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妹属蛇，今年是她的本命年。医科大学七年本硕连读，临近毕业，终于签下京城一家三甲医院，留京了。全家人高悬的心，忽地着了地。工作落定，刚想要为她热烈庆祝一番，千里之外，小姨“圣旨”到：“大女，抓紧给你妹找男朋友！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相亲，到哪里去相呢？为子女找对象，不仅是个力气活，更是个技术活。且不谈小姨这样鞭长莫及的家长，即便是生长在当地、关系盘根错节的父母，能从老亲戚、老同学、老同事、老邻居、老牌友里发掘到的“资源”也很有限。
　　北京的中山公园，坐落在天安门西侧，与故宫一墙之隔。公园北侧的那片古松林里，有一个著名的“相亲角”。每周四、日下午的两点到六点，这里都挤满了为自家孩子找对象的父母，场面颇为壮观。
　　古松林下的小道旁，家长们自带小马扎，密密麻麻地或坐、或立，待婚儿女的个人信息，被写在一张A4大小的白纸上。那些摆在地上的纸片，就像一份份小简历，待婚者的年龄、身高、体重、户籍、住房、职业等信息一目了然，但有关其性情、爱好的描述则鲜有涉及。且放眼望去，北京户口、住房、金饭碗（国企、央企、公务员、事业单位）几乎成为“相亲标配”，缺少这几大件的家长，多少有些底气不足。
　　在这个相亲大集会中，本地人、待嫁女，占据着绝对多数的席位。父母手中的资料里，拥有北京户籍、高学历、好工作的女孩比比皆是。一路看过去，很是令人讶异，如此多的优秀女青年，为何都没遇到心仪的那个他（她）？更让人有些恍惚，虽然是父母在替孩子相亲，可颇有点入市做买卖的味道。
　　其实，不只在北京中山公园，这类父母替子女找对象的“相亲角”，还出现在北京的天坛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天津和平区的中心公园，杭州的黄龙洞圆缘民俗园、万松书院，以及上海人民公园等许多人口密集分布的地域。用复旦大学副教授孙沛东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心情迫切的“白发相亲”群体。从2007年9月起，这位社会学博士带着她的学生，对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田野调查，共对43位父母进行了深度访问。彼时，她刚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业，从广州来到上海，任教于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在她眼中，这些在人民公园为子女相亲的父母，“面容疲惫，心事重重，沐雨栉风，却气节不倒，口风强硬，决不让步”。寥寥数笔，为儿女婚事操碎了心的家长模样，跃然眼前。可是，当原本私密的婚恋，被放到公共平台后，户籍、学历、住房等个人信息就变成了相亲的筹码，供陌生人品头论足。由此生发出的婚恋，还会有多少甜蜜的悸动？
　　在上海人民公园，这批“白发相亲”的家长中，有不少就是当年返城的知青。在孙沛东的访问对象里，70%属于“知青一代”。他们的个人生活，实际上一直隐匿在时代的洪流下，恋爱婚姻不谈感觉，工作岗位服从分配。当社会转型带来的市场化浪潮，把他们所长久依赖的计划经济体制击溃，又亲身感受到政府从公共领域逐步退出后带来的迷惘，他们所经历的震荡不只在身，更在心。
　　因此，这批家长会更加在意儿女的婚事。换句话说，他们会更为期待，子女不要在婚姻问题上吃亏受苦，并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筛选、把关，给下一代挑选到更优秀的配偶。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焦虑。”孙沛东在《谁来娶我的女儿》一书中写道，“‘白发相亲’的实质，是‘毛的孩子们’试图帮助‘邓的一代’解决婚恋难题。两代人有各自的怕与爱。”
　　户口、住房、职业、收入、婚史、外貌，甚至属相，都是父母们看重的硬指标，在他们熟练的试探、盘问和讨价还价中，“相亲角”俨然成为极富理性交易行为的自由市场。通过你来我往的交谈，父母们心里头盘算起小九九，竭尽所能的，让自己的儿女跻身更具竞争力，条件更优越的未婚人群。
　　学历是硕士的，不能找本科的；本地户籍的，不能找外地的；收入一万的，不能找五千的；工作在央企的，不能找做自由职业的。儿女条件优越，父母被众星捧月；儿女普通平凡，父母面前也门可罗雀。没有经济能力购买婚房的父母，几乎不敢来为儿子相亲，内心深处，恐怕还有着深深的自卑和愧疚感。“相亲角”的家长们，将一句老话体现得淋漓尽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未来的女婿或儿媳，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高攀不成，但也低就不得，一方面充满渴望，一方面又满腹愤懑，父母们正劳心费力地为孩子们寻找着天造地设的“刚刚好”或“更加好”。这种心态，在某种程度上加速着社会阶层的凝固。当年轻人仅凭自身努力，获得改变与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时，婚姻，很可能成为父母为子女选择的一条捷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有不少儿女，对父母在公园替自己相亲的做法，采取了默许但不支持的态度。他们说，相亲可以帮忙，但婚姻决不能包办。当然，还有一些激烈反对，或毫不知情的。毕竟这个年代，能够完全左右子女婚恋的家长已不太多。年轻人，始终还是很在乎感觉，看重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然而，当父母为你端上桌的饭菜，只有萝卜和白菜，而你的食量也只够吃掉其中一份时，你的选择，亦只能有三种：一、萝卜。二、白菜。三、什么也不吃。想吃肉丸子？对不起，有本事自己做，饭桌上没有。
　　相亲也是同理。当父母为你挑选了相亲对象，你可以谈感觉，可以看缘分，也可以拒绝。但只要同意见面、闲聊，乃至进一步发展，你的交往对象，或者说未来的另一半，终究圈定在这些经过精挑细选，与你条件匹配、身价相当的A角或B角中。外形相配，收入相当，经历相近，背景相似。这样的搭配当然不差，只是，那些有风险但也颇有魅力的可能性与不确定，不会出现在你的人生选项中。
　　那么，是不是处处般配的“门当户对”，就能收到父母们想要的效果呢？未必。在孙沛东对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长达10个月的田野调查中，她能指名道姓说出来的成功相亲者只有一对，能清楚转述的成功案例也只有两对。
　　用经济学来分析婚姻与爱情，首创于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他的《家庭论》一书，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婚姻和家庭。贝克尔认为，不同性别所造成的专业化优势，可以通过家庭契约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会经常看到，生意上成功的男人与漂亮妩媚的女人结婚；受过高等教育的男人与温柔而有教养的女人结婚；事业型女人则与家庭型男人结婚。
　　根据贝克尔的分析，在“两个收入能力差别较大的人之间结婚的概率较大，因为其中存在着有报酬的工作和家庭生产的互补”。互补性，使结婚成为了一个双赢的方案，对男性对女性均如此。1992年，贝克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在房价、物价高企，医疗、教育费用昂贵的今天，人们显然更加倾向于寻求强强联合的婚姻。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促使无数年轻人背井离乡外出求学；而学成毕业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游弋在工作与故乡之间，想走走不了，想留留不下。与此同时，新婚姻法、新国五条的陆续颁布和实施，客观上并未起到保护、鼓励婚姻稳固的作用，反而将生活刚需品与家庭纽带、经济阶层紧密相连。最终导致的，自然是婚姻关系的异化和愈发庞大的相亲潮。
　　当婚恋披上了市场交易的白纱，理想的姻缘，会更难牵进现实。现在，我基本打消了在公园“相亲角”为表妹找对象的念头。
　　从相识、相知、相爱，最后走入婚姻，两个人互敬互爱，合得来，谈得拢，才能把长长的一辈子过得有滋有味。当然，相亲行为本身并没有错，它是社会为有缘人创造相遇机会的一种方式，它由来已久，并在不同时代以不同的形象存在。但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与人之间缔结的婚姻，终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计算公式，而是饱含着真诚、关怀、依恋、宽容等种种复杂体验的悠长过程。如果相亲变成了条件堆砌的理性市场交易，那么由此组建的家庭，恐怕也难以成为带给人温暖和安慰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