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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主题一直是中国文学书写的热点话题。经过百年发展，作家对城乡书写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作家们的身份经历了从启蒙者到反思者的转化，农民被迫进入城市化强大的磁场中，他们游离在城与乡之间，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乡村生活又再次成为我们对诗意栖居的文学想象。
关键词：乡土小说；城乡关系；城市化
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手稿》中曾经预言：“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乡村城市化。”农耕文明构建下的古老中国在面对一股现代性浪潮席卷而来时，显得有些措手不及。诗意栖居的乡村生活被坚船利炮打开，农耕文明面临着空前强大的生存危机。工业文明直接加速了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的文人志士开始严肃思地考中国的命运。一时间，城市成为文明聚集的场所。而乡村则被看成落后、迂腐、封闭的代名词。城市与农村的文化冲撞在20世纪出体现的尤其明显。
一、同一性的渴望：城对乡的教化
“乡土小说”的出现甚至可以看做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田园牧歌式的颂赞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变得异常边缘化。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走出乡村——那么令他们感到滋生“劣根性”的土地——去接受城市文明带来的洗礼。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虽然把笔触聚焦在农村与农民身上，但他们却成为作家启蒙的对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成为早期乡土小说对待乡村与农民的基调。作家进入城市，以一种接受了城市文明洗礼的态度审视乡土中国的病症，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工业文明的强行入侵让中国人彻底地丧失了自信力，我们更加习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我们的原生文化。而对于工业化带来的城市文明，我们不加分辨的热烈拥抱，对城市文明的膜拜导致了对乡村文明的拒斥，甚至于这种极度自卑的心理差点中断了中国实用了数千年的书写符号——汉字。钱玄同曾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字。”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格局在我们民族自信心丧失的同时也逐步形成。
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记忆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乡土记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留在深刻的记忆芯片，从乡村到城市的地理迁移并不足以改变这种乡土记忆。从20世纪到新世纪的一百年间，乡土小说的主题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丁帆在其《中国乡土小说史》中对乡土小说题材做出宏观的描述，如果说20世纪初到70年代末，中国的乡土小说史以乡土本身旧题材占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到了新世纪，中国的乡土小说便以农民工“进城打工”题材为主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依旧存在，但其精神内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家不再以启蒙者自居，乡村不再成为“落后”的标签。新世纪的“乡土文学”更加关注城市空间与农村空间的焦虑问题。
以宗族为基础运行的宗法社会事实上是一个熟人社会，从“乡”到“城”的过程是从熟人社会进入生人社会的过程，“乡下人进城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乡村的经验越多，在城里遭遇的问题就越多，城市在本质上是拒绝乡村的。 因此，从乡下到城里不仅是身体的空间挪移，同时也是乡村文化记忆不断被城市文化吞噬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乡村文化来说，应该是最为艰难和不适的。” 于是，精神焦虑、生存焦虑伴随而生。越过“城”与“乡”的边界，身份认同的困境是真正移民经验的本质。
二、进城的焦虑：城对乡的回归
自80年代初期《陈奂生上城》的发表以来，引发了对商品经济下农民心理状况的思考。“陈奂生”们上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离开乡村成为城里人。商品经济意识开始在他们心中萌动，但他们终究认为城市是“他者”，进城去卖油绳也仅仅作为一种对现有农村生活的锦上添花而已。比起20世纪初期的思想启蒙来说，此时城市的内涵更多的体现在物质上的启蒙。陈奂生住过了五块钱一天的招待所后，“身份显著提高了”，甚至于村里人对待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同为80年代小说的《哦，香雪》也把目光聚焦在“村”对“城”的物质想象上。诗意的原生态农村被一列来自城市的列车打破。象征着城市文明的火车驶进台儿沟，短暂一分钟的停站时间，却让村里的人们用虔诚的、近乎仪式化的心理盼望着。城/乡的二元对立本身是不对等的，农村原有的自在性空间被打破，城市的入侵是野蛮的。城与乡的冲突总是以牺牲乡的文化经验为结果的。
新世纪毕飞宇的小说《玉米》就是很好的例证。女主人公玉米没有读过几年书，就连写给恋人彭国梁的信都得用新华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查阅。但天各一方的爱情最终受不了现实的鞭打。在父亲谙于世道的选择下，把玉米嫁给了一个死了老婆的城里的国家干部郭家兴。遭到自由恋爱的伤痛后，玉米接受了了父亲的价值观——的婚姻的建立并不以爱情为基础，只因郭家兴“城市干部”的身份。农村讲究“五月不娶，六月不嫁”，玉米在五月二十八号出嫁，小满刚过去六天，七天之后又是芒种。这时候正是村里人一只手当两只手用的时候，玉米被村里人非议，认为她是急不可待地想把自己嫁出去。事实上，什么时候把自己嫁出去根本不是自己的选择，关键在于那个“城里人”郭家兴什么时候想娶她。在这个过程中玉米一直处于被动，自己像是一个物品一样被迫适应着“城里人”的游戏规则。甚至在新婚之夜经历了床笫之欢后，郭家兴也只表达了一个“好”字。
当然，加在玉米这一类农村姑娘身上压力不单单来自于性别差异带来的文化结构的不公平，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文化霸权”的压力。“乡村空间托生于先在的自然空间，城市文明则依傍于人的乌托邦。” 乌托邦的想象与自然空间的对决胜负显而易见。从20世纪初期的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到如今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农村人选择进入城市或者被迫进入城市的同时，他们对自己灵魂的把控力也交给了城市拥有的话语权。然而随着乌托邦想象的破灭，我们意识到乡村记忆有其朴素且明确永志不忘的忠实性。我们终于看到城市被罪恶、人性的诱惑充斥着，都市社会面临着堕入一种毁灭性错误的危险。但是，已经进入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已经无法完全拥有农村的身份。我们只能遥寄于对乡村“诗意栖居”的书写，于是“瓦尔登湖”式的文学便想象成为我们对农村的新态度。
参考文献：
[1]孟繁华.“到城里去”和“底层写作”[J].文艺争鸣，2007年第六期.
[2]鄢冬.女作家笔下城乡相遇的两种向度[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3年第四期.
作者简介：庞琦昕（1988-3），女，陕西西安，西安外事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项目简介：本文系西安市2014年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名称：新世纪小说城乡关系主题研究。项目类别：外事专项）项目编号：14IN39
关键词：乡土小说；城乡关系；城市化
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手稿》中曾经预言：“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乡村城市化。”农耕文明构建下的古老中国在面对一股现代性浪潮席卷而来时，显得有些措手不及。诗意栖居的乡村生活被坚船利炮打开，农耕文明面临着空前强大的生存危机。工业文明直接加速了城市化的发展，中国的文人志士开始严肃思地考中国的命运。一时间，城市成为文明聚集的场所。而乡村则被看成落后、迂腐、封闭的代名词。城市与农村的文化冲撞在20世纪出体现的尤其明显。
一、同一性的渴望：城对乡的教化
“乡土小说”的出现甚至可以看做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田园牧歌式的颂赞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变得异常边缘化。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走出乡村——那么令他们感到滋生“劣根性”的土地——去接受城市文明带来的洗礼。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小说虽然把笔触聚焦在农村与农民身上，但他们却成为作家启蒙的对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成为早期乡土小说对待乡村与农民的基调。作家进入城市，以一种接受了城市文明洗礼的态度审视乡土中国的病症，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工业文明的强行入侵让中国人彻底地丧失了自信力，我们更加习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我们的原生文化。而对于工业化带来的城市文明，我们不加分辨的热烈拥抱，对城市文明的膜拜导致了对乡村文明的拒斥，甚至于这种极度自卑的心理差点中断了中国实用了数千年的书写符号——汉字。钱玄同曾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字；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字。”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格局在我们民族自信心丧失的同时也逐步形成。
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记忆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乡土记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留在深刻的记忆芯片，从乡村到城市的地理迁移并不足以改变这种乡土记忆。从20世纪到新世纪的一百年间，乡土小说的主题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丁帆在其《中国乡土小说史》中对乡土小说题材做出宏观的描述，如果说20世纪初到70年代末，中国的乡土小说史以乡土本身旧题材占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到了新世纪，中国的乡土小说便以农民工“进城打工”题材为主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依旧存在，但其精神内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家不再以启蒙者自居，乡村不再成为“落后”的标签。新世纪的“乡土文学”更加关注城市空间与农村空间的焦虑问题。
以宗族为基础运行的宗法社会事实上是一个熟人社会，从“乡”到“城”的过程是从熟人社会进入生人社会的过程，“乡下人进城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乡村的经验越多，在城里遭遇的问题就越多，城市在本质上是拒绝乡村的。 因此，从乡下到城里不仅是身体的空间挪移，同时也是乡村文化记忆不断被城市文化吞噬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乡村文化来说，应该是最为艰难和不适的。” 于是，精神焦虑、生存焦虑伴随而生。越过“城”与“乡”的边界，身份认同的困境是真正移民经验的本质。
二、进城的焦虑：城对乡的回归
自80年代初期《陈奂生上城》的发表以来，引发了对商品经济下农民心理状况的思考。“陈奂生”们上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离开乡村成为城里人。商品经济意识开始在他们心中萌动，但他们终究认为城市是“他者”，进城去卖油绳也仅仅作为一种对现有农村生活的锦上添花而已。比起20世纪初期的思想启蒙来说，此时城市的内涵更多的体现在物质上的启蒙。陈奂生住过了五块钱一天的招待所后，“身份显著提高了”，甚至于村里人对待他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同为80年代小说的《哦，香雪》也把目光聚焦在“村”对“城”的物质想象上。诗意的原生态农村被一列来自城市的列车打破。象征着城市文明的火车驶进台儿沟，短暂一分钟的停站时间，却让村里的人们用虔诚的、近乎仪式化的心理盼望着。城/乡的二元对立本身是不对等的，农村原有的自在性空间被打破，城市的入侵是野蛮的。城与乡的冲突总是以牺牲乡的文化经验为结果的。
新世纪毕飞宇的小说《玉米》就是很好的例证。女主人公玉米没有读过几年书，就连写给恋人彭国梁的信都得用新华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查阅。但天各一方的爱情最终受不了现实的鞭打。在父亲谙于世道的选择下，把玉米嫁给了一个死了老婆的城里的国家干部郭家兴。遭到自由恋爱的伤痛后，玉米接受了了父亲的价值观——的婚姻的建立并不以爱情为基础，只因郭家兴“城市干部”的身份。农村讲究“五月不娶，六月不嫁”，玉米在五月二十八号出嫁，小满刚过去六天，七天之后又是芒种。这时候正是村里人一只手当两只手用的时候，玉米被村里人非议，认为她是急不可待地想把自己嫁出去。事实上，什么时候把自己嫁出去根本不是自己的选择，关键在于那个“城里人”郭家兴什么时候想娶她。在这个过程中玉米一直处于被动，自己像是一个物品一样被迫适应着“城里人”的游戏规则。甚至在新婚之夜经历了床笫之欢后，郭家兴也只表达了一个“好”字。
当然，加在玉米这一类农村姑娘身上压力不单单来自于性别差异带来的文化结构的不公平，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文化霸权”的压力。“乡村空间托生于先在的自然空间，城市文明则依傍于人的乌托邦。” 乌托邦的想象与自然空间的对决胜负显而易见。从20世纪初期的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到如今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农村人选择进入城市或者被迫进入城市的同时，他们对自己灵魂的把控力也交给了城市拥有的话语权。然而随着乌托邦想象的破灭，我们意识到乡村记忆有其朴素且明确永志不忘的忠实性。我们终于看到城市被罪恶、人性的诱惑充斥着，都市社会面临着堕入一种毁灭性错误的危险。但是，已经进入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已经无法完全拥有农村的身份。我们只能遥寄于对乡村“诗意栖居”的书写，于是“瓦尔登湖”式的文学便想象成为我们对农村的新态度。
参考文献：
[1]孟繁华.“到城里去”和“底层写作”[J].文艺争鸣，2007年第六期.
[2]鄢冬.女作家笔下城乡相遇的两种向度[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3年第四期.
作者简介：庞琦昕（1988-3），女，陕西西安，西安外事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项目简介：本文系西安市2014年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项目名称：新世纪小说城乡关系主题研究。项目类别：外事专项）项目编号：14IN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