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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中国传统丝绸图案在不同发展历史时期的图案设计题材、表现形式、艺术特点等进行比较研究与分析，初步探讨了影响传统丝绸图案设计思维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及基本规律。研究认为，传统文化不仅是丝绸图案设计的思维基础、艺术表达的直接资料和激发丝绸图案设计思维创新的灵感来源，而且还是影响丝绸图案设计思维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传统思想、风俗信仰、等级礼仪和审美情趣等，是影响丝绸图案设计思维的形成、转变与提升的显著因素，也是丝绸艺术产业和图案创意设计发展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 丝绸图案；图案设计；设计思维；传统文化；艺术产业
中图分类号： TS941.12；K892.2文献标志码： B文章编号： 10017003（2016）10004507引用页码： 101201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attern design theme， manifestation pattern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ilk patter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 the paper preliminary discusses the main factors and basic rules that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silk pattern design thinking. As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not only the thinking foundation of the silk pattern design， the direct materials of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the inspiration source of thinking innovation of silk pattern design， but also the important factor that influence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silk pattern design thinking. And traditional thinking， customs， beliefs， etiquette， aesthetic temperament and interest are the significanc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ilk pattern design thinking， and also the important forces for development of silk art industry and creative pattern design.
Key words： silk pattern； pattern design； design think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rt industry
在中國传统丝绸图案设计的发展历史过程中，传统文化一直是影响图案设计思维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也是丝绸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所谓传统文化，一般是指经由文明演化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主要内容是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历代存在过的各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确切地说，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地理、历史、政治、风土人情、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因此，传统文化的内涵是极其宽泛的，其对丝绸图案设计思维发展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经过概括总结，本文主要从传统思想、风俗信仰、等级礼仪和审美情趣几个显著因素进行初步探讨。1传统思想对图案设计思维的影响
丝绸图案是一门艺术，每种图案的设计和制作，均含有人们的主观愿望，带有一定的思想性[1]。中国传统思想作为图案设计的重要思维基础，其蕴含的丰富内涵一直是人们选取图案题材、设计图案形象、表达图案意义和配置图案构图的重要思维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对于图案的设计思维、艺术表达、风格特点等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藉由思想内容的表达，演绎出图案设计思维的多元化发展之路，蕴育了图案设计辉煌的艺术成就。
远在东汉时期，经学昌盛，谶纬之学盛行。在这一思想背景下，祥瑞纹样普遍流行，丝绸图案设计更多立足于华夏本土的文化传统，图案设计题材大体是云气纹、鸟兽纹、文字图案、几何形纹及人物骑猎纹等，大多均为中国传统图案题材[2]。在图案形式上，人物与飞禽猛兽共处于云气山林的环境之中，奔腾欢跃，展现出一幅奇异壮阔的场景[3]。从设计思维和结果上看，无论技术体系还是装饰风格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鲜明烙印。如对丝绸图案中动物纹样的表达，便与古代异域民族的思想表达有很大不同。从古代斯基泰民族与波斯民族的装饰纹样可以看出，人与动物总是处于相互搏斗的场景中，而中国纹样中人与动物的关系则一直是和谐共处的场面。因为，在草原民族的思想意识中，动物是被人征服的对象，而中国的传统思想则经常将动物视为上天显示的瑞祥，并称之为祥禽瑞兽。所以，在中国的图案设计中，更多的是想象中的神圣动物，即使现实中存在的动物也通常被赋予吉祥如意的文化内涵而成为祥瑞之兽。如图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研究所藏）所示，“长寿明光锦”中的双角有翼兽和回首行走虎；如图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研究所藏）所示，“龙虎瑞兽纹锦”中简练彪悍、云中奔驰的豹和麒麟等。这些动物造型和图案设计，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天人合一”的本土化思想理念。因此，中国传统图案在设计思维方式上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本质特点，其中自然观、意象性和含蓄之美是其主要的思维模式[4]。 不同的思想会带来不同的设计思维模式，进而会产生不同的图案设计结果，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演绎出独具特色的图案艺术成就。如北朝至初唐，丝绸之路的繁荣带来了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使具有西方风格的联珠纹样大量涌入中国。由于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丝绸图案充满异国情调，如团窠宝花、陵阳公样等图案形式，较多地体现了异域文化思想对图案设计思维的影响。但安史之乱后，华夏风范又重受推崇，丝绸艺术风格便胡气渐消，异域风情的联珠团窠与宏大壮丽的宝相花让位于鸟语花香的优雅世界，于是写实主义风格开始影响丝绸艺术，并由此发展成为穿花式折枝图案，改变了人们的图案设计思维模式，开拓了新的设计风格，标志着丝绸图案设计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并为宋代的图案设计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的时代，不仅完成了中国文化的一次重要转型，而且形成了自己的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在这一文化形态和思想意识下，相关丝绸产品、图案设计及思维表达，完全迥异于汉唐时期的文化品格，愈发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并凝聚成特有的设计力量和思维路径。如在图案的选题与设计表现上，纹样中的植物花卉类题材成为时代趋势，改变了此前以动物纹样为主体的格局，造就了宋代丝绸图案雅致清秀的品格。特别是缂丝工艺与书画艺术的结合，发展出了观赏类丝绸产品，对于丝绸品类的开发和丝绸图案的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图3（上海博物馆藏）所示，朱克柔缂丝作品《莲塘乳鸭图》，作品图案以绘画为缂本，采用图像设计语言，以极细的丝线和极佳的晕色对红蕖白鹭、绿萍翠鸟、蜻蜓草虫、双鸭游乐等进行设计表达，作品精致至极如同书画真迹。这一结合绘画的设计思维，充分反映了宋代从图案设计到图像设计的思维已经较为普及，并且表现技法、思维形式、艺术成就等也已经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因此，在丝绸图案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文化思想的不同，造成了图案设计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和时代特征，展现出图案设计不同的思维变化。无论是东汉的祥瑞纹样、初唐的团窠宝花还是宋代的植物花卉，均体现出不同的主题内容与艺术风格。其中既有汉文化传统思想的本土化表达，也有外来文化思想的深度影响，更有不同文化思想交融后的创新。不同的思想不仅表现出图案设计不同的时代特色，更是图案设计思维产生必然变化的根本因素，是促进传统丝绸图案设计变革的重要力量。
2风俗信仰对图案设计思维的影响
风俗是指长期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是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沿革下来的风气、礼节、习惯等的总和。信仰是指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对某人、某物的信奉和尊敬。风俗与信仰都是人类智慧的积累和对普世价值的向往与追求，是人们传统思想的普遍反映，也是构成丝绸图案设计思维变化的重要因素。丝绸图案设计的造型、图像不仅具有装饰性，更多情况下还具有象征性、寓意性，即图案艺术是作为社会思想、观念符号存在的[5]。因此，图案设计及其应用作为反映人们风俗信仰的重要载体之一，其具体的风俗内容和信仰形式也决定了图案设计的构成元素、造型法则、思维模式、艺术风格、表现方法等设计语言与设计原则。如楚人好巫，好“淫祀”，对鬼神的奉祀热烈而虔诚，其精神世界便弥漫着一种奇丽缤纷的色彩。因此，在图案设计思维上，人物与动物的形象便体现出较为奇特的设计特点和艺术风格。如图4（荆州地区博物馆藏）所示，马山楚墓出土的“凤鸟花卉纹绣”，正面的立凤瞪目如枭、鸟身浑圆、双翼平举，与后世的凤在艺术造型和内涵表达上有很大的不同，体现出战国时代楚国丝绸艺术奇伟诡谲的风格。而秦汉时期由于普遍迷信于道家的神仙思想，崇尚阴阳五行学说，追求长生不老或羽化成仙的世俗愿望，谶纬学说广泛流行。因此，社会上便出现了解释上天征兆的各种图文并茂的征兆书。于是，在这种思想意识下，人们“设计”了大量的瑞应图案。设计的题材有解释自然现象的，如祥云、甘露等；解释神异动物的，如凤凰、灵鸟等；解释吉祥植物的，如灵芝、茱萸等；解释器物的，如神鼎、方胜等。这些丰富的祥瑞图像不仅反映了人们浓烈的仙道思想，而且成就了别样的图案样式和艺术风格，最终形成了中国工艺美术中吉祥图案长盛不衰的独特现象，其设计思维一直影响到今天。
在风俗中，习惯上人们将自然条件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上的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社会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之不同称为“俗”。风与俗共同构成了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是人们传统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反映。因此，地域上和思想上的差异，造就了风俗具有多样性的特质。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便指出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正是促进图案设计思维转变的源动力。如辽金地区丝织品中最具特色的“春水秋山”纹样，“……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其从秋山之服则以熊鹿山林为文，……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饰。”[6]这里提到的春水之饰是以鹘捕鹅为主题纹样，而以花卉为背衬装饰；秋山之饰则是以熊鹿为主题纹样，衬以山林景色。这种纹样在辽金的流行，充分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分析辽金的生活方式可知，每年春秋两季的捺钵（游猎）活动，是北方的契丹或是女真族最为重要的活动，即初春在水边放鹘打雁，入秋在山林围捕狩猎。基于这种生活习俗，人们创作了“春水秋山”的图案样式，从而风俗成为影响图案设计的题材选择、构图形式、艺术表现等设计思维的重要因素。
信仰是人们灵魂的标注，是支撑道德生活的基石，是人类生存须臾不可分离的基本生存条件，它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类道德实践的范围、层次和方式。信仰的种类包括原始信仰、宗教信仰、哲學信仰和政治信仰等。其中宗教信仰是人们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它不仅是人们思想表达的重要途径，也是人们践行思想意图的行动指南和人生的“指路明灯”。在长期的宗教信仰活动中，出于宗教活动的现实需要和对神明的虔诚与敬畏，宗教逐渐成为丝绸图案重要的设计题材，并促进了丝绸图案设计主题的多元化发展，形成了丝绸图案设计中主题鲜明的图案类别。如魏晋南北朝起，莲花纹开始普遍出现，便与佛教信仰直接相关。《楞严经》云：“尔时世尊，从肉髻中，涌百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有化如来，坐宝莲上……”。莲花俨然已代表了佛祖的法身与清净的佛土，因此便成为了丝绸艺术的重要题材。至宋代时，佛道流行、理学昌盛，儒、道、佛三教合一，于是“中国人以儒家学说规范社会行为，以道家思维面对自然，更以释家思想培育精神。”[7]这种宗教的全面普及，致使宗教逐渐走向世俗化，除佛像等图案题材外，也开始通过工艺美术的装饰形式表达着人们辟邪祈福、延年益寿、吉祥平安、子孙满堂等种种世俗愿望，于是在丝绸图案中出现了仙道纹样、杂宝纹样、吉祥纹样等。如以珠、钱、磬、祥云、方胜、犀角杯、书、画、灵芝、鼎、元宝、金锭等杂宝中选取八种构成的八宝纹样；以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八种藏传佛教中的吉祥物进行设计的八吉祥图案，还有取八仙各自所持的器物设计而成的“暗八仙”图案等，都是宗教信仰影响下的设计思维结果。 风俗信仰所反映的思想内容较为广泛，不仅有物质上的具象描绘，也有精神上的抽象表达，因此风俗信仰的文化资源为丝绸图案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无论是楚人对鬼神的奉祀、秦汉对神仙的崇拜、魏晋起佛教的流行、宋代的三教合一，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围捕狩猎的生活习俗等，都可以成为图案设计的重要内容。于是，图案成为传达风俗信仰的重要载体，风俗信仰成为图案表达的设计源泉，并在对文化象征的视觉化表现中，风俗信仰逐渐凝聚成促进图案设计思维产生、转变与提升的重要力量。
3等级礼仪对图案设计思维的影响
等级礼仪制度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划分社会集团的制度，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是传统文化体系中人们等级观念和身份确认的表现方式。在等级礼仪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周代礼仪制度中的冠服制度可能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种礼仪制度。贾谊《新书·服疑》中记载的对“五礼”场合不同等级的人所着服饰之形制、色彩、图案作了严格规定，以使“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于服饰图案的主题选择、造型特点、艺术风格等设计思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创作出了大量极具内涵和影响力的图案作品。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十二章纹，这是基于礼制的特殊需要而经过精心设计的具有特定内涵与象征意义的12种图案。其中日、月、星辰，取其照临，这是天的象征，故为天子专用；山，取其能兴风雨；龙，取其变化；华虫，其形如凤，取其有文采；藻即水草，取其洁净；火，取其光明；宗彝，取其忠孝；粉米，取其滋养；黼，为斧形，取其决断；黻，两兽相背之状，取其明辨[8]。可见，每一种图案都被赋予了浓厚的思想内涵和象征意义，并被广泛应用于古代帝王的袍服中。如图5（故宫博物院藏）所示，“乾隆皇帝月白缎绣云龙袷朝袍”中的纹饰，除主要绣有43条龙纹外，还绣有十二章纹。因此，十二章纹不仅是等级礼仪制度的产物，其思想内涵和应用目的也是图案设计重要的思维依据。
等级礼仪制度下的图案设计主要应用于官服，可识别性是其设计思维的重要原则，并在历朝历代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唐中期以后，官服图案开始表现出系统化的等级识别内涵，图案内容和形式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新唐书·舆服志》卷二四载“袍袄之制：三品以上服绫，以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双孔雀；四品、五品服绫，以地黄交枝；六品以下服绫，小窠无文及隔织、独织”。这里的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地黄交枝等图案均体现出不同的主题内容、构图形式、造型特点和象征意义，并严格对应不同的品级。另外，元代创新设计的“双角五爪龙”形象结合日月图案更是成为了帝王的象征，并沿用至明清。如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的“绫地日月纹绣辫线袍”，右肩的圆盘里绣有一兔象征月亮，左肩的圆盘里绣有三足鸟象征太阳。再如图6（故宫博物院藏）所示，清雍正年间的皇后礼服“明黄色缎绣五彩云金龙戏珠女袷朝袍”，在前胸后背都用撚金线绣正龙各一，龙纹为双角五爪形。这种肩挑日月、胸背龙纹的图案题材，象征着帝王皇后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最高等级的专用图案。这种根据装饰图案进行身份等级和社会地位的划分，对丝绸图案的设计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等级礼仪制度虽然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需要的管理手段，却在无形当中促进了图案设计的创新与发展，不仅为图案的创新设计提供了明确的设计依据，而且开启了图案设计思维新的创意起点。
等级礼仪制度对于图案设计思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图案设计的功能性表达和信息的视觉化传达两个方面。不同的等级身份采用不同的图案题材，不同的图案题材创意出不同的图案造型，不同的图案造型体现了不同的设计思维。设计思维因等级制度的要求而发生变化，并以具体的视觉元素设计而传递相应的识别信息。因此，基于功能和视觉识别的需要，等级礼仪制度决定了图案设计的选题、造型、构图、意义表达等思维内容，是影响图案设计思维的重要因素。
4审美情趣对图案设计思维的影响
审美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指人与世界形成的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情感的关系状态，是在理智与情感、主观与客观上认识、理解、感知和评判世界上的存在。审美作为图案设计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审美情趣、审美思想、审美标准等是促进丝绸图案艺术风格形成的关键要素，也是促进丝绸图案设计发展的重要力量，更是影响设计思维有效提升的重要推动力。“艺术的创造是人类有意识地实现他的美的理想，我们也就从艺术中认识各时代、各民族心目中之所谓美”[9]。宋代偃武修文、广开科举和厚待文士，激发起了全社会对文化艺术的热情，促进了全民艺术素养和审美情趣的提升，造就了宋代“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取向。因此，典雅清丽的审美时尚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并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深刻影响着上至宫廷权贵下至民间工匠，使得宋代的图案设计逐渐摒弃异域色彩，更多地体现出线条婉转、格调清丽的特点。
审美需要参与到审美对象当中去，并和它的内容联系起来，从而获得对审美对象的深刻理解。因此，對于审美对象的不同理解会产生不同的设计思维意识。如元代的丝绸图案设计基本以植物花卉为图案设计的主流元素，并将其作为美的典范和重要的审美对象，在审美对象的表达上则表现为某种绘画性装饰的趋势。如“满池娇”图案设计，便是元代对审美对象的独特理解而出现的具有特殊意义和绘画性较强的图案类型。满池娇，也称“莲塘小景”或“池塘小景”。柯九思《宫词十五首》：“观莲太液泛兰桡，翡翠鸳鸯戏碧苕。说与小娃牢记取，御衫绣作满池娇。”描述的就是这类图案。满池娇原属于汉文化传统风范的图案形式，元中期以后却流行于蒙古族帝国之中，这与文宗皇帝热心汉族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审美情趣息息相关。文宗帝提倡儒学，封赠先儒，亲祀南郊，编修《经世大典》，还创建奎章阁，收集古物、图书，延揽文人士子品藻赏鉴。其天历间的御衣多为池塘小景，这体现了文宗皇帝与一般蒙古族皇帝在审美取向上的不同[10]。因此，也决定了当时在图案设计上不同的审美风格。除“莲塘小景”外，元代还设计出了类似的更富有诗意的“流水落花”图案，以曲折起伏、节奏明快的流水造型作为底纹，其上散点布置律动有序的花卉，更给人以优美欢快的审美感受，具有“水流花落红”“桃花终日逐水流”的诗文意境和较高的视觉审美情趣。 审美情趣不仅是思想的流露，也是对艺术鉴赏的表达。如太极图这种动态之美，便体现了中国人思维里对力量、动感的渴求，表达了先民对太阳的崇拜及对宇宙天体的认知和敬畏，且简单的图形显示了丰富的吉祥寓意和精深的美学思想[11]。因此，审美情趣作为图案设计思维的重要驱动力，对图案设计的题材内容、造型特点、艺术风格等的认知与创造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是同样的审美对象也可以创造出不同的设计结果。如明清与宋元时期都偏爱以植物花卉为主题的丝绸纹样，但图案表达确有不同。宋元时期的设计一般趋向“莲塘小景”“流水落花”等具有意境的图案形式；明清则在设计思维上主要采用以缠枝与折枝的形式进行图案设计，通常配色浓重，较为强调对比色的运用，还常常加入金线勾边，使得织物色彩更加丰富。如图7（故宫博物院藏）所示，“绿地花卉樗蒲纹妝花缎”以牡丹、莲花、茶花、菊花组成樗蒲纹，构图匀称，色彩富丽，其花纹采用金线交边，更显堂皇悦目，图案设计呈现出金碧辉煌的视觉效果。
“设计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文化的参与和制约下展开与完成，并体现出当时的文化风貌。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心理结构，反映着不同的价值和审美观念。”[12]另外，在图案设计过程中，设计思维的审美能力需要在实践经验、思维能力、艺术素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它既具有个性特征，又具有社会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因此，审美作为一种思想的表达，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和地域等，有着不同的审美情趣。而作为影响图案设计的关键因素，不同的审美情趣决定着不同的主题内容、图案造型、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从宋代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到元代的“桃花终日逐水流”，再到明清的富丽堂皇等，审美情趣的变化催生出不同的图案形式和艺术特色，并在图案设计的发展过程中，最终转化为影响图案设计思维转变的重要因素和关键力量。
5结语
丝绸图案作为文化内涵的视觉载体，其设计思维是以文化为基础并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传统文化不仅为丝绸图案提供了直接的设计资料，而且更激发了图案设计思维的创作灵感。“历史的设计是设计的历史”（设计师切尔马耶夫），以此引申，图案的文化是文化的图案，作用于图案与文化之间的关键途径是设计思维。从传统思想中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人与动物图案设计；风俗信仰中宗教崇拜、祁福纳祥的佛仙净土与吉祥图案设计；等级礼仪中皇权礼制、昭名辨等的龙凤威仪和补服品级设计，到审美意识中浓墨重彩、清水芙蓉的团窠宝花和莲塘小景设计等，无不是基于文化而通过设计思维的转变所进行的艺术实践反映。因此，传统文化一直在影响、调节、促进着设计思维的拓展与提升，在伴随丝绸艺术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思想、风俗信仰、等级礼仪和审美情趣等文化内容，便成为影响设计思维的形成与转变以及图案的选题、立意、艺术表现、功能识别等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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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pattern design theme， manifestation pattern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ilk pattern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 the paper preliminary discusses the main factors and basic rules that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silk pattern design thinking. As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not only the thinking foundation of the silk pattern design， the direct materials of artistic expression and the inspiration source of thinking innovation of silk pattern design， but also the important factor that influence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silk pattern design thinking. And traditional thinking， customs， beliefs， etiquette， aesthetic temperament and interest are the significanc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ilk pattern design thinking， and also the important forces for development of silk art industry and creative pattern design.
Key words： silk pattern； pattern design； design think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rt industry
在中國传统丝绸图案设计的发展历史过程中，传统文化一直是影响图案设计思维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也是丝绸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所谓传统文化，一般是指经由文明演化汇集而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主要内容是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历代存在过的各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确切地说，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地理、历史、政治、风土人情、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因此，传统文化的内涵是极其宽泛的，其对丝绸图案设计思维发展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经过概括总结，本文主要从传统思想、风俗信仰、等级礼仪和审美情趣几个显著因素进行初步探讨。1传统思想对图案设计思维的影响
丝绸图案是一门艺术，每种图案的设计和制作，均含有人们的主观愿望，带有一定的思想性[1]。中国传统思想作为图案设计的重要思维基础，其蕴含的丰富内涵一直是人们选取图案题材、设计图案形象、表达图案意义和配置图案构图的重要思维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对于图案的设计思维、艺术表达、风格特点等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藉由思想内容的表达，演绎出图案设计思维的多元化发展之路，蕴育了图案设计辉煌的艺术成就。
远在东汉时期，经学昌盛，谶纬之学盛行。在这一思想背景下，祥瑞纹样普遍流行，丝绸图案设计更多立足于华夏本土的文化传统，图案设计题材大体是云气纹、鸟兽纹、文字图案、几何形纹及人物骑猎纹等，大多均为中国传统图案题材[2]。在图案形式上，人物与飞禽猛兽共处于云气山林的环境之中，奔腾欢跃，展现出一幅奇异壮阔的场景[3]。从设计思维和结果上看，无论技术体系还是装饰风格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鲜明烙印。如对丝绸图案中动物纹样的表达，便与古代异域民族的思想表达有很大不同。从古代斯基泰民族与波斯民族的装饰纹样可以看出，人与动物总是处于相互搏斗的场景中，而中国纹样中人与动物的关系则一直是和谐共处的场面。因为，在草原民族的思想意识中，动物是被人征服的对象，而中国的传统思想则经常将动物视为上天显示的瑞祥，并称之为祥禽瑞兽。所以，在中国的图案设计中，更多的是想象中的神圣动物，即使现实中存在的动物也通常被赋予吉祥如意的文化内涵而成为祥瑞之兽。如图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研究所藏）所示，“长寿明光锦”中的双角有翼兽和回首行走虎；如图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研究所藏）所示，“龙虎瑞兽纹锦”中简练彪悍、云中奔驰的豹和麒麟等。这些动物造型和图案设计，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天人合一”的本土化思想理念。因此，中国传统图案在设计思维方式上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本质特点，其中自然观、意象性和含蓄之美是其主要的思维模式[4]。 不同的思想会带来不同的设计思维模式，进而会产生不同的图案设计结果，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演绎出独具特色的图案艺术成就。如北朝至初唐，丝绸之路的繁荣带来了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使具有西方风格的联珠纹样大量涌入中国。由于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丝绸图案充满异国情调，如团窠宝花、陵阳公样等图案形式，较多地体现了异域文化思想对图案设计思维的影响。但安史之乱后，华夏风范又重受推崇，丝绸艺术风格便胡气渐消，异域风情的联珠团窠与宏大壮丽的宝相花让位于鸟语花香的优雅世界，于是写实主义风格开始影响丝绸艺术，并由此发展成为穿花式折枝图案，改变了人们的图案设计思维模式，开拓了新的设计风格，标志着丝绸图案设计的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并为宋代的图案设计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的时代，不仅完成了中国文化的一次重要转型，而且形成了自己的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在这一文化形态和思想意识下，相关丝绸产品、图案设计及思维表达，完全迥异于汉唐时期的文化品格，愈发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并凝聚成特有的设计力量和思维路径。如在图案的选题与设计表现上，纹样中的植物花卉类题材成为时代趋势，改变了此前以动物纹样为主体的格局，造就了宋代丝绸图案雅致清秀的品格。特别是缂丝工艺与书画艺术的结合，发展出了观赏类丝绸产品，对于丝绸品类的开发和丝绸图案的设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图3（上海博物馆藏）所示，朱克柔缂丝作品《莲塘乳鸭图》，作品图案以绘画为缂本，采用图像设计语言，以极细的丝线和极佳的晕色对红蕖白鹭、绿萍翠鸟、蜻蜓草虫、双鸭游乐等进行设计表达，作品精致至极如同书画真迹。这一结合绘画的设计思维，充分反映了宋代从图案设计到图像设计的思维已经较为普及，并且表现技法、思维形式、艺术成就等也已经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因此，在丝绸图案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文化思想的不同，造成了图案设计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和时代特征，展现出图案设计不同的思维变化。无论是东汉的祥瑞纹样、初唐的团窠宝花还是宋代的植物花卉，均体现出不同的主题内容与艺术风格。其中既有汉文化传统思想的本土化表达，也有外来文化思想的深度影响，更有不同文化思想交融后的创新。不同的思想不仅表现出图案设计不同的时代特色，更是图案设计思维产生必然变化的根本因素，是促进传统丝绸图案设计变革的重要力量。
2风俗信仰对图案设计思维的影响
风俗是指长期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俗，是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沿革下来的风气、礼节、习惯等的总和。信仰是指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对某人、某物的信奉和尊敬。风俗与信仰都是人类智慧的积累和对普世价值的向往与追求，是人们传统思想的普遍反映，也是构成丝绸图案设计思维变化的重要因素。丝绸图案设计的造型、图像不仅具有装饰性，更多情况下还具有象征性、寓意性，即图案艺术是作为社会思想、观念符号存在的[5]。因此，图案设计及其应用作为反映人们风俗信仰的重要载体之一，其具体的风俗内容和信仰形式也决定了图案设计的构成元素、造型法则、思维模式、艺术风格、表现方法等设计语言与设计原则。如楚人好巫，好“淫祀”，对鬼神的奉祀热烈而虔诚，其精神世界便弥漫着一种奇丽缤纷的色彩。因此，在图案设计思维上，人物与动物的形象便体现出较为奇特的设计特点和艺术风格。如图4（荆州地区博物馆藏）所示，马山楚墓出土的“凤鸟花卉纹绣”，正面的立凤瞪目如枭、鸟身浑圆、双翼平举，与后世的凤在艺术造型和内涵表达上有很大的不同，体现出战国时代楚国丝绸艺术奇伟诡谲的风格。而秦汉时期由于普遍迷信于道家的神仙思想，崇尚阴阳五行学说，追求长生不老或羽化成仙的世俗愿望，谶纬学说广泛流行。因此，社会上便出现了解释上天征兆的各种图文并茂的征兆书。于是，在这种思想意识下，人们“设计”了大量的瑞应图案。设计的题材有解释自然现象的，如祥云、甘露等；解释神异动物的，如凤凰、灵鸟等；解释吉祥植物的，如灵芝、茱萸等；解释器物的，如神鼎、方胜等。这些丰富的祥瑞图像不仅反映了人们浓烈的仙道思想，而且成就了别样的图案样式和艺术风格，最终形成了中国工艺美术中吉祥图案长盛不衰的独特现象，其设计思维一直影响到今天。
在风俗中，习惯上人们将自然条件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上的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社会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之不同称为“俗”。风与俗共同构成了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是人们传统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反映。因此，地域上和思想上的差异，造就了风俗具有多样性的特质。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便指出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正是促进图案设计思维转变的源动力。如辽金地区丝织品中最具特色的“春水秋山”纹样，“……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其从秋山之服则以熊鹿山林为文，……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饰。”[6]这里提到的春水之饰是以鹘捕鹅为主题纹样，而以花卉为背衬装饰；秋山之饰则是以熊鹿为主题纹样，衬以山林景色。这种纹样在辽金的流行，充分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分析辽金的生活方式可知，每年春秋两季的捺钵（游猎）活动，是北方的契丹或是女真族最为重要的活动，即初春在水边放鹘打雁，入秋在山林围捕狩猎。基于这种生活习俗，人们创作了“春水秋山”的图案样式，从而风俗成为影响图案设计的题材选择、构图形式、艺术表现等设计思维的重要因素。
信仰是人们灵魂的标注，是支撑道德生活的基石，是人类生存须臾不可分离的基本生存条件，它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类道德实践的范围、层次和方式。信仰的种类包括原始信仰、宗教信仰、哲學信仰和政治信仰等。其中宗教信仰是人们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它不仅是人们思想表达的重要途径，也是人们践行思想意图的行动指南和人生的“指路明灯”。在长期的宗教信仰活动中，出于宗教活动的现实需要和对神明的虔诚与敬畏，宗教逐渐成为丝绸图案重要的设计题材，并促进了丝绸图案设计主题的多元化发展，形成了丝绸图案设计中主题鲜明的图案类别。如魏晋南北朝起，莲花纹开始普遍出现，便与佛教信仰直接相关。《楞严经》云：“尔时世尊，从肉髻中，涌百宝光，光中涌出，千叶宝莲，有化如来，坐宝莲上……”。莲花俨然已代表了佛祖的法身与清净的佛土，因此便成为了丝绸艺术的重要题材。至宋代时，佛道流行、理学昌盛，儒、道、佛三教合一，于是“中国人以儒家学说规范社会行为，以道家思维面对自然，更以释家思想培育精神。”[7]这种宗教的全面普及，致使宗教逐渐走向世俗化，除佛像等图案题材外，也开始通过工艺美术的装饰形式表达着人们辟邪祈福、延年益寿、吉祥平安、子孙满堂等种种世俗愿望，于是在丝绸图案中出现了仙道纹样、杂宝纹样、吉祥纹样等。如以珠、钱、磬、祥云、方胜、犀角杯、书、画、灵芝、鼎、元宝、金锭等杂宝中选取八种构成的八宝纹样；以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长八种藏传佛教中的吉祥物进行设计的八吉祥图案，还有取八仙各自所持的器物设计而成的“暗八仙”图案等，都是宗教信仰影响下的设计思维结果。 风俗信仰所反映的思想内容较为广泛，不仅有物质上的具象描绘，也有精神上的抽象表达，因此风俗信仰的文化资源为丝绸图案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无论是楚人对鬼神的奉祀、秦汉对神仙的崇拜、魏晋起佛教的流行、宋代的三教合一，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围捕狩猎的生活习俗等，都可以成为图案设计的重要内容。于是，图案成为传达风俗信仰的重要载体，风俗信仰成为图案表达的设计源泉，并在对文化象征的视觉化表现中，风俗信仰逐渐凝聚成促进图案设计思维产生、转变与提升的重要力量。
3等级礼仪对图案设计思维的影响
等级礼仪制度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划分社会集团的制度，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是传统文化体系中人们等级观念和身份确认的表现方式。在等级礼仪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周代礼仪制度中的冠服制度可能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种礼仪制度。贾谊《新书·服疑》中记载的对“五礼”场合不同等级的人所着服饰之形制、色彩、图案作了严格规定，以使“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于服饰图案的主题选择、造型特点、艺术风格等设计思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创作出了大量极具内涵和影响力的图案作品。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十二章纹，这是基于礼制的特殊需要而经过精心设计的具有特定内涵与象征意义的12种图案。其中日、月、星辰，取其照临，这是天的象征，故为天子专用；山，取其能兴风雨；龙，取其变化；华虫，其形如凤，取其有文采；藻即水草，取其洁净；火，取其光明；宗彝，取其忠孝；粉米，取其滋养；黼，为斧形，取其决断；黻，两兽相背之状，取其明辨[8]。可见，每一种图案都被赋予了浓厚的思想内涵和象征意义，并被广泛应用于古代帝王的袍服中。如图5（故宫博物院藏）所示，“乾隆皇帝月白缎绣云龙袷朝袍”中的纹饰，除主要绣有43条龙纹外，还绣有十二章纹。因此，十二章纹不仅是等级礼仪制度的产物，其思想内涵和应用目的也是图案设计重要的思维依据。
等级礼仪制度下的图案设计主要应用于官服，可识别性是其设计思维的重要原则，并在历朝历代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唐中期以后，官服图案开始表现出系统化的等级识别内涵，图案内容和形式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新唐书·舆服志》卷二四载“袍袄之制：三品以上服绫，以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及双孔雀；四品、五品服绫，以地黄交枝；六品以下服绫，小窠无文及隔织、独织”。这里的鹘衔瑞草、雁衔绶带、地黄交枝等图案均体现出不同的主题内容、构图形式、造型特点和象征意义，并严格对应不同的品级。另外，元代创新设计的“双角五爪龙”形象结合日月图案更是成为了帝王的象征，并沿用至明清。如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的“绫地日月纹绣辫线袍”，右肩的圆盘里绣有一兔象征月亮，左肩的圆盘里绣有三足鸟象征太阳。再如图6（故宫博物院藏）所示，清雍正年间的皇后礼服“明黄色缎绣五彩云金龙戏珠女袷朝袍”，在前胸后背都用撚金线绣正龙各一，龙纹为双角五爪形。这种肩挑日月、胸背龙纹的图案题材，象征着帝王皇后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最高等级的专用图案。这种根据装饰图案进行身份等级和社会地位的划分，对丝绸图案的设计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等级礼仪制度虽然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需要的管理手段，却在无形当中促进了图案设计的创新与发展，不仅为图案的创新设计提供了明确的设计依据，而且开启了图案设计思维新的创意起点。
等级礼仪制度对于图案设计思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图案设计的功能性表达和信息的视觉化传达两个方面。不同的等级身份采用不同的图案题材，不同的图案题材创意出不同的图案造型，不同的图案造型体现了不同的设计思维。设计思维因等级制度的要求而发生变化，并以具体的视觉元素设计而传递相应的识别信息。因此，基于功能和视觉识别的需要，等级礼仪制度决定了图案设计的选题、造型、构图、意义表达等思维内容，是影响图案设计思维的重要因素。
4审美情趣对图案设计思维的影响
审美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指人与世界形成的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情感的关系状态，是在理智与情感、主观与客观上认识、理解、感知和评判世界上的存在。审美作为图案设计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审美情趣、审美思想、审美标准等是促进丝绸图案艺术风格形成的关键要素，也是促进丝绸图案设计发展的重要力量，更是影响设计思维有效提升的重要推动力。“艺术的创造是人类有意识地实现他的美的理想，我们也就从艺术中认识各时代、各民族心目中之所谓美”[9]。宋代偃武修文、广开科举和厚待文士，激发起了全社会对文化艺术的热情，促进了全民艺术素养和审美情趣的提升，造就了宋代“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取向。因此，典雅清丽的审美时尚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并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深刻影响着上至宫廷权贵下至民间工匠，使得宋代的图案设计逐渐摒弃异域色彩，更多地体现出线条婉转、格调清丽的特点。
审美需要参与到审美对象当中去，并和它的内容联系起来，从而获得对审美对象的深刻理解。因此，對于审美对象的不同理解会产生不同的设计思维意识。如元代的丝绸图案设计基本以植物花卉为图案设计的主流元素，并将其作为美的典范和重要的审美对象，在审美对象的表达上则表现为某种绘画性装饰的趋势。如“满池娇”图案设计，便是元代对审美对象的独特理解而出现的具有特殊意义和绘画性较强的图案类型。满池娇，也称“莲塘小景”或“池塘小景”。柯九思《宫词十五首》：“观莲太液泛兰桡，翡翠鸳鸯戏碧苕。说与小娃牢记取，御衫绣作满池娇。”描述的就是这类图案。满池娇原属于汉文化传统风范的图案形式，元中期以后却流行于蒙古族帝国之中，这与文宗皇帝热心汉族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审美情趣息息相关。文宗帝提倡儒学，封赠先儒，亲祀南郊，编修《经世大典》，还创建奎章阁，收集古物、图书，延揽文人士子品藻赏鉴。其天历间的御衣多为池塘小景，这体现了文宗皇帝与一般蒙古族皇帝在审美取向上的不同[10]。因此，也决定了当时在图案设计上不同的审美风格。除“莲塘小景”外，元代还设计出了类似的更富有诗意的“流水落花”图案，以曲折起伏、节奏明快的流水造型作为底纹，其上散点布置律动有序的花卉，更给人以优美欢快的审美感受，具有“水流花落红”“桃花终日逐水流”的诗文意境和较高的视觉审美情趣。 审美情趣不仅是思想的流露，也是对艺术鉴赏的表达。如太极图这种动态之美，便体现了中国人思维里对力量、动感的渴求，表达了先民对太阳的崇拜及对宇宙天体的认知和敬畏，且简单的图形显示了丰富的吉祥寓意和精深的美学思想[11]。因此，审美情趣作为图案设计思维的重要驱动力，对图案设计的题材内容、造型特点、艺术风格等的认知与创造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是同样的审美对象也可以创造出不同的设计结果。如明清与宋元时期都偏爱以植物花卉为主题的丝绸纹样，但图案表达确有不同。宋元时期的设计一般趋向“莲塘小景”“流水落花”等具有意境的图案形式；明清则在设计思维上主要采用以缠枝与折枝的形式进行图案设计，通常配色浓重，较为强调对比色的运用，还常常加入金线勾边，使得织物色彩更加丰富。如图7（故宫博物院藏）所示，“绿地花卉樗蒲纹妝花缎”以牡丹、莲花、茶花、菊花组成樗蒲纹，构图匀称，色彩富丽，其花纹采用金线交边，更显堂皇悦目，图案设计呈现出金碧辉煌的视觉效果。
“设计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文化的参与和制约下展开与完成，并体现出当时的文化风貌。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心理结构，反映着不同的价值和审美观念。”[12]另外，在图案设计过程中，设计思维的审美能力需要在实践经验、思维能力、艺术素养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它既具有个性特征，又具有社会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因此，审美作为一种思想的表达，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和地域等，有着不同的审美情趣。而作为影响图案设计的关键因素，不同的审美情趣决定着不同的主题内容、图案造型、艺术风格、表现手法等。从宋代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到元代的“桃花终日逐水流”，再到明清的富丽堂皇等，审美情趣的变化催生出不同的图案形式和艺术特色，并在图案设计的发展过程中，最终转化为影响图案设计思维转变的重要因素和关键力量。
5结语
丝绸图案作为文化内涵的视觉载体，其设计思维是以文化为基础并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传统文化不仅为丝绸图案提供了直接的设计资料，而且更激发了图案设计思维的创作灵感。“历史的设计是设计的历史”（设计师切尔马耶夫），以此引申，图案的文化是文化的图案，作用于图案与文化之间的关键途径是设计思维。从传统思想中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人与动物图案设计；风俗信仰中宗教崇拜、祁福纳祥的佛仙净土与吉祥图案设计；等级礼仪中皇权礼制、昭名辨等的龙凤威仪和补服品级设计，到审美意识中浓墨重彩、清水芙蓉的团窠宝花和莲塘小景设计等，无不是基于文化而通过设计思维的转变所进行的艺术实践反映。因此，传统文化一直在影响、调节、促进着设计思维的拓展与提升，在伴随丝绸艺术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思想、风俗信仰、等级礼仪和审美情趣等文化内容，便成为影响设计思维的形成与转变以及图案的选题、立意、艺术表现、功能识别等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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