和翻译固有明晰化。强制性明晰化包括句法明晰化和语义明晰化。它使译文文本符合译语的语法规范和逻辑。非强制性明晰化是由两种不同语言的篇章构建策略和文体偏好差异所致。语用明晰化则指由于源语和译语文化的差异，译者常常在译文中添加解释。翻译固有明晰化是翻译过程固有的，与源语和译语都无关。本文所关注的典籍中的文化因素翻译，属于语用明晰化。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产物，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受文化差异的制约，对于源语作者和读者来说显而易见、耳熟能详的文化背景知识，可能难以在译语中找到和源语文化意义相对应的、承载同样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因此，译者在译文中要采取一定的策略，将原文朦胧晦涩的部分解释得更加清楚明白，以填补两种语言之间文化上的缺口，这就产生了语用明晰化。
（一）文化因素缺省和明晰化翻译
典籍是文化的精华，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因素。其中的许多文化因素在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并不存在，这就造成了文化因素缺省。如果忽视这些文化因素，那么译语读者就无法理清语篇关系，导致语篇连贯出现空位、语篇解读失败。根据关联翻译理论，为了寻求最佳关联，译者需采取明晰化的翻译手段，通过增补等方法，为译语读者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使他们能结合语言意义，理解原文内涵和语篇逻辑。
（1）当下秦氏引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宝玉抬头看见是一幅画挂在上面，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也，心中便有些不快。（《红楼梦》第五回）
译文1：Keqing led the party to an inner room， where Baoyu noticed a fine painting of “The Scholar Working by Torchlight”.Without even seeing who the artist was， he took a dislike to the picture. （Yang Xianyi & Gladys Yang）
译文2：Qin-shi conducted Bao-yu and his little knot of attendants to an inner room in the main building. As they entered， Bao-yu glanced up and saw a painting hanging above them on the opposite wall. The figures in it were very finely executed. They represented Scholarly Diligence in the person of the Han philosopher Liu Xiang at his book， obligingly illuminated for him by a supernatural being holding a large flaming torch. Bao-yu found the painting ——or rather its subject ——distasteful.（Hawkes）
“燃藜图”出自中国的一个典故。传说西汉学者刘向治学勤勉。有一晚深夜蜡烛熄灭之后，仍在黑暗中背诵经书。忽有一黄衣老人，手拄青藜杖叩门进来，接着点燃杖顶，为刘向照明，并传授他古书。刘向问他姓名，他说自己乃是太乙之精。“燃藜图”画的就是黄衣仙人手执点燃的青藜杖为刘向照明的画面，意思是劝人勤学苦读。贾府希望宝玉能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以后光宗耀祖，因此经常强迫宝玉读书。偏偏宝玉又是个“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的“混世魔王”，最讨厌读书，因此一看到“燃藜图”就不高兴。英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没有“燃藜图”这一语境假设，如不加以明晰化翻译，他们就不会理解为何宝玉看到这幅画“心中便有些不快”。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分别采取文后注释和直接在译文中加以解释的方法，为英语读者的认知环境增添新信息，给他们提供了充分的语境效果，从而为英语读者获取最佳关联，为成功理解语篇提供了必要条件。
（2）绝 句 A Quatrain
赵孟頫Zhao Mengfu (1254～1322)
溪头月色白如沙，Moonlight on rivulet looks white as sand;
近水楼台一万家。By riverside ten thousand houses stand.
谁向夜深吹玉笛？Who plays on flute of jade when night is long?
伤心莫听后庭花。A broken heart can’t bear heart-breaking song.
在汉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后庭花”指的是南朝陈后主创作的歌曲《玉树后庭花》，它是哀伤的亡国之音。诗人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虽身为贵胄，但生不逢时，青年时期南宋就亡国了。他是宋朝皇室后裔，却降志辱身，出仕元朝，因此心中常感愧疚。在这首诗中，通过激活“后庭花”这一语境假设，汉语读者可以感受到诗人痛惜宋朝的覆灭，流露出的身世之感、亡国之伤。而在英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没有“后庭花”这个概念，如果把它单纯翻译成“Blooming Jade Trees”，英语读者容易把它想象成是一首描绘鲜花盛开的玉树的歌曲，他们会疑惑，为什么伤心人不能听这首歌。许渊冲在翻译时，对于“后庭花”这个词采取了意译的翻译方法，告诉译文读者这是一首让人心碎、惹人哀思的歌，并加以注释，解释了它的作曲背景：The heart-breaking song refers to the “Blooming Jade Trees” composed by the last emperor（553～604）of the Chen dynasty， whose capital of ten thousand houses was captured by the foe while he was playing a flute of jade on a moonlit night in 589。如此一来，英语读者获取了充分的语境信息，就可以结合“A broken heart”来理解原诗的含义。
（二）文化因素冲突与明晰化翻译
源语读者所拥有的文化信息与译语读者的文化信息截然不同，这就造成了文化因素冲突。译语读者在自己的认知环境中激活了错误的语境假设，付出了不必要的努力，造成了语篇解读失误。因此根据关联翻译理论，文化信息冲突也需要译者采取明晰化翻译手段，调整译语读者认知环境中的语境假设，让他们无须付出不必要的努力，来理解源语作者的交际意图。
（3）山 家 Mountainside Cottage
刘因Liu Yin (1240～1293)
马蹄踏水乱明霞，Crossing the brook， my horse’s hoofs disturb clouds bright；
醉袖迎风受落花。Drunk， my sleeves flap with falling petals in breeze light.
怪见溪童出门望，I wonder how the lad knows my coming and wait；
鹊声先我到山家。The magpie’s song arrives before me to his gate.
在中国，喜鹊是一种吉祥之鸟，是喜庆、吉祥、幸福、好运的象征。人们把喜鹊叫做“报喜鸟”，认为它的叫声预示着喜事发生或者贵客临门。诗人通过喜鹊一词的文化内涵，向读者暗示了为何溪童知道有客拜访：虽然“我”还没到山家，但是喳喳的鹊声预示着有客人到来，因此小童出门张望等待。整首诗充满了山野情趣，反映出作者欢乐明快的心境。然而在英语的认知环境中，喜鹊一词含有“饶舌”的喻意，它所包含的文化信息跟汉语读者完全不同，因此英语读者对原诗的理解可能出现偏差。许渊冲在翻译这首诗时在文外加以注释：The magpie’s song was believed in ancient China to announce a good news or the arrival of a guest. 通过译者的明晰化翻译，英语读者接收到这一新信息，旧的认知环境转变为新的认知环境，从而为成功理解原诗、实现作者的交际意图提供了条件。
（4）寒食日 On Cold Food Day
虞集Yu Ji (1272～1348)
江山信美非吾土，The land is not mine though beautiful it appears；
漂泊栖迟近百年。My father and myself have roamed a hundred years.
山舍墓田同水曲，By waterside their cottage stand and graveyard lies.
不堪梦觉听啼鹃。How can I bear to hear cuckoo’s home-going cries!
神话中，蜀王杜宇被迫让位给他的臣子，自己隐居山林，死后灵魂化为杜鹃，叫声甚是悲伤。于是古诗中的杜鹃也就成为凄凉、哀伤的象征，往往用来寄托国家的兴亡之感。作者的先祖虞允文曾在宋高宗绍兴年间大破金兵，暂时稳定了南宋局面，但最终宋朝还是灭亡了。这首诗作于诗人扫墓时，末句明写暮春杜鹃哀啼使人难过，暗中寄托了国家兴亡的悲戚，语意曲折含蓄而又感情深沉。汉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有“杜鹃”这一语境假设，因此能够根据它来推理诗歌主旨，感受到全诗的悲壮色彩。但在英语读者的认知中，“cuckoo”既有“春之使者”的形象，也有“疯子”的意思，如“cuckoo’s nest”（疯人院），这些认知与汉语中的杜鹃形象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仅仅翻译成cuckoo’s song，英语读者可能无法理解最后一句诗的点睛之意。许渊冲把“啼鹃”翻译成“cuckoo’s home-going cries”，并在文后解释：“The cuckoo seems to sing in Chinese: ‘Why not go home’”，表现出了作者流落他乡，思念故国故土的哀思。
上述四个例子的翻译表明，英语读者和汉语读者的认知环境差异，尤其是其中的文化因素差异，无论是文化因素冲突还是缺省，都需要译者采取明晰化的翻译手段，通过增补、释义等方法，提供语境假设或直接表达语境含义，使得译语读者在认知推理的过程中能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佳关联，从而成功理解源语作者的交际意图。
四、结语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认知环境是它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认知环境中的文化因素差异对话语理解的制约作用尤为突出。不同的民族可能具有不尽相同或截然不同的文化因素，对于源语作者和读者来说显而易见、耳熟能详的文化背景知识，可能难以在译语中找到和源语文化意义相对应的、承载同样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根据关联理论，人们在认知过程中总是力图以最小的投入去获得最佳关联，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译语读者与源语读者认知环境的差异，采取明晰化的翻译手段，改变、调整、补充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为他们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使他们无需付出不必要的努力就能获得最佳关联，从而为成功实现作者的交际意图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1]Gutt，E.A.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1/2000.
[2]Hawkes，D.The Story of the Ston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2.
[3]Klaudy，K.Explicitation[A].In M.Baker（eds）.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C].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2004.
[4]Shuttleworth，M.&C.Moira.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Z].Manchester：St.Jerome Publishing，1997.
[5]Sperber，D. & D. 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86/1995.
[6]Yang X. & G. Yang.A Dream of Red Mansion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1980.
[7]贺显斌.英汉翻译过程中的明晰化现象[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4）.
[8]许渊冲译.元明清诗[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9.
[9]王克非.英汉/汉英语句对应的语料库考察[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6）.
关键词：关联理论关联翻译理论认知环境翻译明晰化一、引言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译语读者在翻译文本的接受和传播中起决定性作用，离开译语读者，翻译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译者作为桥梁和媒介，必须考虑到译语读者的接受和理解能力，通过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使得译语读者能够成功理解源语作者的交际意图。源语作者和源语读者能够成功进行交际，是因为二者具有相似的认知环境和相互认同的语用预设，因此源语读者能够获取文本中隐含的话语意义，从而推断出作者的意图。然而源语读者所拥有的文化信息、社会经验、先有知识在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并不存在或不尽相同，因此译语读者可能无法正确理解原文中的文化内涵、逻辑关系和作者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由此可见，认知环境是翻译这项跨文化交际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根据关联理论，言语交际是一种明示-推理的认知活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作为受话人，由源语作者的明示激活有关认知环境，寻找最佳关联，并进行推理，以明白源语作者的交际意图。然后，译者充分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和对原文的期待，对原文信息进行重构。在译者寻求最佳关联时，文本势必会产生一些变化。王克非（2003）通过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考察英汉/汉英译本的文字量变化，发现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译本都发生目标语扩增现象。他认为明晰化的翻译手段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本文在关联理论和关联翻译理论的框架下，以典籍翻译为例，通过分析英语读者和汉语读者认知环境中文化因素的差异，认为为使译语读者在认知推理的过程中成功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佳关联，明晰化是必要的翻译手段之一。
二、关联理论和关联翻译理论
（一）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由Sperber和Wilson在其专著《关联性：交际与认知》（1986/1995）中提出。它将交际当作是一种认知活动，认为“人类认知过程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投入去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为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就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最关联的信息上”（Sperber&Wilson，1986、1995：Preface）。关联理论有两条重要原则：第一条原则（认知关联原则）：人类的认知倾向于同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相吻合；第二条原则（交际关联原则）：每个话语在交际中都应设想为具备最佳的关联性（Sperber&Wilson，1986、1995：260）。“关联性”的强弱跟两个因素有关：处理努力和语境效果。在同等条件下，处理努力越大，则关联性越弱；语境效果越小，则关联性越弱。可以被假设存在的关联性程度既考虑到了说话者的利益，又考虑到了听话者的利益，Sperber和Wilson把它叫作最佳关联性程度。他们提出了“最佳关联性假说”：1.该明示性刺激信号具有足够关联性，值得听话者付出精力进行加工；2.该明示性刺激信号是听话者能力和意愿所获取的关联性最大的信号（Sperber&Wilson，1986、1995：270）。
根据关联理论，语境是一个心理结构体，是一系列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假设。Sperber和Wilson提出了“认知环境”的概念：“一个人的总的认知环境是他所明白的一系列能感知并推断的事实构成的集合：这所有的事实对于他来说是显明的。一个人的总认知环境是由他的认知能力和其所处的物理环境所决定的”（Sperber&Wilson，1986、1995：39）。只有当说话者对受话者的认知环境的假设和理解的期待符合受话者真实的认知环境和推理结果时，交际才算成功。交际双方在认知环境上越趋同，交际也就越容易成功。
（二）关联翻译理论
关联翻译理论由Sperber和Wilson的学生Gutt于《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1991）中提出。Gutt将关联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中，指出翻译是一种言语交际行为，是与大脑机制密切联系的推理过程，它不仅涉及语码，更重要的是根据动态的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而推理所依据的就是关联性。作为交际的翻译，在源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语码的选择根据的也是关联性。
翻译最明显也是最普遍的限制是源语和译语语言上的差异，另一大限制是存在着语境差异。人们通过结合命题和语境的信息来获取话语含义，“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处理，翻译才有可能成功”（Gutt，1991：230）。为使源语作者的意图与译语读者的期盼相吻合，译者必须考虑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Gutt认为，译者在翻译时应“寻求最佳关联”，即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具体包括两点：1.译文要“与译语读者产生充分的关联”，即“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2.译文的表达方式“让译语读者无须付出不必要的努力”（Gutt，1991：107）。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
三、明晰化和翻译
明晰化这一术语在西方是由Vinay和Darbelnet（1958、1995）最早提出来的（Shuttle worth&Cowie，1997：55）。“明晰化”作为一种翻译技巧，指将原作的信息在译作中以更为明确的方式表述出来；它与增词法技巧密切相关，但还包括增加额外的解释、直接表达出原作隐含的意思、添加连接词，等等。（贺显斌，2003）
Klaudy（2004：81）则依据明晰化形成的原因，将明晰化分成强制性明晰化、非强制性明晰化、语用明晰化和翻译固有明晰化。强制性明晰化包括句法明晰化和语义明晰化。它使译文文本符合译语的语法规范和逻辑。非强制性明晰化是由两种不同语言的篇章构建策略和文体偏好差异所致。语用明晰化则指由于源语和译语文化的差异，译者常常在译文中添加解释。翻译固有明晰化是翻译过程固有的，与源语和译语都无关。本文所关注的典籍中的文化因素翻译，属于语用明晰化。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产物，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受文化差异的制约，对于源语作者和读者来说显而易见、耳熟能详的文化背景知识，可能难以在译语中找到和源语文化意义相对应的、承载同样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因此，译者在译文中要采取一定的策略，将原文朦胧晦涩的部分解释得更加清楚明白，以填补两种语言之间文化上的缺口，这就产生了语用明晰化。
（一）文化因素缺省和明晰化翻译
典籍是文化的精华，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因素。其中的许多文化因素在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并不存在，这就造成了文化因素缺省。如果忽视这些文化因素，那么译语读者就无法理清语篇关系，导致语篇连贯出现空位、语篇解读失败。根据关联翻译理论，为了寻求最佳关联，译者需采取明晰化的翻译手段，通过增补等方法，为译语读者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使他们能结合语言意义，理解原文内涵和语篇逻辑。
（1）当下秦氏引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宝玉抬头看见是一幅画挂在上面，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也，心中便有些不快。（《红楼梦》第五回）
译文1：Keqing led the party to an inner room， where Baoyu noticed a fine painting of “The Scholar Working by Torchlight”.Without even seeing who the artist was， he took a dislike to the picture. （Yang Xianyi & Gladys Yang）
译文2：Qin-shi conducted Bao-yu and his little knot of attendants to an inner room in the main building. As they entered， Bao-yu glanced up and saw a painting hanging above them on the opposite wall. The figures in it were very finely executed. They represented Scholarly Diligence in the person of the Han philosopher Liu Xiang at his book， obligingly illuminated for him by a supernatural being holding a large flaming torch. Bao-yu found the painting ——or rather its subject ——distasteful.（Hawkes）
“燃藜图”出自中国的一个典故。传说西汉学者刘向治学勤勉。有一晚深夜蜡烛熄灭之后，仍在黑暗中背诵经书。忽有一黄衣老人，手拄青藜杖叩门进来，接着点燃杖顶，为刘向照明，并传授他古书。刘向问他姓名，他说自己乃是太乙之精。“燃藜图”画的就是黄衣仙人手执点燃的青藜杖为刘向照明的画面，意思是劝人勤学苦读。贾府希望宝玉能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以后光宗耀祖，因此经常强迫宝玉读书。偏偏宝玉又是个“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的“混世魔王”，最讨厌读书，因此一看到“燃藜图”就不高兴。英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没有“燃藜图”这一语境假设，如不加以明晰化翻译，他们就不会理解为何宝玉看到这幅画“心中便有些不快”。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分别采取文后注释和直接在译文中加以解释的方法，为英语读者的认知环境增添新信息，给他们提供了充分的语境效果，从而为英语读者获取最佳关联，为成功理解语篇提供了必要条件。
（2）绝 句 A Quatrain
赵孟頫Zhao Mengfu (1254～1322)
溪头月色白如沙，Moonlight on rivulet looks white as sand;
近水楼台一万家。By riverside ten thousand houses stand.
谁向夜深吹玉笛？Who plays on flute of jade when night is long?
伤心莫听后庭花。A broken heart can’t bear heart-breaking song.
在汉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后庭花”指的是南朝陈后主创作的歌曲《玉树后庭花》，它是哀伤的亡国之音。诗人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虽身为贵胄，但生不逢时，青年时期南宋就亡国了。他是宋朝皇室后裔，却降志辱身，出仕元朝，因此心中常感愧疚。在这首诗中，通过激活“后庭花”这一语境假设，汉语读者可以感受到诗人痛惜宋朝的覆灭，流露出的身世之感、亡国之伤。而在英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没有“后庭花”这个概念，如果把它单纯翻译成“Blooming Jade Trees”，英语读者容易把它想象成是一首描绘鲜花盛开的玉树的歌曲，他们会疑惑，为什么伤心人不能听这首歌。许渊冲在翻译时，对于“后庭花”这个词采取了意译的翻译方法，告诉译文读者这是一首让人心碎、惹人哀思的歌，并加以注释，解释了它的作曲背景：The heart-breaking song refers to the “Blooming Jade Trees” composed by the last emperor（553～604）of the Chen dynasty， whose capital of ten thousand houses was captured by the foe while he was playing a flute of jade on a moonlit night in 589。如此一来，英语读者获取了充分的语境信息，就可以结合“A broken heart”来理解原诗的含义。
（二）文化因素冲突与明晰化翻译
源语读者所拥有的文化信息与译语读者的文化信息截然不同，这就造成了文化因素冲突。译语读者在自己的认知环境中激活了错误的语境假设，付出了不必要的努力，造成了语篇解读失误。因此根据关联翻译理论，文化信息冲突也需要译者采取明晰化翻译手段，调整译语读者认知环境中的语境假设，让他们无须付出不必要的努力，来理解源语作者的交际意图。
（3）山 家 Mountainside Cottage
刘因Liu Yin (1240～1293)
马蹄踏水乱明霞，Crossing the brook， my horse’s hoofs disturb clouds bright；
醉袖迎风受落花。Drunk， my sleeves flap with falling petals in breeze light.
怪见溪童出门望，I wonder how the lad knows my coming and wait；
鹊声先我到山家。The magpie’s song arrives before me to his gate.
在中国，喜鹊是一种吉祥之鸟，是喜庆、吉祥、幸福、好运的象征。人们把喜鹊叫做“报喜鸟”，认为它的叫声预示着喜事发生或者贵客临门。诗人通过喜鹊一词的文化内涵，向读者暗示了为何溪童知道有客拜访：虽然“我”还没到山家，但是喳喳的鹊声预示着有客人到来，因此小童出门张望等待。整首诗充满了山野情趣，反映出作者欢乐明快的心境。然而在英语的认知环境中，喜鹊一词含有“饶舌”的喻意，它所包含的文化信息跟汉语读者完全不同，因此英语读者对原诗的理解可能出现偏差。许渊冲在翻译这首诗时在文外加以注释：The magpie’s song was believed in ancient China to announce a good news or the arrival of a guest. 通过译者的明晰化翻译，英语读者接收到这一新信息，旧的认知环境转变为新的认知环境，从而为成功理解原诗、实现作者的交际意图提供了条件。
（4）寒食日 On Cold Food Day
虞集Yu Ji (1272～1348)
江山信美非吾土，The land is not mine though beautiful it appears；
漂泊栖迟近百年。My father and myself have roamed a hundred years.
山舍墓田同水曲，By waterside their cottage stand and graveyard lies.
不堪梦觉听啼鹃。How can I bear to hear cuckoo’s home-going cries!
神话中，蜀王杜宇被迫让位给他的臣子，自己隐居山林，死后灵魂化为杜鹃，叫声甚是悲伤。于是古诗中的杜鹃也就成为凄凉、哀伤的象征，往往用来寄托国家的兴亡之感。作者的先祖虞允文曾在宋高宗绍兴年间大破金兵，暂时稳定了南宋局面，但最终宋朝还是灭亡了。这首诗作于诗人扫墓时，末句明写暮春杜鹃哀啼使人难过，暗中寄托了国家兴亡的悲戚，语意曲折含蓄而又感情深沉。汉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有“杜鹃”这一语境假设，因此能够根据它来推理诗歌主旨，感受到全诗的悲壮色彩。但在英语读者的认知中，“cuckoo”既有“春之使者”的形象，也有“疯子”的意思，如“cuckoo’s nest”（疯人院），这些认知与汉语中的杜鹃形象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仅仅翻译成cuckoo’s song，英语读者可能无法理解最后一句诗的点睛之意。许渊冲把“啼鹃”翻译成“cuckoo’s home-going cries”，并在文后解释：“The cuckoo seems to sing in Chinese: ‘Why not go home’”，表现出了作者流落他乡，思念故国故土的哀思。
上述四个例子的翻译表明，英语读者和汉语读者的认知环境差异，尤其是其中的文化因素差异，无论是文化因素冲突还是缺省，都需要译者采取明晰化的翻译手段，通过增补、释义等方法，提供语境假设或直接表达语境含义，使得译语读者在认知推理的过程中能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最佳关联，从而成功理解源语作者的交际意图。
四、结语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认知环境是它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认知环境中的文化因素差异对话语理解的制约作用尤为突出。不同的民族可能具有不尽相同或截然不同的文化因素，对于源语作者和读者来说显而易见、耳熟能详的文化背景知识，可能难以在译语中找到和源语文化意义相对应的、承载同样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根据关联理论，人们在认知过程中总是力图以最小的投入去获得最佳关联，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译语读者与源语读者认知环境的差异，采取明晰化的翻译手段，改变、调整、补充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为他们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使他们无需付出不必要的努力就能获得最佳关联，从而为成功实现作者的交际意图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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