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打此过，留下买路财。”
　　这是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台词。但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绿林大盗只会出现在两个地方：一是历史小说里，二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事实证明，我们这些大多数不仅缺少想象力，甚至忽略了发生在身边的事情。
　　中央电视台在2013年4月的新闻里插播了十分钟的“停车收费乱象”。调查的案例全在北京市区。概括起来说，“停车收费乱象”有三：第一，违法收费。一群人在路边画上停车线，披上工作服，拿着一本假的停车费发票，就开始拦路收费了。例如在东三环边上的马家堡和农展馆西路。第二，越权收费。在二环内的交道口北大街，管理部门授权一家停车收费公司管理53个车位，可是这家公司实际收费的车位数多出了一倍。第三，收上来的停车费不见了。据记者测算，停车费当中的财政应收部分每年应该有1.4亿元，但实际收入才达到二三千万元。
　　中央电视台曝光以后会怎么样？善良的人们认为“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只要车主们知道哪里是违法收费、哪里是越权收费，那么车主们就可以据理力争，不必再冤枉付费了。
　　这恐怕只是观众们的良好愿望。一家合法停车公司的女工作人员承认，虽然自己就是“李逵”，但在“李鬼”面前，也不得不缴费。一位车主道出了他明知冤枉也甘愿掏钱的原因：收费员如果偷偷地划了车，车主损失更大。
　　吴思在《潜规则》里说，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都掌握着“合法伤害权”，对官员行贿是为了避免自己被伤害。同理，在首都的大马路边上，非法的收费员们拥有对汽车的“不受处罚的伤害权”，车主缴费是为了避免汽车被伤害。明明知道自己被讹诈，车主也会乖乖掏钱——这是在无奈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行为。
　　按照北京市规定，市区有两个档次的收费标准。最核心的地区，第一小时的停车费10元，从第二小时开始每小时15元。非核心区则第一小时6元，以后每小时9元。记者按核心区的最低标准10元、每天收费10小时估算，交道口北大街上多画出来的60个车位的管理员，每年多收取的停车费就超过200万元。
　　调查记者拨打城管热线96310，城管20分钟之后到达农展馆北路，在镜头面前没收了收费员的工作证、拆走了假的收费公示牌。记者问一位女城管，这两年这里天天都收费吧。这一问引发了女城管一大通抱怨：我也不是不轰他，发票都收了几本了。我让他们叫经理来；可就是不来，我到哪儿找他们公司去呀。——是啊，在收费游击队面前，城管失去了风采。
　　城管为什么失去风采？
　　今年春节后的一个周日下午，我开车带父母到龙潭湖公园。在东门外停车的时候感觉有点怪——每周末都有人骑着自行车来来回回收停车费，今儿咋个不见人？当时没多想就进了公园，回来的时候看到了答案：贴在我车窗上的是一张罚款单。一位知情人士打趣说：这是换了一种方式收费。
　　在西方科学传到中国之前，中国人就知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在自然界，这条食物链不可改变，但是悲剧也时有发生：大鱼吃光小鱼，然后挨饿的是自己。中国人早就懂得这个道理，把大鱼的悲剧称为“竭泽而渔”。一旦大鱼和中国人一样聪明，博弈就变化出另一个结局：大鱼可以豢养一些小鱼，目的是保证自己不挨饿；大鱼和小鱼合谋，可以最大限度地榨取虾米的利益。
　　在城市道路边上的停车位旁，就有这么一条“食物链”：城管是大鱼，收费员是小鱼，车主是虾米。在这条食物链上也有可能出现“大鱼和小鱼的合谋与分赃”：为了豢养小鱼，大鱼纵容小鱼吃虾米。
　　所以，要管好城市里的绿林大盗，首先要管好管理者。上梁正了，下梁必不会歪。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