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文珍是在北京的一家书店。新书《夜的女采摘员》活动上，她和作家阿乙对谈。印象里文珍的文字里总有种冷冽犀利气质，本人却给人强烈的俏皮感。
　　一个读者提问：“请问书名‘女采摘员’是采摘草莓、采摘苹果那个意思吗？”文珍笑答：“差不多吧，都是劳动的过程。”现场主持人萧歌补了一句：“看到书名，我就想象出文珍在夜里拿着一把大剪刀出门准备采摘的样子。”
　　这一谈一笑，很容易打消和她说话的紧张感，让人忘记眼前的作者是首个获得老舍文学奖的80后作家。文珍也曾获华语传媒大奖、十月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上海文学奖等若干奖项。看上去文静，讲起话来很自信，少女时代当过学霸的她长大后写作事业也相对顺利，不像遭过大挫折的样子。当然，若是看过她的小说，又会得出截然不同的印象。因此有人形容她，“文笔像张爱玲一样狠”，但“对人物的体恤则像萧红”。
　　其实文珍谁也不那么像。十来年里，她出版了四部小说集、一部诗集、一本散文集，也有作品散见文学期刊，真的有种随时“采摘”文字的状态，她学会了在文学中安放自己的软弱和敏感。她的文字充满情感，总有不尽幸福的人和事，不完满的感情和遍体鳞伤的人，但她始终带着慈悲，“表面的失序世界背后，仍然存在着更多、更坚固的美，它让我们继续爱人及人所栖居的世。努力面对糟糕的事，并试图做点什么，改变它。”
　　《夜的女采摘员》是文珍的第四本小说集，从动念结集到最后出版经历了漫长的时间。里面最早的一篇是2010年的，而最新的一篇写于2020年1月。其中一些作品她曾藏在豆瓣日志里不打算给任何人看，可过了很多年发现“放进集子也很合适，它们就好像自己被磁石吸引，集结在了一起”。对文珍来说，“这本书肯定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我的少作，有我青涩的部分，但也正是这些部分会让我想起，我为什么会喜欢写，为什么会一直坚持写下去。”
　　抛开文学不说，文珍是生活里别人很愿意和她做朋友的类型。她有三只猫，喜欢旅行，去过很多地方。她有时会因为社会事件愤而在网上发声，有时又因为怕带来适得其反的影响而删掉。她在小说《乌鸦》里提到，因为一本报道“蚁族”的非虚构作品，整个唐家岭被拆，无数人流离失所。
　　我们相约的地点没有选在咖啡馆之类的地方，而是文珍在北京文联的办公室。“我的办公室也很好玩啊。”吸引我前往的或许就是文珍这句话，一个办公室都透着“好玩”的作家是什么样的？
　　深秋的夜晚天气已经冷了，办公室不大的空间满目都是绿植，文珍一周来打理一次，一边是书柜，一边是桌子，桌子上排着一长溜茶具，干干净净。我们就着奥利奥饼干和一泡白茶，聊起了她的文学生活。
　　她刚从一位文坛前辈老师的追思会上离开，眼圈有点发红，“说着说着就动了感情，现场很多人都哭了。”于是，我们便在一个有点伤感的氛围中，开始讨论《夜的女采摘员》，一本关于“梦境、小孩子、女人、动物和鬼魂的书”。

“写作者终于不再害怕被对号入座”

　　文珍的小说始终保持着对小人物遭遇的共情，这与她的成长经验分不开。她出生在湖南，成长于深圳，父母是第一代去深圳工作的高级技术人员。她小时候被放在奶奶家长大，做过“留守儿童”，那阵子成绩一落千丈，唯一没有丢下的爱好就是阅读。
　　高考时，文珍却阴差阳错考入中山大学读金融专业，并开始课余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和不断创作。对她来说，“写作的初衷或许因为懦弱与孤独感，觉得在现实世界不被理解，觉得文字比语言更可以表达自己的内心。”
　　她给《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等刊物写散文和小故事，也是中山大学逸仙时空BBS活跃的作者。作为文学青年，她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同道却很少，金融课业压力极大，每到期末就活在挂科的恐惧里，同学们即便要好也总觉得她是一个异类，随手给舍友推荐苏童的《米》也会被戴上有色眼镜：“你怎么推荐我们看黄色小说？”
　　作为80后，她不讳言自己写作之初曾受到杜拉斯乃至安妮宝贝的影响，“我们这代人很多人都看她们，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同时，因为熟读张爱玲，她亦受港台文学影响很深，看过黄碧云、西西、李碧华、曹丽娟、亦舒、朱家姐妹的很多作品。至今，从她使用的一些词语依然能看出这部分阅读的影响。
　　也是受到文学趣味的影响，文珍认真考虑过出国读书，“准备考研时同时申请过香港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主要打算研究的方向是LGBT文学和港台文学，但后来考上北大，就没有再等港大的offer。如果选了港大，我现在可能已经出国做研究，不一定写小说了。”文珍考上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与创作方向，有点类似创意写作的前身，学制三年，是学术硕士，属于现当代文学专业下面的一个方向。
　　北大中文系一直宣称不以培养作家为目标，基本上还是一个做学术的氛围。但因为成为“文学研究与创作”方向的第一个研究生，文珍获得了在那里为数不多的专门写作的合法性。当时，北大学者邵燕君做了一个“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徐则臣、李云雷等人都活跃其中。
　　那會儿每次讨论都差不多要六个小时，从下午1点到晚上7点。也是在这样热烈的氛围中她开始大量阅读当代文学，同时隐隐感到写作的压力，毕竟不管发表了什么，都会被大家“不客气”地点评一番。彼时大家写作的主流还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文珍带着港台文学的影响，身处其中难免水土不服，花了不短的时间重新调整自己的语言。整个硕士阶段，文珍除了在《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发表的《找钥匙》以及在《人民文学》的《果子酱》等少数短篇，其他时间都在焦灼于究竟可以以怎样的作品取得硕士学位。最后她交出来的答卷是中篇小说《第八日》，并获得2009年第二届“西湖·新锐奖”。 　　长期的写作首先要解决表达欲的问题。文珍在北大的表达欲被部分压抑了，毕业后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职场新鲜人，反而没人再注意自己所学专业，她获得一种久违的安然。
　　她也承认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说故事的人，小时候写周记就已经开始虚构故事，现在依然对虚构乐此不疲。若说有什么变化，大概就是句子越写越短，情节看似越发“平淡”，这也许是和年龄、阶段相关，她接受并喜欢自己的变化。
　　一直写到第四本书，她才坦言感受到一种“真正摆脱了最初的原始表达欲之后的自由叙事”。她在书的后记写道，“里面的主人公和故事，大部分都离我的生活更遥远，也正因距离的拉大，反而令我得到了空前虚构的乐趣：很多时候需要调度全部想象力，无限逼近另一种生命形态——譬如说，乌鸦的一生，郊区女工的伤心罗曼史。（而）最大的自由也许是，写作者本人终于不再害怕被对号入座。”

“留守儿童的心结，恐怕也会是未来一部长篇的起点”

　　文珍擅长描写生活中“小规模的荡气回肠”。
　　读她的小说是从她的上一本小说集《柒》开始的。《夜车》讲述一对夫妻在丈夫罹患绝症后的一次远行。此前，他们的感情因丈夫的出轨差点破裂，又因丈夫提前到来的死亡重新焕发出激情。《牧者》则是关于学院里富有才华的女生爱上自己老师最终幻灭的故事。彼时这些故事还是在相对集中的一个时间里完成，反映了文珍在一个具体时间段的所思所想。

　　而《夜的女采摘员》因为选取篇目跨度较大，体现出相对完整的文珍个人写作的脉络。回看这些作品，文珍觉得现在自己对沉重话题的处理可能有一些别的想法了。“我想写得轻盈一点。开心一点。我一直不那么喜欢写生死。现在觉得可以更自由。”
　　轻盈是艺术上的追求，文字背后却是沉重的现实问题。
　　她自己最偏爱的是开篇和结尾的《小孩小孩》与《雷克雅未克的光》。“我通常会把自己偏爱的放在集子的一头一尾。《小孩小孩》和弱者的互相守护有关，也是因为这本书，有评论者确实开始注意到了我作品中一个保护者的同主题变奏。《雷克雅未克的光》放在最后面，其实这篇褒贬不一，不像《小孩小孩》或《刺猬刺猬》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偏爱，但里面藏了我曾作为留守儿童的一个心结，而那个心结恐怕也会是未来一部长篇的起点。”
　　《小孩小孩》写生活不甚如意的“大龄女青年”小林和外婆家乡农村亲戚家有点残疾的女孩依依之间的故事。小林曾被外出打工的父母抛给外婆，成年后陷在多年前一段感情里走不出来;依依同样缺乏父母的关心，不被重视……大年初二的一次下乡回家，让小林和依依之间形成了隐秘的共同体，她们都是文珍笔下“没有被好好对待过的孩子，稀里糊涂地长大”。
　　《雷克雅未克的光》则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贯穿，用一个梦境暴露出女主人一段不愉快的童年往事：12岁时父母下海，自己被丢给祖母，遭遇严重的体罚，曾想过离家出走或者自杀……多年后看，这些伤害并没有轻易消退，孩童时代隐秘的记忆成为日后生活里持续隐痛的伤口。
　　所有这些故事，我没有问文珍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但毫无疑问，“留守儿童”成为她作品的一个重要母题，她从那个被父母留在小城的女孩出发，走了很远的路，坚持把沿路的风光写下来。
　　因为这个，我理解文珍所说的，如果非要在她小说里寻找原型，她更愿意自己是乌鸦，是狗，是黑熊，是刺猬。一个人就是一座小型动物园。动物们的种种孤独、恐惧、天真、狂喜，全都和她有关。或许，比起一些人，她觉得动物更可亲，因此把美好愿景寄托在动物身上。

“我对工人生活很熟悉，也曾住在女工宿舍”

　　当然，文珍要比她笔下的人物幸运不少，她很快就被接到了父母身边。因为他们工作的原因，文珍有段时间就住在工厂里，曾经和女工们同住一个宿舍，这让她对工人有了一种天然的亲切感。至今她还记得，当时的一些高级技工是如何在宿舍阅读王朔、王小波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工人也读书的，而且不光只读《平凡的世界》。现在有抖音快手了，可能读书的人少了。”
　　这些经历也被她转换为了小说，作为整本小说集中最新的作品，《抵达螃蟹的三种路径》让文珍花了不少心思，在写作时改了无数稿。这是她第一次自己命题作文——一口气写了三个关于螃蟹的故事，彼此并不搭界，但共存于螃蟹这个意象里。
　　螃蟹是敏感的动物，它们身体柔软所以需要厚重的躯壳，却没有人知道一只螃蟹成长的过程要经历多少次凶险，它每一次蜕壳都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其中，《相手蟹》关心的是城市中产高知男同性恋者的孤独;《大闸蟹》讲述北漂男女无疾而终的爱情;《寄居蟹》则直接表现了“三和大神”的生活。这些关于螃蟹的故事跨越了半个中国，从北京某高校到南中国的人才市场，从三里屯到富士康，看似没有直接联系，却共同构建起对当代中国人处境的隐喻。

　　文珍去过好几次三和市场田野调查，就在招工大厅里坐着听来来往往的人之间的交谈，也有人会过来问她需要什么样的工作。《寄居蟹》写一对男女在一个叫作“五隅”的地方相爱，他们没钱了就打零工，饿了就是“挂逼面”，后来女孩成了未婚妈妈，渐渐地和男孩失散。在人才市场，女孩总是不难找到工作，这个年轻的妈妈却丢失了自己的身份证，她和孩子都没有身份，不敢回家，成为被抛弃和遗忘的人……
　　小说的结尾落在文珍2014年底在富士康工厂里看见的真实场景，那时候，正是富士康十三连跳、舆论沸沸扬扬，文珍在厂区里看见一个身材瘦削的年轻人，只穿着一条内裤拿着刀冲在大街上，他脸上笑嘻嘻，没有要攻击谁，随手用刀敲击着墙面，显然是疯了……事后文珍一直在想，如果这时候有附近的工友被误伤了怎么办，如果是一个女人呢？也许就是对这个刺激性场景的念念难忘，文珍在六年后写出了《寄居蟹》。
　　文珍说：“很多个体遭遇，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问题，而是人在其中活得不像人。你想想看，每天规定好了几点要做什么，甚至连上厕所都要两个人相跟着互相监督，不能超过固定的时间。富士康号称条件好，是给职工安排了游泳池的，可在流水线上工作一天的工人回到宿舍，可能就想睡覺，最多打打游戏。他们没力气游泳，那玩意儿形同虚设。”
　　这本书的编辑说，她在《寄居蟹》里看见了自己。文珍笑问，你一个都市文青，这是跟谁共情呢？她说：“我没去过三和，我没掉进过地底，但我也当过无业青年——我是在同一种软弱，同一种逃避，同一种下坠的欲望，让人生摔个稀烂的冲动，和寄生者的虚弱与贪婪中认出了自己。”
　　就像这本书封面印的文珍的诗句，“微弱叹息的汇流，灰烬中心的黄金眼泪”，她的故事试图把每个在夹缝里挣扎的人从尘埃中打捞出来，将这些卑微者生存其间的困境用工笔描摹给我们看。一边是身处首都的文化工作者，一边是被时代弃绝在大城市郊区的边缘人，文珍用微妙的笔触让若干不同族群的命运同时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或许也是文字微小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