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无数次的雨雪侵蚀，各种车轮碾过后仿佛刀刻一般，泥土被凝固成坑洼不平的路面。踮着脚走在这样的小道上，57岁的赵淑芳一脸凝重，“城镇化？真要变城里了，哪还有这样式儿的路呀！”她停下脚步说：“不管它叫啥名，起码房子、路要修好，不然就像戴个礼帽却穿着农田鞋，咋看都难受。”
赵淑芳生活的小镇离县级市仅12公里，有辽南四大屯之誉。1984年恢复建制镇后，工业发展迅速。1993年，被辽宁省政府定为高速公路沿线经济发展卫星乡镇，第二年又被确定为小城镇建设试点单位。
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小镇经历过加速，也有过迷茫。生活其中的村民，主动或被动地经历冲击。它和他们的变化，正是中国城镇化的缩影。
加速工业化
如果问什么是城镇化，镇里村民大多摇头不知。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生产方式的改变。
跟国内千万个村庄一样，这里曾是传统的农耕小镇，村民以务农为生。“以前净喂猪、养鸡、下地干活了。”赵淑芳回忆。
分水岭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1980年生产队解体，土地按人头分到各家。“咱们镇6万多亩地，有3万多人，一个人的口粮地才6分。”耕种之余，有村民开始离开土里刨食的生活。“带带拉拉有的搞起服装买卖。”
原来，小镇20公里外的西柳，是全国性的服装批发市场。镇上一些头脑灵活的村民捕捉到市场信息，开始学做服装往西柳卖。慢慢有人挣着了钱，日子越过越好。在示范效应带动之下，镇上冒出了大大小小的服装厂。
赵淑芳两口属于没生意头脑那伙儿的。生产队解体后，赵淑芳在家养了几头土猪，靠卖猪仔挣些家用。爱人赵树发养了匹马，拉车种地。农忙时节，有开服装厂的家里顾不上农活，赵树发就赶着马车替人收割，收些费用。后来，赵淑芳先后生下两个孩子，家中日子骤紧。
1986年，赵树发被迫外出打工，“要不家都快养不起了”。前院邻居做了包工头，在辽中、辽阳替人打井，赵树发跟着忙活了小半年。他没白付出，除去管吃住，每月还有400多元工资，“比在家种地强多了”。
回来之后，赵树发不愿再一心伺候地。他把马车卖了，到镇上砖厂上班，只有农忙时才跟妻子下地，两口子开始过上半农半工的生活。
此时，也正是小镇工业化的加速期。当地盛产镁石，随着国家发展对资源需求日渐强烈，镇上有了镁矿厂。再往后，耐火材料厂、机械加工厂也随之增多。小镇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进厂打工，家里有门路的甚至从银行贷款开了矿厂。“咱村就有发财的，都叫他孙百万。”
轰隆的大卡车奔驰在乡间小路上，拉走一车车矿石和附产品，留下黄褐色岩石裸露在小镇四周的山头。
乡村之变
马克思说过，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句话放在乡村城镇化的语境中，意即数千年农耕传统被打破，乡村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价值观念等必将发生深刻变化。
上班后，赵树发有了礼拜天的概念。以前下地干活讲的是农历，现在赵树发总惦记着礼拜天到没，“划拉几个人打几圈麻将”。
镇上每逢农历3、6、9都有集市。2011年之后，集市受到了冲击。县里一家大型超市连锁店进驻小镇，两层小楼中日杂、食品、肉蛋菜一应俱全。“超市东西多还便宜，集市里卖肉的都快被顶黄了。”不过，赵淑芳说自己还是不大适应，“总要排队，有点麻烦。”
彩电洗衣机早已不是稀罕物，镇里还陆续盖起了二层小楼。“都是开厂挣着钱的。”新房虽然依旧烧炕，但跟城里一样客卧分离，水泥地铺上了瓷砖。新房瓷砖贴满了外墙，屋顶甚至换成了彩色的琉璃瓦。
自行车也不流行了，“年轻人都骑电动车、摩托车”。沿着小镇主街走过，可以看到七八户村民家门口停着轿车。有奥拓，也有本田SUV。
小镇物质条件向城市比肩的速度不断加快，但精神世界的变化却乏善可陈。没有图书馆、电影院，很多人晚上只能喝酒消遣。赵淑芳夫妇最惦记的，是彩票站出了啥号码。“打个电话问问，今天是不是豹子6？”
镇里还有人私下赌彩，也就是黑彩。跟正规彩票站相比这里花样更多，奖励也更高。赵淑芳有段时间连续下注，几天时间赔进去两千多元，“就跟抢钱一样”。
2012年，赵树发跳到镇上一家饲料厂工作。他把家里二亩多土地送给邻居，一心一意当起了工人。“种子、化肥、人工都在涨价，种那点地还不够费事的。”
老赵在厂里干计件的活。只要周边厂里有涨工资的，他就主动找到老板谈涨薪之事。“不涨不好使，要不谁给他干啊！”
赵淑芳笑言，几年前老头跟人拌个嘴还脸红，“现在长本事了”。
用脚投票
在世界范围内，城镇化大多是工业化自然发展的结果。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城镇化则多了许多行政化色彩。
2004年，小镇中心的几个村合并为一个新型农村社区，李得贤从四村文书变成了社区文书。“（成立社区）就是为了实现城镇化。”他回忆说，社区成立后还曾有划归市里、村民户口都变成市里的说法，但事后不了了之。
2010年前后，市里曾试图将小镇社区推为省里城镇化试点村，这项工作却夭折了。记者联系到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并不知晓其中缘由。
村民有自己的看法，“啥工作都没做还能成试点？”赵淑芳说修自来水、接路灯都是村里组织，社区只管盖章之类的琐事。李得贤对此表示认可，“社区就是空架子，没啥亮点。”后来因交不起房租，社区集中办公点撤了，至今社区主任还空缺。
2013年6月12日，端午，阴雨初停。站在赵淑芳家门前向东望，U字形水泥垃圾点里垃圾如山，污水横流。小镇主街柏油路早被来往大车压得坑坑洼洼，村中小道则是泥泞不堪。入夜后，暗淡的路灯几乎照不见前方路面。
乡村城镇化的最终结果，其实是农民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小镇成立社区，仅仅实现了行政职能升级，却并未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当然走不长。
几年前，市里沿海带被纳入辽宁省五点一线区域，镇里部分民房被拆迁。两千户村民有了直接上楼变市民的机会。在当年的规划书中，记者看到这个安置工程配套的有车库、幼儿园、商业网点，“跟城里一模一样”。
不过，原本承诺去年就要上楼的拆迁户，至今还没住进新房。“听说工程有纠纷，也有说质量出问题了。”李得贤摇头说这就是农村，拍马也赶不上城里。
老赵两口家的房子和耕地都没被占，两人觉得有点失望。“咱二姐家地被占了，现在每月给开500元劳保呐。”这是以失地者身份纳入了城镇居民社保。老赵说，他最羡慕城里人就是有退休金。镇上工厂不给交社保，村民只能享受保障程度更低的新农保。“（新农保）一个月才能买两桶豆油！”
行政主导迟缓，就地变市民的愿望越来越渺茫，村民们开始用脚投票。最近两年，村镇里年轻人结婚都会进城买房、落户口，他们追求的是更好的人居环境和子女教育前景。老人们虽不愿进城，也谋划着能有一份城镇社保。“我弟妹还有后院好几家，都托人进城办了社保。”赵淑芳告诉记者。
关于城市生活的美好想象，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小镇人出走，进城。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赵淑芳生活的小镇离县级市仅12公里，有辽南四大屯之誉。1984年恢复建制镇后，工业发展迅速。1993年，被辽宁省政府定为高速公路沿线经济发展卫星乡镇，第二年又被确定为小城镇建设试点单位。
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小镇经历过加速，也有过迷茫。生活其中的村民，主动或被动地经历冲击。它和他们的变化，正是中国城镇化的缩影。
加速工业化
如果问什么是城镇化，镇里村民大多摇头不知。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生产方式的改变。
跟国内千万个村庄一样，这里曾是传统的农耕小镇，村民以务农为生。“以前净喂猪、养鸡、下地干活了。”赵淑芳回忆。
分水岭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1980年生产队解体，土地按人头分到各家。“咱们镇6万多亩地，有3万多人，一个人的口粮地才6分。”耕种之余，有村民开始离开土里刨食的生活。“带带拉拉有的搞起服装买卖。”
原来，小镇20公里外的西柳，是全国性的服装批发市场。镇上一些头脑灵活的村民捕捉到市场信息，开始学做服装往西柳卖。慢慢有人挣着了钱，日子越过越好。在示范效应带动之下，镇上冒出了大大小小的服装厂。
赵淑芳两口属于没生意头脑那伙儿的。生产队解体后，赵淑芳在家养了几头土猪，靠卖猪仔挣些家用。爱人赵树发养了匹马，拉车种地。农忙时节，有开服装厂的家里顾不上农活，赵树发就赶着马车替人收割，收些费用。后来，赵淑芳先后生下两个孩子，家中日子骤紧。
1986年，赵树发被迫外出打工，“要不家都快养不起了”。前院邻居做了包工头，在辽中、辽阳替人打井，赵树发跟着忙活了小半年。他没白付出，除去管吃住，每月还有400多元工资，“比在家种地强多了”。
回来之后，赵树发不愿再一心伺候地。他把马车卖了，到镇上砖厂上班，只有农忙时才跟妻子下地，两口子开始过上半农半工的生活。
此时，也正是小镇工业化的加速期。当地盛产镁石，随着国家发展对资源需求日渐强烈，镇上有了镁矿厂。再往后，耐火材料厂、机械加工厂也随之增多。小镇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进厂打工，家里有门路的甚至从银行贷款开了矿厂。“咱村就有发财的，都叫他孙百万。”
轰隆的大卡车奔驰在乡间小路上，拉走一车车矿石和附产品，留下黄褐色岩石裸露在小镇四周的山头。
乡村之变
马克思说过，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句话放在乡村城镇化的语境中，意即数千年农耕传统被打破，乡村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价值观念等必将发生深刻变化。
上班后，赵树发有了礼拜天的概念。以前下地干活讲的是农历，现在赵树发总惦记着礼拜天到没，“划拉几个人打几圈麻将”。
镇上每逢农历3、6、9都有集市。2011年之后，集市受到了冲击。县里一家大型超市连锁店进驻小镇，两层小楼中日杂、食品、肉蛋菜一应俱全。“超市东西多还便宜，集市里卖肉的都快被顶黄了。”不过，赵淑芳说自己还是不大适应，“总要排队，有点麻烦。”
彩电洗衣机早已不是稀罕物，镇里还陆续盖起了二层小楼。“都是开厂挣着钱的。”新房虽然依旧烧炕，但跟城里一样客卧分离，水泥地铺上了瓷砖。新房瓷砖贴满了外墙，屋顶甚至换成了彩色的琉璃瓦。
自行车也不流行了，“年轻人都骑电动车、摩托车”。沿着小镇主街走过，可以看到七八户村民家门口停着轿车。有奥拓，也有本田SUV。
小镇物质条件向城市比肩的速度不断加快，但精神世界的变化却乏善可陈。没有图书馆、电影院，很多人晚上只能喝酒消遣。赵淑芳夫妇最惦记的，是彩票站出了啥号码。“打个电话问问，今天是不是豹子6？”
镇里还有人私下赌彩，也就是黑彩。跟正规彩票站相比这里花样更多，奖励也更高。赵淑芳有段时间连续下注，几天时间赔进去两千多元，“就跟抢钱一样”。
2012年，赵树发跳到镇上一家饲料厂工作。他把家里二亩多土地送给邻居，一心一意当起了工人。“种子、化肥、人工都在涨价，种那点地还不够费事的。”
老赵在厂里干计件的活。只要周边厂里有涨工资的，他就主动找到老板谈涨薪之事。“不涨不好使，要不谁给他干啊！”
赵淑芳笑言，几年前老头跟人拌个嘴还脸红，“现在长本事了”。
用脚投票
在世界范围内，城镇化大多是工业化自然发展的结果。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城镇化则多了许多行政化色彩。
2004年，小镇中心的几个村合并为一个新型农村社区，李得贤从四村文书变成了社区文书。“（成立社区）就是为了实现城镇化。”他回忆说，社区成立后还曾有划归市里、村民户口都变成市里的说法，但事后不了了之。
2010年前后，市里曾试图将小镇社区推为省里城镇化试点村，这项工作却夭折了。记者联系到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对方表示并不知晓其中缘由。
村民有自己的看法，“啥工作都没做还能成试点？”赵淑芳说修自来水、接路灯都是村里组织，社区只管盖章之类的琐事。李得贤对此表示认可，“社区就是空架子，没啥亮点。”后来因交不起房租，社区集中办公点撤了，至今社区主任还空缺。
2013年6月12日，端午，阴雨初停。站在赵淑芳家门前向东望，U字形水泥垃圾点里垃圾如山，污水横流。小镇主街柏油路早被来往大车压得坑坑洼洼，村中小道则是泥泞不堪。入夜后，暗淡的路灯几乎照不见前方路面。
乡村城镇化的最终结果，其实是农民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小镇成立社区，仅仅实现了行政职能升级，却并未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当然走不长。
几年前，市里沿海带被纳入辽宁省五点一线区域，镇里部分民房被拆迁。两千户村民有了直接上楼变市民的机会。在当年的规划书中，记者看到这个安置工程配套的有车库、幼儿园、商业网点，“跟城里一模一样”。
不过，原本承诺去年就要上楼的拆迁户，至今还没住进新房。“听说工程有纠纷，也有说质量出问题了。”李得贤摇头说这就是农村，拍马也赶不上城里。
老赵两口家的房子和耕地都没被占，两人觉得有点失望。“咱二姐家地被占了，现在每月给开500元劳保呐。”这是以失地者身份纳入了城镇居民社保。老赵说，他最羡慕城里人就是有退休金。镇上工厂不给交社保，村民只能享受保障程度更低的新农保。“（新农保）一个月才能买两桶豆油！”
行政主导迟缓，就地变市民的愿望越来越渺茫，村民们开始用脚投票。最近两年，村镇里年轻人结婚都会进城买房、落户口，他们追求的是更好的人居环境和子女教育前景。老人们虽不愿进城，也谋划着能有一份城镇社保。“我弟妹还有后院好几家，都托人进城办了社保。”赵淑芳告诉记者。
关于城市生活的美好想象，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小镇人出走，进城。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