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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作为一种历史久远、传承体系清晰完善的古代生活器物，是古物收藏界、史学研究界深受关注的器物。
铜镜出现的时间尚无定论，国内目前考古资料中所知最早的、有明确出土地点和时间断代的实例是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一面小型铜镜[1]。1924年发现的齐家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已进入铜石并用阶段，距今4000年左右。该面铜镜质地为红铜（限于当时的冶炼技术），工艺为陶范铸造，形态较为原始、粗糙。但是作为一种成型器物，它的发现足以证明中国使用“镜”这种概念的物体，应该有更久远的历史，在此发现之前，应该存在有以其他形体、质地等物质形态出现、使用意义相同的“镜”类物体。
铜镜的起源，应该与古代人们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对精神世界的追求相关。它的出现也来自于生活中的发现，相关古籍可提供这方面的佐证：
《说文解字》：“鉴，大盆也，一曰鉴诸，可以取明水于月。”“徐灏曰鉴，古祇作坚，从皿以盛水也。其后范铜为之，而用以照形者，亦谓之鉴，声转为镜。”
《玉篇》：“镜，鉴也。”
《广雅》：“鉴谓之镜。”
《淮南子·主术》：“借明于鉴以炤之。”
《庄子》：“卫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
《周礼》：“春始治鉴。”
从史籍和考古资料查询中大致可整理出三个认识：
1.镜的产生来源于鉴，鉴是古代一种大型盛器，陶质或青铜质地，盛水后可反射人或物体影像，可以判断出当时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由于在鉴水中发现了这种反射功能，于是发明制作了专门用于整理衣冠及梳妆的器具，即鉴（镜）。
2.“鉴谓之镜”。最初镜的名称称之为“鉴”，只是在用途上与用于盛器的“鉴”有功能及形态上的划分。在史籍和考古资料中，约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了“镜”的独立名称。
3.用于盛器的“鉴”与用于整理衣貌的“鉴”使用上有一模糊的交叉使用期，起初无明显区分，直至出现了形态上的变化，即由盛器的立体形态演变为平面形态，由陶或石质，提升到特质金属铸造，鉴或镜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镜”。
本文以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省内古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铭文铜镜为题材，通过对其时代背景及生产来源的分析，总结出粗浅认识，资料性尚可，谨供能者参考及延伸探讨。
一、吉林省博物院藏出土铜镜概述
吉林省境内目前发现出土铜镜近千面，其中发现最早的铜镜线索来源于1986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辽源市东丰县大架山青铜文化遗址的发掘。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是发现了一件完整的叶脉纹铜镜陶范[2]，其式样与齐家文化出土的叶脉纹铜镜缘出一辙，反映出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先进技术的引进。
吉林省境内出土的铜镜年代、种类与吉林省古代文化遗存面目特征相一致，体现出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异性、不均衡性和各地域文化内涵构成的独特性，其融合性特征凸显出与中原先进文化交融的亲缘关系。从年代、类型的分析可将这些铜镜的出现缘由大体归为三种情况：
（一）原器引入和技术引进。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吉林省境内分布的古代文化普遍进入青铜时代，个别发达地区（吉林、长春为代表的松花江流域；白山、通化、辽源为代表的东辽河流域，白城、松原为代表的松嫩平原）接近或进入中晚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更加紧密，出土了一批具有显著中原文化特征的铜镜标本。其中以辽源大架山青铜文化遗址发现的叶脉纹铜镜陶范、吉林猴石山墓葬出土的星月纹铜镜等为代表[3]，器物的形制、纹饰与中原同时期铜镜相同或相近，可以断定，这些出土铜镜既有交换品，也有本地产品（镜范足以证明）。不同的是，铜镜的质地皆为青铜合金，较之齐家文化出土的红铜镜在冶炼技术上有了较大进步。
（二）纯粹的交换品。公元前后，汉代正式经略东北，吉林省各区域文化发展普遍进入阶级社会。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具体年代现无考证），以吉林市为中心出现了中国东北地区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夫余国，同时期，在四平、辽源、通化等地，也发现了大大小小等级规模不等的古城、遗址。从文化面貌上来看，其文化构成深受中原汉文化因素影响，汉文化或汉式文化遗迹、遗物成为断代依据的主体。该时期所出土的铜镜皆为汉代中原典型器型（器类），通过对本地铸造的青铜制品的冶炼能力和铸造工艺水平比较，这些铜镜制品的各项指数明显高于本地其他青铜制品，显然应属于舶来品。
（三）官制镜。唐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大繁荣为东北少数民族的迅速崛起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发展带来了巨大动力。由靺鞮人建立的渤海国、契丹人建立的辽、女真人建立的金，先后经略统治东北五百余年。该时期的铜镜种类多样，纹饰题材广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边款和铭文的盛行，为后世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传播交流等领域的研究、考证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物依据。官制的、带有边款和铭文铜镜的大量出土，是吉林省出土铜镜的大宗。
二、吉林省博物院藏铭文镜举要及铭文、边款识读
吉林省境内目前出土的铭文镜（含带边款）共计142面（不完全統计），其中早期为汉，唐宋渐多，而绝大多数集中出土在金代各类遗址、遗迹中。
（一）汉代
精白重圈铭文铜镜（图一），1979年出土于东辽县石驿彩岚墓葬，直径11.2、缘厚0.3厘米。镜体呈圆形，半圆球形钮，二环铭文，里面一圈，外面一圈。铜镜以铭文和连弧纹为装饰，连弧纹镜缘。铭文是“恐浮云兮敝白日，復清美兮冥素质，行精白兮光运明，谤言众兮有何伤”，篆隶变体。有裂纹已修复。铸造。保存完整。圈带铭文镜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是西汉铭文镜中的一个主要的门类。此类镜以环状铭文带为主要装饰纹样，分单圈铭文镜与重圈铭文镜。此段铭文行文风格显然深受楚辞影响，也是汉代铭文镜的代表作。
见日之光草叶纹铜镜（图二），1963年釆集于东辽县石驿乡常行屯遗址。直径11、缘厚0.8厘米。镜体呈圆形，半圆球形钮，镜缘为连弧纹一周。以四乳丁为基点组织主题纹饰的四分法布局，内区铭文是篆书“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草叶纹亦有称其为火焰纹、麦穗纹的。草叶镜图纹规整，对称，铸制精良，有裂纹已修复。铸造。保存完整。此类铜镜是当时十分流行的镜类，也是汉代铜镜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二）宋代
湖州铜镜（图三），吉林省内征集。直径13.2、缘厚0.2厘米。镜体呈八瓣葵花形，半圆形小钮，素平缘。镜面平整，镜背无装饰纹饰，仅铸有商标名款“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器身制作较轻薄。铸造。保存完整。宋代铜镜注重实用，不崇华侈，器体轻薄，装饰简洁。湖州是当时制镜中心，宋代因避宋太祖祖父赵敬的名讳，将“镜”字改为“照”或“鉴”，故称铜镜为“照子”或“铜鉴”。此面铜镜是宋代典型铜镜的代表。
平州花式楼阁人物铜镜（图四），出土于白城市程四家
子古城。直径10.6、缘厚0.6厘米。镜体呈八瓣葵花形，半球形钮，宽平镜缘，缘上阴刻有边款“平州□□□□”，镜背纹饰为楼阁、仙府、人物故事。铸造。保存完整。宋代花纹镜背面多铸有花鸟鱼虫、人物故事、山水楼阁等题材的图案纹饰，此面铜镜即为代表。汉末辽东即有平州之名。公元313年，高句丽攻陷辽东后，北燕将平州迁至辽西的昌黎郡。此面铜镜的边款说明铜镜铸造经过平洲府官验。
“美花出临池、满月生富贵”铜镜（图五），出土于四平市梨树偏脸城。直径10.5、缘厚0.7厘米。镜体呈圆形，半球形钮，镜背内区为首尾相追逐的四瑞兽，外区为一圈铭文，铸有阳文楷书铭文“美花出临池、满月生富贵……”，内外区是一道非常明显的凸棱相隔。镜缘由内向外呈斜坡凸起，斜坡上有短线纹装饰一周，边缘较窄。铸造。保存状况完整。宋代民间铸镜盛行，湖州、抚州、成都等多地成为集中铸造地。此面铜镜从铸造工艺和铭文看为民间用品。
（三）辽代
契丹文八角铜镜（图六），出土于白城市大安县红岗子永合小学。直径26、缘厚0.9厘米。镜体呈八角形，半球形钮，钮的周围铸五行契丹文小字，文字被规划在正方形框内，从右到左竖读，大意是“时不再来，命数由天；逝矣年华，红颜白发，脱超网尘，天相吉人”。框的上下左右分别有对称的两组花纹，为中原地区常用的折枝纹。镜缘为宽缘。缘上阴刻七个汉字“济州录事完颜通”。铸造，镜子质地优良，线条古朴匀整，保存状况完整。辽代铜镜如此之大又有如此多契丹文字，实为罕见。铭文反映了契丹族的文化和社会思想，是辽代佛教盛行的见证，也是汉民族对契丹民族影响的一个表征。“录事”是掌管文书的官职，完颜通是女真人的姓及名，“济州”在辽时为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公元1140-1189年间金改黄龙府为济州。由于缺铜，金朝廷规定原有铜镜要全部送到当地官府登记，并刻上名款、押记，以示归属，才可使用。于是，金代铜镜开始出现名款、押记符号这一特点。《古镜图录》对契丹文八角铜镜有著录。
亚字形铜镜（图七），1975年出土于科左后旗乌兰公河来公社。最长15、各边长8.5、缘厚0.15厘米。镜体呈亚字形，桥形小钮，宽平镜缘，缘上阴刻有“亳州官□□”五字边款。纹饰因磨损不太清楚，钮外似为四朵喇叭花，之外为一圈连珠纹。铸造。保存完整。夏时亳州属豫州。北周大象元年（579），改南兖州为亳州，治所不变，亳州之名始于此。隋大业三年（607）又改亳州为谯郡。唐武德四年（621），谯郡更名为亳州，为“十望”州府之一，下辖憔、临涣、鄹、城父、鹿邑、蒙城、永城、真源8县。宋时亳州属淮南路，金时属南京路，下辖6县5镇。说明此面铜镜铸造经过官验。
有柄人物铜镜（图八），1956年出土于梨树县偏脸城。直径8.2、柄长6.1厘米。镜体呈圆形，柄呈长方形。窄缘。背面纹饰为人物故事。柄上有“山东官”。铸造。保存完整。此面铜镜具有典型宋代风格，此镜为辽代仿制，边款说明铸造经过官验。
（四）金代
“煌丕昌天”海船纹菱花铜镜（图九），出土于白城市前郭三家子青郭屯金墓。直径16.5、缘厚0.7厘米。镜体呈八瓣菱花形，半球形钮，钮顶较平。镜背纹饰是一艘海船在乘风破浪的前进状态中，船头、船尾及船舱中的人物依稀可见。钮上铸有篆书铭文“煌丕昌天”。镜缘为窄素缘。铸造。保存状况完整。六菱花形铜镜是宋金銅镜中最普遍的一种类型，是这一时期铜镜装饰的重要特色，反映了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此类镜在吉林、四川、湖南、山东、广西等地区屡有出现，出土范围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此镜分析应为舶来品。
童子放风筝纹铜镜（图十），出土于四平市怀德毛城子乡许菜园子。直径19、缘厚0.7厘米。镜体呈圆形，半球形钮较小。镜背是用小连珠纹组成的直线把纹饰分成四个部分，其中以钮为对称两部分画面情形相同。小童子在蓝天白云下悠闲兴奋地放着风筝，再现了当时人们生活中有情趣的一面。铜镜镜缘较窄，刻有边款，楷书“西京官造”。铸造，保存状况完整。历史上的五京：唐代“西京凤翔府”指今陕西凤翔县；宋代“西京河南府”指今河南洛阳市；金代“西京大同府”指今山西大同市。根据此面铜镜的出土地点判断，这里的“西京”应为金代的西京大同府。此镜为金代仿制，边款说明铜镜铸造经过官验。
鸾鸟海兽葡萄铜镜（图十一），1980年出土于四平市怀德秦家屯古城。直径16.9、缘厚1.2厘米。镜体呈圆形，兽钮。纹饰以高浮雕形式出现，钮周围有六只形态似狮的瑞兽呈翻滚状穿梭在缠枝葡萄中，外有一周凸出的弦纹把内外区分开，外区为仙鹤与飞鹿等在缠枝葡萄中间游动。纹饰繁缛，满花而不乱，充满神秘色彩。镜缘由内向外呈斜坡凸起，上有卷云纹装饰，边缘窄。镜缘外侧边阴刻“信州武昌县大定十四年□月□□”。铸造，镜体厚重，保存状况完整。金史记载，上京信州武昌县本渤海怀福县地。金朝设有五京十九路，“路”是金代地方最高最大的行政区，相当于现代的省。金上京路共辖有：一府，即会宁府；三州，即肇州、隆州、信州；五路，即蒲与路、合懒路、恤品路、曷苏馆路、胡里改路；六县，即会宁县、曲江县、宜春县、始兴县、利涉县、武昌县。此面铜镜纹饰题材及铸造风格具有典型唐代铜镜特征，表明汉文化对金代的影响。边款说明铜镜铸造经过官验。
菱花人物铜镜（图十二），1987年出土于龙井县城子山山城遗址。直径13、缘厚0.6厘米。镜体呈八瓣菱花形，半球形小钮，镜缘宽平，缘上刻有边款“临黄县□押记”。钮外主题纹饰为人物故事，一人树下抚琴，一人入门拱手。一圈凸弦纹把主题纹饰和镜缘分开，每个菱形镜缘角中分布为有卷云纹。铸造。保存完整。临黄县为古县名。北魏初置，治今河南省范县西南临黄集。属相州。太平真君三年（442）废。太和十九年（495）复置。北齐时又废。隋开皇六年（586）又置。北宋端拱元年（988）再废。此面铜镜应来自中原，边款说明铜镜铸造经过官验。 大定二龙戏珠铜镜（图十三），1989年出土于松原市前郭县日格其村土家屯古墓。直径16.3、缘厚0.4厘米。镜体呈圆形，半球形钮，镜缘为宽平缘，缘上阴刻有边款“大定十四年十一月□日官□□”，纹饰为云浪中二条蛟龙相对，戏玩着一颗宝珠。二龙戏珠的图案中龙分雌雄，二龙对称，龙体弯长，珠圆，构图很美。铸造，保存状况完整。
金代铜镜继承了北宋铜镜的形制和风格，除一些仿汉、仿唐铜镜外，同样釆用双鱼、双凤、双龙和人物故事等图案。边款说明铜镜铸造经过官验。
济州县令签押纹铜镜（图十四），1986年出土于九台县春阳乡。直径9.1、缘厚0.5厘米。镜体呈圆形，素面，半球形钮，镜缘为宽平，缘上阴刻有边款“济州县令贾□”，近缘处一周有铸造痕迹。铸造。制作比较粗糙。“济州”在辽时为黄龙府，公元1140-1189年间金改黄龙府为济州（今吉林省农安县），属上京路。辖境相当今吉林省长春市及农安、德惠一带。大定二十九年（1189）改名隆州。边款说明铜镜铸造经过官验。
三、铭文、边款信息考据
（一）铜镜铭文
1.汉镜：2面
精白重圈铭文铜镜，铭文：“恐浮云兮敝白日，復清美兮冥素质，行精白兮光运明，谤言众兮有何伤”。从铭文行文风格来看，该段诗句深受楚辞影响，也是汉代铜镜铭文常见体例。这面铜镜出土于辽源石驿彩岚墓葬，该时代与汉代同期，文化构成深受汉文化元素影响，从铜镜的铸造质量及与中原所出土同款铜镜比较来看，应为交流而来的中原制品。
见日之光草叶纹铜镜，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日光镜是汉代较常见的一种铜镜，这面铜镜与精白重圈铭文铜镜同地点出土，特征一致，亦为交流而来的中原制品。
2.宋镜：2面
湖州铜镜，铭文：“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这款葵花形铭文铜镜是南宋湖州镜中最具典型性的代表。这类铜镜当时远销各地，广东、四川、内蒙古等地都有发现，朝鲜、日本也有流传，“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无疑曾是享誉海内外的驰名商标、知名品牌。吉林省在金代是主要辖制区，出土过多面中原铸造铜镜，基于金与宋的关系（连年征战），不排除这面铜镜来自于战争掠夺。
“美花出临池、满月生富贵”铜镜，铭文：“美花出临池、满月生富贵……”分析结论同上，不赘述。
3.辽镜：1面
契丹文八角铜镜，铭文：契丹文（小字），大意是“时不再来，命数由天；逝矣年华，红颜白发，脱超网尘，天相吉人”。契丹文是辽代为记录契丹语而参照汉字创制的文字，是書写契丹语的两种文字，在契丹族建立的辽国有官方文字地位。大字和小字都有表意和表音的成分，目前大字和小字都没有完全解读出来。契丹小字由耶律迭剌受回鹘文启示对大字加以改造而成，小字的表音成分比大字多，小字为拼音文字，较大字简便，研究也比大字更加充分。辽国灭亡了，契丹文仍然被女真人所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女真文。这面铜镜出土地吉林省白城市，是辽金时期重要辖区。契丹铭文足以证明汉文化对辽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4.金镜：1面
“煌丕昌天”海船纹菱花铜镜，铭文：“煌丕昌天”，寓意为“上苍保佑，天下兴盛”，希望航海顺顺利利，有好的兆头。此镜是宋金铜镜中最普遍的一种类型，反映了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及商品化、平民化趋向。有资料表明，此类铜镜在宋代和金代都有铸造。这面铜镜略显粗糙，应为金代制品。
（二）铜镜边款
吉林省境内出土带边款铜镜数量很大，且多为州县衙府官验铸镜等内容，这些文字即可对铜镜“验明正身”提供依据，考据史地信息更具有重要意义。
1.宋镜：1款
“亳录事司验记官□□□”，录事司：宋代行政官署，验记官为督办官员。
2.辽镜：3款
“济州录事完颜通”，济州，在辽时为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1140-1189年间金改黄龙府为济州。录事是掌管文书的官职，完颜通是女真人的姓及名。
“亳州官□□”，地名出处同上。这面铜镜虽然出土于辽代遗址，从铸造工艺风格看疑为宋镜，分析为辽人带入。
“朔州马邑县验记官□”，北齐天保八年（557）改马邑县为招远县，为朔州治，此为朔州名之始。辽（916-1125）时，朔州为顺义军节度，应州为彰国军节度，统属西京道。金仍之。元隶山西道大同路。明（1368-1644）时，朔州隶大同府。验记官为督办官员。
3.金：75款（以下举要）
“上京巡院□”（□为女真文，应为名或记，下同），上京，即金上京，金代都城，金五京之首。史书记载，阿骨打称帝时，只设毡帐（称皇帝寨），晚年始筑宫殿。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始建南城内的皇城，初名为会宁州。金太宗建为都城，升为会宁府。天眷元年（1138）八月，金熙宗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开始有上京之称。金朝釆行五京制，行政区域釆用路（府）、州、县三级管理，后期（凞宗改革）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趋于汉制。巡院为中央衙署。
“上京宜春县□□”，今黑龙江省宜春市。
“上京会宁县□”，今黑龙江省会宁市。
“金成县□”，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
“咸平府釉黑千户□”，咸平府，今辽宁省开原市辽金老城。金代有一独特的管理体制，即社会与军事制度结合的猛安谋克制。千夫长为猛安，百夫长为谋克，亦为部落首领。千户即千夫。
“长泰县□”，今为福建漳州所辖。金代行政区划资料中无据可查，根据铜镜铸造工艺、风格及边款上的女真文判断，此“长泰”应非彼“长泰”。
“拿里虎千户□”，与“釉黑千户”概念意同。
“河北东路转运司委差官匠三斤”，北宋时京东西路包括三府——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十一州，辖区包括今天河北省南部与东部，山东省，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局部地方。北宋灭亡后，金代保留河北东、西路建制，但辖区范围略有调整。金代转运司为省级建制，《金史·百官志》：“都转运司使，正三品，掌管税赋钱粮，仓库出纳，权衡定量之制。”“三斤”即为规范铜镜铸造的制式。 “云内州录事司验记官□”，辽清宁初设置代北云朔诏讨司，后改云内州，辖境约相当于今内蒙古固阳县、土右旗、土左旗一带，治所在柔服（今土左旗西北）。领柔服、宁仁两县。金沿用之。元朝建立后，降云内州为下州，隶大同路，官署名，是金、元两朝管理城市民政的机构。“金置于诸府、节镇所在地，掌同警巡使。设录事一人，秩正八品；判官一人，秩正九品；下设司吏，户一万以上者设六人，不及一万户者依次递减。”
“都右院□”，“都右院”即金代都警巡右院之省称。都市警巡院创始于辽代。据《辽史·百官志》，辽五京均设有警巡院，置有警巡使、警巡副使。其职能是治刑狱、理治安、检括城市户口。金代，完颜亮拓广燕京城池，改燕京为中都，并建都于中都，即恢复了城市警巡院制度。至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中都城市警巡院已增置为左、右两个。据考证，金代诸京警巡院已成为独立的城市行政建制，专门治理城市民事及各项行政事务。
“肇州司侯司官□”，《金史·地理志》载：（肇州）“下防御使，旧出河店也，天会八年（1130）以太祖兵胜辽，肇基王绩，遂建为州……隶会宁府。”肇州在辽代叫出河店，下设防御使。金代1130年开始设州，名叫肇州。肇州隶属于蒲裕路、会宁府，为州级单位。司侯司为衙署建制。
“懿州验记官□”，史称懿州为辽东懿州，也称辽阳懿州。始建于辽圣宗太平三年（1023），是著名的萧太后的孙女燕国長公主的私城，后来改为国家行政州。古懿州历辽、金、元三代，是通往朝鲜，连接中原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验记官即行使记录、验收的官员。
“信州司侯司□”，信州，金上京路会宁府所辖“三州之一”（余为肇州、隆州），现为吉林省公主岭市辖区。司侯司为衙署建制。
“铸镜所”，目前发现辽金时期铜镜铭文，有“山东东路铸镜所”和“陕西东路铸镜所”，这面铜镜属于哪个铸镜所建制无据可考，只能肯定铸镜所应为专门制作铜镜的机构。
“济州县令贾□”，济州在辽时为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1140-1189年间金改黄龙府为济州。属上京路。辖境相当今吉林省长春市及农安、德惠一带。
“泰州录司□”，金泰州是沿用辽泰州而置的，金初为泰州都统司，海陵王时期改制为北京路所辖的泰州节度使司，并在泰州治所设德昌军节度使，隶于上京。东北路招讨司侨置泰州后，泰州节度使司于大定二十五年（1185）罢置，承安三年（1198）移置于长春县（市），遂有新旧泰州之分。据考证，白城市城四家子古城即为辽代的长春州，金代的新泰州。而旧泰州应在黑龙江省泰赉县、吉林省白城市一带。“录司”应为录事司，官署名。金、元管理城市民政的机构。“金置于诸府、节镇所在地，掌同警巡使。设录事一人，秩正八品；判官一人，秩正九品；下设司吏，户一万以上者设六人，不及一万户者依次递减。”
“泰州主薄记□”，同上。主薄与录事职务相当。
“图海乌主千户□”，与“釉黑千户”概念意同。
“北京验记官□”，金朝釆行五京制，共有中都大兴府、上京会宁府、南京开封府、北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和西京大同府。北京即为今内蒙古宁城西北一带。
“金成记”，无从考证，似为民间押记。
“铜院□”，金代铜源稀缺，官方严禁民间私自使铜铸器，铜院应为官府管理铜资源的机构。
“临黄县□押记”，临黄县，北魏初置，治今河南省范县西南临黄集，属相州，太平真君三年（442）废，太和十九年（495）复置，北齐时又废，隋开皇六年（586）又置，北宋端拱元年（988年）再废。
“天成县官□”，暂无考证。
“西京官造”，西京，金代都城之一。原为辽国西京，金灭辽后沿用旧称。即为西京路治所，也是大同府治所在地。今山西大同。
“西京巡院官”，同上。
“司侯司官□”，司侯司，官署名，与录事司等级、职能相近。
“三河县官”，三河县，今河北廊坊三河市，金代应属西京大同府管辖。
“长春县□□”，无从考证，似为今白城市城四家子古城一带。
“信州武昌县大定十四年正月□□□□”，今人考证吉林省四平市怀德县（现改名换为公主岭市）大部分为当时的武昌县。金沿辽制，仍在怀德秦家屯古城设信州。
“托毛克官□”，通假字，同“谋克”，金代官职百夫长。
“亳州官造□”，今安徽境内。
“韩州司判赵□”，有人考证金代韩州即今四平市梨树县偏脸城。司判（从九品），金代官职，为司侯司（九品）佐官。可接任“司侯司”正职。
“泰州主”，同前。
“怄鲁抹官□”，沤鲁抹，有人考证为金代掌管群牧兼管政务的官职（正四品）。
“合懒乌主”，金代猛安（千夫长）。
“汤池县”，明代所修《辽东志》中明确记载：“汤池县，盖州城东北七十里，辽置，属铁州，今为汤池堡。”金代改辰州为盖州。元代置该盖州路，治所仍设在建安城。金代汤池县归盖州（盖县）所辖，即今辽宁盖县汤池镇。
“东平县”，唐贞元四年（788），宿城县改名东平县，与须昌同附郡郭，此为东平县名之始。金天会六年（1128）立刘豫为“大齐”帝，先治大名，后迁须城（东平县）伪称东京。并以须城为山东西路首邑。今为山东泰安所辖。这面铜镜应为唐镜，为金人带入。
“平洲录事司”，平洲，古地名，辖今辽宁、吉林一带，汉末辽东即有平州之名。公元313年，高句丽攻陷辽东后，北燕将平州迁至辽西的昌黎郡。录事司：金代行政官署。
四、结语
铜镜作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组成部分，在史学研究上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历代的铜镜制造和流通使用过程，都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现实状况。其中铭文镜的出现，不仅仅是简单的记录、寄语或装饰，其所蕴含的信息，在某种研究视角上看，印记着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影像，是研究、考证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变迁发展的重要实物线索。
[1]《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2]《吉林东丰县西断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1991年第4期。
[3][4]《吉林市猴石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93年第3期。
铜镜出现的时间尚无定论，国内目前考古资料中所知最早的、有明确出土地点和时间断代的实例是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一面小型铜镜[1]。1924年发现的齐家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已进入铜石并用阶段，距今4000年左右。该面铜镜质地为红铜（限于当时的冶炼技术），工艺为陶范铸造，形态较为原始、粗糙。但是作为一种成型器物，它的发现足以证明中国使用“镜”这种概念的物体，应该有更久远的历史，在此发现之前，应该存在有以其他形体、质地等物质形态出现、使用意义相同的“镜”类物体。
铜镜的起源，应该与古代人们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对精神世界的追求相关。它的出现也来自于生活中的发现，相关古籍可提供这方面的佐证：
《说文解字》：“鉴，大盆也，一曰鉴诸，可以取明水于月。”“徐灏曰鉴，古祇作坚，从皿以盛水也。其后范铜为之，而用以照形者，亦谓之鉴，声转为镜。”
《玉篇》：“镜，鉴也。”
《广雅》：“鉴谓之镜。”
《淮南子·主术》：“借明于鉴以炤之。”
《庄子》：“卫灵公有妻三人，同鉴而浴。”
《周礼》：“春始治鉴。”
从史籍和考古资料查询中大致可整理出三个认识：
1.镜的产生来源于鉴，鉴是古代一种大型盛器，陶质或青铜质地，盛水后可反射人或物体影像，可以判断出当时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由于在鉴水中发现了这种反射功能，于是发明制作了专门用于整理衣冠及梳妆的器具，即鉴（镜）。
2.“鉴谓之镜”。最初镜的名称称之为“鉴”，只是在用途上与用于盛器的“鉴”有功能及形态上的划分。在史籍和考古资料中，约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了“镜”的独立名称。
3.用于盛器的“鉴”与用于整理衣貌的“鉴”使用上有一模糊的交叉使用期，起初无明显区分，直至出现了形态上的变化，即由盛器的立体形态演变为平面形态，由陶或石质，提升到特质金属铸造，鉴或镜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镜”。
本文以吉林省博物院收藏的省内古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铭文铜镜为题材，通过对其时代背景及生产来源的分析，总结出粗浅认识，资料性尚可，谨供能者参考及延伸探讨。
一、吉林省博物院藏出土铜镜概述
吉林省境内目前发现出土铜镜近千面，其中发现最早的铜镜线索来源于1986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辽源市东丰县大架山青铜文化遗址的发掘。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是发现了一件完整的叶脉纹铜镜陶范[2]，其式样与齐家文化出土的叶脉纹铜镜缘出一辙，反映出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和先进技术的引进。
吉林省境内出土的铜镜年代、种类与吉林省古代文化遗存面目特征相一致，体现出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异性、不均衡性和各地域文化内涵构成的独特性，其融合性特征凸显出与中原先进文化交融的亲缘关系。从年代、类型的分析可将这些铜镜的出现缘由大体归为三种情况：
（一）原器引入和技术引进。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吉林省境内分布的古代文化普遍进入青铜时代，个别发达地区（吉林、长春为代表的松花江流域；白山、通化、辽源为代表的东辽河流域，白城、松原为代表的松嫩平原）接近或进入中晚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更加紧密，出土了一批具有显著中原文化特征的铜镜标本。其中以辽源大架山青铜文化遗址发现的叶脉纹铜镜陶范、吉林猴石山墓葬出土的星月纹铜镜等为代表[3]，器物的形制、纹饰与中原同时期铜镜相同或相近，可以断定，这些出土铜镜既有交换品，也有本地产品（镜范足以证明）。不同的是，铜镜的质地皆为青铜合金，较之齐家文化出土的红铜镜在冶炼技术上有了较大进步。
（二）纯粹的交换品。公元前后，汉代正式经略东北，吉林省各区域文化发展普遍进入阶级社会。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具体年代现无考证），以吉林市为中心出现了中国东北地区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夫余国，同时期，在四平、辽源、通化等地，也发现了大大小小等级规模不等的古城、遗址。从文化面貌上来看，其文化构成深受中原汉文化因素影响，汉文化或汉式文化遗迹、遗物成为断代依据的主体。该时期所出土的铜镜皆为汉代中原典型器型（器类），通过对本地铸造的青铜制品的冶炼能力和铸造工艺水平比较，这些铜镜制品的各项指数明显高于本地其他青铜制品，显然应属于舶来品。
（三）官制镜。唐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大繁荣为东北少数民族的迅速崛起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发展带来了巨大动力。由靺鞮人建立的渤海国、契丹人建立的辽、女真人建立的金，先后经略统治东北五百余年。该时期的铜镜种类多样，纹饰题材广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边款和铭文的盛行，为后世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传播交流等领域的研究、考证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物依据。官制的、带有边款和铭文铜镜的大量出土，是吉林省出土铜镜的大宗。
二、吉林省博物院藏铭文镜举要及铭文、边款识读
吉林省境内目前出土的铭文镜（含带边款）共计142面（不完全統计），其中早期为汉，唐宋渐多，而绝大多数集中出土在金代各类遗址、遗迹中。
（一）汉代
精白重圈铭文铜镜（图一），1979年出土于东辽县石驿彩岚墓葬，直径11.2、缘厚0.3厘米。镜体呈圆形，半圆球形钮，二环铭文，里面一圈，外面一圈。铜镜以铭文和连弧纹为装饰，连弧纹镜缘。铭文是“恐浮云兮敝白日，復清美兮冥素质，行精白兮光运明，谤言众兮有何伤”，篆隶变体。有裂纹已修复。铸造。保存完整。圈带铭文镜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是西汉铭文镜中的一个主要的门类。此类镜以环状铭文带为主要装饰纹样，分单圈铭文镜与重圈铭文镜。此段铭文行文风格显然深受楚辞影响，也是汉代铭文镜的代表作。
见日之光草叶纹铜镜（图二），1963年釆集于东辽县石驿乡常行屯遗址。直径11、缘厚0.8厘米。镜体呈圆形，半圆球形钮，镜缘为连弧纹一周。以四乳丁为基点组织主题纹饰的四分法布局，内区铭文是篆书“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草叶纹亦有称其为火焰纹、麦穗纹的。草叶镜图纹规整，对称，铸制精良，有裂纹已修复。铸造。保存完整。此类铜镜是当时十分流行的镜类，也是汉代铜镜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二）宋代
湖州铜镜（图三），吉林省内征集。直径13.2、缘厚0.2厘米。镜体呈八瓣葵花形，半圆形小钮，素平缘。镜面平整，镜背无装饰纹饰，仅铸有商标名款“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器身制作较轻薄。铸造。保存完整。宋代铜镜注重实用，不崇华侈，器体轻薄，装饰简洁。湖州是当时制镜中心，宋代因避宋太祖祖父赵敬的名讳，将“镜”字改为“照”或“鉴”，故称铜镜为“照子”或“铜鉴”。此面铜镜是宋代典型铜镜的代表。
平州花式楼阁人物铜镜（图四），出土于白城市程四家
子古城。直径10.6、缘厚0.6厘米。镜体呈八瓣葵花形，半球形钮，宽平镜缘，缘上阴刻有边款“平州□□□□”，镜背纹饰为楼阁、仙府、人物故事。铸造。保存完整。宋代花纹镜背面多铸有花鸟鱼虫、人物故事、山水楼阁等题材的图案纹饰，此面铜镜即为代表。汉末辽东即有平州之名。公元313年，高句丽攻陷辽东后，北燕将平州迁至辽西的昌黎郡。此面铜镜的边款说明铜镜铸造经过平洲府官验。
“美花出临池、满月生富贵”铜镜（图五），出土于四平市梨树偏脸城。直径10.5、缘厚0.7厘米。镜体呈圆形，半球形钮，镜背内区为首尾相追逐的四瑞兽，外区为一圈铭文，铸有阳文楷书铭文“美花出临池、满月生富贵……”，内外区是一道非常明显的凸棱相隔。镜缘由内向外呈斜坡凸起，斜坡上有短线纹装饰一周，边缘较窄。铸造。保存状况完整。宋代民间铸镜盛行，湖州、抚州、成都等多地成为集中铸造地。此面铜镜从铸造工艺和铭文看为民间用品。
（三）辽代
契丹文八角铜镜（图六），出土于白城市大安县红岗子永合小学。直径26、缘厚0.9厘米。镜体呈八角形，半球形钮，钮的周围铸五行契丹文小字，文字被规划在正方形框内，从右到左竖读，大意是“时不再来，命数由天；逝矣年华，红颜白发，脱超网尘，天相吉人”。框的上下左右分别有对称的两组花纹，为中原地区常用的折枝纹。镜缘为宽缘。缘上阴刻七个汉字“济州录事完颜通”。铸造，镜子质地优良，线条古朴匀整，保存状况完整。辽代铜镜如此之大又有如此多契丹文字，实为罕见。铭文反映了契丹族的文化和社会思想，是辽代佛教盛行的见证，也是汉民族对契丹民族影响的一个表征。“录事”是掌管文书的官职，完颜通是女真人的姓及名，“济州”在辽时为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公元1140-1189年间金改黄龙府为济州。由于缺铜，金朝廷规定原有铜镜要全部送到当地官府登记，并刻上名款、押记，以示归属，才可使用。于是，金代铜镜开始出现名款、押记符号这一特点。《古镜图录》对契丹文八角铜镜有著录。
亚字形铜镜（图七），1975年出土于科左后旗乌兰公河来公社。最长15、各边长8.5、缘厚0.15厘米。镜体呈亚字形，桥形小钮，宽平镜缘，缘上阴刻有“亳州官□□”五字边款。纹饰因磨损不太清楚，钮外似为四朵喇叭花，之外为一圈连珠纹。铸造。保存完整。夏时亳州属豫州。北周大象元年（579），改南兖州为亳州，治所不变，亳州之名始于此。隋大业三年（607）又改亳州为谯郡。唐武德四年（621），谯郡更名为亳州，为“十望”州府之一，下辖憔、临涣、鄹、城父、鹿邑、蒙城、永城、真源8县。宋时亳州属淮南路，金时属南京路，下辖6县5镇。说明此面铜镜铸造经过官验。
有柄人物铜镜（图八），1956年出土于梨树县偏脸城。直径8.2、柄长6.1厘米。镜体呈圆形，柄呈长方形。窄缘。背面纹饰为人物故事。柄上有“山东官”。铸造。保存完整。此面铜镜具有典型宋代风格，此镜为辽代仿制，边款说明铸造经过官验。
（四）金代
“煌丕昌天”海船纹菱花铜镜（图九），出土于白城市前郭三家子青郭屯金墓。直径16.5、缘厚0.7厘米。镜体呈八瓣菱花形，半球形钮，钮顶较平。镜背纹饰是一艘海船在乘风破浪的前进状态中，船头、船尾及船舱中的人物依稀可见。钮上铸有篆书铭文“煌丕昌天”。镜缘为窄素缘。铸造。保存状况完整。六菱花形铜镜是宋金銅镜中最普遍的一种类型，是这一时期铜镜装饰的重要特色，反映了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此类镜在吉林、四川、湖南、山东、广西等地区屡有出现，出土范围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此镜分析应为舶来品。
童子放风筝纹铜镜（图十），出土于四平市怀德毛城子乡许菜园子。直径19、缘厚0.7厘米。镜体呈圆形，半球形钮较小。镜背是用小连珠纹组成的直线把纹饰分成四个部分，其中以钮为对称两部分画面情形相同。小童子在蓝天白云下悠闲兴奋地放着风筝，再现了当时人们生活中有情趣的一面。铜镜镜缘较窄，刻有边款，楷书“西京官造”。铸造，保存状况完整。历史上的五京：唐代“西京凤翔府”指今陕西凤翔县；宋代“西京河南府”指今河南洛阳市；金代“西京大同府”指今山西大同市。根据此面铜镜的出土地点判断，这里的“西京”应为金代的西京大同府。此镜为金代仿制，边款说明铜镜铸造经过官验。
鸾鸟海兽葡萄铜镜（图十一），1980年出土于四平市怀德秦家屯古城。直径16.9、缘厚1.2厘米。镜体呈圆形，兽钮。纹饰以高浮雕形式出现，钮周围有六只形态似狮的瑞兽呈翻滚状穿梭在缠枝葡萄中，外有一周凸出的弦纹把内外区分开，外区为仙鹤与飞鹿等在缠枝葡萄中间游动。纹饰繁缛，满花而不乱，充满神秘色彩。镜缘由内向外呈斜坡凸起，上有卷云纹装饰，边缘窄。镜缘外侧边阴刻“信州武昌县大定十四年□月□□”。铸造，镜体厚重，保存状况完整。金史记载，上京信州武昌县本渤海怀福县地。金朝设有五京十九路，“路”是金代地方最高最大的行政区，相当于现代的省。金上京路共辖有：一府，即会宁府；三州，即肇州、隆州、信州；五路，即蒲与路、合懒路、恤品路、曷苏馆路、胡里改路；六县，即会宁县、曲江县、宜春县、始兴县、利涉县、武昌县。此面铜镜纹饰题材及铸造风格具有典型唐代铜镜特征，表明汉文化对金代的影响。边款说明铜镜铸造经过官验。
菱花人物铜镜（图十二），1987年出土于龙井县城子山山城遗址。直径13、缘厚0.6厘米。镜体呈八瓣菱花形，半球形小钮，镜缘宽平，缘上刻有边款“临黄县□押记”。钮外主题纹饰为人物故事，一人树下抚琴，一人入门拱手。一圈凸弦纹把主题纹饰和镜缘分开，每个菱形镜缘角中分布为有卷云纹。铸造。保存完整。临黄县为古县名。北魏初置，治今河南省范县西南临黄集。属相州。太平真君三年（442）废。太和十九年（495）复置。北齐时又废。隋开皇六年（586）又置。北宋端拱元年（988）再废。此面铜镜应来自中原，边款说明铜镜铸造经过官验。 大定二龙戏珠铜镜（图十三），1989年出土于松原市前郭县日格其村土家屯古墓。直径16.3、缘厚0.4厘米。镜体呈圆形，半球形钮，镜缘为宽平缘，缘上阴刻有边款“大定十四年十一月□日官□□”，纹饰为云浪中二条蛟龙相对，戏玩着一颗宝珠。二龙戏珠的图案中龙分雌雄，二龙对称，龙体弯长，珠圆，构图很美。铸造，保存状况完整。
金代铜镜继承了北宋铜镜的形制和风格，除一些仿汉、仿唐铜镜外，同样釆用双鱼、双凤、双龙和人物故事等图案。边款说明铜镜铸造经过官验。
济州县令签押纹铜镜（图十四），1986年出土于九台县春阳乡。直径9.1、缘厚0.5厘米。镜体呈圆形，素面，半球形钮，镜缘为宽平，缘上阴刻有边款“济州县令贾□”，近缘处一周有铸造痕迹。铸造。制作比较粗糙。“济州”在辽时为黄龙府，公元1140-1189年间金改黄龙府为济州（今吉林省农安县），属上京路。辖境相当今吉林省长春市及农安、德惠一带。大定二十九年（1189）改名隆州。边款说明铜镜铸造经过官验。
三、铭文、边款信息考据
（一）铜镜铭文
1.汉镜：2面
精白重圈铭文铜镜，铭文：“恐浮云兮敝白日，復清美兮冥素质，行精白兮光运明，谤言众兮有何伤”。从铭文行文风格来看，该段诗句深受楚辞影响，也是汉代铜镜铭文常见体例。这面铜镜出土于辽源石驿彩岚墓葬，该时代与汉代同期，文化构成深受汉文化元素影响，从铜镜的铸造质量及与中原所出土同款铜镜比较来看，应为交流而来的中原制品。
见日之光草叶纹铜镜，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日光镜是汉代较常见的一种铜镜，这面铜镜与精白重圈铭文铜镜同地点出土，特征一致，亦为交流而来的中原制品。
2.宋镜：2面
湖州铜镜，铭文：“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这款葵花形铭文铜镜是南宋湖州镜中最具典型性的代表。这类铜镜当时远销各地，广东、四川、内蒙古等地都有发现，朝鲜、日本也有流传，“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无疑曾是享誉海内外的驰名商标、知名品牌。吉林省在金代是主要辖制区，出土过多面中原铸造铜镜，基于金与宋的关系（连年征战），不排除这面铜镜来自于战争掠夺。
“美花出临池、满月生富贵”铜镜，铭文：“美花出临池、满月生富贵……”分析结论同上，不赘述。
3.辽镜：1面
契丹文八角铜镜，铭文：契丹文（小字），大意是“时不再来，命数由天；逝矣年华，红颜白发，脱超网尘，天相吉人”。契丹文是辽代为记录契丹语而参照汉字创制的文字，是書写契丹语的两种文字，在契丹族建立的辽国有官方文字地位。大字和小字都有表意和表音的成分，目前大字和小字都没有完全解读出来。契丹小字由耶律迭剌受回鹘文启示对大字加以改造而成，小字的表音成分比大字多，小字为拼音文字，较大字简便，研究也比大字更加充分。辽国灭亡了，契丹文仍然被女真人所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女真文。这面铜镜出土地吉林省白城市，是辽金时期重要辖区。契丹铭文足以证明汉文化对辽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4.金镜：1面
“煌丕昌天”海船纹菱花铜镜，铭文：“煌丕昌天”，寓意为“上苍保佑，天下兴盛”，希望航海顺顺利利，有好的兆头。此镜是宋金铜镜中最普遍的一种类型，反映了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及商品化、平民化趋向。有资料表明，此类铜镜在宋代和金代都有铸造。这面铜镜略显粗糙，应为金代制品。
（二）铜镜边款
吉林省境内出土带边款铜镜数量很大，且多为州县衙府官验铸镜等内容，这些文字即可对铜镜“验明正身”提供依据，考据史地信息更具有重要意义。
1.宋镜：1款
“亳录事司验记官□□□”，录事司：宋代行政官署，验记官为督办官员。
2.辽镜：3款
“济州录事完颜通”，济州，在辽时为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1140-1189年间金改黄龙府为济州。录事是掌管文书的官职，完颜通是女真人的姓及名。
“亳州官□□”，地名出处同上。这面铜镜虽然出土于辽代遗址，从铸造工艺风格看疑为宋镜，分析为辽人带入。
“朔州马邑县验记官□”，北齐天保八年（557）改马邑县为招远县，为朔州治，此为朔州名之始。辽（916-1125）时，朔州为顺义军节度，应州为彰国军节度，统属西京道。金仍之。元隶山西道大同路。明（1368-1644）时，朔州隶大同府。验记官为督办官员。
3.金：75款（以下举要）
“上京巡院□”（□为女真文，应为名或记，下同），上京，即金上京，金代都城，金五京之首。史书记载，阿骨打称帝时，只设毡帐（称皇帝寨），晚年始筑宫殿。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始建南城内的皇城，初名为会宁州。金太宗建为都城，升为会宁府。天眷元年（1138）八月，金熙宗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开始有上京之称。金朝釆行五京制，行政区域釆用路（府）、州、县三级管理，后期（凞宗改革）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趋于汉制。巡院为中央衙署。
“上京宜春县□□”，今黑龙江省宜春市。
“上京会宁县□”，今黑龙江省会宁市。
“金成县□”，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
“咸平府釉黑千户□”，咸平府，今辽宁省开原市辽金老城。金代有一独特的管理体制，即社会与军事制度结合的猛安谋克制。千夫长为猛安，百夫长为谋克，亦为部落首领。千户即千夫。
“长泰县□”，今为福建漳州所辖。金代行政区划资料中无据可查，根据铜镜铸造工艺、风格及边款上的女真文判断，此“长泰”应非彼“长泰”。
“拿里虎千户□”，与“釉黑千户”概念意同。
“河北东路转运司委差官匠三斤”，北宋时京东西路包括三府——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十一州，辖区包括今天河北省南部与东部，山东省，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局部地方。北宋灭亡后，金代保留河北东、西路建制，但辖区范围略有调整。金代转运司为省级建制，《金史·百官志》：“都转运司使，正三品，掌管税赋钱粮，仓库出纳，权衡定量之制。”“三斤”即为规范铜镜铸造的制式。 “云内州录事司验记官□”，辽清宁初设置代北云朔诏讨司，后改云内州，辖境约相当于今内蒙古固阳县、土右旗、土左旗一带，治所在柔服（今土左旗西北）。领柔服、宁仁两县。金沿用之。元朝建立后，降云内州为下州，隶大同路，官署名，是金、元两朝管理城市民政的机构。“金置于诸府、节镇所在地，掌同警巡使。设录事一人，秩正八品；判官一人，秩正九品；下设司吏，户一万以上者设六人，不及一万户者依次递减。”
“都右院□”，“都右院”即金代都警巡右院之省称。都市警巡院创始于辽代。据《辽史·百官志》，辽五京均设有警巡院，置有警巡使、警巡副使。其职能是治刑狱、理治安、检括城市户口。金代，完颜亮拓广燕京城池，改燕京为中都，并建都于中都，即恢复了城市警巡院制度。至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中都城市警巡院已增置为左、右两个。据考证，金代诸京警巡院已成为独立的城市行政建制，专门治理城市民事及各项行政事务。
“肇州司侯司官□”，《金史·地理志》载：（肇州）“下防御使，旧出河店也，天会八年（1130）以太祖兵胜辽，肇基王绩，遂建为州……隶会宁府。”肇州在辽代叫出河店，下设防御使。金代1130年开始设州，名叫肇州。肇州隶属于蒲裕路、会宁府，为州级单位。司侯司为衙署建制。
“懿州验记官□”，史称懿州为辽东懿州，也称辽阳懿州。始建于辽圣宗太平三年（1023），是著名的萧太后的孙女燕国長公主的私城，后来改为国家行政州。古懿州历辽、金、元三代，是通往朝鲜，连接中原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验记官即行使记录、验收的官员。
“信州司侯司□”，信州，金上京路会宁府所辖“三州之一”（余为肇州、隆州），现为吉林省公主岭市辖区。司侯司为衙署建制。
“铸镜所”，目前发现辽金时期铜镜铭文，有“山东东路铸镜所”和“陕西东路铸镜所”，这面铜镜属于哪个铸镜所建制无据可考，只能肯定铸镜所应为专门制作铜镜的机构。
“济州县令贾□”，济州在辽时为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1140-1189年间金改黄龙府为济州。属上京路。辖境相当今吉林省长春市及农安、德惠一带。
“泰州录司□”，金泰州是沿用辽泰州而置的，金初为泰州都统司，海陵王时期改制为北京路所辖的泰州节度使司，并在泰州治所设德昌军节度使，隶于上京。东北路招讨司侨置泰州后，泰州节度使司于大定二十五年（1185）罢置，承安三年（1198）移置于长春县（市），遂有新旧泰州之分。据考证，白城市城四家子古城即为辽代的长春州，金代的新泰州。而旧泰州应在黑龙江省泰赉县、吉林省白城市一带。“录司”应为录事司，官署名。金、元管理城市民政的机构。“金置于诸府、节镇所在地，掌同警巡使。设录事一人，秩正八品；判官一人，秩正九品；下设司吏，户一万以上者设六人，不及一万户者依次递减。”
“泰州主薄记□”，同上。主薄与录事职务相当。
“图海乌主千户□”，与“釉黑千户”概念意同。
“北京验记官□”，金朝釆行五京制，共有中都大兴府、上京会宁府、南京开封府、北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和西京大同府。北京即为今内蒙古宁城西北一带。
“金成记”，无从考证，似为民间押记。
“铜院□”，金代铜源稀缺，官方严禁民间私自使铜铸器，铜院应为官府管理铜资源的机构。
“临黄县□押记”，临黄县，北魏初置，治今河南省范县西南临黄集，属相州，太平真君三年（442）废，太和十九年（495）复置，北齐时又废，隋开皇六年（586）又置，北宋端拱元年（988年）再废。
“天成县官□”，暂无考证。
“西京官造”，西京，金代都城之一。原为辽国西京，金灭辽后沿用旧称。即为西京路治所，也是大同府治所在地。今山西大同。
“西京巡院官”，同上。
“司侯司官□”，司侯司，官署名，与录事司等级、职能相近。
“三河县官”，三河县，今河北廊坊三河市，金代应属西京大同府管辖。
“长春县□□”，无从考证，似为今白城市城四家子古城一带。
“信州武昌县大定十四年正月□□□□”，今人考证吉林省四平市怀德县（现改名换为公主岭市）大部分为当时的武昌县。金沿辽制，仍在怀德秦家屯古城设信州。
“托毛克官□”，通假字，同“谋克”，金代官职百夫长。
“亳州官造□”，今安徽境内。
“韩州司判赵□”，有人考证金代韩州即今四平市梨树县偏脸城。司判（从九品），金代官职，为司侯司（九品）佐官。可接任“司侯司”正职。
“泰州主”，同前。
“怄鲁抹官□”，沤鲁抹，有人考证为金代掌管群牧兼管政务的官职（正四品）。
“合懒乌主”，金代猛安（千夫长）。
“汤池县”，明代所修《辽东志》中明确记载：“汤池县，盖州城东北七十里，辽置，属铁州，今为汤池堡。”金代改辰州为盖州。元代置该盖州路，治所仍设在建安城。金代汤池县归盖州（盖县）所辖，即今辽宁盖县汤池镇。
“东平县”，唐贞元四年（788），宿城县改名东平县，与须昌同附郡郭，此为东平县名之始。金天会六年（1128）立刘豫为“大齐”帝，先治大名，后迁须城（东平县）伪称东京。并以须城为山东西路首邑。今为山东泰安所辖。这面铜镜应为唐镜，为金人带入。
“平洲录事司”，平洲，古地名，辖今辽宁、吉林一带，汉末辽东即有平州之名。公元313年，高句丽攻陷辽东后，北燕将平州迁至辽西的昌黎郡。录事司：金代行政官署。
四、结语
铜镜作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组成部分，在史学研究上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历代的铜镜制造和流通使用过程，都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现实状况。其中铭文镜的出现，不仅仅是简单的记录、寄语或装饰，其所蕴含的信息，在某种研究视角上看，印记着古代文明发展的历史影像，是研究、考证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变迁发展的重要实物线索。
[1]《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2]《吉林东丰县西断梁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1991年第4期。
[3][4]《吉林市猴石山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