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的网文出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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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前网络文学发展方兴未艾,成为中国文化输出不容忽视的一匹“黑马”,其影响力令人刮目相看。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海外市场讲好中国故事、彰显文化自信,成为翻译学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着眼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以中国网络文学外译为研究对象,分析当前网文出海发展与传播现状,并选取当下流行网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英译本To the Sky Kingdom为例,从译介主体与翻译策略、译介内容与译介途径、译介受众与译介效果方面研究其译介模式,深入探讨译介经典实例、误译与悟译以及目前网文出海的困境,并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角度,尝试创新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路径,为“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提供借鉴和参考,为建构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网文出海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中国文化“走出去” 误译
  党的十九大强调指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让外界更好认识中国,文化走出去无疑是一条“捷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走出去的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以及“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大文化胸襟。
  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为传播中国文化提供了良好的载体,网文外译也有利于海外读者了解中国的价值观念。近几年来,随着海外平台的逐渐成熟,网络文学已由原来的“内容输出”向“文化输出”升级,以线上互动阅读为核心,集合版权授权、开放平台等举措,建立起由中国主导的网文出海模式。作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凸显中国文化内涵、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以及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力量,中国网络文学在“出海”的征途上必将大有作为。在此背景下,笔者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以下简称《三生》)外译为例研究网文出海的价值与意义,为推动网络文学外译提供借鉴和参考,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文化“走出去”之《三生》译介模式研究
  一是译介主体与翻译策略。谢天振认为,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文化译介,译是基础,介即传播是关键,翻译只是传播的开始,在它之前还有选择译什么的问题,在它之后还有“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网文出海应考虑译介主体、译介内容与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等方面。
  译介主体指作品的译者,亦即“谁”来翻译。译者是核心译介主体,是决定译文质量、读者接收效果的核心因素之一;译者的翻译策略不仅影响译本风格,还影响读者的理解与接受。考察译介的整体效果不得不从考察译者的翻译策略开始,而对译者翻译策略的考察又离不开对译者主体身份的把握。当下网络译者的翻译水平不一,译文质量也参差不齐,造成网文出海效果不佳。
  《三生》的译者Poppy Toland是英國自由译者,曾在利兹大学学习中文,并在中国北京生活了四年。在《三生》的电视剧热播之前,她受小说英文版权所有方——亚马逊网站所托,开始着手小说的英文翻译。2017年,她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提到翻译时的难点,她认为西方读者更喜欢情节紧凑和节奏快的网络小说,但《三生》中包含很多中国文化意象,不容易处理。Poppy在翻译时坚持对语言形式采取归化的策略,并使译文不失原文韵味,而对其文化因素(如神话、宗教等文化因素)进行异化处理,为西方读者直接引入中国文化。
  二是译介内容与译介途径。译介内容指的是对翻译文本的选择,选择什么样的作品进行翻译是重中之重。优质的内容是网络文学对外传播的“压舱石”,未来的“网文出海”必须要坚持“内容为王”,以优质的内容作为“出海”的风标。《三生》中的“仙神”“轮回”等元素本身对西方读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因果报应”“惩恶扬善”也是在弘扬正能量,再有众多中国文化元素的加入,作品的受欢迎程度可以预见,故而这一译本的选择可谓普世价值与地域特色并存。
  此外,译介作品要走向世界,还需关注译介途径。出版社的选择尤为重要,为了实现较好的市场价值,大型出版社往往采取各种商业化运作,为译作进行推广宣传。其他媒介,如报纸、广播等也是推广译作的重要途径。《三生》英译本由亚马逊出版发行,这一出版社通过完善的商业模式,全力推动译作传播。而且Goodreads、Deluded Rambling、Read at Midnight等网站也大力推荐阅读。《三生》英译本确实销量可观,一经出版便取得亚洲文学区图书第一名的佳绩,出版社等传播媒介对此功不可没。
  三是译介受众与译介效果。在译介过程中,读者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译文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才能获得“重生”,实现翻译的意义。傅斯年曾把读者界定为学者和普遍读者(学者应直接读外文书籍,不能仅靠翻译。翻译只为普通读者而设)。《三生》作为一部仙侠小说,受众多为普通读者。文学译介是一种文化传播行为,译介作品若到达不了受众并对其产生影响就达不到传播文化的目的,就没有了译介效果,译介行为就失去了意义。若目标受众接触不到翻译文本就谈不上译介效果,西方受众即使能接触到中国的网络文学,但是对其外译传递的文化信息不接受甚至抵触,就谈不上感情和态度的改变,更谈不上受众行为的转变,这样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成了一句空话。
  2016年8月23日,《三生》的英文译本To the Sky Kingdom在美国亚马逊上市。此译本一经出版,便取得亚马逊Asian Literature畅销榜第三名、Kindle Edition畅销榜的亚洲文学区图书第一名的佳绩。美国亚马逊网站曾把该译本与《三体》《狼图腾》等知名小说一样推荐给外国读者,一度位列亚马逊官网中国小说销售量第三。
  四是网文出海与建构中国良好国际形象。国家形象是“国家身份尤其是国家个体身份的典型性外在表现形式,是个体对一个国家的总体形象的文化认知、印象判断和主观评价,它不仅是该国人民通过物质要素、精神要素、制度要素创造出来的,也是该国人民通过文艺作品构建出来的”。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是建构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一个重要维度。网络文学以其自身价值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承担传播中国文化、丰富国家形象的使命。   一方面,网络文学具备弘扬中华文化的能力。从源流上看,网络文学“沿着变文、评书、明清小说、民国鸳鸯蝴蝶派和以金庸、琼瑶为代表的港台通俗文学的轨迹”,其呈现的儒学思想、侠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从内容上看,网络文学用夸张的手法反映现实。有不少网络文学作品烙有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品质与价值观念,展示着中国人民的生存智慧,如《三生》的故事情节流露出不媚权贵、超然豁达的人生态度,展示出心怀天下、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当个性鲜明、具有中华民族美德的人物形象,再加上糅合中国文化特色的故事情节,网络文学将走入海外读者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以及对中国的印象。
  另一方面,网络文学拥有彰显中国文化自信的魅力。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两种途径:一是借助官方力量的“送出去”;二是以外方为主的“拿过去”。后者往往比前者的传播效果更为理想。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多由异国网文读者自发“拿过去”。他们借助线上平台阅读评论,发表自己观点并与其他网友互动分享,一旦某部作品获得认可,就可借助读者力量大规模推广扩散,在广大读者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文学印记。这种“拿过去”的传播理应成为推动中国良好国际形象建构的一种有效方式。
  五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下译介经典实例分析。《三生》一文中构建了一个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价值体系,包括成语俗语、仙神宇宙、宗教习俗、衣食住行等多个方面,译者在对这些文化词句进行翻译时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通过音译、直译等方法将其直白地呈现出来,为西方读者引入中国独特的表达方式与文化意象。尤金·奈达将文化划分为生态文化、物质文化、宗教文化、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将从这五个方面选取典型译例进行研究,分析译本对中国文化的呈现效果。
  生态文化包括地理环境、气候、动植物等方面。这些词语的翻译极大程度上考验了译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不合理的翻译不仅会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还会影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如“毕方鸟”的译文“Bi Fang”。《山海经·西山经》中曾记载:“……有鸟焉,其状如鹤,一足,赤文青质而白喙,名曰毕方,其鸣自叫也,见则其邑有讹火”。可见,毕方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种不食五谷、专食火焰、预示火灾的神鸟。译者在翻译时运用陌生化理论,将“毕方”直接音译为“Bi Fang”,为读者引入了中国文化中的上古神话形象,产生“陌生化”审美效果,从而吸引其主动了解中国文化。
  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相对,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主要包括饮食、服饰、建筑等。如“粥”,中国的粥多以大米为原料,可加入各种食材,甜咸均可。而西方的粥较为单一,多指燕麦粥。译者对“粥”的翻译并未归化为“oatmeal(燕麦粥)”,而是在尊重中国饮食的基础上,增译“rice”,译为“rice porridge(大米粥)”,保留了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译者在深入理解这类例词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意译或增译,让原文文化内涵真正地传入海外,在做到文化交流的同时,方便西方读者理解。
  宗教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跟宗教信仰与宗教礼仪有关系的概念大部分属于宗教文化。在《三生》中,作者将宗教文化巧妙地融入故事情节之中,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对于译者而言,翻译这些词句绝非易事。如“我心中念了句佛,善恶果报,天道轮回。”的译文“I recited a Buddhist mantra: Good karma, bad karma. The natural law of retribution.”佛教的因果报应论,对中国人来说,论及人的道德观、生命观、生死观、命运观和来世观,体现人对现世的关切和终极的关怀。作者为主人公赋予了“善恶有报”的价值观,即因果轮回。“因果轮回”是禅宗的基本理论,即“karma”。作者在文中主要強调“果”而非轮回,因此,译者在译文中削弱了“轮回”的意义,突出了“报应”这一“果”的表现形式,即“retribution”,有效避免了不必要的解释与说明,突出了“因果”的本质意义。
  社会文化指一个民族或社会的价值观、人际关系、政治经济关系、传统观念以及风俗习惯。如“十月初五,宜婚嫁出行,忌刀兵。”的译文“The fifth of October, which, in the lunar calendar, was a good day for a marriage, but a bad day to have an argument or go to war.”中国古代传统婚嫁习俗多以周代婚礼为原型演变而来,以汉式婚礼为主,包括婚前礼、正婚礼、婚后礼。婚前礼中的“请期”,也称“提日子”“送日头”,即经占卜所得的结婚吉日。黄历便是占卜方式的一种。通过黄历选择吉日,表现出人们对“好兆头”的期盼,是对自然的敬畏,也是对规律的尊重。“十月初五”是以阴历计,译者巧妙地采用了增译法,在译文中添加“in the lunar calendar”,表达中国阴历与阳历两种历法的存在,避免理解歧义。此外,译者将“刀兵”翻译为“have an argument or go to war”,中国的“刀兵”本意是武器,引申意为“战争”,译者在这里如果直接说战争略显突兀,所以添加了从争执到刀兵相见的递进过程,这符合英语语言的逻辑分明、准确传达的特点,有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习俗。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由语音、词汇、语法构成一定的体系。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语言才能把文化一代代传下去。谚语、俗语、成语与诗词具有独特的语言特色,它们的翻译也更能考验译者的语言及文化功底。“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出自唐朝诗人李白的诗歌《三五七言》,借秋景之凄凉表达诗人对恋人的思念之情。首先,译者在该句诗歌的两个分句上做到了押尾韵,可以说是原作上的再创造,传达了诗句的音美。其次,译文长短一致,结构相当,前后对称,与原诗形式对等。最重要的是,“yearn, anguish, killing me”等词均表达了诗人的真切情意,做到了与原诗情感传递的对等。   六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下译介的误译。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种语言都带有相应国家或民族文化的积淀;翻译活动不单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的碰撞。《三生》作者为中国人,文笔优雅,行文古色古香,蕴含诸多中国特色文化,而译者为英国人,需要面对语言与文化的双重差异,理解有误在所难免。
  根据《译学辞典》,“误译”是:“对原著错误的翻译,在思想意义上或在文字上背离了原文,通常是由理解或表达不当造成的”。杨仕章认为,误译主要包括语言误译和文化误译。罗进德则将误译分为技术性误译和文化性误译。在《三生》的译本中,误译也可分为技术性和文化性两类。
  罗进德认为,技术性误译主要是源于译者语言层面的失误,如语法、词汇方面等。小說第239页中:“叔伯祖父皆在庙堂上供着要职”。“庙堂”一指庙宇,太庙的明堂,古代帝王祭祀、议事之处;二指朝廷,人君接受朝见、议论政事的殿堂。联系上下文可知,本句中“庙堂”应译为“imperial court(朝廷)”而非“temple(寺庙)”。译者由于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词语的指代意义,将“庙堂”误译为“temple”。
  文化性误译是由于译者文化知识缺乏,对原作中应该处理的文化信息未做处理或处理不当,如“青衣”,青衣属于旦角的一种,是戏曲表演中的一个女性角色,也指闺门旦或正旦。因此“青衣”应改译为“Qingyi,Guimen Dan或Zhengdan”,或在翻译时解释“青衣”的含义。译者将“青衣”译为“an actress in a blue dress”身穿蓝色裙子的女演员,是对中国戏剧文化理解有误,属于文化性误译。
  结语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译者处于两种文化的交界之处,在翻译时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考虑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与审美倾向,实现文化交流。在此过程中,文化的差异性必然会造成两种文化的碰撞,致使交流出现偏差。在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时代语境下,翻译既迎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也面临诸多质疑,需要进行系统、全面的检视与批评。因此,译者不仅肩负着促进中西文化平等交流的重要历史使命,也需要翻译批评的监督和指引,力求忠实与准确。中国文化“走出去”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主要矛盾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因为这些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逾越”,注定了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桩“日积月累、和风细雨”的工作。
  作者马孝幸系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赵梦源系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
  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生态美学视域下的美国沙漠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19BWX008);2017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项目编号:2017SJGLX237);2019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项目编号:2019SJGLX224)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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