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高飞的翅膀,也走不出父母的心灵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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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汪振世,1929年出生在厦门市郊区的后溪乡,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我的母亲李桂英,生于1934年。她与父亲同乡不同自然村,两村相距4华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母亲才开始上小学,1955年于厦门集美初中毕业。194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与母亲相识,1955年在北京结婚。几十年来,父亲母亲相濡以沫,感情融洽,无需愁“身无彩凤双飞翼”,但只觉“心有灵犀一点通”。
  1953年9月,父亲从厦门大学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来北京国家劳动部,从事技工教育工作。当时国家劳动部是在现在的西城区厂桥,我家就住在厂桥的延年胡同。1956年6月22日我就是在延年胡同附近的一家妇产医院出生的。1957年12月,我的妹妹汪玉华也出生了。我们兄妹两人由我母亲在家亲自养育。
  慈父严母,一张一弛
  随着国家劳动部由厂桥迁到东城区和平里,我们家也跟着搬到和平里五区一栋劳动部的机关干部家属楼居住。它西距地坛公园约30米,北距劳动部机关所在地约100米,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小范围内活动着。到我3岁的那一年,父母亲就把我送到劳动部幼儿园全托,目的是让我去过集体生活,学会互助精神,增长知识,同时也可以减轻母亲养育两个孩子的负担。
  星期天我们在家时,母亲忙于洗衣做饭,我就和我妹妹跑到地坛公园玩。当时公园内供小孩玩的设备很少,只有一个秋千和两个木制的圆滚筒,要玩这些还得有大人帮扶着,我们自己玩只能用手推着转而已。在地坛公园的北面,是一大片庄稼地,每到秋天,农民把地里的白薯收获完后,就有许多人去地里捡白薯。我和妹妹对此也很感兴趣,想试试看能不能捡到白薯,于是我们从家里拿着生炉子用的小铁铲去了,在地里两人轮流着挖,有时候也能挖出一两条小白薯,这时可把我们乐坏了。记得有一次我们又去挖白薯,因用劲过猛,把小铁铲弄断成两截了,傍晚回家时挨了我母亲一顿骂。因为没有挖的工具了,捡白薯只有待来年再去。
  自从我妹妹也进幼儿园,母亲去上班后,我们母子只有在星期六下班后和星期天见面。所以每到星期日,母亲总是做点好吃的给我们吃,同时她时刻也都不放松对我们的教育。她认为,教育孩子应从幼小时抓紧抓好,不能漫不经心,更不能放任自流,因为小孩子可塑性很大,学坏很容易,一旦坏的习惯形成了,长大时就很难纠正了。为了教育好我们,她是颇费心思的。她说:父母两人,必须让小孩怕其中的一人。所谓怕,就是要听从教育,就是要听话,这样才能规范我们的行为,才能按照她的希望引导。如果两个人都不怕,那就谈不上什么教育孩子了。我和妹妹最怕的是母亲,她平时很关心我们,很疼我们,但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如她对我们提出什么要求,而我们又能做到的,就必须按她的要求去做,否则她就翻脸狠斥我们。她还认为,教育孩子父母的意见必须一致,否则孩子则无所适从。父亲因工作经常外出不在家,实际教育我们的责任是落在母亲身上。有时父亲在家时,她在教育我们时,父亲如有不同意见,从不在孩子面前说,待事后再和母亲商量改进的办法。在我们上小学以前,父母亲就是采取上述办法教育我们的,实践证明,效果还是不错的。
  有一个温馨和谐的家,有钟爱自己的父母,有虽不富足但衣食无忧的物质生活,童年便是幸福的。父亲从大学的教育学系毕业,对子女的教育便显得“专业”。自然给予了我们空气和土壤,教育则是绿化,是为了使这片土壤蔚然成林。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不是采用“最有效的”,也不是被认为“最好的”,而是对子女最合适的教育方法。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父亲拿捏得恰到好处。心灵于沃土中萌发,健康茁壮,性格在慈爱中养成,平和达观。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既不会使我感到压抑,也使我不敢放肆,这使我的性格宁静而开朗,细腻而不乏果断。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既不过分激烈也不会遇到挫折便十分颓唐。而这样的一种性格直接影响到了我的诗歌创作、待人处事甚至是人生态度。
  家教,就是培养习惯
  不记得小时候挨过父亲的揍,却记得挨过几次母亲的揍。之所以记得,一来是因为母亲打孩子的数量有限,二来是因为母亲打孩子的“质量”很高。每次挨母亲揍的时候,只要父亲在,一般都在一旁默不作声,“我站在城楼观山景”。我至今不知父母之间是否有分工,母亲的表情由松弛而紧张,由和蔼而肃然,开始向我走过来的时候,便顿感“月落乌啼霜满天”,今天怕是要“江楓渔火对愁眠”了。
  大约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挨过母亲一次揍。起因是看到同楼的孩子玩滋水枪,很好玩,也很神气,于是我也想拥有一把,因为那时很少有孩子拥有这么“高档”的玩具,我知道即便我提出来,也肯定被父母视为无理要求而加以拒绝。那时家里的钱都放在抽屉里,于是悄悄拿了10元钱去买了一把滋水枪和一架小飞机还有糖果什么的。我心里盘算着,抽屉里少了10块钱,父母一定知道,不过或许母亲会以为父亲拿去买烟抽了,父亲会以为母亲拿去买家用了,他们不会想到我头上的。玩具买回来后,免不了要在小伙伴面前“臭显”。有一天趁父母不在家,禁不住诱惑,拿出藏起来的玩具在家里玩了起来,不想却被回来的母亲撞上,母亲问我玩具是从哪儿来的,望着母亲一脸的严肃,不由心惊胆战,只好从实招来。招过之后,免不了被母亲“修理”了一番,那顿揍虽不致皮开肉绽,但已是哭爹喊娘,至今记忆犹新。当然,母亲如此“关照”我的机会并不多。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之所以打孩子的数量有限,并不是因为怜悯她那宝贝儿子,而是怕把孩子打“皮”了,孩子一旦被打皮了,不再怕打,就不好管教了。不成想母亲打孩子竟然还有“理论”。
  小时候所受的皮肉之苦,后来换来我写的哲思短语《家教》篇中不过二三百字的短语。在《家教》中写道:“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家教就是培养习惯。仅此而言,家教也是太重要了。”“父母教孩子似应有分工,一个担当严厉的角色,一个担当慈祥的角色。严厉使孩子有所忌,不致打小就任性胡为;仁慈使孩子心智茁壮成长,不致使性格压抑、扭曲。双方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至少在表面上,教育子女时父母意见应是一致的。否则,不要指望孩子会更听其中一个的话。弄不好,两人的话孩子都不听。一旦如此,教育也就难以进行了。”“当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不难判断出其中的优劣。从表面上看这是孩子与孩子的比较,实际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父母与父母的比较,或者说是家教与家教的比较。”
  千般母爱,一种情怀
  一千位母亲,便会有一千种爱;一千种爱,却都是一种情怀。一位母亲,她无法确切预知,她能否得到回报,能得到多少回报,她能确切知道的是:从她成为母亲那一天起,便将终生付出。
  我庆幸我的童年是幸福的,我能够充分体验到父慈母爱这种温馨的亲情。这种亲情和关爱,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从前,家里有一台红星牌收音机,那是在1959年我3岁的时候买的。我童年的许多欢乐、许多回忆、许多梦幻都和这台收音机有关。
  在我3岁那年,我们宿舍楼有一两个人家买了收音机。那时候收音机还是人们心目中的奢侈品。当别的人家在放收音机的时候,我忍不住好奇心去听,听了就不想回家,每次被父母叫回家时都恋恋不舍。那时只有我父亲一人工作,每月50多元的工资,勉强够维持家庭生活,根本没有富余的钱去买收音机。可是为了我,母亲咬了咬牙,把自己的一个金手镯和一只金戒指都拿去卖了。那时卖金子很不值,一两金子才90多元钱,总共卖了一两多,凑够了123元钱才买回了这台收音机。这台收音机一直用到1982年家里有了彩电才停止使用。我知道,在母亲的意识中这只金手镯和金戒指是家里准备应急用的,但为了我的童年能增添一点欢乐,母亲还是下狠心把它卖了。当我逐渐长大以后,我从母亲处理家中无数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能感受到母亲的无私和对子女的慈爱。
  我们的爱无法同母亲的爱相比,即使我们有远足的双脚高飞的翅膀,也走不出母亲那无边无沿心灵的广场。
  当我从2002年起,着手为唐诗、宋词谱曲之后,在我已完成的第一批20首唐诗歌曲中,就有唐代诗人孟郊的那首能唤起普天下儿女对母亲情感的《游子吟》。
  (责编:辛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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